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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俊将军 鏖战倪营七昼夜 吴辉庭 赵 俊 我俩和张道庸（即陶勇将军——编注）相识很久。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就和他同在第四方面军的红九军工作。长征中，张是红九军第二十七师第八十一团团长，吴是红九军政治部秘书长，赵是红九军第二十五师作战科长。1936年11月部队整编后，我俩都下放到张道庸所在的第八十一团，吴辉庭任团政治委员，赵俊任作战参谋兼特务营营长，和张在一起虽只有半年多时间，已结下终生难忘的深厚的战友情谊。这种友谊，在经受倪家营子一场恶战考验后，越发增强起来。  陶勇将军
那是在1936年的年底，红四方面军所属三十军、九军、五军和直属总队共2万余人，于当年10月强渡黄河(过河后即称“西路军”)后，遭到青海匪首马步芳部队的围追堵截，处境困难。1937年1月，西路军在河西走廊高台、临泽县城，同敌人激战五昼夜，向临泽东南的倪家营子前进。倪家营子坐落在祁连山脚下的戈壁滩上。全营子南高北低，南部称上营子，北部称下营子，共有43个屯庄。这里不仅人口稠密，而且物产较为丰富。每个屯庄都像是一座堡垒，周围有一丈多高、两尺来厚的黄土围墙，相当坚固。西路军总部决定利用这里的优势，和尾追的敌5个骑兵旅、3个步兵旅以及手枪团、宪兵团等数万人，展开决斗。从1月23日打到2月21日，毙伤近万名敌人后，撤出战斗，准备回师东进。但是，西路军主要领导人陈昌浩，见部队打了胜仗，错误地认为敌人已开始崩溃，就改变了东进计划，命令部队重返倪家营子。当西路军所属部队刚进驻倪家营子，敌人就追赶过来，将红军包围。于是，在倪家营子，我们第八十一团和西路军其他部队一起，被迫以阵地防御战来对付穷凶极恶的敌人。2月27日下午，游动哨兵奔回报告敌情时，敌骑兵先头部队已逼近下营子外围。年仅24岁的张团长，镇静自若，临危不惧，听说敌已杀气腾腾地冲来，立即精神抖擞地带领一部分部队投入战斗。他令赵俊率领一个连首先控制隘口要道，凭险固守。战士们利用有利地形，向逼近围墙的敌先头骑兵甩出几颗手榴弹，炸得敌兵人仰马翻。后面的敌人顿时乱了阵脚，掉头向后逃遁。入夜，下起了鹅毛大雪，马匪部队停止了攻击，龟缩在距围墙二三百米的地方。翌日清晨，我们发现敌人已将周围的屯庄围得水泄不通，我团和上级的联系已被隔断，陷入孤军奋战的境地。团长和政委面面相觑，感到形势十分严重。那时，红四方面军和整个红军一样，武器装备非常简陋。我第八十一团不仅没有重机枪、迫击炮之类的重火器，就是机枪、步枪子弹也少得可怜，每个战士身上平均只有一排(5发)子弹，几颗手榴弹和一把大刀，或一根长矛。所以，敌人欺侮我们武器装备差，就在较远的距离上用“罐子炮”轰击我们。一开始，团长和政委利用围墙上的瞭望楼和碉堡，展开了杀敌竞赛：政委射击时，团长用望远镜观察射击效果；团长打，政委看，比赛谁打得准。说实在的，论枪法团长比政委高明。张道庸的射击本领，已达到“百步穿杨”的境界，这在当时红军团以上指挥员中为数不多。这次比赛打活靶，团长十有八九命中目标；而政委，10发子弹出膛只能撩到三四个敌人。后来，为了节约子弹，我们就不轻易打枪了，即使一枪打一个，我们还是认为不合算。3月1日，敌人依仗其人多弹足，三五成群地端着枪、举着刀向我们冲过来。东南的土墙被轰开了一个缺口，敌人纷纷涌进来，三营部队同敌人展开了白刃格斗。寒风阵阵，刀光闪闪。在张团长的指挥下，指战员们一个个英勇无畏，同仇敌忾。全团上下，凭着手榴弹、大刀和长矛、木棍，同敌人拼搏，前面的倒下去，后面的马上堵上来，硬是不让敌人突进来，碧血染红了皑皑白雪。直到黎明时分，我们终于打退了敌人的十多次冲击，保住了围子，而我们八十一团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在第二次倪家营子战斗打响后，每当天蒙蒙亮，张团长总是带着参谋人员或全团连以上干部，沿着围墙走着看着，一边观察围子外面敌人的动静，一边鼓舞围子内参战人员的士气。战士们一看到了团长，个个精神振奋，斗志昂扬。大家都知道，在战斗和训练中，张团长对下级要求很严格，但在平时，他喜欢和战士们在一起，打打闹闹，说说笑笑，了解战士的情况，关心部属的疾苦，没有一点团长的架子。他爱和战士们开玩笑，有时乘某个战士不防，突然从其背后来一个扫腿，摔得战士仰面朝天，逗得大家哄然大笑，指战员们背后都叫他“傻子团长”。其实，这个“傻子团长”为人精明强干，勤于思考，善于判断。这次他仔细观察敌情后，在战地团党委会议上，提出了敌主攻方向和我防御决策的见解。他认为，根据敌炮火和兵力调动等情况，敌主攻方向是在东北角，因而我团防御重点应放在东北方位。为及时支援告急的方向，他认为需要在全团范围内组成坚强的战斗突击队，作为团的预备队。我们完全赞同他的分析和决策。会后，立刻调整了全团的战斗部署。同时，为了能长时间地坚持反围攻战斗，我们还要求各级指挥员注意爱护战士，夜间和战斗间隙，尽可能组织大家轮流休息，以保持体力。后来的实践表明，张团长的分析、决策以及我们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都是很必要的、正确的。在倪家营子浴血奋战的日日夜夜，张团长和大家生死相依，患难与共，彼此有了深刻的认识。通过倪家营子防御战，我们从内心深处钦佩团长，感到这个雇工出身的青年指挥员，入伍不过6年多，经过这几年战斗的磨练，已开始显露出非凡的指挥才能。所以，当时我们虽身陷重围，但和战士们的心情一样，认为只要有张道庸在，就有了主心骨，打起仗来心里就比较踏实。但是，我们毕竟是处在优势敌人的包围之中!敌人可以边打边补充，而我们的枪弹却是打一颗少一颗。战士们衣着单薄，在刺骨的寒风中，人人冻得直打哆嗦，在战斗间隙，只得相互依偎在一起，用彼此间的体温驱散严寒。而敌人则在围子外边挑衅地嚎叫：“你们打嘛!你们没有子弹了，你们手里的枪还不如一根棍子!……”战士们都被激怒了。每逢这时，总是有人沉不住气，想冲出土围子干脆和敌人拼一死。优秀的指挥员是最了解战士的心情的。张团长血气方刚，何曾不想冲出去同敌人拼个你死我活，可是此时此刻，他却按捺住心中的怒火。他的一番政治鼓动的话说得铿锵有力：“同志们，不能去硬拼呀，我们要保存力量，寻找有利的时机，消灭更多的敌人。没有子弹，我们手里还有大刀嘛，过去，我们不是靠大刀、长矛把敌人打败的吗？”后来，他就把营、连干部找来，专门研究和敌人拼大刀的技术战术，并要他们回去传授。张团长的言传身教，鼓舞着全团指战员，战士们的情绪又活跃起来了。3月2日，政委吴辉庭不幸负了重伤。开始，还能坚持着在阵地上和团长一起指挥战斗，但后来精力不济，神志也不大清醒了，张团长派人用担架把政委抬了下去。从此，张团长一人挑起军政两副重担。他既要组织指挥战斗，还要经常去探望政委的伤情。在战斗中，他对每个人都充满战友情，同志爱。就在十多天前的山丹战斗中，赵俊负了伤，在我团撤退时，敌人紧追不舍，也是张团长亲自组织妇女团的十多名女战士，将赵俊从火线上抢救下来的。到3月4日晚，张团长自己也负伤了，他不顾自己的伤势，只是包扎了一下，又继续在第一线组织指挥战斗。战斗到3月5日，整个西路军的伤亡越来越大，已经濒临弹尽粮绝的境地。为摆脱这一困境，西路军总部决定再次突围。5日夜，当敌人还蜷缩在帐篷内酣睡时，我们团在张团长的精心组织和周密部署下，悄悄地从土围子的东面撤出倪家营子，沿着祁连山山脉向东急速行进。一场鏖战七昼夜的可歌可泣的反围攻战斗结束了。我团在这场残酷的战斗中伤亡过半。但我们在思忖着：这一仗，如果不是张道庸英勇果敢的指挥，也许第八十一团将会全部覆灭!从那时候起，我们和张道庸一直保持着在战斗中结下的深厚友情。全国解放后，赵俊和当年的张道庸——陶勇，都在华东地区工作。开始，赵在七兵团，陶在九兵团；后来，赵调任南京军区副参谋长，陶调任华东军区海军(后为东海舰队)司令员，以后又兼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两人常在一起开会。赵每去上海，陶每来南京，俩人总要相邀欢聚。1962年，当陶勇获悉当年的吴辉庭尚健在时，立即由上海专程去安徽六安市看望他，并带去一套做工考究的毛料中山装，谎称是按照吴的身材尺寸做了送给吴的。后来吴才知道，原来这套质地良好的衣服，是陶勇的老伴朱岚省吃俭用替陶勇做的唯一的一套便服，而陶却舍不得穿，将它赠送给当年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这是何等的友谊啊!当吴知道这套衣服的底细后，感动得老泪纵横。如今，吴已是86岁的老人了，仍珍爱地保存着这套很不寻常的便服。1967年，当我们惊悉陶勇同志被林彪反革命集团迫害致死时，真是悲痛欲绝。倪家营子战斗距今已半个多世纪了。在陶勇同志离开我们20多年的今天，我们特作此文，缅怀将军的丰功伟绩，寄托对诚挚战友的哀思。（选自《战将陶勇》，作者之一吴辉庭，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六安地区农业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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