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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聂耳，是扬名国内外的中国作曲家、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开路先锋。为筹备1985年隆重纪念聂耳逝世50周年，文化部、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领导，聂耳的亲属，来自北京、上海、云南等地的汪毓和、陈聆群、李坚等专家学者，于1982年初组成了《聂耳全集》编辑委员会，并聘请夏衍、吕骥、司徒慧敏、于伶、张庚等6位聂耳生前的战友为编委会顾问。 承担编辑工作的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前身是1954年成立的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其创办人李元庆1932年秋天就曾经与聂耳在北平（现北京）一起开展左翼音乐活动，比吕骥、贺绿汀都更早地与聂耳共事。1941年，周恩来安排李元庆从重庆来到延安，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发起创办的中国第一所高等革命文艺学府“鲁迅艺术文学院”音乐系任教。 一、致力编辑《聂耳全集》 继承“鲁艺”革命传统的音乐研究所始终把聂耳、冼星海的研究列为重点工作项目之一，1955年就设立了“聂耳、冼星海陈列室”，有专人从事这个课题的研究。音乐研究所的顾问吉联抗也是中国左翼音乐运动的成员之一。在20世纪60年代该所内部陆续出版两册《聂耳专辑》后，1978年，所长李元庆指派我承担编辑《聂耳全集》的筹备工作。 在前人多年工作成果的基础上，我先后赴北京、上海、广州、昆明等地，广泛系统地收集和整理有关的资料（昆明就前后去了七次、玉溪去了五次），采访了聂耳的亲属和夏衍、司徒慧敏、于伶、吕骥、贺绿汀、金焰、孙瑜、赵丹、吴永刚、许幸之、王人美、王人艺、黎锦光、严华、白虹、袁春晖等百余位当时还健在的聂耳的战友和同事；查阅了田汉、张庾侯等许多聂耳已故亲友写作的文字资料，收集与核实了许多关于聂耳的史料。 经过历时七年的编辑，文化艺术出版社与人民音乐出版社于1985年联合出版的中国第一部音乐家全集《聂耳全集》（上卷为音乐编、下卷为文字编），首次集曲谱、文字、图片、音响于一体，受到各界读者的欢迎。《人民日报》发表的评论文章称赞它是“中华文化的丰碑”。 二、存在的诸多问题和疑点 聂耳的三哥聂叙伦（《聂耳全集》编辑委员会委员）和他的女儿聂丽华（云南民族电影制片厂作曲），根据袁春晖等人的回忆，于1980年起陆续整理出一首据说是聂耳1928年在昆明作曲的《省师附小校歌》（下文简称“校歌”）。词作者据说是这年夏天从云南省立师范学校毕业后，担任省师附属小学音乐教师的张庾侯。 但是《聂耳全集》的主编周巍峙，副主编孙慎、瞿维、吉联抗等人多次组织会议进行讨论研究，并请示编委会的顾问夏衍、吕骥，认为此事存在着以下一些问题和疑点：  昆明“九九音乐社”成员合影，后排右一张庾侯、右二聂耳 1.未见当年的歌谱等历史资料 具有明确时间节点信息的实际文物是最好的历史见证，但是至今没有见到遗留的当年的这首“校歌”的歌谱。它只是根据其多位同时代人而且是五十余年后的回忆，于1980年起才陆续记录、整理而成的歌谱。他们说此歌当年曾经在该校和社会上广泛传唱，可是怎么没有当年的歌谱留存下来？在任何历史资料里也都没有看到有关此事的踪迹。 2.此事不见聂耳所写的任何文字资料 聂耳一生遗留有文章、书信、日记、札记等约六十万字的文字资料以及自传体小说，涵盖了他一生的方方面面。从中也可以了解他从事音乐创作的历程，可是其中却从未说及他写作了这首“校歌”。 1928年，聂耳年仅16岁，刚升学为云南省立高级师范学校二年级（相当于高中二年级）的学生。这时他已经学会演奏多种民族乐器，开始结识张庾侯并随他学习西洋音乐，借用友人的小提琴自学自娱自乐，仅仅是初始见到了钢琴。 但是写作歌曲需要相关的音乐理论知识和技能，这对当时的聂耳来说应该还并不具备而且是相当困难的事。据说“校歌”是由担任音乐教师的张庾侯作词，由刚升入高二的学生、对音乐理论知识所知甚少的聂耳作曲，这也让人匪夷所思、难以想象。 3.聂耳的日记里关于作曲的记载 只有初级小提琴演奏水平的聂耳，1931年4月被黎锦晖破格录取为上海联华影业公司音乐歌舞学校（后恢复为明月歌剧社）乐队的练习生，开始走上从事专业音乐工作的道路。聂耳最早的作曲因此也自然是小提琴曲——这年9月19日的日记里他首次写有“练习作曲”，9月21日的日记写有“完成了第一次的作品”（聂耳这时写作的小提琴曲习作《送别》和其后的《悲歌》都没有保存下来）。后来他学习吹奏口琴，次年1月8日的日记里才有“作了两个口琴曲《圆舞曲》和《进行》”的记载（这两首即兴创作的口琴曲存有手稿）。 如果聂耳在昆明就已经写作了那首“校歌”，后来他在上海就不是“开始写作”这些习作，也不会那么激动兴奋了。 4.聂耳何时开始写作歌曲 聂耳在上海时经常与其来往的“三嫂的七叔”郑易里（《聂耳全集》编辑委员会顾问、1928年他担任中共云南省委书记王德三的秘书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人民音乐》1955年第8期发表的回忆文章《回忆聂耳二三事》里谈及，1932年“一·二八”日军进犯上海，聂耳与联华歌舞班的人去闸北前线慰问抗战将士时，就深感到当时竟然没有合适的歌曲可唱。聂耳这年2月7日的日记里写有：“怎样去做革命的音乐？整天的在想。”1959年，为向建国10周年献礼，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传记故事影片《聂耳》（由聂耳当年的多位战友共同完成：于伶编剧、郑君里导演、赵丹主演）里，也是这样拍摄和表演的。 聂耳在工作中刻苦自学，通过汉语拼音学习国语、做和声学练习、自学作曲法、向黎锦晖请教汉语知识和作曲方法。经过多种形式的学习和艺术实践之后，1933年春天聂耳才创作出第一首电影歌曲《开矿歌》（艺术水平还较为一般）。 在田汉、夏衍等革命文艺家的指引和领导下，聂耳于1932年春天加入了中国左翼剧联，次年初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他在各方面都得到极大充实和飞速提高。从1934年5月起，他结合革命形势的需要，在仅仅一年的时间里，就陆续创作出《码头工人》《前进歌》《毕业歌》《开路先锋》《大路歌》《新的女性》《打长江》《铁蹄下的歌女》《义勇军进行曲》等许多脍炙人口的传世经典。  聂耳在昆明时的女友袁春辉(右)等人合影  1931 年，聂耳与明月歌舞团女明星王人美等人的合影 5.未见于其二哥聂子明等人的著述 聂耳的大哥是父亲与前妻之子，很早就离家去外地谋生。二哥聂子明（《聂耳全集》编辑委员会委员）是聂耳同母的长兄，聂耳4岁时父亲病故，二哥后来成为聂家的当家人。他发表的文章和与我的多次交谈里，从未说到、也不认同聂耳写作了这首“校歌”。 1928年聂耳在云南省立师范学校秘密加入共青团时，他当时的省师同学李德和（中共地下党员）向我介绍过聂耳那时从事的许多革命活动。他与我多次交谈时都否认聂耳写作了此歌，听说20世纪末他还专门写信向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反映了此事。 天津市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谷应（生于1937年，其母亲是袁春晖昆明时的学友）1992年编剧的儿童电影故事片《聂耳——人之初》（文学剧本，北京现代出版社2013年出版）详细记述了聂耳在昆明18年生涯的方方面面，其中也没有写作“校歌”的踪影。 6.未见袁春晖1982年以前的记述 聂耳在昆明时的初恋女友是袁春晖，其祖父袁嘉谷（1872—1937年）是云南历史上唯一的状元——清朝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经济特科状元，曾赴日本考察，后任云南省政府高级顾问、东陆大学（云南大学前身）教授。袁春晖因为父亲早逝，全家一直靠长辈亲友接济生活，与聂耳的境况同病相怜、又都是爱好音乐的朋友。 袁春晖在多次与我交谈中，介绍了许多聂耳的事迹（如聂耳怎么与她约会，赠送给她的礼物，为在话剧里饰演女角向她请教如何说话、走路），但同样没有提到聂耳写作“校歌”的事。 1955年，袁春晖应邀写给聂耳的研究者洪遒（左翼电影评论家，1956年后曾任广州珠江电影制片厂厂长）的五封长信（刊《传记文学》2012年第5期）里，写有聂耳对她说“你可信将来我自己作歌？”“你看着，不到你20岁，我一定要作歌给你唱。”文中也没有说及聂耳在昆明写作了“校歌”的事。 7.未见此歌“词作者”张庾侯的记述 张庾侯是袁嘉谷夫人的弟弟，因此与袁春晖又是姻亲。他与聂耳是1928年起住在一个院子里的邻居和音乐友人。《聂耳全集》里刊有1930—1934年聂耳从上海写给张庾侯的11封书信，其中都没有任何涉及两人合作写出“校歌”的内容。 1958年和1964年，张庾侯先后给音乐研究所寄来两份他写的文稿（分别为三千余字与八千五百余字，原件现存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和文献馆），回忆和论述了1928年起他“荣幸地与聂耳交往”的事迹。 处于当时那样境况的张庾侯，如果确实与聂耳合写过这首歌曲，将会是他非常引以为荣的事情。但是这两篇文稿里详细论述了聂耳写作的所有的34首歌曲，都没有提到他与聂耳“合写过”那首所谓的“校歌”；而且文中也认为“1932年1月初聂耳开始练习作曲，作成第一首习作的《圆舞曲》和《进行曲》”。 20世纪50年代中期，音乐研究所的谢柳明曾经奉命去昆明调查和收集有关聂耳的资料，当时他可能见到了张庾侯，因此张庾侯后来给研究所写来了那两份文稿。谢柳明因病于50年代末离开研究所，回到家乡广西后不久病故。1973年，我来到音乐研究所工作，没有见到他和他写作的调查报告等任何资料，但我看过张庾侯写的这两份文稿。1979年，我第一次去昆明时就尽力寻找张庾侯，但是听其妹妹说他已经病逝于“文革”期间。  1930 年，聂耳(前)与张庾侯在昆明  1934 年，田汉（右）与聂耳合影  1935 年版《聂耳纪念集》封面 8.1935年《聂耳纪念集》刊歌曲目录 1935年4月18日，聂耳抵达日本东京后，多次参加中国留日学生举行的活动。7月17日，聂耳在藤泽市游泳时不幸遇难，是同乡的挚诚学友张鹤赶去鹘沼海滨认领、入殓了他的遗体。8月18日，中国留日学生在千叶县北条町隆重举行聂耳追悼会，会议决定集资出版《聂耳纪念集》（据书里的集资表显示，当时的中国驻日本大使也捐了钱）。 由左翼作家天虚（即张鹤）和蒲风联合编辑的《聂耳纪念集》于1935年底在日本东京出版。这本厚达105页的书里刊登有多幅图片、许多回忆和纪念聂耳的文章，并首次列有聂耳作曲的34首歌曲的曲名。中国的留日学生里当时有张鹤等许多人是聂耳在昆明上学时的学友，如果“校歌”当时曾经在昆明广泛流行，此书里的许多回忆文章及歌曲曲名里，怎么会没有人提及和列入此歌？ 9.1937年起昆明纪念聂耳 那个时期，云南一直都没有禁唱聂耳的歌曲，反以聂耳是云南人为荣。1937年10月，聂耳的骨灰入葬昆明西山，楚图南、郑一斋、杨一波、徐继祖、徐嘉瑞等社会名流与家属参加安葬。由云南大学教授徐嘉瑞书写的墓碑文就是“划时代的音乐家聂耳之墓”。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开赴东南抗战前线的云南军队就是在《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声中开拔离开的昆明。1938年，昆明隆重举行“纪念聂耳逝世三周年大会”，演唱了聂耳创作的许多歌曲。1940年，各界友人集资在昆明城内著名的风景地圆通山上建成“聂耳亭”，也是报请时任云南省政府主席的龙云批准、由昆明市长主持建立的，可见当地政界一直很敬重他，为何却无人唱此歌？ 10.1941年《新音乐》纪念聂耳 李凌、赵沨主编的《新音乐》月刊三卷二期，“纪念聂耳特页”发表有《关于聂耳先生的歌曲》一文，作者林志音是聂耳1931年在上海结识的同乡乐友，于1934年加入了聂耳组织并担任指挥的百代公司国乐队。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他返回昆明从事音乐教学工作（1980年我再去昆明见到他时，他是云南艺术学院音乐系的教师）。林志音编写的《聂耳先生遗作目录》收有聂耳作曲的34首歌曲的歌名，其中也没有那首“校歌”。林志音毕生在昆明从事专业音乐工作，如果“校歌”当年曾经广泛流行，他怎么会不知道？  1937年，聂耳骨灰入葬昆明西山（左起三人分别是聂子明、聂叙伦、徐嘉瑞）  1985年版《聂耳全集》封面  2011版《聂耳全集》 11.1950年以后云南纪念聂耳的活动 1950年，云南解放以后，更是差不多每年都要隆重举办纪念“云南人民的儿子”聂耳的活动，还曾经多次在报刊上征集聂耳的音乐作品和文稿，但始终都没有人提及和演唱这首“校歌”。 如果聂耳确实在昆明时就写作了这首“校歌”，那便是聂耳在云南时唯一写作的歌曲，至少从1950年昆明解放起就应该大唱特唱了。但是长达几十年来的昆明纪念聂耳的活动里。怎么竟然一直没有人演唱这首歌曲，岂不成了咄咄怪事？至少是1982年以前云南出版的聂耳歌曲集里也都没有这首“校歌” （1982年以后的情况好像也是如此）。 根据以上这些重要的原因，《聂耳全集》编辑委员会经过认真讨论研究以后，决定不把这首所谓聂耳作曲的《省师附小校歌》收入1985年出版的《聂耳全集》。聂叙伦也表态同意编委会的这个决定。 2006年7月，在聂耳的祖籍云南玉溪市举行的“聂耳音乐学术研讨会”上，我在发言里介绍了这件事的前因后果。 为纪念聂耳诞辰100周年，由《聂耳全集》编辑委员会编辑（除了增加新的有关人员，应资助出版此书的中共玉溪市委和市政府的要求，编委会还增加了一些云南省和玉溪市的领导人；在玉溪也设立一个编辑部），2011年，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了《聂耳全集》三卷本增订版（主编还是周巍峙）。增加的下卷是“资料编”，收有自1935年起，纪念、回忆和研究聂耳的文章、资料等共141篇。 《聂耳全集》增订版仍然没有收录这首“校歌”。其上卷“音乐编”的附录里，还收有我写作的《本书未收〈省师附小校歌〉的缘由》。 三、昆明市文史研究馆的科究成果 近日，从哈尔滨音乐学院的博士研究生（导师陶亚兵）夏佩婷处，看到昆明市文史研究馆编、人民出版社于2019年10月出版的《聂耳——从昆明走向世界》一书。作为该馆的科研成果，它从专业的角度对聂耳在昆明的生活和成长，进行了详细的叙述与考证。 此书最后列出的参考资料里就有《聂耳全集》增订版，说明编者看到过我所写的《本书未收〈省师附小校歌〉的缘由》一文。此书转引的我编写的《聂耳音乐作品年表》里也没有“校歌”的歌名。但是此书的编者在没有发现任何新的材料、特别是没有任何新的有力证据（如新的历史资料、此歌所谓词曲作者新的相关资料）的前提下，仍然采用聂丽华的说法，仅依靠一些人几十年后才回忆“攥出来”的曲谱，就认为聂耳在昆明写作了这首最早的歌曲。这不仅缺乏说服力，也不符合历史考据“孤证不立”的重要原则。何况相隔五十余年以后，一些亲友这样拼凑的回忆材料是否能成为“孤证”，还很值得商榷。 校歌的编写一般都不是自行其事的个人行为，要经过校方的讨论、委任和许可，多是由校长或社会名家作词，再约请音乐名家作曲，如萧友梅、赵元任、杨仲子、吕骥、贺绿汀等人都作有多首校歌。由刚到学校任职的年轻音乐教师张庾侯作词、入校不久的高二学生聂耳作曲，就可以擅自给省师附属小学写作校歌，这样的事情很难让人理解和信服。 1937年出生的聂丽华，只是凭听奶奶和父亲等长辈讲述敬爱的叔叔聂耳的事迹和袁春晖五十余年后的回忆拼凑起来的这首“校歌”，可能只是当时广泛流行的黎锦晖的儿童歌舞曲，与聂耳后来写作的一些歌曲因素，在这些人的头脑和思维里的融合（许多相关的历史资料都证明：聂耳、张庾侯、袁春晖等人当时经常唱奏黎锦晖写作的儿童歌舞曲）。 四、中国音乐历史发展的实际 从中国近现代音乐历史发展实际来看，20世纪初沈心工、李叔同等音乐家去日本留学，回国后才创作出一些学堂乐歌，且多是用外国的曲调填词，自己作曲的很少，也多不是他们的代表作。 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全中国的作曲家也仅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主要是从欧美留学归来的赵元任、萧友梅、青主、周淑安，写出了能够较为流传的艺术歌曲；写作流行儿童歌舞曲的黎锦晖，也曾经入学萧友梅执教的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黄自、马思聪、陈洪、李树化、程懋筠、唐学咏等音乐家，那时都还在国外学习没有学成回国。1927年底，蔡元培、萧友梅才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的第一所高等专业音乐学府“国立音乐院”，1929年时冼星海还只是在该院学习小提琴。 1928年，正是“四·一二”反革命事件后，中国的革命形势处于最低潮的时刻，并不具有 “九·一八”事件后要“写一首中国的《马赛曲》”的环境。从多方面来比较，这首性情平和的“校歌”与慷慨激昂的法国国歌《马赛曲》相比，完全是性质和情绪都不同的两类歌曲。这首“校歌”与所谓说聂耳要“写振奋中国人的曲子”的愿望，并不相符。 聂耳具有很高的音乐天赋，再经过自己长期的刻苦努力自学，加之中国共产党和革命文艺领导人的教育与培养，终于在23年人生涯的最后两年岁月里，从《开矿歌》到《义勇军进行曲》，陆续谱写出了许多流传久远的经典歌曲，已经是史无前例了，没有必要再“画蛇添足”地给他加上这首所谓的“校歌”。 至少是到目前为止，都无法认定这首“校歌”是聂耳写作的歌曲。对这样重要的历史事务，有关方面特别是文史研究和出版单位应该慎重研究、处理对待，不应该轻率地做出决断和表态。 五、文史研究与实事求是 从事文化历史研究工作，“实事求是”是最基本的行为准则。《聂耳——从昆明走向世界》一书开篇的“内容简介”里，说“本书采用的聂耳日记、书信和其他资料、图片，都选自云南省博物馆现存的六千余件聂耳文物以及聂耳亲属的回忆作品”，可是事实却并非如此。 聂耳在上海的五年是他的政治思想、音乐创作最后升华与集大成者的重要时期，他这五年所写的约三十万字的日记，约占聂耳全部日记总量的五分之四。这部分的日记手稿一直保存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保险柜里，1985年刊登于《聂耳全集》才被世人所见。聂耳在日本时期的日记手稿至今未见，只有部分见于1935年底日本出版的《聂耳纪念集》。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手稿也是至今未见，目前依据的也只是这本《聂耳纪念集》里刊登的手稿影印件。《聂耳全集》里聂耳在云南时的日记，是我在编辑《聂耳全集》的过程中，依据聂耳的亲属捐赠给国家、后来保存在云南省博物馆里的聂耳在云南时期的多本日记、笔记、札记等资料梳理归纳后综合而成。聂耳的某些信件、照片也是由我经手从其亲友处收集而来。显然这些并不都是来自于云南省博物馆。两版《聂耳全集》都是由我经手赠送给了云南省博物馆。 这本书的编者采用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珍贵收藏、中国留学日本学生集资出版的《聂耳纪念集》《聂耳全集》编辑委员会多年的艰辛工作成果，却对这些事情都只字不提，视而不见，不知道应该如何解释？ 2021年初，105岁的孙慎老病故后，1985年版《聂耳全集》编辑委员会的23位成员里只有我一个人目前还健在，为此，我感到有责任向读者说明有关的事实，以免误导关心聂耳以及此事的人们。 （本文是2022年国庆节期间笔者对2010年所著《本书未收民〈省师附小校歌〉的缘由》一文的增补；文中图片由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文献馆协助制作） *原载《人民音乐》2023年第1期 向延生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1985年版《聂耳全集》执行编辑委员、2011年版《聂耳全集》常务副主编 责任编辑 荣英涛 （排版 宋兴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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