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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区的形成与划分

 森林一叶 2023-05-14 发布于湖北

一、文化区及其划分标准

就像人们对文化的理解很不一致一样,人们对作为文化的地域类型概念的文化区的理解,也是众说纷纭。在这里,我们把文化区看成是一个具有连续空间范围、相对一致的自然环境特征、相同或近似的历史过程、具有某种亲缘关系的民族传统和人口作用过程的、具有一定共性的文化景观构成的地理区域。一般地,文化区可分为形态文化区功能文化区两种类型①。形态文化区以一种盛行文化的特征或几种文化的综合特征加以规定,其范围随着所采用的指标而变化,如聚落文化区、语言文化区等。功能文化区系指某个组织起来并有政治、经济或社会方面的机能作用的地区,它在文化上不完全一致,其界线一般只能模糊划分。

文化区的特征从一个范围较小、性质较一致的核心向着周围地带逐渐减弱,但与其它文化区之间并无明显分界。人们为了研究方便,或者其它一些需要,常常将文化作空间上的区分,这种区分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成分,但更多的情况下,必须依据一定的指标。

首先,我们可以用某些物理指标来界定文化的地区差异。例如,以居住在聚落中的人口的职业构成比例,划分聚落的功能类型,当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一定百分比时,我们就可以称其为农村聚落,小于某一比例时,称其为城镇聚落。我们也可以按照耕作制度的不同,如根据作物总种植面积中水稻面积的百分比,区分水田农业或旱作农业。又如根据地名通名的空间类型,划分出不同的地名区。

由于人们在文化态度、价值观念和信仰等方面的不同,即使对同一文化景观也会有不同感受,因此所谓文化区不仅受上述客观的文化特质的影响,同时也受人们主观态度与价值观的作用。虽然文化区可从物理特性上界定,但有时候我们不得不从文化的模糊性出发,对文化的区域特征进行分析。这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才是人们理解文化及其区域的真正基础。

一般地,人们不难理解将聚落、道路、耕地系统,以及其他一切具体事物作为文化景观来对待,并据此对文化进行分区。但文化同时也存在许多非具象形式,存在某种氛围。氛围是一种容易感觉到、但难以表达的对象,是一种复杂的心理体验。文化区内各种信息,通过人的各种感官反映到人脑中,结合人们已有的原始信息,重新组合成一个景观信息集,并反馈到文化意境地图和感应行为中来。这种文化的特性对文化区个性的表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定空间范围内,文化氛围的相对一致性,形成了边界模糊的文化氛围区,例如,绮丽的水乡景色是绍兴文化氛围和自然基础;绿水跨虹、人家临河,从古代越国到近代绍兴,涌现了许多伟大人物,他们不仅在当地留下了历史遗迹,留下了诗文画稿,还在传统风俗方面给后人以巨大影响,从郊外的河与桥、山与湖,到市内的街和市、人和屋,特殊的文化氛围使人们深有感触。

中国文化区的形成与划分

文化是历史的沉积物,因此文化区也是历史的产物,并随时间变化而变化,因而不难理解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文化区①。人们对某一地区的历史感应,将影响人们对文化区的评价。黄河中下游一带,总令人感到一层厚厚的历史纱幕无处不在地笼罩着所有文化景观,这种感觉不仅存在于人造的景物上,而且涂抹在受人工改造过的自然景物上。咆哮的黄河、辽阔连着天际的黄土高原、嘹亮忧郁的信天游,甚至于高原上空的云彩和太阳,都有一种浓重的或是淡漠的远方袭来般的历史感。在江南,三角洲地带的平原到处是丰沃肥饶的土地和水面,早晨和傍晚总有一层朦朦胧胧的水汽或雾霭在田野和村庄周围荡漾,乡村拥挤在城市群之间。非常明显,上述二地区给人们的历史感应是截然不同的。

二、中国文化区的形成

中国文化区的形成受三方面因素的影响,即地理环境、历史发展以及上述二者相结合而形成的历史区位关系。中国地域广大,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条件变化极大,对文化区的形成、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自然地理条件中,尤以气候和地貌条件最为重要,而人文地理条件则以人口和经济结构最为重要。

1. 地理环境

中国文化区的形成与划分

对发育了灿烂农业文明的古代中国来说,气候的特征,对人口的分布有巨大影响,并进而对中国文化的区域差异发生重大影响。气候差异与中国文化分异之间存在的关系,明人冯应京曾加论述:“中华地三分:一自汉蜀江南至海,二自汉江至平遥县(今山西太原南、汾阳东),三自平遥北至蕃界、北海也。南方大热,北方大寒,中央兼寒热。”②现代科学主要根据气候条件,将中国自然地理情况分为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区和青藏高寒区三个自然景观区③。考察历史上三个区域内的土地利用状况、农业部门分工、经济生活特点、人口密集程度、城市发展进程、民族分布特征、人文传统等诸文化现象,皆有显著响应。

实际上,从文化的形成来讲,中国自然地理条件远不止上述三种区域差异。根据1958年中国综合自然区划方案,分全国为东北、华北、华中、西南、华南、内蒙古、西北、青藏八个自然地理区④。东北地区是温带冷湿性的森林、森林草原景观,有一年一熟耕作制。华北地区是暖温带半湿润半干旱夏绿林、森林草原景观,土地利用以二年三熟为主。华中地区是湿热的亚热带常绿林景观。西南地区虽亦属亚热带常绿林,但地形垂直特征明显,有些地区干旱、日照时间偏短、气温较低,引起景观的不同。华南地区是南亚热带,与热带有较大相似性。内蒙古地区主要是温带干草原景观,西部为荒漠草原,牧业为主。西北地区为温带、暖温带干荒漠景观,山麓地区绿洲农业稳定。青藏高原以独特的高寒景观著称中国西南。它们各自具有一定水热状况而形成区域特征,并对以农业为核心的中国文化景观发生深刻影响。认识这些特征和它们对文化所产生的影响,对我们分析中华文化的发生、发展,是不无补益的。

人口是文化的载体之一,人口的分区对文化区的划分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人口的移入区和迁移源地之间,在文化上具有紧密的联系,这应是文化区判别时的重要依据。胡焕庸在1935年提出,从黑龙江省瑷珲(现名黑河),向西南到云南省腾冲一线,是中国人口分布的鲜明分界线⑤。1933年这条线西北面积约占全国的64%,人口只有全国的4%;线的东南面积约占全国的36%,人口却占到96%(当时中国版图尚包括今天的蒙古人民共和国)。1982年,这种格局基本上没有大的改变,线的东南面积占全国42.9%,人口却占到94.4%;而西北半壁面积虽占全国57.19%,人口仅占全国5.6%(蒙古人民共和国于抗日战争后独立)①。上述黑河——腾冲线被国际学术界称为胡焕庸线。胡线可以被看成中国农业文明和牧业文明的分水岭之一。

人类经济活动是其社会活动中最基本的要素之一,由于上层建筑取决于经济基础,经济活动的区域差异一方面导致物质生产的差异,另一方面也决定了精神产品特征的区域差异。从这个角度分析,文化区的形成和变化与地区经济活动的结构等有密切联系。在近代化之前,中国的经济活动以农业中的种植业和畜牧业为主,只有少量城市商业和手工业。因此农业的区域特征,基本决定了古代中国文化的空间分异的走向。但在近现代化以后,中国经济活动已完全改变了历史面貌,除农业仍然占有重要地位外,工业、交通运输业、商业等也在城市地区及其附近兴起,并逐步在当地经济活动中占有显著地位。这些经济活动一方面受历史文化传统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也在孕育新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化,它的区域分化,同样也对文化区的形成,具有深远意义。

2. 历史发展

中国文化区的形成与划分

历史发展在文化发生、演化过程中,也具有重要影响力。历史在空间上的一致性和差异性,会导致文化区域的变异。由中原中央王朝统治的历史长短,决定了中国各地在文化沉积厚度上的差异,我们将这种统治时间长短称为文化区域的“史化度”②。史化度影响到人们对文化的感受或评价,黄河中下游一带,自西周以来,历经秦、汉、唐、宋、元、明、清各主要王朝,一直是中央王朝的中央统治区,而西藏、新疆、台湾、东北等地,中原王朝的直接统治累积时间就不同程度地短于中原地区。图一从中国历史上几个朝代中央政权的主要领域的变化,显示了文化的史化度在地域上的层次。这种层次以中原地区为核心,向东北、西北和北方,发育了滞重、奔放、豪迈的北方文化。向南方的推演,层次更为明显。秦岭淮河以南、长江以北的带状地域内,发育了江淮文化。其南,南方文化,南岭之南,岭南文化。南方文化中更衍生出巴蜀文化、楚文化和吴越文化或江南文化。

图一中国历代中央王朝的直接统治区域:文化区的史化度

3. 区位条件

地理条件和历史发展的互相作用,表现为不同历史时期地理区位的不同意义。如在原始农业时期,黄土高原的自然条件更适合于耕作业的产生和发展;随着农业技术和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加强,江南的自然条件日益显示出优势,优良区位发生南移。唐代的运河、长江交汇之处,产生了扬州这样的大城市,而近代化之后,处于长江入海口和中国东部海岸之交的上海便体现其不可替代的优势。

我们把中国诸地区的文化发展所处的空间位置,划分为核心区和边缘区两大基本类型。文化核心区并不意味着几何上的中心位置。核心区靠近王朝中央政府,中央政令效能较高、经济水平发达、文化要素密集。而边缘区距核心区距离远,经济相对落后,文化要素密度低,来自于核心区的文化能量和信息因距离衰减而在效能上减低。中央政府对边缘区的控制弱于核心区,使其易于产生自己的文化因素,文化特征有一定程度的变异。

三、中国文化区的划分

在上述地理环境、历史发展和相对区位等几种动力作用下,中国文化区经过数千年时间过程,逐步形成一个区域系统。我们根据对影响文化形成的诸因子的综合研究,提出中国文化区的划分方案。具体分析时,不仅考虑上述几类自然、人文因子的鉴别意义,还考虑到人们对文化区域的模糊识别。中国人对自己国土的区域识别,原则上是依据自然山川和人文状况,但主要还是依据历史发展的轨迹,其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①。人们对文化区的感应,边界上是模糊的,但在文化区大致范围、主要特征等方面却有一定程度近似的理解。比如人们对基本上以地域差别命名的齐鲁文化、三秦文化、三晋文化、燕赵文化②、楚文化③、两淮文化④、吴越文化⑤、徽文化、江西文化、巴蜀文化、台湾文化⑥等,都有相当近似的认识,但要给出非常精确的空间边界,却不易做到。目前一些学者所做的中国人文地理分区工作,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对文化区域的感受⑦。

根据以上参考标准,我们基本上沿胡焕庸线将全国分成东西两大块,即将全国分为东南部的农业文化(A=Agricultural)和西北部的牧业文化(P=Pastoral)两个文化大区。图二所示的中国东、西之间的农业和牧业两种不同性质的产业文明的分异,代表了汉族集聚区和少数民族集聚区(或曰内陆与边疆)的分域。与农牧分界线相重合或近似的自然或人文界线,包括四百毫米降水量线、农业气候界线、自然地理区界线、明代长城、人口和经济区界线、胡焕庸线等。除河西走廊凸出西北,农牧区分界与上述诸要素的界线颇为一致,显示出中国文化地理区中农业、牧业之间的极大差异。

东南部农业文化大区中,划分出中原文化区(A-Ⅰ)、关东文化区(A-Ⅱ)、扬子文化区(A-Ⅲ)、西南文化区(A-Ⅳ)和东南文化区(A-Ⅴ)五个文化区。

中原文化区基本上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范围,另外,西面包括甘肃省大部地区,东北面包括辽宁南部。其南边以秦岭、淮河一线为界,这是中国南方和北方自然和文化分异的极为重要的一条界线。历来所谓南稻北麦、南船北马的文化分界,即以此线为准。该线也是北方方言和江淮方言、西南方言的大致分界。从自然地理分异来说,该线还是一月平均气温零度线所经,此线对于越冬作物的生长具有决定性意义。北部基本上以长城为界与蒙古文化区相交。

根据其内部差异,以太行山为界,中原文化区可进一步划分为西部的黄土高原和东部的黄淮海两个文化亚区。黄土高原文化亚区基本上以黄土高原为中心,向西北扩展至河西走廊,向东南延伸至豫东,主要包括陕西省秦岭以北部分、山西全部、河南淮河以北部分、安徽淮河以北涡河以西部分、甘肃大部(渭水以南甘南西藏除外)、宁夏南半部、以及青海西宁及海东地区。黄土高原亚区内部,可进一步划分为三个文化核区,即秦陇文化核区(陕西和甘肃为主)、三晋文化核区(山西为主)、中州文化核区(河南为主)。

黄淮海文化亚区主要由黄河、淮河、海河等冲积而成的三角洲、山东丘陵及胶东半岛、辽东半岛等组成。相当于山东省全部、北京、天津全部、河北省绝大部分(长城以北除外)、辽宁南部的大连、营口、鞍山、锦州、朝阳五地市、江苏淮河(苏北灌溉总渠)以北部分、安徽淮河以北涡河以东部分。经过历代人民的开发,黄淮海平原成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农作区之一。内部进一步划分为齐鲁文化核区(山东为主)、燕赵文化核区(河北为主)等两关东文化区是指大兴安岭以东,山海关以北的东北三省为主体的地区,包括了辽南部分地区以外的整个辽、吉、黑三省,根据农、牧产业结构的差异,将内蒙古东北部大兴安岭地区也划入本区。汉族文化对本区的影响,直到清末以后,才随着山东、河北人口的迁入而大面积深入。

扬子文化区主要包括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诸种文化。相当于江苏、安徽二省淮河以南部分、上海、浙江大部(温州、丽水二地除外)、江西、湖南(湘西州除外)、湖北大部(鄂西南恩施山区除外),以及广西东北隅桂林地区。

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文化内部,东西之间存在一定的分异,这一差异从战国时期的吴越文化与荆楚文化的发育期即已开始出现。吴越文化以长江三角洲及附近地区为地理舞台,而楚文化则以长江中游洞庭湖群及附近地区为背景。与长江三角洲文明的集约化发展相适应,在狭义的江南地区,分化出吴文化、越文化、徽文化等地域文化分支。

西南文化区包括四川大部(川西北青藏高原阿坝、甘孜藏族自治州除外)、贵州全部、云南大部(滇西北迪庆藏族自治州、怒江傈僳族自治州除外)、广西大部(珠江水系浔江段流域桂林、梧州、玉林三地区及钦江流域钦州地区除外)。此外,还包括湖南西部少数民族聚居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新晃、通道侗族自治县、城步苗族自治县;鄂西南恩施地区、陕西秦岭以南的汉中、安康、商洛地区。

根据汉族农业文明与南方少数民族农业文明交融的程度,我们又可将西南文化区划分为两个亚区,即四川盆地及其周围的巴蜀文化亚区和滇黔桂三省区为主的云贵高原文化亚区。其中前者以汉族文化为主,后者以汉族文化与同样从事农业的少数民族相互错杂的混合文化为主。

东南文化区相当于广东、海南、福建、台湾四省全部,广西壮族自治区东部梧州、玉林、钦州三地区,以及浙江东南部丽水、温州二地市。由于本区远离中原地区,历次人口南下逐渐向此推进,形成中原文化的扩散波。中原文化与当地土著的古越族文化相交融,一方面保留了古越族的某些文化特点,另一方面也保留了较多的古代中原文化的特点,而这些古代中原文化在中原本身却已逐渐演变消失。人们因此将闽粤一带的文化看成是古代中原文化的沉积或化石。本区丘陵山区的地形复杂,形成众多相对独立的小流域盆地,容易发育、生长各自的小流域文化。每一个小流域都有自己的方言特色,使之成为中国汉语方言体系中最为复杂的景观区。在东南文化区内部,以闽江流域和珠江下游流域为核心,分别形成了闽(台)文化亚区和岭南文化亚区。二者的分界线大致在汀江——韩江一带。

在著名的胡焕庸线西侧,或相当于东亚季风影响不到的中国西北部,分布着大面积干旱草原和寒漠、戈壁及永久性冻土区。在这些地区生活着几十个以游牧业和小部分种植业的中国少数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他们同样创造出了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构成中国文化景观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根据各区自然地理特点和主要民族分布特征,我们将其划为蒙古文化区(P-Ⅰ)、新疆文化区(P-Ⅱ)和青藏文化区(P-Ⅲ)三个相对独立的游牧文化区。

蒙古文化区主要指今中国境内蒙古族聚居的文化地理单元,主要由内蒙古自治区组成,但不包括内蒙古东北部的大兴安岭山区,另外还包括宁夏回族自治区北部银川、石嘴山二市、河北长城以北小部(承德、张家口二地区各一部分)。

新疆文化区完全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所组成。虽然仅由一个省级单位构成文化区,但其面积之大,文化成分之复杂,并不亚于东南部的诸文化区。根据新疆地区民族文化分布特点和区域开发历史的特点,可将其划分为南、北两个文化亚区,即南疆文化亚区和天山北疆文化亚区。南疆文化亚区主要居住着较单纯的维吾尔族,而天山北疆文化亚区即北疆地区、天山地区和帕米尔高原东坡,则是其它民族混杂居住的地域,如塔吉克族和柯尔克孜族主要分布在帕米尔高原东侧,而哈萨克族则主要集中分布于北疆准噶尔盆地。在天山山区,则有蒙古、乌兹别克、塔塔尔等族居住。这些民族多以牧业为主。

青藏文化区主要包括西藏全区、青海主要部分(西宁及海东地区属黄土高原)、川西北西藏及云南西北隅西藏,其北以新、藏二区界(昆仑山主脊线)与新疆文化区相交,其东北基本上沿4000米等高线与西南文化区和中原文化区的黄土高原文化亚区分界。青藏高原上生活的居民主要是藏族,此外还有许多非藏民族。根据这些非藏民族的分布特点,我们可将青藏文化区划分为纯粹的藏族文化亚区和多民族混合的文化亚区两个部分,即吐蕃文化亚区和海西山南文化亚区。

参考文献

① 张晶:《论文化地理学的基本理论与主要内容》,载《机遇与挑战:90年代的地理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页。

① 王煦柽:《文化地理学》,载李旭旦主编:《人文地理学概说》,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43页。

② 《月令广义·方舆高下寒热界》引《内经释》。

③ 全国农业区划委员会:《中国农业自然资源和农业区划》.农业出版社1991年出版。

④ 《中国自然地理》编写组:《中国自然地理》(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出版。

⑤ 胡焕庸:《中国人口之分布》,《地理学报》1935年第2期。

① 胡焕庸:《中国八大区人口增长、经济发展的过去和未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

② 吴必虎:《中国地貌景观的旅游感应评价》,载宋林华、丁怀远主编:《喀斯特景观与洞穴旅游》,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① 柏杨:《中国人史纲》(上册).时代文艺出版社1987年出版。

② 参见黄松:《齐鲁文化》、黄新亚:《三秦文化》、冯宝志:《三晋文化》、张京华:《燕赵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1995年出版。

③ 参见何光岳:《楚源流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楚文化新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王建辉、刘森淼:《荆楚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

④ 参见陈广忠:《两淮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

⑤ 参见张荷:《吴越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董楚平:《吴越文化新探》,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

⑥ 参见高寿仙:《徽州文化》、周文英、刘珈珈:《江西文化》、袁庭栋:《巴蜀文化》、胡友鸣、马欣来:《台湾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1995年出版。

⑦ 如金其铭、董新、陆玉麒:《中国人文地理概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出版;翟忠义、李树德主编:《中国人文地理学》,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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