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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文化圈的视野下，运用跨文化研究的方法考察哲学的起源，我们不可避免要涉及哲学的“希腊性”(Hellenism)这个根本问题。如果专注于希腊哲学的产生，那么哲学的希腊性问题就是希腊哲学的起源问题，这个问题的语境是城邦时代的古希腊，希腊人率先迈进理性思维的门槛，创造了哲学。如果专注于希腊哲学的发展和传播，那么哲学的希腊性问题就是希腊哲学的跨文化传播，这个问题的语境是整个地中海世界，希腊哲学在保持了理论思维特质的同时，其内容和样式又多样化了。如果专注于一般哲学的发展，哲学的希腊性问题就是哲学的民族性问题，这个问题的语境是整个世界，随着各个民族理论思维能力的提高，希腊哲学必将继续与其他民族文化相遇，产生新的哲学。  世上自有“哲学”以来，它就像一个幽灵，起着文化基因的作用，在民族的精神家园中生存，在民族文化中穿行，想要体现时代和民族的根本精神。而哲学的种子一旦离开本土，落在异质文化的土壤中生长，又会招致种种赞誉或诋毁。 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和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成为学界两大热点讨论问题。它们与“哲学的希腊性”(the Hellenism of Philosophy)问题显然属于同一类型(论域不同，但问题的性质相同)。哲学的希腊性问题最先是由西方人提出来的，西方人提出这个问题有其自身关切所在，对我们中国人来说，考察这个问题可以使我们深入了解西方哲学的起源和发展，进而把握哲学跨文化传播的一般规律。本文将在文化圈的视野下，运用跨文化研究的方法对此加以探讨，试图给出一个比较清晰的解答。 一、问题的肇始与语境 许多现代西方哲学家提出过“哲学的希腊性”，讲得比较明确的是海德格尔和德里达。海德格尔在1955年发表的“什么是哲学”的演讲中说：“哲学这个词告诉我们，哲学是某种最初决定着希腊人生存的东西。不止于此——哲学也决定着我们西方—欧洲历史的最内在的基本特征。常听到的'西方—欧洲哲学’的说法事实上是同义反复。为何?因为'哲学’本质上是希腊的；'希腊的’在此意味：哲学在其本质的起源中就首先占用了希腊人，而且仅仅占用了希腊人，从而才得以展开自己。”德里达说：“整个哲学的历史是从其希腊源头开始被思考的。我们知道，这并非意味着西方主义或历史主义。那只是因为哲学的基础性概念首先是希腊的，而离开它的元素去进行哲学表述和谈论哲学大概是不可能的。”“这个从希腊—欧洲历险发展出来的基本概念系统……也因此先决规定了逻各斯和世界性历史哲学条件的整体。任何哲学想要动摇它们恐怕都不能不以臣服于它们开始，或者说都不能不以摧毁自身作为哲学语言的身份而告终。” 在两位哲学家的言谈中，“哲学的希腊性”得到清晰的表述。他们认为，哲学的历史源自希腊，哲学的基本概念是希腊的，哲学的思维方式是希腊的，哲学的语言也是希腊的。总之，希腊性是哲学的本质特性。由此可以推论，非希腊的思想、语言、思维和表述方式都不是哲学的。 什么是“哲学的希腊性”?这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个问题集。细究下来，它有几层含义：首先是对“哲学”的理解：什么是哲学?其次是对“希腊性”的理解：什么是希腊性?有了对“哲学”和“希腊性”的一般界定，可以明白“哲学的希腊性”这个提法的意向，亦可作出切题的解答。 什么是哲学?古今中外的哲学家提供的答案很多，大体上有这么几类：(1)世界观和人生观；(2)理性的、逻辑的、批判的理论思维方式；(3)经验或生活方式的总结。对这些答案的采纳虽然不是析取的、相互排斥的，而是合取的，可以同时并存的，但若在具体语境中不能确定哲学的内涵，则无从确定某种哲学是否具有希腊性。 什么是希腊性?文化人类学家伊迪丝·汉密尔顿说：“爱理性，爱生活，喜欢用脑，乐于动手——这是希腊方式所独具的特点。”“平衡、事理明达、清晰、和谐协调、完整统一，这就是希腊两字的含义。”她讲的希腊就是“希腊性”，即希腊民族及其生活方式(包括思维方式)的特点或特性。文化人类学家对希腊性的总结概括我们不一定赞同，但从中可以看出所谓希腊性指的就是希腊民族的特性。这种民族特性是在跨文化的视野下，通过与其他民族的比较得出来的。 对上述两个子问题的理解引领我们将“哲学”导入历史，走进具体时空中的“希腊”，走进希腊民族，走进希腊哲学的历史——“希腊哲学史”。 如果我们专注于希腊哲学的产生，那么哲学的希腊性问题就是希腊哲学的起源问题，这个问题的语境是城邦时代的古希腊。 “古代希腊是欧洲文明的发源地，欧洲哲学史是从古希腊哲学开始的。”“希腊哲学和其他的希腊精神产品一样，是一种始创性的创造品，并在西方文明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具有根本性的重要意义。”为什么哲学最初产生在希腊，而不在其他地方?学者们思考这个问题，于是向外探寻，就去探讨古希腊哲学诞生时的外部环境(古希腊地理、历史、民族、文字、社会构成、经济状况、与东方的关系)，向内探寻，则研究希腊哲学的史前史，讲哲学如何由神话演变而来，继而考察人类认识的矛盾发展。“古希腊哲学一产生就蕴涵着认识中的根本矛盾——个人认识能力的有限性和人类认识任务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在整个人类认识发展史上，希腊哲学是幼年时期，各种矛盾只是开始提出来，尚未充分展开。” 如果我们专注于希腊哲学的发展和传播，那么哲学的希腊性问题就是希腊哲学的跨文化传播，这个问题的语境是整个地中海世界。 哲学是一种精神文化，与宗教同处民族文化的核心层面。为了把握整个希腊哲学的发展，我们不仅需要了解希腊文化的形成，还要了解希腊文化的扩展。在西方古代文化研究中，希腊文化(Greek culture)与拉丁文化(Latin culture)常常被人们相提并论，被视为西方文化的渊源和起始阶段。然而，由于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以后地中海世界曲折多变的历史进程，继续单独用希腊文化或拉丁文化都已很难涵盖地中海世界的文化变迁，于是便有了“希腊罗马文化”这样并列的称谓。虽然希腊文化与拉丁文化之间的交流从古典时期就已经开始，也在某些方面臻于融合，但罗马帝国的建立确实是以两种民族文化为主干的罗马帝国文化的起始。罗马帝国的建立使希腊和拉丁两大文化传统有了统一的政治架构，“希腊罗马文化”从那时起就不再是并列的、相对独立的文化，而是一种开始整合的统一的文化。在这个意义上，希腊罗马文化(或称大希腊文化)与罗马帝国文化不是同义词，而分别是标志希腊文化与罗马文化的演进过程及地中海世界文化发展两大阶段的名称。希腊哲学诞生于古代希腊的某些城邦，但它并没有止步于此，而是随着地中海区域经济、政治、社会的动荡与变迁，经过希腊化时期扩展到整个地中海世界，并一直延续到罗马帝国，直至西罗马帝国灭亡。 我们通常所说的希腊哲学不仅是指古希腊城邦时代的哲学，而且包括希腊化时期的哲学和罗马帝国的哲学在内，“希腊哲学”的完整说法是“希腊—罗马哲学”。所以，晚期希腊哲学是希腊哲学跨文化传播的产物，已不是纯粹的“希腊哲学”。把握了地中海世界的文化变迁，方能认识晚期希腊哲学。“研究地中海文化圈的形成是晚期希腊哲学研究的需要，同时对前三卷有关哲学活动和哲学学说的论述，也是一项必要的补述。”“从希腊化至罗马帝国时期的哲学(通称晚期希腊哲学)，从学说内容至哲学家的活动和学派的建立，以及哲学的影响都是地中海世界的现象，而不仅仅是希腊罗马本土的成果。希腊文化与希伯来文化的相会，早期基督教与希腊哲学之间的关系，更是地中海世界的现象。” 如果我们专注于一般哲学的发展，哲学的希腊性问题就是哲学的民族性问题，这个问题的语境是整个世界，不论是东方世界还是西方世界。 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许多古代民族都有自己的圣贤、先知和宗教家，但只有极少数古代民族拥有哲学家，其中比较公认的有希腊、中国、印度。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精神发展史，非经一定的阶段不会产生自己民族的哲学。哲学是人类思维从非理性思维踏入理性思维门槛以后的产物，它首先出现在某些民族中，而古希腊人就是其中之一。对哲学的这种希腊性，策勒尔说得比较清楚。他说：“并非每一个民族、甚至每一个文明的民族都产生过一种哲学。许多民族都有圣人、先知和宗教改革家，但只有极少数民族拥有哲学家。在古代的民族中，除了希腊人，只有中国人和印度人可以加以考虑……不过，中国人和印度人的哲学体系之间并没有任何联系，它们的哲学体系跟希腊人的哲学体系之间也没有任何联系，这三个民族按各自特有的本性形成了自己的哲学。可是，整个欧洲哲学却都是希腊哲学的后裔。” 二、文化圈的视野 语境变了，问题的内涵和意向也在变。研究晚期希腊哲学必须将视野扩大到整个地中海文化圈方能有新的认识。 文德尔班曾说过：“希腊哲学生长于一个封闭的民族文化圈，它是希腊精神的嫡子。”在文德尔班的“民族”视野里，以古典时期(Classical Period)为代表的希腊哲学在同时代的地中海诸民族的思想中显得一枝独秀，形成了自己赖以独立的本质。希腊哲学的本质精神(“希腊性”)在希腊民族那里成型，但不意味着其构成原料及后续发展就仅仅为特定地理和民族的“希腊”所限制。所以当我们扩展历史视野来看，文德尔班的“封闭民族文化圈”就缺乏学理上的解释力，需要重新审视。希腊民族的生存空间一直处在变动中，无论从民族还是地理角度看，“希腊”当然一直就在地中海的某个特定地理、民族范畴之中，但尤其是在晚期，希腊哲学的“精神”由希腊民族和地区扩散到其他民族和地区，希腊哲学与其他民族固有的“民族性”的思想互相融合而改变了彼此。所以我们提出的“地中海文化圈”不是重复一种历史地理事实，而是学术研究上一种超越地理和民族的宏观的跨文化视野。 早在19世纪末，文化传播学派(diffusionism)就提出了“文化圈”(英文culture circle，德文 Kulturkreis)这个概念。经由德国人类学家拉策尔(F.Ratzel)的提出，其学生弗罗贝纽斯(L.Frobenius)的继承和格雷布内尔(F.Graebner)的扩展，“文化圈”在解释文化传播、重构原始文化史方面的尝试在学术界有了一定的影响力。在一个地理空间中，相邻的文化体先是较为独立地发展成一些核心区，随着各自文化的扩展，一些文化要素在各个文化体上开始趋于相似，表现出共同特征，诸文化体彼此产生有机联系，呈现出整体性。在某个历史阶段中，我们可以把这个空间中的诸文化体称为一个“文化圈”。 在国内，陈村富教授最早将文化圈的概念模式应用于希腊哲学研究，他先在《中国社会科学》的一篇文章中明确阐述了“地中海文化圈”的概念，随后又在《希腊哲学史》第四卷的绪论中将之应用于对希腊晚期哲学总体发展的阐释。“在地中海文化圈的形成方面，希腊人还有两个特殊贡献。其一是通过殖民运动，将发达的东部地中海文化和希腊文化推向西部，越过南意大利和西西里直至今日法国的马赛。其二，通过希腊化运动，促成环地中海地域文化的大融合。'希腊化’还为罗马帝国统一地中海世界，最终形成地中海文化圈扫清了障碍。”在中世纪之前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地中海文化圈占领导地位的核心区从地中海东部的西亚和埃及西移雅典，再至罗马。在希腊化时期之后，希腊哲学的核心区在地中海文化圈中移动和扩散，先从雅典移至亚历山大里亚，后又移至罗马等地。 “地中海文化圈”不仅是一种学术建构，在历史文献中，我们也能够发现当时各民族自觉认同的证据。希腊人曾以“北海”称呼地中海，他们意识到自己并非遗世独立的封闭民族，在历史中不断与地中海周遭不同的民族发生各种联系。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历史》中有这么一段话：“我们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到，除去与亚细亚接壤的地方之外，利比亚的各方面都是给海环绕着的。据我们所知道的，第一个证实了这件事的，便是埃及的国王涅科斯。当他把从尼罗河到阿拉伯湾的运河挖掘完毕时，他便派腓尼基人乘船出发，命令他们在回航的时候要通过海拉克列斯柱，最后进入北海，再回到埃及。”罗马人最先称呼这片共同生活的地理区域为“地中海”：“Mare Mediterraneum”。“Mare”的意思是“海”；“Mediterraneum”由“medius”和“terra”合成，前者意味“在中间的”，后者意味“大地”，因此整个词的意思就是“陆地间的大海”。公元前27年之后，罗马人“统治了整个地中海和所有海中的岛屿以及海洋中的不列颠”，地中海在新成立的罗马帝国的疆域中成了“内海”。在罗马帝国时期，地中海已经是一个广泛使用的地理名称了。 从希腊化时期开始，希腊的城邦文明逐步瓦解，整个地中海文化开启了一体化的进程。希腊哲学更明显地成为地中海文化圈有机整体的一部分，很难再用孤立的眼光去审视它。如果说，在希腊哲学最初形成的过程中，各民族文化体的交流受制于城邦的林立，那么亚历山大的征服打破了这些政治、经济上的边界，为自觉的和显明的文化扩散提供了可能性。亚历山大在征服波斯后，没有简单地任命本民族的人担任波斯的地方长官，也没有强制用希腊文化去取代原有文化，而是任用当地官员，尊重当地文化，同时推行希腊语作为这个“世界城邦”共同的语言纽带。在他死后的近三百年间，几大王国间关系复杂，时有争战，但由于统治阶层的希腊文化血统，总的来说，地中海之内的文化交流程度要远远超过古典时期。语言是存在之家，共同希腊语(Koine)在地中海世界的传播也不可避免地把希腊哲学精神带到各个民族的思想之家里面，同时也把其他地方的概念和知识带入希腊语之中。罗马通过三次马其顿战争在公元前168年将马其顿纳为行省，两年后又将希腊纳为行省，到公元前30年，屋大维将埃及纳为行省，希腊化的历史阶段宣告结束。同样，罗马人推广了拉丁语作为官方语言，却并未完全取代共同希腊语，相反，拉丁语在拉丁哲学家如西塞罗等人的努力下吸收了许多希腊哲学的概念，并把它们带入了拉丁文化之中。总之，历史的进程改变了各民族生存空间的版图，为地中海世界提供越来越具统一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框架，并以“罗马的和平”(Pax Romana)作为最高成就。这些历史进程将希腊哲学带到了当时的“世界舞台”。 在这个舞台上，最精彩的几幕有时并非在希腊本土上演，最优秀的演员有时也不是希腊民族的成员。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是希腊化时期最引人瞩目的文化中心。那里曾出现世界上第一座献给缪斯的博物馆和古代世界最大的图书馆，许多各民族优秀的学者受到托勒密王朝的资助在亚历山大里亚从事研究，甚至形成所谓的“亚历山大里亚学派”。在这种情况下，希腊语的“七十二子译本”(Septuagint)成为《旧约圣经》第一个外语译本，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使用共同希腊语的人群中得到广泛使用。这些都客观上促进了地中海民族文化交流。晚期希腊哲学最伟大的代表人物普罗提诺早年在亚历山大求学，师从阿莫纽斯学习柏拉图的哲学。后来他定居罗马开办学校，使用希腊语写作和讲授他心目中的“柏拉图主义”，甚至雅典的柏拉图学园的成员有时还要写信向他请教柏拉图文本阐释的问题。普罗提诺所创立的新柏拉图主义的后续者基本上都不是希腊民族的后裔，其活动范围也不限于希腊本土。他的学生波菲利出生于叙利亚，主要活动于罗马。波菲利的学生扬布里丘创立了叙利亚学派，他努力融合柏拉图主义和毕达哥拉斯主义，也把东方的密仪带入自己的哲学体系之中。晚期希腊哲学另一个代表人物——雅典柏拉图学园领袖的普罗克洛则出生于君士坦丁堡，也曾在亚历山大里亚学习，其思想突出了体系的统一性，他曾尝试建立包括东西方思想的柏拉图主义神学体系。总之，如果我们考察晚期希腊哲学的诸多流派和代表人物，我们不可能仅仅使用地理或民族的“希腊”的视野，而必须扩展到整个地中海地区。 在文化圈视野下，我们也能够共时性、多层次地定位和研究希腊哲学。哲学是一种文化内核，它既影响其他层面的文化因素，反过来也受到它们的影响。晚期希腊哲学有一种伦理上的转向，它更加集中地关注个人生存境遇、心灵的宁静以及灵魂的治疗。这种历史演变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是希腊哲学精神内在的张力，但是，城邦生活向共和生活的转变、民族身份认同的冲突、宗教信念带来的文化冲击等时代特征也扩大了希腊哲学的问题域，并持续地改变它的关注焦点。“宗教性”在这个改变中显得尤为突出。古典时期的希腊哲学脱胎于本民族神话，并形成了以由宙斯为代表的希腊哲学特有的语言表达体系，但在晚期它受到东方宗教的挑战，“东方性”与“希腊性”的互动张力成为哲学与宗教关系的核心问题。这就构成了扩展到整个地中海世界的希腊与希伯来的“两希”文明的对话空间。不仅早期基督教教父积极采用希腊哲学的概念和原理，或者为自己信仰的希伯来本质辩护，或者用以阐释自己的经典、发展新的神学，而且希腊哲学也在对方的压力下回应宗教问题，以宗教的视野重新阐释过去的经典，形成了独具时代特点的以“论述集”(doxography)为主的注疏性学术范式。这样，我们把文化的其他要素纳入哲学史的考量之中，更能达到“论从史出”的全面性和严谨性。正如陈村富教授所言，“研究晚期希腊哲学的语境或者说'关联域’，绝不是某种外在的添加，而是内容本身的构成部分”。 总之，从这个宏观的研究视野看，希腊哲学研究并非仅仅研究“在希腊地区的哲学”，也并非仅仅研究“希腊民族的哲学”，而是强调希腊哲学在希腊人那里获得了原创性，也就是哲学的“希腊性”。我们一个现实的考虑在于如果不采取这个宏观视野，则跨越八百多年的晚期希腊哲学将陷入尴尬的哲学史分期之中，并且重新被抛弃在研究视野之外。这也与国际哲学史学界的最新进展脱节。当学界的研究视野扩展到希腊、罗马、希伯来文化，学科的发展迫切要求我们揭示这些文化与同时期其他文化的关系，科学地说明这些文化的相关性与差异性，并且要求我们解释这些文化作为一个历时性整体的内在发展逻辑。地中海文化圈的视野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研究文化体的迁移、扩展或传播，以及通过传播所带来的文化碰撞与融合，并最终推动希腊哲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理论高度。 三、哲学的跨文化传播 我们看到，古今中外，人们的哲学观一直处在变化之中，至今尚未能统一，也不可能统一。作为一个民族的希腊人的特性也在变化之中，人们对希腊性的认识也很不确定。更何况希腊文化不像中华文化上下绵延五千年而不断。把握了哲学的希腊性问题的肇始和语境，具备了文化圈的视野，再来解答这个问题，答案可能就很不一样了。 古希腊人自己实际上很早就提出了哲学的希腊性问题。“哲学”(φιλοσοφ 希腊哲学越过民族的藩篱在地中海世界传播开来以后，哲学的希腊性问题就突显出来了。希腊哲学向拉丁文化的传播是第一站。西塞罗对话中的人物瓦罗说：“我看到哲学在希腊人的论文中已经得到最详尽的阐述，我认为我们民族对哲学感兴趣的任何人，如果是在希腊人的教导下学习的，那么他们会去读希腊文的著作，而不会去读拉丁文的著作；另一方面，如果他们畏惧希腊人的学问和体系，那么他们甚至不会注意哲学，因为没有希腊学问的人是不能理解哲学的；因此，我不愿写这些没有学问的人不可能理解、有学问的人又不会去读的东西。”如果我们把瓦罗设想成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甚至设想成印度人、中国人，那么民族身份的变化并不会影响他对哲学的希腊性问题的理解。他认为哲学是希腊人的，哲学具有希腊性。 在爱琴海地区语境中，哲学的希腊性问题关涉的是希腊哲学的起源问题，是希腊哲学在诞生时有没有受到其他文化的影响，希腊哲学的产生有没有吸取其他民族文化要素的问题。希腊哲学是古希腊民族的独创，但它的诞生肯定也受到过其他文化的影响。当代西方哲学家在肯定哲学的希腊性时着重强调的是它的“原创”，而不是否定后者。比如伽达默尔就说过：“希腊古典世界并不是一切事情的开端，相反，希腊人是在东方其他早期民族尽力投出的飞标所达到的地方拾起了这支飞标；这是一个白温克尔曼和赫尔德以来就得到承认的真理。表明这一点的，部分是在希腊文献本身中已有的对埃及古代文明的回顾，部分可以从宗教诗中，尤其是从赫西俄德的诗中读到。”“哲学思维并不从某个零点开始，而是必须用我们已经拥有的语言来思考和说话。”罗素说：“在全部的历史里，最使人感到惊异或难于解说的莫过于希腊文明的突然兴起了。构成文明的大部分东西已经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存在了好几千年，又从那里传播到了四邻的国家。但是其中却始终缺少着某些因素，直等到希腊人才把它们提供出来。”如何在肯定希腊哲学的诞生受到过其他文化影响的前提下恰当地说明希腊哲学的原创性，是希腊哲学的研究者需要继续努力之处。 在地中海世界的语境中，哲学的希腊性问题关涉的主要是希腊哲学的跨文化传播。我们以往在思考希腊哲学传播时，总是习惯于把希腊哲学视为固定不变的东西，把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之手铸成的希腊古典哲学(形而上学、存在论)视为希腊哲学的唯一代表，其实大谬不然。伽达默尔曾说：“柏拉图并不是柏拉图主义者，哲学也不是墨守成规的哲学。”我们或许也可以说：希腊人不是希腊主义者，希腊哲学也不是墨守成规的哲学。希腊哲学经过晚期的发展已经多样化了、非希腊化了。斯多亚学派对伦理学的重视及其世界主义、斐洛的犹太—希腊哲学、怀疑论对不可信与不可知的探索、新柏拉图主义哲学与宗教的合流，所有这些晚期希腊哲学发展中的问题都需要我们对哲学有比较宽泛的理解。在把握希腊哲学的时候，我们还是应采用比较宽泛的哲学定义，回归其“智慧”或“思想”的本义，以免将哲学搞成完全用概念范畴堆砌成的骨架，忽略了其丰富的内容。 通过对晚期希腊哲学的研究，在把握了希腊哲学跨文化传播的历史事实以后，我们可以回答这样一些问题：希腊哲学向其他文化传播以后是否丧失了它的民族性(希腊性)?希腊哲学进入其他民族文化之后发生了什么情况?希腊哲学与其他民族文化相遇的结果是什么?不同的文化传统有无通约性?其融合的基础是什么?这些问题已经涵盖文化传播学的基本内容，足够我们去认真思考了。 在全球语境下，哲学的希腊性问题就是哲学的民族性问题。黑格尔是典型的“西方中心论者”。他说：“真正的哲学是自西方开始。唯有在西方这种自我意识的自由才首先得到发展，因而自然的意识，以及潜在的精神就被贬斥于低级地位。在东方的黎明里，个体性消失了，光明在西方才首先达到灿烂的思想，思想在自身内发光，从思想出发开创它自己的世界。”“我们第一次在希腊人里面发现了这种自由，所以哲学应自希腊开始。”“所以这种东方的思想必须排除在哲学史之外；但大体上我将对于东方哲学附带说几句，特别是关于印度和中国的哲学。”“我们所叫做东方哲学的，更适当地说，是一种一般东方人的宗教思想方式——一种宗教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我们是很可以把它认作哲学的。”“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黑格尔“西方中心论”的立场可以批判，但他的整个论证并没有错。我们看到，他的论域是全世界，他本人对哲学有确定的看法，他的结论是通过跨文化比较得出来的，他的论证清晰，没有混乱之处。 胡塞尔的看法与黑格尔的观点类似。他说：哲学和科学的普遍性及对人固有理性的揭示决定了“是否欧洲人真正在自身中承负着绝对理念，是否欧洲文明也不过是像'中国’或'印度’一样的经验的人类学的文明类型……是否一切其他文明的欧洲化不是一种历史的荒唐胡闹，而具有绝对的世界意义”。他认为唯有欧洲文明对人类具有普遍的、绝对的世界意义，而中国文明或印度文明只具有经验的人类学意义。 我们对哲学的理解是“一种批判性的理论思维和一种对世界(包括社会和人本身)的终极关怀”，我们也不主张把哲学理解得太狭窄，主张哲学要研究各种文化形式。我们对哲学的希腊性这个问题的解答是：(1)在爱琴海地区视野下，希腊人吸取了其他民族的文化元素，提高了自身的理性思维能力，率先迈进理性思维的门槛，创造了哲学。说哲学从希腊最早诞生并没有贬低中国人和其他民族的意思，而是通过比较，认定理论思维方式的产生自希腊始。就好像我们说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但并不表示对希腊人或其他民族的藐视。(2)在地中海文化圈的视野下，希腊哲学在晚期向其他民族文化扩散和传播。在此过程中，希腊哲学一方面保持了原先理论思维的特质，另一方面丰富了自身的内容，使希腊哲学的样式多样化了，所谓纯正的希腊哲学根本不存在。(3)在世界或全球视野下，“哲学”是一般，希腊哲学是个别。在希腊哲学之外，还有过或将会有其他民族的哲学，如中国哲学、印度哲学等等。随着世上各个民族理论思维能力的提高，希腊哲学必将继续与其他民族文化相遇，产生新的哲学。希腊语可以表述哲学，其他民族的语言同样也可以表述哲学。希腊哲学可以被其他民族接受，其他民族也可以在接受希腊哲学之后创造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哲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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