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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俄战争以后，清政府看到同为黄种人的日本人打败白种人，加紧了预备立宪工作，以期实现中国的自救运动与近代民族国家建设。清政府为了实行宪政，先后派遣出洋大臣赴欧美各国考察，在全国十八省设置谘议局。1909年，光绪帝与慈禧太后先后逝世，摄政王等在朝大臣奉先帝遗诏，致力于宪政准备工作，于1909年宣布九年后颁布宪法、开设议会。日本主流认识否定这些改革措施能够达到中国自救与建设近代民族国家的效果，这成为日本按照“中国客体观”制定对华政策的重要依据。  1904年10月，户水宽人写下《亚细亚东部的霸权》一文，倡导“日本处于统治太平洋的地位”，预测到清政府推行的改革必定是一种自我革命，会导致自身的灭亡。由于他的意见极具代表性与预见性，故将其摘录于下： 详述现在支那的形势，支那人民的思想政治发生急剧的变化……所谓的“新学”在支那不断勃兴，西洋文明史被翻译成支那语，日本的宪法也被翻译成支那语，其他物理书籍、化学书籍乃至政治、法律、经济书籍很多都被翻译为支那语，特别是晚近以来，阅读此等书籍的人越来越多，上海将这些新学书籍铅版印刷，广泛地贩卖。铅版的使用与新学的勃兴，呈现出相互促进的景象，如此出现了原来支那所没有过的新现象。 新学勃兴的结果，必定会给支那的政治带来意外的变动。盖由于新学的勃兴，支那人会读到西洋人的自由论，也会读到日本宪法的解释，此外还会读到其他有关社会问题的书籍。如斯，通过涉猎各种书籍获得新的知识，那时人民必定不能满足于生活在现今的君主专制统治之下，而必定要求移植新制度，建设文明政体……今日支那内陆，如广西地区在逐步发生动摇。以余观之，内陆的动摇今后会越来越厉害。现在支那政府最为困惑的问题，应该是如何应对人民思想的变迁。政府在一个劲儿地呼吁兴办新学，却没有相应的对策，革命浪潮必定会越来越汹涌，清国必将自我坍塌。然而，如果政府反对兴办新学，对于近时的科学置之度外，那么支那的积贫积弱终究难以救治，到达极端必定会为外国所灭。为清国论之，主张发展新学是一条危险的道路，然而将之束之高阁，也是一条危险的道路。 众议院议员末松谦澄受命在赶赴欧洲为日本发动日俄战争进行游说之际，首先从日本出发考察了朝鲜和中国。他从朝鲜进入中国东北，然后从天津到达北京，经芦汉铁路到汉口，然后经长江到上海，从上海搭船到欧美。通过此行他对中国的政治改革予以否定，并对中国的资源表达了垂涎之意： 有识之士一直认为日俄战争的结果会促使清国产生一大觉醒。……北京朝廷还处于黑暗时代，各省总督热衷于锐意改革的只有直隶的袁世凯与两湖的张之洞两人。张已进入暮年，离日落不远；袁尚处于壮年，年轻气盛，将来可成支那一大人物。在天津见到袁并就时事进行少许谈论，观其志不小，清国革新之大业对于他来说任重而道远。眼下在南部支那不断发生的反对外国人利权问题，确实是支那南方人种的一次觉醒，但支那全体人的觉醒还需多少岁月则是一大疑问。支那人虽然也有创造强大国家所必要的国民性格与素质，但由于其首脑及一部分官僚的腐败而难以摆脱今天的际遇。支那渺茫无际的大陆是世界的宝库，支那几亿和平而遵守法律与秩序且又勤劳的人民是可以推动世界前进的大国的要素。我相信此等问题是日本人必须解决的，欧洲人来到支那垂涎不已而不能离去并不是偶然的。 德富苏峰也通过考察看到了清政府的危机，鼓吹日本担当“东亚盟主”、对华扩张： 现在的清国处于发酵期。清国到底难以维持现状。如果不得维持则将如何变化还难以预测。我们不能看到出洋大臣的报告、立宪政体的设立上谕、官制改革的调查等，就断定问题已经得到解决。相反，麻烦的问题会由此而生。记者看到韩国不定、满洲不定、清国不定，远东大局还处于极不确定之中。现在不是远东问题的结束，而是远东问题的开端。而即使解决远东问题的责任不完全归于日本国民，但使之几乎完全归于我国则是吾人想要强调的地方。 1909年8月，已担任韩国统监的伊藤博文陪同韩国皇太子到日本访问考察。伊藤在福岛市的欢迎会上发表演说，从疆土广大、交通不便、国民尚不具备立宪政治素养三个角度断定中国的宪政无法成功，反而有可能带来混乱，“破坏东洋和平”。他号召日本人到中国旅行时要注意对此加以研究，以便政府做好应对工作： 对岸的支那现在正在逐步实行宪法政治，支那的宪法政治改革当然可以由清国的有识之士在很好地巩固其基础之前提下断然实施，但清国的宪法政治是否能够成功，则是不得不令人怀疑的。鄙人担心清国实施立宪政治会影响东洋和平，故我今天发表自己的意见。日本是一个四面环海、有海运之便的国家，铺设铁道，交通稍微发达一些，便不难召集议会。而像在支那那样疆域庞大却尚未有铁道之便的国家如何迅速地召集议员呢？这是令人非常怀疑的。有七千万人口的四川省，除了长江一江之外，没有交通，要逆流而上几乎需要半年，到了上流，小蒸汽船无法通行。至于甘肃，也是不花费很多时日就无法往来的地方。要之，十八省疆域的广大程度几乎让人无法想象，同时交通之不便也是令人难以想象，在这种疆域内以什么方法实行宪政呢？此其一也。次之，支那的旧习，致使支那难以像日本那样轻松地进行彻底的改革，所有的改革都是困难的。如税法改革，支那就很难实施。我曾在天津与李鸿章就韩国问题进行交涉，当时我询问李，支那现在遭遇到自开天辟地以来从未遇到过的困难，然而支那疆土广大，政府岁入才不过一亿三四千万两，你们不对原有税法进行改革，以增加岁入，应对今日时势所需的军备及政治改革吗？他答道，此乃汉代以来的制度，没有改革的道理。对此，鄙人讲道，就连税法改革都无法进行的话，支那就只有完全灭亡了。……总之，当时我所说的事情到今天都已经应验了，此其二也。第三个疑问是所有的立宪政治都必须以地方自治为基础，当今的日本，在1878年首次决定开设地方议会，接着按照民意开始提供地方费用，颁布宪法以来，虽然多少有些正常的矛盾与争论纠纷，但至今也不能否认这种制度对国家的贡献。日本之所以能在短短数年之内毫无遗憾地输入、实施欧洲各国耗费了多年星霜才逐渐确立的法治政治或宪法政治……全是仰仗日本国民深厚的奉公心与地方议会，具备了宪法政治之素养。而清国果能如此吗？这是颇为值得怀疑的。接下来，若说支那的宪法政治与东洋的和平具有怎样的关系，则不得不说这是一个重大问题。盖领土广大，其习惯不容易改变，地方自治不巩固，交通机关简陋，制定一些根本不符合其法律与习惯的东西，果能实行乎？万一失败，不难想象支那会陷入何种状态，结果必定是令人寒心的。 宪政本党一边反驳伊藤上述有关中国终究难以实行宪政的论据，一边另立新论证明中国确实难以实现宪政。其理由有如下几点。 第一，中国的统治集团势单力薄，实行立宪政治会带来动乱： 清国的主权当然在北京的位居九五之尊的皇帝身上，然而先帝驾崩后，主权实际落在西太后之凤冠中，现在的幼稚皇帝也只是个名义，主权实际上被掌控在摄政王殿下以及满汉高官手中。而在真正的掌权集团中，经常存在重大矛盾，在肃邸与庆邸之间、端郡王的亲眷与各贝子之间都存在对立，最近还有先帝派与先西太后派之间存在更为严重的矛盾，导致袁世凯与岑春煊的隐退。其他高官绅贵之间也有满汉之争。地方上还存在恢复明朝的计划，现在清朝的主权实在不是什么坚不可摧的东西。在政体变更之际，主权越是薄弱就越是危险，……清廷到宪政革新之际，四百余州难保不化成动乱之城。 第二，中国种族、语言、宗教各异，难以实行立宪政治： 欧洲的宪法学者，对于俄国的宪政前途持有怀疑，其最大的理由就是俄国的种族繁多。将众多种族会集于一个立法院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至于语言的区别就更大了，支那有43种各不相同的语言。其中不通过翻译就根本无法理解的语言大概有七种。现在我们即使多少懂一些北京的官话，然而到了台湾、广东就完全成了哑巴。即使习惯了满洲、新疆，但到了长江附近，如果没有像外国人一样的翻译就连一句话也听不懂。支那人之间当然也是这样的。在交通最为便利的支那沿海地区尚且如此，那么从新疆到云贵甘陕，言语就更是完全不通了。其次，在宗教上，世界上恐怕没有任何国家能比得上清国宗教的多样性，可以说它包含了世界上存在的一切宗教。……如果把清国分成三四个国家设置议会姑且不论，但若举国一致，在统一的政治之下网罗各不相同的种族设置议会，那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第三，忠诚、爱国心的缺失与拜金主义的盛行，也导致中国难以实行立宪政治： 如果不是像我国这种具有对天子的忠义心，或像欧美那样具有爱慕国土故乡的感情，那么一个国家就难以实施立宪政治。世界上再没有像支那人那样缺乏忠诚爱国心的种族了。……以甲午战争为例，支那人不选择主权者，是一种由谁来统治都可以的人种，他们只追求个人与家族的发达，故类似的自治制度虽然是发达的，但国家的中央集权却是有名无实的。另外，支那人盛行拜金主义也是很有名的，没有在此赘述的必要。本来立宪政治是需要一种威严的忠诚心的，并不是单纯的物质主义的利害考究……清国如果成为立宪国家，由于该国国民先天具有的拜金主义，会出现为了金钱而出卖国家的现象……换言之，清国不能实施立宪主义的根源在于该国臣民的心理状态，缺乏忠诚的爱国心，而利欲心又超过名誉心。 总之，日本各界对清末新政都做出了否定性的评价，这意味着日本对中国通过改革扭转国家命运、实现近代化进行了否定。这构成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对华认知的基本内容，也是日本确立“中国客体观”的重要依据。因此，在日俄战争后，日本加紧实施“大陆政策”，不仅要求中国承认日本对俄国“满洲权益”的继承，而且要求进一步扩大“满洲权益”，并企图向中国内陆扩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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