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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谏太宗十思疏》是魏征写给唐太宗李世民的一篇奏疏，文章主旨是劝谏唐大宗要厚积德义，切不可因国家的暂时安宁就肆意妄为。为什么魏征要写这篇奏疏呢？因为坐稳了龙椅的唐太宗和当年打天下时的唐太宗不一样了，他慢慢变得骄奢淫逸，渐渐忘本，开始对百姓作威作福起来。尽管“百姓颇有怨嗟之言”，可是这声音早被朝野上下歌功颂德的欢呼声淹没了。针对这种问题，魏征深感忧虑，因此及时去提醒唐太宗。给皇帝提意见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除了需要忠心赤胆之外，也是需要一定的论述技巧的。若是碰到一个昏庸皇帝，不但官位不保，连脑袋也是保不住的。我们先看魏征是如何行文的。开头用了一组比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这个道理浅显易懂，比喻形象生动，容易让人接受。正面论述之后再反面论述，“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一正一反，形成对比，增强了文章的气势，给人一种不可反驳的力量。魏征不仅论证结构思维缜密，而且在措辞方面也很用心，“德不厚而思国之理，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即使是最愚笨的人也懂得厚积德义，更何况像唐太宗这样的明哲之人呢?魏征把唐太宗捧得很高，而且又用了一个反问问，这就让唐太宗不得不接受魏征厚积德义的观点。本文的中心论点是“厚积德义”。第一段的论证层次有三个，首先用比喻论证引出论点“厚积德义”，然后反面论证不厚积德义就无法“国之理”，最后提出国君要“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德处其厚”“情胜其欲”。而本段最值得推敲的地方就在于第三个层次。我们先看原文：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将崇极天之峻，永保无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也。这里有两处疑问，一是魏征在提出做法时为何要用否定句而不是肯定句？二是本文的中心论点是“厚积德义”，可在总结具体做法时，却扩展到了“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情胜其欲”，这是为何？我们先关注第一个用否定句的问题，肯定句就是对事物作出肯定判断的句子,否定句就是对事物作出否定判断的句子。这两种句式在表达相同意思时,在语意上往往有轻重强弱的差别，一般地说,同一句话,用否定句要比用肯定句语意要轻些、弱些。我们可以试着改写，假如魏征如此表述“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将崇极天之峻，永保无疆之休。须居安思危，戒奢以俭，须德处其厚，情胜其欲”，那么这种表述在语气方面略显强硬，属于典型的说话没有针对性，没有对象意识了。用肯定句这种生硬的语气跟唐太宗对话显然不得体。我们再来关注第二个问题。魏征除了提出要“厚积德义”之外，而且特别强调了“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情胜其欲”，这是因为这些问题目前是唐太宗身上最突出的问题了，如果只是宽泛地谈“厚积德义”，很难引起唐太宗的注意，联系写作背景，我们知道此时的唐太宗骄奢淫逸，大兴土木，纵情享乐，所以这是当下最需要格外关注的问题。在第三段的十思中的第一思也是“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诫”，魏征也是把知足自诫摆在了首要位置。因此，在谈怎样做时，魏征既关注了面的问题，也关注了点的问题，既有总体要求，也有具体做法。相信唐太宗在读完奏疏之后一定是有所触动的，否则也不会发出“得公之谏,朕知过矣”的感慨。第一段提出中心论点之后，第二段紧接着就开始分析为何要厚积德义。魏征给出的理由是“夫在般忧，则渴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其实古今不都是如此吗?开国皇帝身深知前朝亡国之教训，因此在建国之初励精图治，以民为本。可是到了后来，社会安定，国力强盛，一些统治者开始忘本，不再像打天下时那样依靠人民了，于是变得骄奢淫逸，肆意践踏百姓利益。这就像纪律在最开始往往是最严明的，但越往后就越是松弛。魏征能深刻认识到这一历史规律，但即使发现了问题，他也是难以去彻底解决问题的，因为封建社会，皇权至上，魏征只能把所有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像唐太宗那样虚怀纳谏，知错能改，且能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但倘若是一昏庸无能的暴君呢?别说安民养民了，就连魏征自己的脑袋都将不保。而这就是古人在分析兴衰成败时的历史局限性吧。在前两段分析铺垫的基础上，魏征针对李世民身上的问题，提出了具体的十思，而这十思也是本文的一个重点。魏征为何给的是十思而不是二十思呢?除了这十思，你认为还可以加上哪些“思”？魏征为何不加上这些“思”？这做到这十思就一定可以“永保无疆之休”吗？十思在当代有何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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