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建构与文化意义：重构定性社会学 | American Journal of Cultural Sociology

花间挹香 2023-05-14 发布于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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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建构与文化意义：重构定性社会学

编者按：

社会建构性是社会学中一个普遍的主张。然而在面对建构性的本体论预设时，建构主义长期存在着以语言代理文化的现象，也因此掩盖了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目前社会学正在发生一系列的转向，来克服这一不足，其中包括融合批判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尝试。本文主要讨论了三位学者的作品。丹尼尔·利特尔（Daniel Little）提出了带有个体主义倾向的微观基础主义，达成了现实主义和个体主义之间的平衡，同时促进了描述的清晰性，并要求因果归属的具体性。然而，他在论述机制和意义关系时有许多不清楚的地方，而且忽视了除了人类之外，文本和物品对意义建构的重要作用。戴夫·埃尔德-瓦斯（Dave Elder-Vass）的理论回应了这个问题，同时认为人类的符号实践是多种多样的，而且依赖于语境，不能归入单一的操作性机制中。此外，建立意义的过程从来都不是简单的或无争议的；它们受到社会和物质方面的调节。然而，他只是将语言视为规范性的，而没有关于欲望、动机、依恋和物质性文化的理论。道格拉斯·波波拉（Douglas Porpora）的理论试图论证社会结构关系、文化模式和人格的复杂性的组合在现实中可以达成的平衡。他肯定了物质性结构的存在；还将人类行动者重新定义为具有需求、意图和情感的主体，并探索人如何被激励。

作者简介：

Dominik Bartmanski, 柏林工业大学社会学系

文献来源：

American Journal of Cultural Sociology, Vol 6(3): 563-587

本文作者

引言

社会建构性和人类生活形式的可塑性是社会学中一个相当普遍的主张。这个观点的要点是：所有被建构的东西都可以被重构、解构，总之，可以随意改变。然而社会建构性的理论以不同和相互冲突的方式被理解。所以，社会学应该进行认真的重构。

其实无论是激进还是保守的看法，都共享一个基本假设，即我们都对文化建构的力量都有一种恐惧感；分歧来自其他地方。它们来自关于建构性如何存在的本体论假设，也就是说，隐喻和符号，语言的和其他的，如何存在于我们所面对的经验性现实中，以及如何使它们具有社会意义。它们都以同样的方式运作吗？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是有特定的时间和地点的？它们是任意的、常规的、半灵活的，还是受“自然”的约束？意义到底从何而来？对认识论问题和所谓的后现代的规范/政治斗争的压倒性关注排挤了这些问题，这就是为什么社会学最近出现了对本体论问题的回归。

在建构主义几十年来所采取的各种形式中，语言一直是文化的特权代理，因此其表现形式被视为定性研究的主要对象。语言似乎既是社会的内容又是社会的形式。然而，它掩盖了生活的其他方面，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复杂性的问题。这种巨大的不平衡正在逐渐得到纠正，因为从社会建构性的“来源”到“影响”的传递常常被遮蔽。现在人们更加接受的是，符号实体取决于物质的可供性（affordances）和非语言的表达条件，如具身化、位置（emplacement）和技术中介。但这种本体论意识只是最近才暂时进入定性社会学。

现在是重新审视“社会建构性”的本体论预设的时候了。首先，文化任意性的长期主导信条使得人们难以理解为什么文化对人们的思想行使如此大的控制力。另一种问法是，意义到底来自哪里，到底是什么建构了它？所有文化符号的假定的任意性现在正被质疑，并通过各种本体论的语境来限定。然而，在社会学中，话语形式和感觉形式之间的关系，以及意义和经验之间的关系仍然被严重地低估了。心理学、考古学、人类学、美学和艺术史在这方面可以说是比较先进的，本文将参考它们来说明它们如何能够进行社会学的本体论重建。文化社会学中的语言学范式并没有错，但它们是不完整的、模式化的，而且过度自我参照，尽管在当代学术界得到了最密集的培养。

社会学中有几个变革性的讨论。社会科学中出现了各种“转向”，从表演性到像似性（iconic）。2016年，《定性社会学》杂志举办了一期关于物质性和文化的特刊。另一场关键的辩论发生在最近社会学中批判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立场之间的交叉点。它围绕着两者合并的可能性展开。所有这些作品都对社会建构性进行了不同的处理。至关重要的是，它们澄清并校准了社会学中的定性解释的条件。

在下文中，本文将通过回顾丹尼尔·利特尔（Daniel Little）提出的相关知识领域的综合性地图来介绍这一新的关键辩论，然后重点讨论利特尔的行动者中心（actor-center）社会学中的某些关键困境如何能够被戴夫·埃尔德-瓦斯（Dave Elder-Vass）更加集体主义的立场所解决，而其自身的分析性的排斥和遗漏又可以被道格拉斯·波波拉（Douglas Porpora）的合成现实主义框架所解决。

在机制和意义之间

利特尔认识到社会学的深度分裂，并指出了该学科中三个相互竞争的思维模式：分析社会学（analytical sociology）、批判现实主义（critical realism）和集合理论（assemblage theory）。前者赞成将宏观层面的社会事实正式还原为微观层面的实体，声称社会总是源于个人。第二种拒绝这样的还原，指出社会结构对被视为其构成部分的东西的不可还原性。第三种观点同样拒绝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但对社会结构的现实性表示怀疑。相反，它选择了一个更灵活的“集合”概念，作为人类和非人类行为者的异质配置的偶然结合，通过摒弃传统的人类行动和持久结构的二元论，描绘了一个不同路线，即所有类型的实体——人类和非人类主体——都被放在首位。

利特尔提出了一个试图从所有立场中学习的观点。他通过弱微观基础主义（weak microfoundationalism）的概念保留了一种个体主义的形式，并强调社会实体的异质性和可塑性，这使他与集合框架相联系。社会世界不是一个系统，而是一个拼凑物、混合物; 它的属性来自于处于社会中的人的活动、思想、动机、情感和互动。

与此同时，利特尔指出，社会建构的含义并不总是很清楚。首先，他承认社会结构和事实会产生影响，但坚持认为它们只有在体现在社会建构的个人的行为、互动和心理状态中时才有可能。这也是为什么说他的立场时微观基础主义而不是单纯的个人主义。个体体现出的结构从来不具有固有的因果属性，而是由个人的行为和思想模式组成。

他认为，个人和集体层面之间明显的紧张关系可以通过社会与个人的相对自治（relative autonomy）得到缓解。社会实体“监督（supervene）”着人类个体。但是，监督性与依赖性有明显的不同吗？相对自治的概念似乎缓解了这种不确定性：中层系统（比如组织）的属性往往足够稳定，以保证因果解释，而不提供更多微观层面的推导。

这种方法有两个基本优点。首先，它具体展示了社会学家如何在对社会的个体主义/唯名论和整体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解之间实现一种脆弱的平衡。其次，它相对个体主义的偏好促进了描述的清晰性，并要求因果归属的具体性。事实上，文化分析往往依赖于通用的认知捷径和在某一时刻流行的多重抽象，据此，自我和文化的建构性被神秘化而不是被阐释，被总体化而不是被关系性的背景化。

然而，利特尔的叙述中存在一系列未解决的难题。比如他赞成“属性涌现（property emergence）”，即集体模式形成，而对“本体论涌现”仍不清楚，即没有发现除语言外的具有构成性的新力量。利特尔承认，仅次于机制的意义是社会理解的两个基本类别之一。人类行为是有意义的行为，因此如果不赋予个人意义和欲望，就无法理解行为。但是他没有提供欲望的概念，也没有提供意义归属与欲望之间的关系。

主要问题是利特尔似乎将意义与行动者的思想混为一谈。他假设意义不像机制那样构成社会“原因”，而认为意义被诠释性地拼凑在一起。然而，他又认为意义和机制不可分离地嵌入在社会世界中。这样的话，他对个人主义本体论的明显偏爱似乎站不住脚——相对自主的意义系统如何能最终取决于关于个人的事实呢？意义最终不能只用个体事实来解释，部分原因是像语言这样的在本体论上涌现的实体确实有真正的自主性，部分原因是物质性也对意义有构成性作用。

此外，利特尔也没能令人信服地解释如何处理根本不可能将结构追溯到特定个人的情况。并非所有的涌现结构都表现出组织的整洁的类似系统的属性；许多文化性的并不是这样。同样地，证明社会事实对个人事实的最终依赖可能意味着无限倒退，这将使社会学家远离他们的人文主义实用领域，即如利特尔所称，他书写的是人类根据生活环境行事，而环境通常不是由个人选择的。这导致了另一个问题，即术语“机制”在描述上的局限性。

利特尔似乎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机制本身是一个隐喻，可能被解释为与他对社会可塑性的假设不完全一致。比如，“机制”这个源于西方机械钟表的枯燥的技术语言很难表达存在的深度、现象学的经验和相关的感受，从而表达人类社会视觉的个体意义和文化力量。

本文认为，利特尔要保持内外层次的真实存在和独立性，并且仍然坚持个人主义本体论和微观基础主义的偏好是行不通的。个人主义虽然是必要的，但它们既不充分，也不是唯一有效的社会力量。过度理论化个人而忽视他们生产的物品和工具似乎是有问题的。此外，并不是所有中观层面的东西都像组织一样。在本体论个人主义中解释长期持续的影响可能非常困难。

总的来说，利特尔对研究的具体性和地方主义（localism）的坚持在方法论上值得称赞，并且提供对案例的有力描述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如果想要对许多文化和社会现象提供有意义的社会学解释，这还不够——除了人类外，还有文本和物品对意义建构至关重要。在这方面，埃尔德-瓦斯提出了对这个困难问题的更平衡和更具体的处理，也算作建构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更直观的和解。

一个现实主义建构主义

埃尔德-瓦斯认为范畴（categories），即语言符号，产生于社会过程，而这些社会过程对我们对微观结构特征产生的（因果）属性的共同经验很敏感。因此，范畴不仅仅是单一的语言符号，而是社会经验性的衔接。埃尔德-瓦斯对建构主义思想的解读部分嵌套在对索绪尔著作的深入阅读中。他指出一些符号只是具有相对的任意性。由此可以推理到一些复杂的文化表征：它们的意义在特定的经验条件下不会受到无限制的变异。在其他事物中，这表明有不同种类的符号表现出对操纵和重构的可变开放性。

其原因很简单。人类的符号实践是多种多样的，而且深深地依赖于语境，不能归入单一的操作性机制中，而这种机制甚至不适合捕捉语言本身的多面性。某些类型的符号和实践是由直接经验形成的，其他的则是由一系列其他的符号和符号链以及相关的意义所调节的。有不同层次的符号学和不同的符号学意识形态，它们与生活中的非表征性因素相互作用，产生处境意义。

此外，我们需要更进一步，认识到根据手头能指的物质可供性，我们处理能指和所指之间不同程度的激励关系（motivated relation）。文化意指有多种形式，而不是单一的意指原则或机制。建立意义的过程从来都不是简单的或无争议的；它们受到社会和物质方面的调节。因此，我们应当认识到符号相对于物质媒介的可变性，这些物质媒介的构成能力在特定的背景下具有关系上的意义，就像语言符号一样。这有助于认识到任意性的论点。

然而，埃尔德-瓦斯在论述到下述论点时有些模糊不清和相互冲突：“选择这些做法而不是其他做法来定义一个文化群体，有一些武断之处”以及“文化在某些方面是一个实践的纯粹的唯名主义的类别”。有时，文化是约定俗成的名称，但有时则不是，关键问题是，是什么产生了这种区分，以及他所说的任意性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普遍的特征。他没有提供对这些关键问题的说明，只是回到了文本的建构传统。主要问题是他只提供了规范实践和支持它们的社会规范的模型，而忽略了支持它们的根深蒂固的集体情感和情感依恋。他所采用的文本方法本身并无缺陷；问题在于他从技术上而不是存在上研究语言和话语，并且仅将其规范地视为代码，而不是一种具有深刻实用、审美、神话和公共价值的体验。这些语言规范在个人身上产生一系列信仰和性情，但它本身并不会迫使个人服从或激励个人；相反，它们创造了一种遵守规范的倾向。

所以说，他没有对行为的情感内容和对规范的遵守提供相关的说明，因为，像利特尔一样，他没有关于欲望、动机、依恋和物质性文化的理论，对人类生活只是推理性的理解。波波拉的理论回应了这些不足。

重构社会学

波波拉的理论主张是更批判现实主义并因此更人性化的现实社会学。他的工作表明，许多现存的理论都满足于他们最喜欢的分析还原。相反，诀窍是使三个构成性现实达到平衡，表明历史上的偶然情况如何依赖于社会结构关系、文化模式和人格的复杂性的某种组合。如果说这个理论缺少了什么的话，那就是它没有系统地主题化物质性在每个层次上的作用。不过他开辟了足够多的新领域，至少他的方法向其中一些重要的扩展开放。

他强调有意义的以人为中心的行动和社会现实中不同物质价值的因果条件之间相互依存又存在差异。这是在寻找中间立场，可能相比于比拉图尔的立场更符合丹尼尔·米勒（Daniel Miller）的立场。拉图尔被其他学者批判说，在把人和物等同上走得太远；在一个平面本体中混合人类和非人类忽略了历史偶然性和主体可变性的关键作用。

试图平衡这些方面很重要，因为我们观察到双方都有夸大和误解。行动者网络理论虽然在声称“人类从不单独行动，而总是与非人类的事物结盟”的方面是正确的，但是它要求关注点从结构转向主体性是不合逻辑的。正如波波拉论证的那样，可以在不暗示结构减少的情况下承认结构性物质的影响，将结构理解为不同社会地位的属性的分布。

这种社会学见解常常从专注于文化身份的语言表达和精神分析的建构主义社会学中消失。一些社会学家哀叹当代社会话语中“阶级”和“阶级关系”的消失；然而社会结构关系对我们的生活有太大的影响，它不仅是赋能和约束，也是激励。

相比于其他学科，社会学对人类与文化、身体和人工制品的关系的理解较弱，尤其是后两种关系。也许这就是波波拉关注文化和人格的原因，尽管他不排除其他方面。事实上，他经常提到的“体验”和“情感”具有变革的潜力。

在他看来，如果我们说情境和社会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是“激励”的，那么我们就假定人类能够被激励并体验他们创造性地和有目的性地与之相关的世界。人类既不能用行为主义的术语来描述，也不能用纯粹的话语术语来描述。相反，他们是有需求和信念的、具体的代理人，能够制定意图并根据意图采取行动。这是一个实践常识，但是被社会建构主义遗忘了。波波拉进一步认为，将人类行动者重新定义为具有需求和意图的主体不仅具有经验有效性，而且具有重要的道德维度：有情感的人类不仅是能够进行话语审议的有意识的思想，而且还是具身化主体，即对他们所做的一切都被他们记录为有意义的，在某种程度上将他们构成为自身的目的。

波波拉像其他文化社会学家一样，也承认语言的重要性。他认为语言必须被理解为有自主性的社会力量，但是同时，人们也以语言以外的方式保持意识，并且人类体现的人格也具有非语言来源。波波拉坚持认为结构主义和其他理性主义对语言的处理扭曲了文化社会学对它的看法，将其仅仅描绘成文化的“工具箱”或主要的“文化结构”。语言和文化建构有着更多内容。为了纠正这两个不足，他通过批评安·斯威德勒（Ann Swidler）的“谈爱（Talk of Love）”和艾萨克·里德的“阐释与社会知识（Interpretation and Social Knowledge）”来与美国文化社会学对话。

斯威德勒的作品中，话语实践凌驾于价值观、思想、情感、对象和场所之上，成为社会建构的基础构建块。然而，波波拉反驳说，我们的依恋、信仰、性情、态度和价值观都不是纯粹的话语现象。他所重视的不是话语表达，而是词语所表达的一种品质，存在的方式（the way of being）。

针对里德的作品，波波拉批判说，诠释学解释的首要地位是视情况而定，而不是普遍的。他认为，里德之所以认为解释主义吸收现实主义，是因为他选择的经验案例似乎合理地表明了这一点；但是还存在别的情况。在大多数情况下，特定的行动或表现不仅与更广泛的符号学理解的“意义景观”有关，还关乎于特定的物质外话语压力及其偶然情况的结合，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强烈的路径依赖，而不是任意的虚构。此外，谈论人与物有意义离不开感觉和情感。

不过波波拉认为，里德的概念足够灵活，可以调整和适应这一论点。当里德正确地观察到行动者的动机成为相关意义景观的有效力量时，里德谈论的是需求（wants），而不仅仅是信念。而需求和欲望为了使各种话语和表征具有存在意义而被需要。

结论

在某些情况下，话语在意义形成过程中占优势，而在其他情况下则不然。如果话语建构主义者试图排除混合形式的解释，他们就会过度剥夺社会学的分析工具。不过不仅是案例，还有我们根据它们提出的问题类型，将决定什么是最合理的数据收集方式、首选的证据推理以及对社会事实恰当的概念的重新定义。利特尔和埃尔德-瓦斯提供了一些反对后现代相对主义的好方法，同时强调可塑性以及意义创造的一些非任意方面。然而，如今他们似乎过于拘泥于他们的认知形式化，并且在这方面也过于人类中心主义。波波拉的工作提供了一种社会学视角，有助于弥补这些局限性。

编译 | 王诗宁

审核 | Krystal

终审 | 霰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