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2年4月底，我们参观学习结束。日军对冀中的“五 一大扫荡”开始。 由于日军的“四二九”大合围，冀南军区机关转移到了武官寨地区。在反合围作战中，冀南军区机关和第四军分区、四地委、专署机关损失惨重。陈元龙、陈子斌、桂承志、杨宏明、孙毅民等团以上干部牺牲；许多住在老乡家里的伤病员、地方干部及学生、群众遭到杀害。军区和行署为此召开了声讨控诉大会，做了大量善后工作。对第四军分区的军政领导也进行了充实调整，王任重担任四地委书记兼第四军分区政治委员，范朝利担任第四军分区司令员，王蕴瑞接任冀南军区参谋长，雷绍康任第四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季铁中任政治部主任。 “四二九”反合围结束后，军区机关又回到枣强西南纸房头。我回到军区政治部后，刘志坚主任向我传达了上级命令：原组织部长吴建初调第一军分区工作，我接任冀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为悼念在反“扫荡”中捐躯的烈士，军区举行了追悼大会，同时表扬在突围中英勇奋战的英雄模范。 我还和敌工部长张茂林到枣强县南部十二里庄慰问负伤的裴奎荣等同志。裴奎荣时任冀南军区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在与敌肉搏战中失去了左臂。我鼓励他：左臂没有了还有右臂，人还健在，只要坚强起来继续努力，为党为人民杀敌立功的机会还很多。50多年后的1998年2月，裴奎荣给我写信，信中回忆了我们的这次会面和次年我选送他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的情景。 1942年6月11日，日军又发动了一次大规模“扫荡”，时称“六一一大扫荡”。日军四十一师团和独立混成第八旅团以及伪军近万人，从四面八方向我军区机关合围而来。那天，陈再道司令员下部队，宋任穷政委去太行山向师里汇报工作，军区机关只有王蕴瑞参谋长及政治部的几个领导。当下决定以军区特务团一部就地阻击敌人汽车部队，其余人员趁敌未合拢之机，迅速向北转移。团以上干部骑马突围，一部分同志就地隐蔽。 我们选择向东南方向突围，那里是一片沙地和枣林。我和刘明辉等同志策马扬鞭，刚穿越枣林，前面就出现了敌军，只好转向再跑。这次很悬，好像哪里都能碰到敌人。我们东奔西走，整整绕了一个圈子，才找到机会，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这次突围成功，真要感谢我的战马。它驮着我跑得飞快，小沟小坎一跃而过，枣林也挡不住它。跑到第六军分区后，我下马一摸，它全身都淌着汗水，真是累得不行了。 这次反合围，我们的部队发现情况即先机转移，没有被围住。跳出去的部队如第十九团、二十一团和骑兵团的一个连，对合围之敌还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打击，有力地配合了其他人的突围。不过，王蕴瑞参谋长在突围中负了伤，一部分同志跑到了第四军分区，机关分散了，一时造成了领导指挥的困难。 不久，军区机关重新收拢，转移到威县边界地区，在那里驻扎了一段时间。 6月底至7月初，在敌“蚕食”进攻下，第一军分区活动的元城地区被“蚕食”掉三分之二。为打开第一军分区严重局面，8月初，我随陈再道司令员及骑兵团到魏漳地区，打了“元城战役”，夺回被敌“蚕食”的地区。二十二团、二十六团也趁虚袭击了成安县城，把该县的伪组织、伪政权统统摧垮。 “六一一大扫荡”之后，又有一次“九一二”合围。日伪军共一万余人，汽车200余辆，采取秘密集结、突然合围的战法，企图一举歼灭冀南军区领导机关。由于事先得到情报，我们做了周密准备，使敌扑空。但刘志坚主任在这次突围中负了伤，军区首长让我管一下政治部的工作。 政治部各部长分散隐蔽在农民家里，各科的干部也隐蔽了。农家房子里有地洞和夹层墙， 我们白天隐蔽在里边，晚上才能出来活动，有时转移到野外的庄稼地里，生活很苦，只能喝点小米粥或野菜汤。碰上敌情，甚至几天吃喝不上东西。老百姓也很苦，但非常爱护我们，常有为保护八路军而舍儿舍夫、壮烈牺牲的事情发生，感人肺腑。 为准备迎接更艰苦的斗争，准确掌握部队的思想情绪，对各旅及各军分区实施具体的领导与帮助，军区组织了四个政治工作团。第一团由我带队，随同宋任穷政委到第一军分区检查工作。反合围时，这个军分区的政治委员兼地委书记吴建初被敌人捕去了，只有桂干生司令员一个人。 第一军分区辖大名、成安、临漳、肥乡。这里土匪和散兵游勇活动猖獗，群众生活困难，情绪低落。宋政委和我认为，应该赶紧组织现有部队和游击队，打它几仗，收复一些地区，既振奋群众，也考验一下部队。 我们立即组织部队攻打了回隆。这一仗打得坚决，一连攻克了三个碉堡，消灭了150多名日伪军，部队和群众的情绪有所好转，也震慑了土匪、汉奸。对我来讲，还有一点特殊收获。一次，攻进了敌碉堡，在伪军队长家里“缴获”了一些食物。我看见一盆黑呼呼的东西，不知道是什么。宋政委说，这东西就叫海参，海里长的，很有营养。这个“缴获”不必上交，我们抓住机会开了次“洋荤”，我也第一次尝到了海参的滋味。 过了段时间，宋任穷政委回军区机关，让我留下来继续工作，重点是第二十六团的整顿和恢复。 二十六团损失很大，只剩下三个连队，团的干部也没有。我从军区出来时没带干部，决定采取就地解决的办法。我亲自给连、排干部讲抗日斗争形势；讲上级指示和当前斗争任务、方针；讲连队党支部的工作，激发党员干部的斗争情绪。由于没有团、营干部，只能按小团整编。我找到了原二十六团参谋长赵北原，他是冀南本地人，工作认真负责，对同志热情关心，在团里声望不错，就让他当了团长。找到了“领头”的人，部队就动起来了，打了些小仗，队伍也不断扩大，对恢复第一军分区的工作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由于斗争环境日益严酷，部队分散活动的问题终于提上日程，军区决定采取分遣小分队的方法展开对敌斗争。要求各军分区拿出三分之二的兵力分散活动，小分队以连、排、班为单位，必要时可以穿便衣，三至五个人活动。 起初有人对此认识不足，行动迟缓，不愿意分散；就是分散了也钻不进去；钻进去了也站不住脚。我们通过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反复讲清道理。桂干生司令员还亲自组织了若干小分队进入魏县、成安、大名等地，效果很好。 武工队（也叫便衣队）也是分遣小分队作战的一种形式。 武工队比游击队更机动灵活，人员配备更精悍。这是专门深入敌占区的小分队，一般由部队的连排干部组成，也有一些地方干部参加。武工队负责人大多为团营级干部。一支支小分队如同一把把尖刀，直插敌人心脏。 这段时间，我们还大力开展对敌政治宣传攻势。发动学生写标语、传单，张贴在大街小巷，指名警告敌伪人员、汉奸、特务，要他们弃恶从善，并开展记“红、黑点”活动，警告他们不要做坏事，要做有利抗日的好事，否则，抗战胜利后一定清算。我们还组织人员到敌人炮楼附近喊话，上夜课，向他们讲国际形势、抗日道理和八路军优待俘虏政策。这些做法很有效果，对我军民坚持抗日斗争，起到了很大帮助作用。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