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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讲到咸通十二年暮春之时，陆龟蒙将唱和诗文结集，并请皮日休命名并作序，即为《松陵集》，这标志着“松陵唱和”的结束。此后随张抟辗转多处，乾符三年（公元876年）张抟任苏州刺史，陆龟蒙又回到了苏州，到了乾符四年（公元877年），到了湖州，成为湖州刺史郑仁规的佐吏。乾符五年（公元878年）春天由于身体原因离开湖州，回到了苏州，从此隐居甫里。 在《纪事》诗中，他说到“春归殆秋末，固自婴微恙。岁晏弗躬亲，何由免欺诳。今来观刈获，乃在松江并。”此时他已染恙未能躬耕，决定在甫里终老，并说到“宵长拥吟褐，日晏开书幌。我醉卿可还，陶然似元亮”，这是要效法陶渊明作隐士之举了。 《新唐书》（卷一百九十六）《陆龟蒙传》载：“居松江甫里，多所论撰，虽幽忧疾痛，赀无十日计，不少辍也。”此时就在乾符五年秋冬之际，鲁望公又有一系列的诗文问世。  ▲鲁望公在隐逸中度过一生 鲁望公这一时期作品多表现自己放浪于江湖，隐逸于世的生活，此时他是真正的“天随子”，完全是一个江湖散人。 这一时期亦是他《笠泽丛书》的创作时期，从“松陵唱和”结束到逝世的这一段时间内，作品通过闲适萧散的自由生活，抒写隐逸的情趣，但同时，此阶段的作品中，同情民生疾苦，痛恨社会动乱以及关切时局的感情却也十分强烈，并远远超过了此前时期的创作。 我们来看他的《太湖叟》：“细桨轻舟买石归，酒痕狼藉遍苔衣。攻车战舰繁如织，不肯回头问是非。” 这里有作者自我形象的描述，用船买石归来，浑身酒痕，又粘满苔藓，有点邋遢，不顾形象，但关心此时的时局，这时正是王仙芝及黄巢起义的战时，《资治通鉴》卷二五三乾符五年四月，黄巢部将曹师雄寇湖州，镇海节度使裴璩遣兵击破之，六月，王仙芝余部剽掠浙西，朝廷以荆南节度使高骈先讨之。作者此时虽不问是非，但还是关心民生，害怕生灵荼毒。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鲁望公此时的内心也是无可奈何的。 再来看《夜泊咏栖鸟》：“可怜霜月暂相依，莫向衡阳趁队飞。同是江南寒夜客，羽毛单薄稻粱微。” 这是他孤舟小泊时看到的寒夜栖鸟，它是自然界中的野生动物，不是笼中之鸟，虽然羽毛单薄，但不受羁绊，就如同此时稻粱微薄的“天随子”，借物咏怀，这样的野逸散诞、不受羁束，正是隐士的内心直白和追求。此外，还有另外深层的含义在里面。 杜甫《同诸公登慈恩寺塔》有云：“黄鹄去不息，哀鸣何所投？君看随杨雁，各有稻粱谋。”  ▲鲁望公垂钓于太湖 作者在此反其意而用之，杜甫诗内的“随杨雁”为胸无大志、只谋衣食的常人，而黄鹄为有志而不断飞翔的自己，但为衣食所羁绊，鲁望公用此亦以自喻也。此后陆放翁亦有《月下醉题》诗，写道“黄鹄飞鸣未免饥，此生自笑欲何之，”这真的是胸有大志者的共鸣。 这一时期，鲁望公除了“天随子”之外，还有“江湖散人”以及“甫里先生”这两个别号，并仿陶渊明《五柳先生传》、王绩《五斗先生传》以及白居易的《醉吟先生传》，作《甫里先生传》，又作了《江湖散人传》及《江湖散人歌》。《甫里先生传》侧重于鲁望公隐逸生活的这种现状的具体描述，而《江湖散人传》及《江湖散人歌》则着重于隐士者品质与精神内涵的揭示。 《江湖散人传》中云：“散人者，散诞之人也。心散、意散、形散、神散，既无羁限，为时之怪民。束于礼乐者外之，曰：'此散人也’。散人不知耻，乃从而称之。” 《江湖散人歌》有云：“江湖散人天骨奇，短发搔来蓬半垂。手提孤篁曳寒茧，口诵太古沧浪词。……所以头欲散，不散弁峨巍。所以腰欲散，不散佩陆离。行散任之适，坐散从倾欹；语散空谷应，笑散春云披；衣散单复便，食散酸咸宜；书散浑真草，酒散甘醇离；屋散势斜直，树散行参差；客散忘簪屦，禽散虚笼池。外物一以散，中心散何疑？……四方贼垒犹占地，死者暴骨生寒肌。……江湖散人悲古道，悠悠幸寄羲皇傲。官家未议活苍生，拜赐江湖散人号。” 从传中可知散人外不修于形，不拘于礼乐，然从歌中可以看出，虽然追求散诞不羁、江湖自放的生活，但他并没有忘记时事，关心着社会有战乱与民生的疾苦。这不仅是鲁望公，也是历代隐逸者内心的矛盾与冲突，体现出内心理想与社会现实的格格不入。 吴地历代隐者不断出现，远从春秋的范蠡、西晋的张翰，后来又有初唐的“吴中四士”，中唐的“吴中诗派”以及大历间的浙东诗人群体，而到松陵诗人群体中的皮陆，许多人都终身隐居不仕。在这当中，鲁望公是最有代表性的。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中说道“唐时隐逸诗人，当推王无功、陆鲁望为第一。”到晚唐五代时期的殷文圭就极力推崇鲁望公，其《题吴中陆龟蒙山斋》即非常称重其清风峻节。 而后北宋时期，皮陆的唱和及“江湖散人”的风尚影响极大，苏、黄和韵诗风即受其影响，宋哲宗元符间即开始刊刻《笠泽丛书》，对其“江湖散人”的品行给予肯定。苏轼曾作《后杞菊赋》，即是对鲁望公《杞菊赋》的景仰与效法。 （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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