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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翻开手机刷公号推送，一路滑下来，几乎都是缅怀万玛才旦导演的相关悼文。对于这么一位影视文学双栖，并致力于传播藏族文化的长者，大家都是很敬重的。都未曾料想到，年仅53岁正处于创作黄金期的他就此陨落。 
哀婉的情绪虽延宕到现在，但很清楚事实上，对于大多数对藏族电影及艺术电影陌生的朋友而言，直到打开热搜才第一次知晓万玛才旦这个名字，此前并没有什么了解和观影经验。
我们有必要面向大众去科普去介绍，这个有听来有些陌生的电影人，到底有什么人格魅力，能让那么多影迷书粉及藏族同胞为之深深折服，并集体叹惋于他的消逝。这个噩耗所带来的冲击远不止于日渐凋零的中国影坛啊。
想必与导演本尊打过照面或看过采访视频的人们都会对万玛才旦不约而同地产生一种共识：在当今具有辨识度的内陆导演行列中，他的儒雅随和极为罕见。网上的悼文们也都不谋而合地提到了他谦逊待人、温文尔雅的个人品质。此前给公众留下如此良好印象的华人导演，可能还是李安了。
近些年来，有实力有沉淀、不作妖不炒作、低调拍戏的电影人实在是寥寥无几。在国内动辄高投资大制作，却相当浮躁的商业巨制狂潮中，万玛才旦的作品就犹如一股清流，和他本人一样坦率真诚、淡然若水。影片纯粹、为人谦和，如今这两点能做到一点的都难得可贵。
他生前的最后一条朋友圈，是夸赞藏族导演格杰白玛的电影《礼物》：
万玛才旦一直都是这样不遗余力地发掘每一位初露锋芒的年轻电影人。这是他除文艺创作者之外所承担的另一个角色——提携者。
在万玛才旦的带头下，这群藏族导演由此掀起了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创作思潮，被业内称之为“藏族新浪潮”。而于领头人而言，经济上给予支持、寻找制片合作和发行方面的扶持只是其次，帮助青年导演尤其是藏族导演判断选题价值及实操的可行性，才是至关重要。因为万玛才旦本人深知藏族电影同一般的少数民族电影以及艺术电影一样，立项不易、拍摄艰辛、龙标难打。由于题材定位小众冷门、缺乏市场，即使拿到院线的入门证也往往是“一日游”、“一周游”、票房惨淡。
作为国内第一位拍摄藏族电影的藏族导演，万玛才旦就如同月黑天昏的夜行者一般，从青藏高原一路暗中摸索到国际舞台。身为拓荒者的他相当洞悉藏人导演之路的崎岖不平，所以成名后也依旧步履不停，想尽可能为那些怀揣着电影梦的年轻人们打灯照亮前方。他说，“希望通过自己的经验，帮助那些和曾经的我面临相同困境的创作者。”但他的帮助主要在于为青年导演做把关和引导，不会对他们的个人想法思维进行多少干预。文学领域亦是如此，他也曾担任过文学奖项的评委负责推介优秀的青年写作者。不是替排片低的小成本文艺片摇旗呐喊，就是在为华语导演同仁们获得世界荣誉而深感骄傲。
我们能够从中深切地体悟到万玛才旦对于推进中国电影事业发展的一片热忱。而熟稔中国电影史的他，始终积极参与电影节展和高校学术交流，仔细聆听观众建议，不会像有的导演居高临上对于电影批评嗤之以鼻、认为与创作端无关。因此比起导演和作家的身份，总会觉得他更像是一位“导师”。
万玛才旦确实是老师，生前在中国美术学院电影学院任教授一职。是对于知识的渴望，使之义无反顾地辞去稳定的工作走上继续升学的道路。毕业后取得文学硕士学位的他，曾供职于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政府，并在此期间发表了不少文学作品。而从小对于电影的热爱，使万玛才旦在面对有机会前往北京电影学院进修学习的“诱惑”时，再次“不识时务”地辞去了众人艳羡的公务员工作。老实讲，电影行业算是泾渭分明的“术业有专攻”，制作端多由编导专业同学垄断。像电影学院文学系上一个冒出头的恐怕还是汾阳小子贾樟柯了。
而来自青海小县城的万玛才旦偏偏是个“不信邪的另类天才”。
万玛才旦的创作特征，特别适合用法国新浪潮与左岸派中的两个导演派别来形容。一方面他坚持编导合一，个人特色明显，作品中多融入自身的成长经历与生活体验。而另一方面他本身就是名作家，不少电影作品就改编于自己的原创小说，在写剧本的时候就很明确地摄入具像化的电影思维。同科长一样，家乡是他的创作素材和创作灵感，他自始至终都将镜头聚焦于藏族地区与藏族人民身上。即使在夜以继日常令人感到精疲力尽的电影创作中，二人的表达欲也依然汹涌澎湃，保持着对文学的高度热情。
贾樟柯和万玛才旦算是当代华语影坛中屈指可数文学造诣极强的导演了。前者的随笔属于影迷圈基本人手一本，书里行间流露的文学素养甚至要比他的电影迷人。而后者在去北电之前就已经是名作家兼文学翻译者，擅长使用藏汉双语进行文学创造，可看作是他导演生涯的基础。天妒英才的消息传出后，万玛去年新出的那本短篇小说集《故事只讲了一半》被多次提及。
十个小故事都深深扎根于高原之上，很适合进行跨媒介影视改编。从中也可窥探到万玛对现实生活始终有着敏锐的观察力。无论是电影还是文学，都需要创作者对现实生活用心体察。
而在两种艺术门类里徘徊行走的万玛总是习惯在文字和影像里留白。
这里的每一篇也都契合了书名的“故事只讲了一半”，往往在最吊人胃口的时刻戛然而止。他倾向把想象的空间留给读者和观众，让他们代入自己的知识储备和美学经验进行开放丰富的阐述解读。毕竟从艺术接受的角度来看，观众也是“隐含的作者”。
关于万玛才旦的电影，我看的不全，主要也是代表性的几部。提起他电影里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幕的话，脑海里会浮现起塔洛站在派出所里如念经般地背诵《为人民服务》的场景，还有戴着太阳镜的司机金巴来到寺庙求僧人超度被他撞死的一只羊，以及那只穿越乡野飘向天际的红气球。
业内都很肯定身为藏族的万玛才旦对藏族文化进行了去猎奇化的呈现，被称之为当代藏地电影的主心骨当之无愧。的确，少数民族对于自身历史文化及宗教信仰的理解与感悟很难由外族人来描摹。而万玛才旦镜头下的雪域高原，既不是供外界消遣谈资的奇观，也不是安宁美好的乌托邦，只是在现代文明冲击下真实的粗粝的家乡。这是他走出大山后对故土的一次次回望和反思，并没有刻意展示或者规避什么。
坦白讲，虽然万玛的所有故事都发生在藏地、主人公都是藏人，但我始终认为藏族只是个壳。能打动万千观众、引起共情的是在于他始终立足的是人，关注的是普通人最朴素的生活状态，并从中挖掘诗意和禅意，尤其是边缘人群。
万玛才旦现作中，最近一部问世也就是在大众认知度中最高的《气球》，现实底色愈发厚重，并将目光拉向了九十年代面对生育困境的藏地女性。作为男性创作者，万玛才旦对本族女性苦楚的洞察及表达是淋漓尽致并让人感到舒适的，对其中女主人公卓嘎的塑造尤为成功。
在西藏计划生育的政策贯彻下（每家每户只允许生三个多生为超生），意外怀孕后的卓嘎考虑到家里财政紧张于是不打算再生下第四个孩子，而丈夫达杰虽囊中羞涩却坚决不允许妻子堕胎，因其父亲刚刚离世，便笃定卓嘎腹中的孩子是轮回转世的父亲。当卓嘎想反抗生殖霸权时，遭到的是丈夫无情的掌掴，如同家中那只养了多年因无法生育便失去利用价值要被卖掉的母羊。
卓嘎身上的女性意识是初步觉醒的，比如胆敢质疑象征佛陀的“上师”，不顾全家的反对与哀求主动踏上了堕胎的手术台。
卓嘎绝非脆弱而完全被动的，所以她敢于选择出逃被父权暴力桎梏的“玩偶之家”。但长期受传统观念束缚，很难在一触即发下靠一己之力而精神独立。被他人左右生育权的卓嘎，在同一时间试图控制妹妹卓玛的人生。
卓玛在受过情伤选择皈依佛门后依旧放不下对红尘的眷念，而卓嘎对于男方曾经“破坏”妹妹清誉的行为，仍旧耿耿于怀，武断而彻底地切断了二人再续前缘的可能性，让妹妹断绝念想。有点类似于《香魂女》里的香二嫂，既是父权的受害者也是父权的加害者。
在采访中万玛才旦表示他并非有意往时下流行的女性主义靠，还是题材决定了故事的走向。卓嘎身上所体现的矛盾，也是与她成长的西藏宗教环境相关联。
《气球》所涉猎的不单单是女性议题，主体还是信仰与现实间的撕裂两难。至于这点，总会让我不由想起瑞典电影大师英格玛·伯格曼。他和伯格曼一样，电影充满神秘、梦幻和宿命论的特色，执迷于探究人的精神世界。他们信奉的宗教虽不同，但信仰在人类日常生活中所起到的作用，一直都是他们的创作母题。
而他们对于上帝/佛陀的存在都是持将信将疑的态度，也都不约而同地选择在对信念的诘问与供养中继续内省。
万玛才旦从小在有神论的启蒙教育下成长，而后到学校又被灌输了唯物主义思想，自然而然会对自身原本的文化进行反观。
他的文学素养也是先由藏族文学锻造而成，来到新的文化语境下又受到莫言、余华还有西方一些魔幻现实主义作家的深刻影响。电影领域无须多言，和同时期大多导演一样，先是由革命题材培育观影经验，转而被好莱坞与西方新浪潮电影滋养审美品味大开眼界。
我们从万玛才旦的作品中能明显地感触到他在多种文化夹击下的踌躇。
大儿子因背上的痣自幼被家人一直认定是奶奶的灵魂转世，在梦里他梦到两个弟弟从他背后取下了那颗牵绊他多年的痣，然后如释重负地一块奔向青海湖。这个如梦如幻的长镜头，仿佛是孩子对于摆脱信仰束缚的内心折射。
而那个梦中捉痣的小男孩，拍的其实就是藏族人民在现代秩序与传统信仰碰撞中的纠结困顿。也是导演长久以来寻找身份认同的自我投射。（他本人从小也被家人视作僧人舅舅的转世）万玛才旦的电影一直在探讨生死，探讨轮回，探讨无常。万玛平时没有什么重大疾病，新电影刚刚杀青，最近还刚去过北影节，却突发疾病抢救无效猝然离世。具体的原因我们难以知晓，只是又莫名印证他处女作电影《静静的嘛呢石》里的一句台词。
看《故事只讲到一半》的时候，很惊喜地发现万玛才旦对于纪录片《坂本龙一·终曲》的钟爱，并表示自己对其中一句话很有感触。
没有明确表明是哪句话，估摸着应该是那段被广为流传的「不要把生命当作永不枯竭的井」。
两位德高望重的艺术家都在这个春天与世长辞，令人唏嘘不已。讲故事的人终会消散，但讲到一半已保存了下来的故事，会将世世代代被续写下去，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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