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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在加时”占法及“月宿历法”考——兼论《龟策列传》宋元王之梦占

 耽读斋 2023-05-12 发表于北京

案: 本文选自《大六壬的古天文学原理及心智哲学机理研究》上篇第四章

摘要从观象授时发展到推步制历存在一种过渡形态的历法。本文以《史记·龟策列传》宋元王占梦为线索,以众多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为依据,追溯了大六壬“日在加时”占法的起源和流变,并挖掘出观象授时历向推步历过渡的形态“月宿历”,并重新解读了《龟策列传》,纠正了钱大昕等先贤的错误。

关键词月宿历;日在加时;龟策列传;梦占

作者简介:冉景中(1974— ),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易学联合会学术部副部长,中央民族大学道教与数术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学界一致认为推步历的前身是观象授时历,观象授时的方法在《尧典》中有详细介绍,推步历即是后来的四分历及其各种变形如古六历、太初历、三统历等。而从观象授时到推步制历有一个漫长的过渡期,其间是否存在一种中间形态的历法呢?笔者发现答案隐藏在数术学的文献中,我们先来看看《史记·龟策列传》记载的一例神奇的梦占:

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龟使于河……夜半,龟来见梦于宋元王……元王惕然而悟。乃召博士卫平而问之……卫平乃援式而起,仰天而视月之光,观斗所指,定日处乡。规矩为辅,副以权衡。四维已定,八卦相望。视其吉凶,介虫先见。乃对元王曰:“今昔壬子,宿在牵牛。河水大会,鬼神相谋。汉正南北,江河固期,南风新至,江使先来。白云壅汉,万物尽留。斗柄指日,使者当囚。玄服而乘辎车,其名为龟。王急使人问而求之。”王曰:“善。”[1]

文中的占法该如何解释?学者看法不一。

清代大儒钱大昕说:“此遁甲式也。日在牵牛,冬至之侯,盖冬至后壬子日,庚子时。”[2]清人张文虎认为是六壬式,也认为时间在冬至之后。[3]上世纪严敦杰先生也认为是六壬式,“观斗所指,定日处乡”是定十二神将,这是六壬式子时丑将(冬至后)。[4]观点与张氏相近。

判断为六壬式是对的。但是三位先生都将式占的时间定为冬至后子月,值得商榷。如果梦占发生在冬至时节,乌龟已经冬眠。就算神龟不冬眠,但是彼时黄河结冰深厚,万物萧条,渔民一般处于修养期,即使一定要打渔,也不大可能在又冷又黑的半夜时分去做这样的事。然而占文中明确写道“宿在牵牛”,其时不在冬至又在何时?除非其含义并不是“日在牵牛”。看来此处大有文章,本文试图作一番深究,有所新发现。我们就从大六壬的基本占法“日在加时”之月将说起吧。

第一节 十二月将及相关问题

何谓“日在加时”?日在即是日躔,指太阳的视运动在一个回归年沿黄道逆时针绕行,经过二十四节气时的位置。“时”即时辰,指太阳每天东升西落,它经过某个地平方位所对应的时间。在大六壬占法中,日躔用天盘表示,时辰用地盘表示。在某个确定的时间,太阳在天盘上有一个确定的位置,在地盘上也有一个确定的位置,旋转天盘,使这两个位置相重叠,得到一个时空的组合便是“日在加时”。

六壬式占管日躔区间叫月将,将太阳的运行轨迹按照二十四节气起止点不同分成十二位,分别叫做登明、天魁、从魁、传送、小吉、胜光、太乙、天罡、太冲、功曹、大吉、神后。

明末清初的六壬大家陈公献《大六壬指南》中对月份、日躔星次、节气划分、月将名称、所在地支这几个要素的对应关系作了明确的说明,详见注释。[5]

在明代以来有据可查的六壬典籍中,如明代《六壬大全》、清代《御定六壬直指》等文献都作如是记载,没有争议。笔者将其整理成表格如表4-1所示。显然,它们都是以中气定月将的,但是继续追溯就会发现不同的情况。

表4-1 节气、日躔、月将及地支对应表

月份

节气起止

日躔星次

月将名称

所在地支

正月

雨水—春分

娵訾

登明

二月

春分—谷雨

降娄

天魁

三月

谷雨—小满

大梁

从魁

四月

小满—夏至

实沈

传送

五月

夏至—大暑

鹑首

小吉

六月

大暑—处暑

鹑火

胜光

七月

处暑—秋分

鹑尾

太乙

八月

秋分—霜降

寿星

天罡

九月

霜降—小雪

大火

太冲

十月

小雪—冬至

析木

功曹

十一月

冬至—大寒

星纪

大吉

十二月

大寒—雨水

玄枵

神后

北宋至和元年,即公元1054年在天关星(金牛座ζ星)附近发生了一次超新星爆发,司天监官员、天文学家杨惟德组织了观测并作了详细记录,将之称为“天关客星”。[6]这次爆发形成的残核便是18世纪才被欧洲人发现的蟹状星云。杨惟德在世界天文学史上留下了精彩的一笔。这位杰出的天文学家在景祐年间还撰写了一部书叫《景祐六壬神定经》[7],对我们今天要研究的问题颇有启发意义。

在《释月将第二十三》,杨氏讲明了月将和月建的对应关系,并解释了十二月将名字的含义。在《释璧度第二十四》,杨氏讲明了月将和日躔宿度及星次的对应关系,并强调星次以《三统历》为准。在《释日度第二十五》,杨氏介绍了大宋《祟天历》中二十四节气日躔的实际宿度,并强调:由于岁差,《祟天历》冬至点已经退到斗宿六度,但是依然以《三统历》日躔次度确定月将。假令十一月十五日冬至,日躔斗宿六度,至二十一日,太阳前进到斗宿十二度才进入《三统历》的丑次,月将才为大吉丑。若二十日以前用式占事,太阳还在寅次,月将仍然为功曹寅。余仿此。

《三统历》是西汉末期著名学者刘歆在《太初历》的基础上整理而成,于西汉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开始实施,至东汉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为四分历取代,对后世历法产生了很大影响。《三统历》对二十四节气对应的星空划分有明确记载,详见注释[8]

杨惟德已经非常明确地说明至少在西汉末东汉初,大六壬十二月将是以立春、惊蛰、清明、立夏、芒种等十二节为起止点的,具体说:

立春至惊蛰,斗柄建寅,日躔娵訾,正月将徵明亥;

惊蛰至清明,斗柄建卯,日躔降娄,二月将天魁戌;

清明至立夏,斗柄建辰,日躔大梁,三月将从魁酉;

立夏至芒种,斗柄建巳,日躔实沈,四月将传送申;

芒种至小暑,斗柄建午,日躔鹑首,五月将小吉未;

小暑至立秋,斗柄建未,日躔鹑火,六月将胜光午;

立秋至白露,斗柄建申,日躔鹑尾,七月将太乙巳;

白露至寒露,斗柄建酉,日躔寿星,八月将天罡辰;

寒露至立冬,斗柄建戌,日躔大火,九月将太冲卯;

立冬至大雪,斗柄建亥,日躔析木,十月将功曹寅;

大雪至小寒,斗柄建子,日躔星纪,十一月将大吉丑;

小寒至立春,斗柄建丑,日躔玄枵,十二月将神后子。

杨惟德提到的《金匮经》不知是何文献,可能已经失传。但是以杨氏天文学和数术学的职业背景,这个记载应属真实。所以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至少在三统历流行的时代,大六壬十二月将是以立春、惊蛰、清明、立夏、芒种等十二节为起止点的,与彼时日躔之星次的对应关系也正好吻合无间。

现今出土的一件东汉初年的六壬式盘,恰好可以印证这一结论。严敦杰先生《式盘综述》详细介绍了迄今为止已经出土的式盘实物共8件,其中一件是东汉初髹漆木胎六壬式盘,藏于甘肃省博物馆(见图4-1)[9]。其天盘和地盘的外围环绕二十八宿,二十八宿的外围都刻有小圆点,严先生认为大约都是182个,一点代表2度,即相当于365.25度。天盘中心是北斗,斗杓指天罡次列十二神将(月将)。十二神将的名字以及对应的星宿名称基本可辨,现在整理如表4-2所示。

图4-1东汉初六壬式盘(采自《式盘综述》,《考古学报》1985年第4期)

对比前文提到过的杨惟德关于《三统历》和《金匮经》中十二月将和斗建的记载,我们发现式盘上的月将位置正好位于《三统历》十二次起止度数的中间,顺序无误,名称略有差异,天罡、徵明、天魁、太乙在式盘上分别为天冈、登明、魁、太一。这应该是流传过程中的通假字、异体字或者避讳字,本质上并无不同。显然,出土实物的形制与传世文献的记载以及它们曾经流行的时代若合符契,可证杨惟德所言不虚。

事实上,在那个时代斗柄所建(月建)与日躔星次的这种对应关系便是传统术数学地支六合原理之所在,如表4-3所示。传统数术学规定:子丑、寅亥、卯戌、辰酉、巳申、午未六组地支相合,其原理在此一目了然。

表4-2 月将与二十八宿对应表

神将名

天冈

太冲

功曹

大吉

神后

登明

从魁

传送

小吉

胜光

太一

对应星宿

尾箕之间

斗牛之间

室壁之间

觜参之间

星张之间

翼轸之间

   表4-3 节气、斗建、日躔、星次与月将对应表

节气起止

斗柄所建

日躔地支

星次名称

月将名称

立春至惊蛰

娵訾

徵明

惊蛰至清明

降娄

天魁

清明至立夏

大梁

从魁

立夏至芒种

实沈

传送

芒种至小暑

鹑首

小吉

小暑至立秋

鹑火

胜光

立秋至白露

鹑尾

太乙

白露至寒露

寿星

天罡

寒露至立冬

大火

太冲

立冬至大雪

析木

功曹

大雪至小寒

星纪

大吉

小寒至立春

玄枵

神后

今天的学者大概对六合的原理了解不够,误认为大六壬的十二月将有两种排法。李学勤先生认为这是两种次第颠倒的十二神排列。[1]李零先生说:“……上述各例中的十二神都是以徵明(正月)主亥,同于《五行大义·论诸神》引《玄女拭经》,但《景祐六壬神定经·释月将》引《金匮经》却是徵明主寅。前者沿用秦正,而后者是汉武帝以后改的正朔,则为后世六壬家所本。” [2]笔者认为李学勤先生的说法比较含糊,而李零先生的解释就错得很远了。

两位先生著述甚丰,后学获益匪浅。但是对于他们在个别地方的不当见解,笔者大胆指出,以防止错误继续扩散

行文至此,我们依然还有疑问。一是比三统历更早的年代,十二月将又是如何推演的?二是十二月将的起止点是在什么时候从节气变成了中气?下面首先来考证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放到本文的末尾去谈。

第二节 西汉“六壬”式盘“月将”之考查

题目中的“六壬”和“月将”之所以打上引号,是因为笔者认为西汉时期还没有产生这两个词,然而其雏形却已经出现。为了讨论方便,我们姑且这样称呼。

出土的六壬式盘中最古老的一件其年代在西汉初年,现藏于安徽省博物馆,如图4-2所示。其形制与前面介绍的东汉初六壬式盘基本相同,但是天盘上没有十二月将的名称,只在相关星宿上逆时针列了“正”、“二”、“三”等十二个数字。严敦杰先生研究认为十二月将的名称出现在西汉末或稍前。[3]其说可从。不过,西汉时期虽然没有形成十二月将的名称,但并非没有十二月将的演算规则。

式盘上数字与星宿的对应关系清晰可见,整理如表4-4所示。这十二个数字显然是指月份,乍一看很像是朔望月。通过上一节的讨论我们知道十二月将的演算是以二十四节气为基础的。但是,西汉式盘上的月份究竟是朔望月还是节气月呢?这个问题涉及到西汉时期大六壬月将的运算规则,也为我们研究早期历法提供了线索,需要认真做一番考证。

图4-2 西汉六壬式盘(采自《式盘综述》,《考古学报》1985年第4期)

表4-4 月份数字与星宿对应表

数字

十一

十二

对应星宿

(营室)

长(张)

笔者在传世和出土文献中寻找,发现支持朔望月的证据似乎更多。

宋代壬占大家邵彦和著《大六壬断案》记有一则案例,收入清人程树勋辑录的《壬占汇选》中:

庚辰年浙江大旱,八月癸丑日辰将辰时占雨泽。

……邵彦和曰:……太阴,月宿,十五日在戌,十六、十七日在酉,乃是月宿离于毕,毕在酉宫也。十七日朱雀加卯,火败于卯,而得月离于毕,故主大雨。雨常附阴而降,以酉为太阴之门,纯阴之位。凡占雨,但用月宿到今日,看临在酉,则是月离于毕也。……[4]

这里有一句话“太阴,月宿,十五日在戌,十六、十七日在酉,乃是月宿离于毕,毕在酉宫也”,这是怎么一个占法呢?在程树勋辑录的《大六壬心镜卷三·二烦课》(唐代徐道符著,以下简称《心镜》)中可以找到答案,详见注释[5],其中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如何计算月宿。“正月室,二月奎,三月胃,四月毕,五月参,六月鬼,七月张,八月角,九月氐,十月心,十一月斗,十二月虚”,指每月朔宿。比对西汉式盘上月份所对应的星宿(表4-4),吻合度极高,不大相同的是五月、六月、十二月,但是仔细分析,井宿与参宿、柳宿与鬼宿、女宿与虚宿彼此相邻,可能是观测年代不同导致的,因此本文认为两者基本相同。

后面还有一句关键的话:“每月初一日移宿起,加值奎井张翼,氐宿,皆留一日”,意思是说如何计算月宿,从朔宿开始按日顺数,遇到奎、井、张、翼,氐宿,则重复一日。

再看更早期的大六壬经典《黄帝龙首经·占月宿何星法》(以下简称《龙首经》),明确规定每月朔日所在之宿,正月室,二月奎,三月胃,四月毕,五月井,六月柳,七月张,八月角,九月氏,十月心,十一月斗,十二月女,与西汉六壬式盘上的标记完全相同,详见注释[6]。此处还规定闰月的朔日为宿后一宿,比如正月朔在营室,那么闰正月朔在营室后一宿壁。但没有“加值奎井张翼,氐宿,皆留一日”的说法。

近年出土的战国、秦汉间的简帛上也有很多类似的记载,比如睡虎地秦简甲种《除篇》、乙种《官篇》、随州孔家坡汉简《星官篇》、九店楚简《日书》等等(以下依次简称为《睡甲除》《睡甲星》《睡乙官》《孔简星官》《九店日书》)。学者们认为这是一种“二十八宿纪日法”。刘乐贤先生对此做了概括总结,并认为“大概古代的日躔记录广为人知,日者在选定哪些星宿作为各月的朔宿时,很可能沿用了这些日躔纪录。” [7](案: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孔庆典认为“二十八宿纪日由实际天文历法而来,但岁差的作用会导致实际日躔渐渐偏离各月值宿。这大概就是二十八宿纪日最终成为选择术的原因之一。”[8](案:二十八宿纪日来源于早期精度比较粗疏的月宿历,后来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占法,与岁差无关。)

值得一提的是,《九店日书》明确有“朔于”二字,原文残缺,刘乐贤将其中楚月名转换成秦月名并将缺文补释完全,整理为:正月朔于营室,二月奎,三月胃,四月毕,五月东井,六月柳,七月张,八月角,九月氐,十月心,十一月斗,十二月须女。[9]

另外,战国秦汉简帛上的历注中“建除”的标注方法,邓文宽、金良年、殷光明、张培瑜等学者多有研究,刘乐贤对此做了概括[10],孔庆典又有补充[11],认为就目前的出土材料看,直到东汉四分历颁行时期的永元六年(公元94年)才以节气月标注建除十二值日,例如立春经雨水至惊蛰,斗柄建寅,从立春开始的第一个寅日标注“建”,惊蛰经春分至清明,斗柄建卯,从第一个卯日开始标注“建”,余仿此。在此之前的太初历颁行期间的历谱中则是以朔望月为标准置建,比如正月斗柄建寅,从朔日开始的第一个寅日标注为“建”,二月建卯,从朔日开始的第一个卯日标注为“建”,余仿此。再往前,秦及汉初的历谱中未见置建,且大多不标注节气。这似乎说明节气月被选择术吸收从而取代朔望月是在东汉四分历之后。笔者认真学习研究了几位学者的著作,认为结论基本可信。近年孙占宇博士研究放马摊秦简《日书》(以下简称《放简日书》),发现有月份与日躔星度相配的实物,遂认为战国晚期的历注是以节气月(原文称其为“星命月”)为标准的。[12]笔者仔细阅读了孙博士的相关讨论,认为他没有准确理解这两种置建法的真正含义,不能因为战国晚期存在节气月的证据就认为建除的标注是以节气月为标准的。现将以上文献中月份及星宿对应的情况详列如表4-5所示。

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中的这些记载向我们透露出一种来历久远的历法,也即本文想要探讨的由观象授时向推步制历过渡的中间形态——月宿历,而不仅仅是学者们一笔带过的“二十八宿纪日法”。相关情况笔者将在后文中详细讨论。

以上罗列的这些证据似乎都在指认一件事实,那便是:西汉初六壬式盘上“正、二、三、……十二”这十二个数字指的是朔望月,每个数字对应的宿名为当月朔日所在之星宿。

不过,支持节气月的证据也有,最具分量的有三条。

一是学界普遍认为二十四节气在战国时期已经形成,这从侧面说明,以当时的天文观测技术,比较精确的确定日躔并非困难的事。事实上,古人通过观察昏旦中星或者观察偕日升和偕日落的星辰来推算日躔的历史相当悠久,笔者曾经讨论过,至少7500年前的先民就已经懂得冬至前后日躔奎宿。[13]

在《礼记·月令》有每月日躔及昏旦中星的完整记载,详见注释[14]。这里孟春、仲春、季春等等显然是指节气月,每月日躔与西汉初六壬式盘所记基本相同。不同之处在于《月令》孟秋之月日在翼,季秋之月日在房,孟冬之月日在尾,而式盘上相应的月份分别标注在在张宿、氐宿、心宿之上。我们知道岁差使冬至点逐年西退,则显然《月令》所记日躔的年代比西汉式盘要早,其观测年代最迟在战国晚期是可以肯定的。

表4-5 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之月份与星宿对应表

文献\月份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心镜

龙首经

西汉式盘

长(张)

九店日书

营室

东井

须女

睡甲除

睡乙官

营室

东壁

觜嶲参

东井輿鬼

七星

张翼轸

角亢

氐房

心尾箕

牵牛

婺女虚

孔简星官

营室

东壁

觜嶲参

东井輿鬼

七星

张翼轸

角亢

氐房

心尾箕

牵牛

婺女虚

放简日书

营室

东壁

觜嶲参

东井輿鬼

七星

张翼轸

角亢

氐房

心尾箕

婺女虚

[15]

《吕氏春秋·十二纪》与《月令》的上述内容几乎相同,略有差异之处在于:

《十二纪》“季夏之月,日在柳,昏中,旦奎中;孟秋之月,日在翼,昏中,旦毕中”。[16]心宿二即大火星,因此可以认为两者关于季夏所记相同。关于孟秋之月,我们知道建星居于斗牛之间,《十二纪》用“斗”取代“建星”,大概是其观测年代比《月令》略晚吧。

图4-3 (采自《西汉汝阴侯墓出土的占盘和天文仪器》,《考古》1978年第5期)

第二条理由是,与西汉六壬式盘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个观测天象的仪器,上有二十八宿距度(见4-3[17]我们知道中国古人以太阳沿黄道运行一周为365 1/4度,每天行1度。这个仪器以实物形式向我们展示当时的天文测量已经达到了以日躔来确定二十八宿度数的水平。把这两件同墓出土的物件放在一起比较,我们当然会首先考虑式盘上的数字是指节气月。

事实上,我们在放马滩秦简中找到了月份与日躔星度相配的实物记载。根据孙占宇整理的材料,我们将有关内容转载如下(文中省略号为原简残缺):

角十二,亢十二:            八月;

氐十一,房十:              九月;

心十一、十二,尾九,箕十: 十月;

斗二十二,牛……:        十一月;

婺女……,虚十四:        十二月;

危……,营室……,东壁……:正月;

奎十五,娄十三:            二月;

胃十四、十三,昴十五:      三月;

毕十五,觜巂六,参九:      四月;

东井……,輿鬼……:        五月;

柳……,七星十三:          六月;

张十三,翼十三,轸十五:    七月。[18]

这个材料充分证明在那个时代可以用朔望月的月序来表示节气月。

第三条理由是,如果西汉六壬式盘上标注的月份是朔望月,怎么保证历年历月的朔日能够固定在某宿上呢?笔者按照四分历十九年七闰的编制规则对秦历做了简单推算,结果表明,某月的朔日并不能固定在某宿,前后跨越了30度。[19]其实古人早已论述过这个道理。《后汉书·律历志》引《月令章句》:“孟春以立春为节,惊蛰为中。中必在其月,节不必在其月。据孟春之惊蛰在十六日以后,立春在正月;惊蛰在十五日以前,立春在往年十二月。”[20]孙希旦撰《礼记集解》:“然朔日有定,而节气先后不同,则合朔所在不可定指为何宫何宿。以正月言之,如立春在朔日以前,日月固会于亥宫矣。如在二日以后,则合朔仍在前宫玄枵之次,固《记》(指《礼记》,笔者注)不言辰但言日也。”[21]

以上三条理由可以证明西汉式盘上的月份是指节气月而非朔望月,这是以节气月为基础的“日在加时”占法。彼时虽然没有形成十二月将的名称,但是其内核已经具备了。

不过,前文罗列的那些从战国至清代的“月宿占法”的材料是怎么来的呢?我们显然不能排除西汉六壬式盘同时具有“月宿占法”的功能。探索“月宿占法”的来历,将挖掘出早期历法的演变,也即从观象授时到推步历的过渡究竟是一个什么情况,其意义重大,笔者将在本文第四节、第五节进一步讨论。

现在我们到战国秦汉年间的简牍文献中做一番搜寻,看看有没有“日在加时”占法更早期的线索。

第三节 简牍中的“日在加时”占法

梳理近年来出土的简牍文献,笔者在周家台秦简中发现“日在加时”占法的早期材料:

日书

八月   角,亢。

九月   氐,房。

十月   心,尾,箕。

十一月 斗,牵牛。

十二月 婺女,虚,危。

正月   营室,壁。

二月   奎,娄。

三月   胃,昴。

四月   毕,觜巂,参。

五月   东井,輿鬼。

六月   柳,七星。

七月   张,翼,轸。

线图(一)

(如图4-4,释文略)

图4-4 (采自《关沮秦汉墓简牍》,中华书局2001年)

占文(本题目为笔者所拟)

角:斗乘角,门有客,所言者急事也。狱讼,不吉;约结,成;逐盗、追亡人,得;占病者,已;占行者,未发;占来者,未至;占市旅者,不吉;占物,黄、白;战斗,不合。

亢:斗乘亢,门有客,所言者行事也,请谒事也,不成。占狱讼,不吉;约结,不成;占逐盗、追亡人,得之;占病者,笃;占行者,不发;占来者,不至;占市旅,不吉;占物,青、赤;占战斗,不合﹒不得。

氐:斗乘氐,门有客,所言者忧病事也。占狱讼,不解;约结,相掋乱也;占逐盗、追亡人,得之;占病者,笃;占行者,不发;占来者,亟至;占市旅,不吉;占物,青、黄;占战斗,不吉。

……(以下略去二十五宿占文,笔者注)

求斗术曰:以廷子为平旦而左行,数东方平旦而杂之,得其时宿,即斗所乘也。

此正月平旦击申者,此直引也。今此十二月子日皆为平,宿右行。击行。[22]

占文部分按照二十八宿(从东方角宿开始,沿着北、西一直到南方轸宿)的顺序以“斗乘某”开头逐一分列所占事项的吉凶。

“斗乘某”的含义即是天盘上北斗的斗柄指向地盘上二十八宿的某一宿。事实上。“某乘某”是后期的六壬占法中非常通用的术语,意思便是天盘的某神将(或某干、支)与地盘的某神将(或某干、支)相重叠。“某乘某”有时也表达为“某加某”或“某临某”。“斗乘某”也叫“斗击某”,古文献中多见。

再看日书部分,这里规定了每月日躔星宿,与西汉式盘上的标注完全相同。

现在我们来重点研究一下求斗术:“此正月平旦击申者,此直引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正月的平旦斗杓指向申,就是从这里推算出来的。

到底是怎么推算出来的?把这句话的原理搞清楚是破译求斗术的关键。

我们先来看看申与哪些星宿相对应。查看线图的内圈标有十二地支,与外圈二十八宿似有一种对应关系,但是查遍整个简册没有发现这种对应关系的说明。这种情况要么表示在那个时代这种对应关系已经是一种常识,无需说明,要么表明还没有形成对应关系。但是简文将“此正月平旦击申者,此直引也”这句话与二十八宿的占文以及线图放在一起,若说两者没有对应关系是不合情理的。

在本文第一节讨论过月与月将的对应关系,具体的说:正月将徵明亥、二月将天魁戌、三月将从魁酉、四月将传送申、五月将小吉未、六月将胜光午、七月将太乙巳、八月将天罡辰、九月将太冲卯、十月将功曹寅、十一月将大吉丑、十二月将神后子。如果将月将的地支加入日书中对应的月份,如下:

八月辰将   角,亢。

九月卯将   氐,房。

十月寅将   心,尾,箕。

十一月丑将 斗,牵牛。

十二月子将 婺女,虚,危。

正月亥将   营室,壁。

二月戌将   奎,娄。

三月酉将   胃,昴。

四月申将   毕,觜巂,参。

五月未将   东井,輿鬼。

六月午将   柳,七星。

七月巳将   张,翼,轸。

那么这种对应关系就一目了然了。显然,地支申对应毕、觜巂、参三宿。

天盘上,斗杓是指向角宿的,《天官书》说“杓携龙角”正是此意,在汉代及以后的式盘上可以看得很清楚。

求斗术又说:“今此十二月子日皆为平”,笔者认为这里少了一个逗号,应该是“今此十二月子,日皆为平”,意思是说:现在十二月日躔子将,要知道本月斗杓平旦所指,就以子将为平旦来换算。

现在就来验证一下正月的平旦斗杓是不是指向申。在线图上平旦对应心宿。我们知道正月日躔亥将,包括营室、壁两宿。我们选取日在营室来演算。天盘左旋表示每日太阳东升西落,太阳从营室经过八个星宿走到心宿就表示天快要亮了(平旦),那么代表斗杓的角宿往前走八个星宿便到了参宿,正是申将的范围。如果日在壁宿则经过九个星宿走到心宿(平旦),则斗杓指觜巂,也属于申将。

现在我们就知道了,只要给出一个确定的时间,就可以换算成日躔和时辰,通过“日在加时”的算法得出斗杓的指向,再对应占文,就知道所问事情的吉凶了。

比较线图、西汉式盘和东汉及以后的式盘和占法,我们发现,天盘上画出北斗是在西汉以后,早期的线图虽然不画出北斗,但是运式的规则及吉凶判断中包含有北斗的因素,而且是重要因素。其次,早期的“日在加时”占法是单纯的,直接以斗杓指向某宿来判断吉凶,后期的占法则要加入日、辰、时和天将、月将等等组合的关系,越来越复杂。再次,天盘、地盘都是用二十八宿来做标记的,但是功用不同,天盘上的星宿标注日躔,地盘则表示时辰。周家台秦简的线图上天盘部分虽然没有标注二十八宿,但是它标注了十二地支,暗含二十八宿在其中。

除了周家台秦简,笔者仔细检索近年出土的战国秦汉间简牍文献,还发现一些疑似“日在加时”占法的材料,比如《睡虎地秦简甲种·星篇》《睡虎地秦简乙种·官篇》《孔家坡汉简·星官》(以下简称《星篇》《官篇》《星官》),这三篇文献均以二十八宿为顺序,依次罗列祭祀、盖房、出行、娶妻、嫁女、生子、出入货等事项的吉凶,三者内容基本相同,略有差异。田雪梅作了对比图表[23],因图表过长,我们截取部分供参阅如表4-6所示。

这三篇文献到底是月宿占法还是日在加时占法颇不容易分辨。

我们在第二节谈到过月宿占法,即是以某月某日所在何宿来判断行事宜忌。学界把月宿称之为“二十八宿纪日法”。[24]睡虎地日书中存在二十八宿纪日法,学者们有许多讨论,刘乐贤先生做了概括,孔庆典作了补充。[25]比如日书《娶妻出女篇》,成家彻郎已指出以下两简中的占文只能用纪日法来解释:[26]

庚辰、辛巳,敝毛之士以娶妻,不死,弃。

直参以出女,室必尽。

直营室以出女,父母必从居。

直牵牛、须女出女,父母有咎。

中(仲)春轸、角,中(仲)夏参、东井,中(仲)秋奎、东壁,中(仲)冬竹(箕)、斗,以娶妻,弃。

凡娶妻出女之日,冬三月奎、娄,吉。以奎,夫爱妻;以娄,妻爱夫。

凡参、翼、轸以出女,丁巳以出女,皆弃之。[27]

另外,睡虎地日书《直心篇》《天阎篇》[28]的确是二十八宿纪日法的证据。但是笔者仔细分析了《娶妻出女篇》《星篇》《官篇》之后认为,《娶妻出女篇》是月宿占法毫无疑问,但是以此来判断《星篇》和《官篇》也是月宿占法却是缺乏说服力的。理由如下:

第一,《娶妻出女篇》说:“仲秋奎,以娶妻,弃”。又说:“凡娶妻出女之日,冬三月奎、娄,吉。以奎,夫爱妻;以娄,妻爱夫。”

很明显,同样是奎宿当值之日,由于月份不同,娶妻的吉凶是不同的。

表4-6 《星篇》、《官篇》、《星官》二十八宿占文(局部)

我们再看《星篇》《官篇》和《星官》奎宿的占词。《星篇·奎》:“以娶妻,女子爱而口臭。”《官篇·奎》:“以娶妻,女子爱。”《星官·奎》:“以娶妻,妻爱而口臭。”显然吉利。

第二,《娶妻出女篇》说:“仲春轸、角,仲夏参、东井,仲秋东壁,仲冬箕、斗,以娶妻,弃。”

再逐一查阅《星篇》《官篇》和《星官》中关于轸、角、参、东井、东壁、箕、斗各宿娶妻的吉凶,就会发现吉凶各异,并非都是“弃之”。

第三,《娶妻出女篇》又说:“凡参、翼、轸以出女,丁巳以出女,皆弃之”。

其中“参”的占文在《星篇》《官篇》中都是“百事吉”,《星官》中是“百事凶”。考虑到从总体上看三篇占文基本相同,笔者认为《星官》中是“参”的占词“百事凶”,很可能是传抄过程中的误抄,应该是“百事吉”。(在出土文献中,整理者将内容相似的部分进行比勘校对是很常见的事。)

“翼”在《星篇》《官篇》中都是“必弃”,在《星官》中是“妻弃”,意思相同。

“轸”在《星篇》《官篇》中都是“吉”,在《星官》中没有娶妻一项,可能是传抄过程中遗漏了吧。

另外,我们注意到在睡虎地秦简日书中还有《朔望篇》:“正月、七月朔日,以出女、娶妇女,夫妻必有死者。以筑室,实不居。”刘乐贤注疏:“朔日,利入室,毋哭,不可以出女、娶妇、筑室。”[29](刘先生将正月、七月去掉了,变成了所有月的朔日不可以出女、娶妇。这个解释笔者不能同意。)

我们知道,按照月宿占法,正月朔在营室,七月朔在张。将《朔望篇》与《娶妻出女篇》比较,发现二者并无矛盾之处,可以互补。可知两者的确都是月宿占法。

若与《星篇》《官篇》《星官》比较,正月朔“营室”后面的占词均作“娶妻,不宁。”与《朔望篇》勉强可合。但是七月朔“张”,《星篇》《官篇》作“百事吉。娶妻,吉。”《星官》此处缺字,陈炫玮说:“此处睡虎地秦简《日书》甲、乙本皆作'百事吉,娶妻,吉。’[30]与《朔望篇》明显不同。

这些材料说明《娶妻出女篇》和《星篇》《官篇》《星官》是不同的占法。

如果用前面周家台秦简线图的“日在加时”占法来解释《星篇》《官篇》《星官》,则完全可行。

第四节 战国以前历法演变概况及相关问题讨论

先民通过立表测影和观察星象,知道了一个回归年(太阳年)大约366天;通过观察月亮的圆缺,知道了一个月大约是29~30天,一个太阴年大约355天,太阳年与太阴年相差大约10~11天。当四个仲月来临之时,在黄昏观测南中天,如果发现当月所对应的中星(鸟、火、虚、昴)明显落后,则设置一个闰月,以使星象和历法相符。《尧典》:“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这段话生动地记载了先民观象授时的方法。先民最早认识的节气只有冬至、夏至、春分、秋分,当时的观测技术原始而落后,观象授时历的粗疏是难以想象的。

至殷商,殷历尚处于观象制历向推步历法过渡的阶段,此时纪日以干支,纪月以朔望,纪年以四气,年分平闰,月有大小,闰法的创制以端正四气为原则;至西周,其历法是在殷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阴阳合历,与殷历并无根本不同。但是,周代历法独重月相,这一点与殷历明显不同。[31]

这些月相的名称有旁死霸、哉死霸、既死霸、旁生霸、生霸、既生霸、既望等等。围绕这些名称的具体含义,产生了月相四分说、月相定点说,本文认为后者更符合实际。但是,月相与历日(初一朔、初三朏、十五望、月末晦等等)如何对应,学者的观点并不统一。

另外,殷商和西周早期的历法,月首为“朔”还是“朏”呢? 冯时先生根据殷商乙酉月食之年一至八月的历谱分析认为殷历的历月只能始于朔而不始于朏,殷历和西周早期的历法都以朔为月首,可能是通过观察残月和新月而取其中间的时刻而得到的。显然,这种方法认识的朔与现代天文学意义上的朔并不具有相同的概念,后者是指日月黄经差为零的时刻,这一现象显然无法看到,只能靠推步获得。[32]然而当时的推步历并不精确,月首与实朔之间误差一两天并不奇怪。

对春秋时代的鲁历,张培瑜先生通过对《春秋经》记载的37次日食的研究,认为有32次属于观测实录,并得出“鲁国历法月相完全合天,步朔相当准确”的结论。张先生认为:“春秋时期,由观象授时发展到先期推步制定历法的阶段还为时不久,尚未形成如古六历、三统历、四分历等完整统一的年月日朔闰气的严格推步体系。斯时日至测量还不够准确,闰月设置尚欠规范。因此相应的岁首建正并非十分固定。”春秋早期岁首基本建丑,但是到成公以后就大致建子了。大约在公元前七世纪中后期的鲁僖公、文公时代基本上掌握了十九年七闰的章法,在能够比较准确的测定日至的日期后,就有意识的以含冬至之月作为岁首。不过,春秋鲁国后期的历法设置闰月还有一定的随意性,有超过1/10的年份岁首有一个月的摆动。可能是日至测影还不够精密,且不能排除气候、气象等因素。到战国时期,学者已经掌握了日躔月离的推步,“千里之日至可坐而致也”,但春秋或更早期的学者或许还做不到这一点。[33]

以上,我们简要梳理了由殷商至战国以前的天文历法由观象授时向推步过渡的情况,这个过程也体现了人们对星空的熟悉程度的加深和观测技术的日趋精密。而推步历的标志除了冬至的更精确测定之外,还有二十八宿体系的建立以及各宿距度的测定。潘鼐先生对此作了综合性的研究。

我们知道,二十八宿距度分为两种,《淮南子》和《汉书·律历志》所记以及《开元占经》中记录的石氏宿度为传统距度,《开元占经》记载的刘向《洪范传》宿度、西汉汝阴侯墓出土的天文盘宿度以及放马滩秦简《日书》所记宿度均为古度(以下简称《洪范传》古度、汝阴侯占盘古度、放简古度)。

现将传统距度、《洪范传》、汝阴侯占盘、放简古度整理如表4-8所示。

表4-8 二十八宿传统距度与《洪范传》、汝阴侯占盘、放简古度一览表[34]

宿名\距度

传统距度

      

《洪范传》

汝阴侯占盘

放简

取定值

12

12

 

12

12

9

 

11

12

10

15

17

 

1711

17

5

7

7

710

7

5

12

11

1112

11

18

9

9

9

9

11

10

10

10

10

26.25

22

22

2223

22

8

9

9

 

9

12

10

10

 

10

10

14

14

14

14

17

9

6

9

9

16

20

20

20

20

9

15

15

13

15

16

12

11

15

12

12

15

15

13

15

14

11

11

1314

11

11

15

15

15

15

16

15

15

15

15

2

6

6

6

6

9

9

9

9

9

33

29

26

29

29

4

5

5

 

5

15

18

18

 

18

7

13

12

13

13

18

13

 

1?(13

13

18

13

 

13

13

17

16

 

15

16

潘鼐先生以古度考察了《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逸周书·月令解》日躔及昏旦中星的记载,认为在不拘泥于距星和宿度的情况下,基本适合春秋时期,彼时日躔二十八宿只能看作大略位置。“可以确证《礼记·月令》的天象,系春秋中后期所观测;当以公元前620±100年为十二个月日躔二十八宿的时期。[35]

结合鲁国的历法在春秋中后期的变化,潘先生说:“鲁文公与宣公的年代为公元前626年至公元前591年,宣公十四年为公元前595年,成公的年代为公元前590年至公元前578年。此项周正历法的使用年代,与《礼记·月令》观测年代平均为公元前620年,即鲁文公七年亦正相合。这时,约当二十八宿已经成立的年代的下限。”又说:“古度实为我国最早的科学的恒星观测资料。石氏度则为公元前五世纪中叶继之而起的较精确的观测结果,已是进一步发展的科学成果了。”[36]潘先生还计算了以牵牛上星为距,冬至点在牵牛一度或一度余的测定年代下限为公元前510年左右,应用于颛顼历,采用二十八宿古度。[37]

近年来考古学上的新发现中的确有证据表明春秋晚期已经形成了完善的二十八宿距度体系。200612月至20088月发掘的安徽蚌埠双墩一号春秋晚期锺離国君墓葬第三层是自中央圆形区域向外辐射的二十条宽窄不均的放射遗迹(图4-5[38],冯时先生考证认为这是二十八宿按照龙(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牛、女、虚、危、定(营室、东壁)、奎、娄、胃、昴、毕、虎(觜、参)、井、鬼、柳、星、鸟(张、翼)、轸二十象合并宿度所形成的天区投影。并指出:“墓中二十个放射区域如果是以'象’及二十八宿距星为标准所建立的天区,那么这将意味着至少在西元前六世纪春秋晚期以前,二十八宿体系显然已经相当完善,而且作为一个恒星观测体系,无疑已具有了明确的距度划分。[39]

另,2006年底在河南南阳徐家岭墓葬区发掘出土的(阝化)夫人(女囂)鼎,经专家考证此鼎铸于公元前507年,其上铭文考释为:“唯正月初吉,岁在涒滩,孟春在奎之际……”。[40]铭文的意义重大,首先是太岁纪年的行用年代大为提前至春秋晚期,其次说明二十八宿体系不仅在当时已经形成而且具有完善的距度划分,用于系统地观测和纪时。[41]

图4-5

针对前人的研究,我们有两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

首先,潘先生认为“可以确证《礼记·月令》的天象,系春秋中后期所观测;当以公元前620±100年为十二个月日躔二十八宿的时期”,这个结论是以节气月为标准得出的么?从潘先生介绍的计算方法看,“以孟春之月的月初,太阳位于营室为起点,取二十八宿按石氏宿度从室宿、壁宿依次排到虚宿、危宿,排满365.25度,再将太阳行程按每月30.4375日,一日行一度,亦按十二个月,顺序排列同周天二十八宿位置做对比”,这显然是节气月(平气)的计算方法。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实际证据能够表明春秋时期已经存在二十四节气。在没有二十四节气的时代会存在节气月吗?本文认为有两种可能。

一是春秋中晚期已经形成了二十四节气,只不过现在还没有找到直接证据。比如说, (阝化)夫人(女囂)鼎铭文“岁在涒滩”表明春秋晚期已经存在太岁纪年了。而传世文献中最早出现太岁纪年的是《吕氏春秋·序意》“维秦八年,岁在涒滩”,这是公元前239年,已经是战国末期了。在(阝化)夫人(女囂)鼎出土之前,谁会想到春秋晚期已经存在太岁纪年呢?而“孟春在奎之际”表明当时的确是存在类似于节气月的日躔记录,虽然我们仅仅凭这一句无法了解十二个月日躔的全貌,但至少可以判断这与《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上的日躔属于同一种类型。谁能够预料今后不会出现支持二十四节气在春秋时期便已经存在的新证据呢?

第二种可能是,在春秋晚期虽然还没有形成二十四节气的名称,但是已经有了节气月的实质。这种可能性极大,理由有二。

第一是,公元前590年以后,鲁历基本建子并出现十九年七闰的规律,这说明已经出现了四分历的雏形,冬至点的测定已经比较准确,并以冬至点为基准,把太阳的视运动轨迹按照一周天365.25度平均分成12份,使冬至、夏至、春分、秋分居于所在月的中点上,实际步算大概是类似于《淮南子·天文训》介绍的方法[42]。这样形成的十二个月的日躔其实是算出来的,只有冬至点是测出来的。而冬至点的测定是借助了立表测影技术来辅助完成的,单靠肉眼不能确定任何节气点的真实日躔,然而在冬至点的基础上把它们计算出来却完全不是问题。这样说是有根据的,例如《周髀算经》记载的各节气的日影长度[43]是一个等差数列,与《后汉书·律历志》记载的二十四节气日影实测长度[44]相比,显然前者是想当然的结果。就连春分、秋分的日影长度也是计算出来,这个现象告诉我们:当时通过观察太阳出没的方位(正东正西),以及感受白昼和黑夜的长短来判断春分、秋分,其准确度非常粗略,粗略到他们对观测结果没有把握,所以才会相信等差数列的计算,并忠实地记录下来流传到后世。即使是到了汉代,观测的误差依然能够被我们发现:如果深入分析《后汉书·律历志》记载的春分和秋分日影的长度,我们就知道这是按照平气计算出春、秋分的日期之后再测出的结果。因为如果观测太阳出没的方位(正东正西)的准确度足够高的话,这样测出的春分和秋分便是定气了。事实上,太阳视运动速度的不均匀性,在中国直到公元六世纪前期(约北魏、北齐时期)才被张子信发现。[45]

虽然从“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这个排列顺序看,《周髀算经》的这段文字应该是西汉以后的产物,但是以西汉人的天文测量技术,不会得出等差数列的结果。所以,这些数据应该是早期的产物,不会晚于战国初期石申夫整理二十八宿距度的时代。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二十八宿的距度刚刚形成之时,由于观测精度远远不够,当时各月的日躔是通过计算得出。

第二个理由是,(阝化)夫人(女囂)鼎太岁纪年的铭文“岁在涒滩”表明当时早已存在岁星纪年了(因为岁星纪年比太岁纪年更早),那么十二次也应该已经产生,春秋时代是否也存在十二辰纪月呢?笔者推测彼时天赤道已经被平均分成了十二个区域,天算家用十二辰来标注这十二个区域并以此来标记日躔,完全符合逻辑。

第二个问题是,潘鼐先生用古度来计算日躔,认为大致符合春秋中晚期之天象。然而他所说的古度是《开元占经》记载的刘向《洪范传》宿度以及西汉汝阴侯墓出土的天文盘宿度。从放马滩秦简《日书》记载的宿度我们可以看到,三者有一些差别(参见表4-8)。那么,古度从建立之初至西汉初年是不是处于演变之中呢?本文认为答案是肯定的,相关问题还需要作进一步研究。

概言之,春秋早期岁首基本建丑,但是到成公(公元前590年)以后岁首就大致建子,并形成了十九年七闰的规律,这说明当时已经能够比较准确的测定冬至了。本文据此认为,四分历的雏形正是形成在这个时期,当时的天算家完全具备能力以冬至点为基准计算出各“节气月”(姑且这样称呼)的日躔。因此,二十八宿距度体系的建立应该是以公元前590年为下限。

第五节 “月宿”历法、占法以及宋元王梦占

做完了早期历法的梳理工作,现在我们来讨论月宿历法、占法的来历。

前文提到,历年某月的朔日月球的位置不会固定在某宿,但是出土的战国及秦汉年间的简牍和传世的六壬文献中记载的月宿占法却表现出相反的情况。这是为何?显然,“月宿历”的编制一定比四分历要早,而且它兼具观象授时历与推步历的性质,只能产生在两者之间的过渡期。在那样的年代,既不能比较准确地确定冬至日躔,也不能将月首精确到一日之内,也即月首与实朔之间的误差比较大。后来,虽然观测精度提高了,产生了更新的历法、占法,然而那些古老的形式并没有彻底消失,一直流传到后世。

进一步分析,月宿历法产生的首要条件是:编制者需要理解日月交会这件事。日月在恒星背景下逐日东行,一年中交会12次形成12个朔望月。虽然不能用肉眼观察到日月交会,但是有证据表明,至迟5000年前的先民已经理解了这件事。在距今5000年前的郑州大河村两件复原的彩陶上画着12个太阳,这12个太阳显然不能理解为按照日躔轨迹均分的节气月(或太阳月),因为直到春秋晚期人们才具备这样的能力。而众多的考古材料显示,从7000年前以来,中国农历便是阴阳合历。[46]那么,这12个太阳只能理解为一年中日月12次交会在黄道上的示意图。商代用什么词汇来描述日月交会尚不清楚,但是今天所用的“朔”实际上在《诗经》中已经出现了。《小雅·十月之交》:“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学者考证这是公元前8世纪辛卯日发生的日食,[47]这是传世文献中人们已经懂得日月交会的确凿证据。

编制月宿历法的第二个条件是:彼时已经形成了二十八宿。《小雅·渐渐之石》:“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月离于毕,俾滂沱矣。”其中“月离于毕”是传世文献中关于月宿的最早的记载。既然我们可以通过(阝化)夫人(女囂)鼎铭文“孟春在奎之际”推测出在当时已经形成完善的二十八宿体系距度划分,那么我们也可以推测最迟《渐渐之石》的成文时代已经具有了二十八宿体系(不见得具有距度)。据说《诗经》原有3000多篇,经孔子删定后仅存311篇。可以想象,《诗经》原篇中的天文知识比我们现在看到的要多得多。而天文历法知识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只是一个缩影而已。这意味着,即使我们能够看到《诗经》原篇,也只能看到当时天文学知识的冰山一角。

月宿历法得以形成的第三个条件是:观月相而知日序,观月宿而可以逆推朔宿以确定月序。西周初期的历法独重月相,笔者认为这种月相的细分表明当时人们迫切想确定月首和日序,从而确定日躔(月序),这样做正是“月宿历法”的编制所必需。《吕氏春秋·贵因》:“推步者,视月行而知晦朔也”即是此意。

综上,笔者认为月宿历的编制不会早于西周初期,不会晚于西周末期。

“月宿历”形成以来沿用了很长时间。到公元前590年左右,古人通过观测确定了冬至,确定了一年的长度是365.25天,掌握了十九年七闰的规律,形成了最初的四分历。此时,月首、岁首以及日躔的测定都还在摸索和完善之中。由于计算的需要,二十八宿距度体系(古度)应运而生。由于当时还不能准确观测各节气月的日躔,所以用月宿历间接推算日躔的误差并不能被发现,而一直沿用下去。

再后来,随着观测精度和计算能力的逐步提高,终于在到战国时期,石申夫用当时的高科技手段重新整理了二十八宿体系形成了传统距度。

我们知道,中国农历实行无中气置闰是从西汉太初历开始的,春秋晚期至秦以来的诸侯国历法虽然同属四分历,但其岁首和闰月的编制五花八门。前面提到的那些战国秦汉时期的出土日书和式盘告诉我们:一是春秋晚期以来产生的众多历法中,有一种月宿历与四分历结合的产物,其朔望月与节气月的月序相同;其二,顺次编制中,若朔宿落后于节气月之日躔,则设置一个闰月(这与中气置闰显著不同);战国时期形成的广狭过于悬殊的二十八宿传统距度体系不适合编制月宿历,所以春秋时期形成的古度体系一直沿用到西汉初期(这就是战国秦汉时期的出土式盘和日书还在记录二十八宿古度体系的原因)。

月宿占法虽然看上去是通过计算某日月亮位于某宿来占卜吉凶,但是它暗含了求日躔的方法。也即,通过观察月相以及月离某宿,便可以推算出当时日躔的位置,即朔宿。然后通过“日在加时”占法来推算事情的吉凶。在那个观测精度不高的时代,这种方法是智慧的。因此,月宿占法不过是日在加时占法的变形而已,或者更准确的说,前者是后者的早期形式,二者具有渊源关系,属于同一个数术门类,所以在后期的大六壬文献中依然可以找到月宿占法的材料。

成书于东汉末期的《吴越春秋》记载的几例发生在春秋晚期的式占,虽然我们认为彼时没有那样复杂的占法,但是当时存在比较原始的式占形式,这些形式流传到后世作为文人做文章的素材,又在原始占法的基础上揉入了汉代的高级成分,这是合乎情理的。

而《龟策列传》所载宋元王梦占也属于类似情况,其中既有月宿占法,也有日在加时占法,现在我们就来作一番解读。

“仰天而视月之光,观斗所指,定日处乡。规矩为辅,副以权衡。四维已定,八卦相望。视其吉凶,介虫先见。……今昔壬子,宿在牵牛。河水大会,鬼神相谋。汉正南北,江河固期,南风新至,江使先来。白云壅汉,万物尽留。斗柄指日,使者当囚。”

原文已知宋元王做梦的时间在夜半,惊醒之后便将卫平博士请来占梦。本文开篇已讨论这个梦占不会发生在冬至时节。因为彼时乌龟已经冬眠,渔民也很少外出打渔,即使打渔也不大可能选择在半夜作业。

故事发生的季节和月份没有明说,其实暗含在占文中:“汉正南北,江河固期,南风新至,江使先来”。一说到汉正南北,我们就知道只有两种可能,一是日躔斗宿附近,一是日躔井宿附近,在春秋末期至西汉年间只有巳(孟夏)、亥(孟冬)两月的中下旬的夜半才有银河在头顶横亘南北的天象,后面又说南风新至,显然是孟夏。

那么“仰天而视月之光”的含义就清楚了,这是说通过观察月相和月亮处于哪一个星宿的位置,可以推算当时的日躔,即朔宿。文中说宿在牵牛,也即月离牵牛,并非日躔牵牛。因此,清人钱大昕、张文虎和近人严敦杰三位先生都将式占的时间定为冬至后子月是错误的。根据日躔月离的位置我们可以反过来推算这一天大概是农历十六或十七。

“观斗所指”既可以定日躔,也可以定时辰。知道日躔、时辰、斗杓所指三者之二,就可以推算其余。现在我们知道日躔井宿、夜半两个因素,当然可以推算出斗杓指昴宿。

“规矩为辅,副以权衡”,规矩指方形的地盘,权衡代表北斗,指天盘。卫平观察了月相和北斗之后,便用式盘来辅助演算。“四维已定,八卦相望”,这是说将式盘摆好,东西南北对正,天地人鬼四门无差错,八卦的方位不偏倚。

“介虫先见”大概是指事情发生在壬子日夜半子时正是北方玄武所值,玄武即是乌龟(介虫)和腾蛇的合称。

“今昔壬子,宿在牵牛。河水大会,鬼神相谋。”这是说壬子日五行属水,月宿牵牛在银河,所以叫“河水大会”。此时此刻,“我们”来占梦(与鬼神相谋)。

“白云壅汉,万物尽留”这是说此时(占梦的这个时间)有白云飘过来,好像堵塞了银河,万物不流通,暗示乌龟被劫持了。这属于以外应取象定吉凶。

后文又说“斗柄指日,使者当囚”,斗柄指日,是说斗杓指向地盘上壬子日之天干壬寄宫的亥支(营室、东壁两宿的位置),这是卫平占梦的时间,那么很容易推算出太阳已经运行到了地盘的尾、箕两宿,正当寅时。

卫平凭借斗柄指日,判断使者当囚,这是为何?原来,被斗杓所指的方位凶险无比。《淮南子·天文训》:“北斗所击,不可与敌”,意思是说顺着斗杓所指的方位去进攻,所向无敌。反过来,被北斗所指的方位,无比危险。古代的兵阴阳家的厌兵术常用到这个法则。比如,《汉书·王莽传》:“是岁八月,莽亲之南郊,铸作威斗。威斗者,以五石铜为之,若北斗,长二尺五寸,欲以厌胜众兵。既成,令司命负之,莽出在前,入在御旁。铸斗日,大寒,百官人马有冻死者。”[48]后文又说:“时莽绀袀服,带玺韨,持虞帝匕首,天文郎按栻于前,日时加某,莽旋席随斗柄而坐曰:'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49]大敌当前,王莽并不抵抗,而是调整姿势顺随斗柄的指向而坐,目的是厌胜众兵。兵阴阳家利用北斗所指来指导打仗在文献中有多处记载。如《淮南子·兵略训》:“加巨斧于桐薪之上,而无人力之奉,虽顺招摇,挟刑德,而弗能破者,以其无势也。”[50]这里,招摇指斗柄的一颗星,“顺招摇”即是顺着斗柄所指的方向去进攻的意思。又如《汉书·艺文志·兵书略》:“阴阳者,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51]“随斗击”的意思也就是顺着斗柄所指去进攻,有鬼神相助。

斗柄指日,再结合白云壅汉,所以卫平得出“使者当囚”的结论。

后文还说宋元王立马派人去泉阳寻龟,在打渔人豫且家将其找到,回返途中“出于泉阳之门。正昼无见,风雨晦冥”,此时已经天亮了,但乌云密布,风雨飘摇。注意,这里用的是“风雨”,而不是“风雪”,也证明当时并非寒冬之际。整个故事的发生、发展紧凑有序、精彩传神。

本文已近尾声,最后还需要简单谈谈十二月将的起止点何时从节气变成了中气。

笔者曾经考察过宋代《大六壬断案》[52]记载218个案例,认为最迟在宋代,大六壬月将的算法规则已经是以中气为起止点了。[53]

我们注意到一件事实:岁差在中国是东晋虞喜在公元330年前后发现的,然而并非所有的天算家都接受这个观点。唐李淳风最初便持反对意见,制《麟德历》时不予考虑岁差的因素,直到撰写《乙巳占》才承认岁差的存在。[54]直到唐一行制《大衍历》于开元十七年(729)颁行全国,岁差才被广泛接受。

我们知道《三统历》中冬至点在牵牛初度,实际上这个位置是在战国初期(约公元前440年)测定的。到《大衍历》于公元729年颁行,一共约1100年。

岁差每大约71年退行1度(中国古度),24节气之间(节气和中气)相距大约15.2度(平气)。那么1100年冬至点退行了约15.5度,正好是节气到中气的距离。所以,本文认为,大六壬月将的起止点由节气变成中气,是《大衍历》颁行前后被天算家修改的,这个天算家很可能就是僧一行(宋代史学家郑樵所著《通志》记载的六壬典籍有《六壬明鉴连珠歌》和《六壬髓经》,作者正是唐代大名鼎鼎的天文学家僧一行[55])。

小结

本文以《史记·龟策列传》宋元王占梦为线索,以众多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为依据,追溯了大六壬“日在加时”占法的起源和流变,并挖掘出观象授时历向推步历过渡的形态:月宿历。新石器时代的先民就已经关注日月的运行,西周初期人们已经可以比较准确的分辨月相,彼时形成了月相与二十八宿相结合的月宿历法,人们已经懂得用月宿纪日,以朔宿纪月,随后形成了“月宿占法”,这是“日在加时”占法的原始形式。

公元前590年前后能够比较准确地测定冬至,并形成了最早的二十八宿矩度体系,彼时古人可能借用岁星十二次对逐月日躔进行过粗略计算,并形成了十九年七闰的四分历的雏形。随着观测精度提高,到战国初期,石申夫对二十八宿距度进行过修正并得到传统距度体系。至迟在此时,二十四节气已经形成。至迟在战国晚期形成了“日在加时”占法的早期形式。至西汉,“日在加时”占法逐步完善,产生了十二月将雏形。在西汉末东汉初,“日在加时”占法成熟并形成了十二月将,以《三统历》节气月作为换月将的标准。西汉末、东汉初,术家将多种占法糅合最终形成了大六壬数术。至东晋虞喜发现岁差,再到隋唐时代岁差逐渐被天算家普遍接受,到唐一行在《大衍历》颁行时将月将的起讫点由节气变更为中气,并一直流传到后世。从大六壬“日在加时”占法的演变,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天文学发展的脉络,并对数术学的迷信和科学思想有所体会。


[1]李学勤 著:《简帛佚籍与学术史》,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9月第一版,第63~64页。

[2]李零 著:《中国方术正考》,北京:中华书局,20065月第一版,第92~95页。

[3]李零 著:《中国方术正考》,北京:中华书局,20065月第一版,第92~95页。又见严敦杰:《式盘综述》,《考古学报》1985年第4期。

[4] []程树勋 辑,肖代宗 点校:《壬占汇选》,北京:华龄出版社,20131月第一版,第266~267页。

[5]原文如下,括弧内为程树勋注文

日月宿行临四仲,(日宿加仲为天烦,月宿加仲为地烦。日宿者,月将是也。月宿者,太阴度四正是也。正月室,二月奎,三月胃,四月毕,五月参,六月鬼,七月张,八月角,九月氐,十月心,十一月斗,十二月虚。每月初一日移宿起,加值奎井张翼,氐宿,皆留一日,数尽即知月宿所在也。如正月十五日之月宿,先从室数起,便知是星宿。星宿在午宫,午若加仲发用,便是地烦卦也。起月宿歌曰:“正月起室二奎游,三胃四毕五参头。六魁七张八角数,九氐十心数顺求。子牛丑虚加月宿,奎井张翼氐重留。室壁奎奎娄胃昴,毕觜参井井鬼柳。星张张翼翼轸角,亢氐氐房心尾箕,斗牛女虚危。”数法周而复始也),此卦名为天地烦。更被斗罡加丑未,复以兼称名杜传。男抵日兮女抵月,举事灾殃为汝言。祸散复生欢复怒,仇人和了又成冤。弦望晦朔天烦合,男犯刑伤被吏缠(弦望晦朔为四正日,男行年抵日宿,主被吏执也)。子午卯酉地烦会,女主血光有迍邅(子午卯酉四仲日,女行年抵月宿,主有血光之灾。二烦卦主盗贼,不利出行)。

[6]李零主编,陈久金点校:《中国方术概观》式法卷,北京: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6月第一版,第4页。案:李零先生考证此经为隋代以前的作品。原文如下:

常以月将加卯为地上乙所得星右行,如今日数止,即月宿星也。正月一日宿在室,二日在壁,三日在奎,四日在娄,以次逆行,空月尽日,月宿在壁,二月一日月宿在奎,至月尽日,月宿在娄,三月一日宿在胃,四月一日在毕,五月一日在井,六月一日在柳,七月一日在张,八月一日在角,九月一日在氏,十月一日在心,十一月一日在斗,十二月一日在女,若闰月朔,宿后一宿,是也。假令正月,闰壁,是也。

假令二月五日,以魁临卯,乙上见奎星,当唱言奎一,娄二,胃三,昴四,毕五,则为月宿星日在毕也。十二月皆持月将临卯,取乙上神所得星右行数。唯正月独卯上星数右行,不从乙也。假令正月三日登明临卯,卯上见营室数右行,营室一,东壁二,奎三,为月宿星得奎也。他准此。

[7]刘乐贤 著:《简帛数术文献探论》,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2月第一版,第七十~八十四页。

[8]孔庆典 著:《10世纪前中国纪历文化源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6月第一版,第126页。

[9]刘乐贤 著:《简帛数术文献探论》,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2月第一版,第七十八页。

[10]同上,第三三一~三三六页。

[11]孔庆典 著:《10世纪前中国纪历文化源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6月第一版,第281~292页。

[12]孙占宇:《放马滩秦简日书整理与研究》,西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145~149页。

[13]冉景中:《北斗与猪神崇拜起源考》,《世界宗教文化》2017年第2期。

[14] []孙希旦 撰:《礼记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2月第一版,第三九九~五〇五页。原文如下:

孟春之月,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牵牛中……

孟夏之月,日在毕,昏翼中,旦婺女中……

仲夏之月,日在东井,昏亢中,旦危中……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

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毕中……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牵牛中,旦觜觿中……

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虚中,旦柳中……

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东壁中,旦轸中……

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娄中,旦氐中……

[15]孙占宇的博士论文将“危宿”放在正月,可能有误,本文将其改正到十二月。另据程少轩博士论文《放马滩简式占古佚书研究》(复旦大学 2011年)也将“危宿”放在十二月。

[16]许维遹 撰:《吕氏春秋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099月第一版。

[17]殷涤非:《西汉汝阴侯墓出土的占盘和天文仪器》,《考古》,1978年第5期。

[18]孙占宇:《放马滩秦简日书整理与研究》,西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61页。

[19]冉景中:《大六壬的古天文学原理及心智哲学机理研究》,台湾花木兰出版,20193月初版,第255~256页。

[20][南朝]范晔 著:《后汉书·律历志》,北京:中华书局,19655月第一版,第三〇七四页。

[21] []孙希旦 撰:《礼记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2月第一版,第四〇一~四〇二页。

[22]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关沮秦汉墓简牍》,北京:中华书局,20018月第一版,第一〇四~一一七页。

[23]田雪梅:《睡虎地秦简〈日书〉、孔家坡汉简〈日书〉比较研究》,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

[24]刘乐贤 著:《简帛文献数术探论·睡虎地秦简〈日书〉二十八宿纪日法补正》,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2月第一版,第70~84页。

[25]孔庆典 著:《10世纪前中国纪历文化源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6月第一版,第124~125页。

[26] []成家彻郎 撰,王维坤 译:《睡虎地秦简〈日书·玄戈〉》,《文博》,1991年第3期。

刘乐贤 著:《简帛文献数术探论·睡虎地秦简〈日书〉二十八宿纪日法补正》,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2月第一版,第72页。

[27]刘乐贤 著:《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初版,第204~205页。

[28]刘乐贤 著:《简帛数术文献探论》,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2月第一版,第七三~七六页。

[29]刘乐贤 著:《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初版,第337页。

[30] []陈炫玮:《孔家坡汉简日书研究》,台湾清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43页。

[31]冯时 著:《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天文历法》,北京:开明出版社,201310月第一版,第二三八至二七七页。

[32]冯时 著:《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天文历法》,北京:开明出版社,201310月第二版,第二六九页。

[33]张培瑜 著:《先秦秦汉历法和殷周年代》,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8月第一版,第14页,第40~41页,第46页,第348页。

[34]此表传统距度、《洪范传》、汝阴侯占盘古度及古度取定值均采自潘鼐:《中国恒星观测史》第20页,第32页;放简古度采自程少轩博士论文《放马滩简式占古佚书研究》(复旦大学 2011年)第85~86页;()内数据采自孙占宇博士论文《放马滩秦简日书整理与研究》(西北师范大学2008年)第58~59页,据称是本篇简文本来的数值。本表空缺处为数据缺失。

[35]潘鼐 著:《中国恒星观测史》,上海:学林出版社,20093月对应表,第15~17页。

[36]同上,第41页。

[37]同上,第36~38页。

[38]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安徽蚌埠双墩一号春秋墓发掘简报》,《文物》,2010年第三期。

[39]冯时:《上古宇宙观的考古学研究——安徽蚌埠双墩春秋锺離君柏墓解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八十二本,第三分,2011年。

[40]王长丰、郝本性:《河南新出“(阝化)夫人(女囂)鼎”铭文纪年考》,《中原文物》,2009年第6期。

[41]冯时:《(阝化)夫人(女囂)鼎铭文及相关问题》,《中原文物》,2009年第6期。

[42]刘文典 撰:《淮南鸿烈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5月第一版,第九九~一〇二页:

日行一度,十五日为一节,以生二十四时之变。斗指子则冬至,音比黄钟。加十五日指癸则小寒,音比应钟。加十五日指丑是大寒,音比无射。加十五日指报德之维,则越阴在地,故曰距日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阳气冻解,音比南吕。加十五日指寅则雨水,音比夷则。加十五日指甲则雷惊蛰,音比林钟。加十五日指卯中绳,放曰春分则雷行,音比蕤宾。加十五日指乙则清明风至,音比仲吕。加十五日指辰则谷雨,音比姑洗。加十五日指常羊之维则春分尽,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夏,大风济,者比夹钟。加十五日指已则小满,音比太蔟。加十五日指丙则芒种,音比大吕。加十五日指午则阳气极,故曰有四十六日而夏至,音比黄钟。加十五日指丁则小暑,音比大吕。加十五日指未则大暑,音比太蔟。加十五日指背阳之维则夏分尽,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秋,凉风至,音比夹钟。加十五日指申则处暑,音比姑洗。加十五日指庚则白露降,音比仲吕。加十五日指西中绳,故曰秋分雷戒,蛰虫北乡,音比蕤宾。加十五日指辛则寒露,音比林钟。加十五日指戌则霜降,音比夷则。加十五日指蹄通之维则秋分尽,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冬,草木毕死,音比南吕。加十五日指亥则小雪,音比无射。加十五日指壬则大雪,音比应钟。加十五日指子,故曰阳生于子,阴生于午

[43]程贞一、闻人军 译注:《周髀算经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2月,第126~127页:

凡八节二十四气,气损益九寸九分六分分之一。冬至晷长一丈三尺五寸,夏至晷长一尺六寸,问次   节损益寸数长短各几何?冬至晷长丈三尺五寸。小寒丈二尺五寸小分五。大寒丈一尺五寸一分小分四。立春丈五寸二分小分三。雨水九尺五寸三分小分二。惊蛰八尺五寸四分小分一。春分七尺五寸五分。清明六尺五寸五分小分五。谷雨五尺五寸六分小分四。立夏四尺五寸七分小分三。小满三尺五寸八分小分二。芒种二尺五寸九分小分一。夏至一尺六寸。小暑二尺五寸九分小分一。大暑三尺五寸八分小分二。立秋四尺五寸七分小分三。处暑五尺五寸六分小分四。白露六尺五寸五分小分五。秋分七尺五寸五分小分一。寒露八尺五寸四分小分一。霜降九尺五寸三分小分二。立冬丈五寸二分小分三。小雪丈一尺五寸一分小分四。大雪丈二尺五寸小分五。凡为八节二十四气。

[44] []司马彪 撰:《后汉书·律历志》,北京:中华书局,19655月第一版,第三〇七七~三〇八〇页:

冬至丈三尺,小寒丈二尺三寸,大寒丈一尺,立春九尺六寸,雨水七尺九寸五分,惊蛰六尺五寸,春分五尺二寸五分,清明四尺一寸五分,谷雨三尺二6寸,立夏二尺五寸二分,小满尺九寸八分,芒种尺六寸八分,夏至尺五寸,小暑尺七寸,大暑二尺,立秋二尺五寸五分,处暑三尺三寸三分,白露四尺三寸五分,秋分五尺五寸,寒露六尺八寸五分,霜降八尺四寸,立冬丈,小雪丈一尺四寸,大雪丈二尺五寸六分。

[45]《历代天文律历等志》二《隋书·天文志》中,北京:中华书局,197510月第一版,第五九九页:至后魏末,清河张子信,学艺博通,尤精历数。……言日行在春分后则迟,秋分后则速。”

[46]冯时著:《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天文历法》,北京:开明出版社,201310月第二版,第二三九页。

[47]张培瑜 著:《先秦秦汉历法和殷周年代》,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8月第一版,第1~2页。

[48] []班固 撰:《汉书·王莽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6月第一版,第四一五一页。

[49]同上,第四一九〇页。

[50]刘文典 撰:《淮南鸿烈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5月第一版,第五〇九页。

[51] []班固 撰:《汉书·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6月第一版,第一七六〇页。

[52] []邵彦和 撰,刘科乐校注:《大六壬断案疏证》,北京:华龄出版社,20121月第一版。

[53]冉景中:《大六壬的古天文学原理及心智哲学机理研究》,台湾花木兰出版,20193月,第123页、第260~263页。

[54] []李淳风 撰:《乙巳占》卷一,《续修四库全书·子部》一〇四九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二十五页。原文如下

淳风按:王蕃所论冬夏二至,春秋二分日度交道所在,并据刘洪乾象所说,今则并差矣!黄道与日  相隋而交,据今正(贞年)观三年己丑岁,冬至日在斗十二度,夏至在井十五度,春分在奎七度,秋分日在轸十五度,每六十年余差一度矣。

日行一度,即是日法一千三百四十分、一年行三百六十五度、一千三百四十分度之三百二十八,每岁不周天十三分矣。

[55] []郑樵 撰:《通志二十略》,北京:中华书局,199511月第一版,第一六八八页。


[1] []司马迁、褚少孙 著:《史记·龟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148月第一版,第三九二三页。

[2] []钱大昕 著:《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七,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12月第一版,第四一三~四一四页。后文还说:“阳遁第一局,甲午为旬首,在巽宫,杜门为直使,时加子,子为玄武。故云介虫先见也。规矩权衡,谓坎离震兑四正之位。《汉书魏相传》:'东方之神,执规司春;南方之神,执衡司夏;西方之神,执矩司秋;北方之神,执权司冬’,是其义也。加以四维,故云八卦相望也。”

[3] []泷川资言 撰:《史记会注考证》卷一百二十八,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出版,一九五五年七月第一版,第5092页。张文虎说:“援式而起,谓地盘也。仰天而视月之光者,定时也。观斗所指者,正月令也。定日处乡者,正日躔也。规矩权衡四维八卦者,左规右矩,前衡后权,谓天盘所加十二辰之位也。义见《淮南·天文训》及《汉书·律历志》。介虫先见者,谓初传玄武发用也。今昔壬子者,日辰也。宿在牵牛者,日宿在丑也。河水大会者,仲冬水王,又日时干支皆水也。汉正南北者,夜半时箕斗在子,天汉正当南北也。南风新至者,冬至一阳生也。斗柄指日者,月建在壬位也。使者当囚也,白虎乘子加壬,又玄武乘功曹也。钱氏《十驾斋养新录》以为奇门之式,未然。”

[4]严敦杰:《式盘综述》,《考古学报》1985年第4期。

[5] []陈公献撰,郑同点校:《大六壬指南》,北京:华龄出版社,20131月第一版第1页。原文如下:

月将,即日宿太阳也。正月雨水后日躔娵訾之次入亥宫,乃登明将也;二月春分后日躔降娄之次入戌宫,乃河魁将也;三月谷雨后日躔大梁之次入酉宫,乃从魁将也;四月小满后日躔实沈之次入申宫,乃传送将也;五月夏至后日躔鹑首之次入未宫,乃小吉将也;六月大暑后日躔鹑火之次入午宫,乃胜光将也;七月处暑后日躔鹑尾之次入巳宫,乃太乙将也;八月秋分后日躔寿星之次入辰宫,乃天罡将也;九月霜降后日躔大火之次入卯宫,乃太冲将也;十月小雪后日躔析木之次入寅宫,乃功曹将也;十一月冬至后日躔星纪之次入丑宫,乃大吉将也;十二月大寒后日躔玄枵之次入子宫,乃神后将也。每以此值月之将而加来人所占之正时上顺布十二宫辰,即天盘也。

[6]白欣、王洛印:《杨惟德及其科学成就述评》,《自然科学史研究》, 2013年第2期。

[7]李零主编,陈久金点校:《中国方术概观》式法卷,北京: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6月第一版,第330~333页。原文如下:

释月将第二十三

正月将徵明:《金匮经》曰:建寅之月,阳气始达,徵召万物而明理之,故曰徵明。

二月将天魁:《金匮经》曰:建卯之月,万物皆生,各求根本,以类合聚,故曰天魁。

三月将从魁:《金匮经》曰:建辰之月,万物皆长,枝蕊花叶,从根本而出,故曰从魁。

四月将传送:《金匮经》曰:建巳之月,万物盛茂,阳气所传而通送之,故曰传送。

五月将小吉:《金匮经》曰:建午之月,万物小盛,阴气始生,奉阳之功,故曰小吉。

六月将胜光:《金匮经》曰: 建未之月,万物壮大,逾本而生,故曰胜光。

七月将太乙:《金匮经》曰:建申之月,万物毕秀,吐穗含实,孔穴自任,故曰太乙。

八月将天罡:《金匮经》曰:建酉之月,万物强固,柯条已定,核实坚刚,故曰天罡。

九月将太冲:《金匮经》曰:建戌之月,万物成熟,收获聚之,枝条剥毁,故曰太冲。

十月将功曹:《金匮经》曰:建亥之月,万物大聚,功事成就,计定于功,故曰功曹。

十一月将大吉:《金匮经》曰:建子之月,阳气复始,君得其位,惠化日施,故曰大吉。

十二月将神后:《金匮经》曰:建丑之月,岁功毕定,酒醴蜡祭百神,故曰神后。

天之运转,合宿之所至,以立神名。天之十二神,动移无穷。地之十二辰,以静而待之。或有相生,或有相克,吉凶之本,不可不知。上克下忧他人,下克上忧己身。上克下忧妇人,下克上忧男子。旺气所胜,忧县官。相气所胜,忧财物。死气所胜,忧死丧。囚气所胜,忧囚系。休气所胜,忧疾病。余皆仿引例。

释璧度第二十四

太史杨维德曰:臣等谨案:十二次取《三统历》,配十二分野,其旨最详。又有费真说《周易》、蔡邕《月令章句》,并后魏太史陈卓言入宿度,各有先后,令依《三统历》入次度,与见行历书同,所定并同。

自轸宿十二度,至氐四度,为天罡,于辰在辰。

自氐宿五度,至尾宿九度,为太冲,于辰在卯。

自尾宿十度,至斗宿十一度,为功曹,于辰在寅。

自斗宿十二度,至女宿七度,为大吉,于辰在丑。

自女宿八度,至危宿十五度,为神后,于辰在子。

自危宿十六度,至奎宿四度,为徵明,于辰在亥。

自奎宿五度,至胃宿六度,为河魁,于辰在戌。

自胃宿七度,至毕宿十一度,为从魁,于辰在酉。

自毕宿十二度,至东井十五度,为传送,于辰在申。

自井宿十六度,至柳宿八度,为小吉,于辰在未。

自柳宿九度,至张宿十六度,为胜光,于辰在午。

自张宿十七度,至轸宿十一度,为太乙,于辰在巳。

释日度二十五

太史杨惟德曰:臣等谨案:历法日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太阳一日行一度,八十五岁则行不及一度。臣等今依大宋《祟天历》,起自景甲戌岁,二十四气、日宿次合、分璧度数,以定月将,故得用式无差,占事有准,祸福符应,时变以周,悔吝凶吉与神道而合契。

冬至,斗宿六度二十六分。

小寒,斗宿二十二度二十二分。

大寒,女宿六度七十七分。

立春,危宿初度九十七分。

雨水,危宿十六度五十三分。

惊蛰,室宿十四度二十分。

春分,奎宿二度五十分。

清明,娄宿初度四十分。

谷雨,胃宿二度四十分。

立夏,昴宿二度五十二分。

小满,毕宿六度二十八分。

芒种,参宿三度八十九分。

夏至,井宿九度十三分。

小暑,井宿二十三度六十六分。

大暑,柳宿五度四十分。

立秋,星宿五度九十八分。

处暑,张宿十三度八十六分。

白露,翼宿十度十二分。

秋分,轸宿六度一分。

寒露,角宿二度五十四分。

霜降,亢宿四度九十八分。

立冬,氐宿十一度五分。

小雪,尾宿一度四十八分。

大雪,箕宿初度三十分。

假令十一月十五日冬至,在南斗六度。至二十一日,在南斗十二度。于辰在丑方,用大吉为月将。若二十日以前用式占事,犹用功曹为月将。余皆仿此。

[8] []班固 撰:《汉书·律历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6月第一版,第一〇〇五页。原文如下:

星纪,初斗十二度,大雪。中牵牛初,冬至。终于婺女七度。

玄枵,初婺女八度,小寒。中危初,大寒。终于危十五度。

诹訾,初危十六度,立春。中营室十四度,惊蛰(今日雨水),终于奎四度。

降娄,初奎五度,雨水(今日惊蛰)。中娄四度,春分。终于胃六度。

大梁,初胃七度,谷雨(今日清明)。中昴八度,清明(今日谷雨)终于毕十一度。

实沈、初毕十二度,立夏。中井初,小满。终于井十五度。

鹑首,初井十六度,芒种。中井三十一度,夏至。终于柳八度。

鹑火,初柳九度,小暑。中张三度,大暑。终于张十七度。

鹑尾,初张十八度,立秋。中冀十五度,处暑。终于轸十一度。

寿星,初轸十二度,白露。中角十度,秋分。终于氐四度。

大火,初氐五度,寒露。中房五度,霜降。终于尾九度。

析木,初尾十度,立冬。中箕七度,小雪。终于斗十一度。

角十二。 亢九。 氐十五。 房五。 心五。 尾十八。 箕十一。东七十五度。

斗二十六。 牛八。 女十二。 虚十。 危十七。 营室十六。 壁九。北九十八度。

奎十六。 娄十二。 胃十四。 昴十一。 毕十六。 觜二。 参九。西八十度。

井三十三。 鬼四。 柳十五。 星七。 张十八。 翼十八。 轸十七。南百一十二度。

[9]严敦杰:《式盘综述》,《考古学报》198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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