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除夕，明代书画《蒙古青绿山水图》亮相央视春晚，艳惊四座，引起广泛讨论。《蒙古青绿山水图》，又名《丝路山水地图》，原藏于藤井有邻馆。此画由企业家许荣茂斥资亿元回购，并在香港回归20年之际，无偿捐给了故宫。至今，对于此画的性质与时代，中日学界仍有争议。而京都藤井有邻馆，这座中国古代绘画宝库,馆名取自论语“德不孤，必有邻”,是日本国内最著名的私立博物馆之一，位于京都市左京区名胜地冈崎公园，紧邻国家史迹平安神宫。博物馆旁边，曾经是藤井家族的旧宅。藤井家是名副其实的收藏家家族，历经明治、大正、昭和时代，藤井善助和藤井彦四郎将毕生心血注入于藏品中。滋贺县东近江市是藤井家族的发迹之地，距离京都市并不遥远，却是近代日本诸多企业家诞生的摇篮。
晚清中国社会失序，文物外流，大量中国古代绘画流入明治大正时代的日本。关西地区，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该地区民间收藏家，如藤井家族、黑川家族、矢代幸雄、林宗毅、原田观峰等人，大量购入中国古代绘画。他们收入不菲又颇具学养，建造鳞次栉比的博物馆，妥善保存、展览着这批绘画，发掘藏品的文化内涵。
十九世纪中叶，明治维新，都城从京都迁往东京。作为关西地区的核心区域，京都一直孜孜不倦地吸取唐（日本对于宋元明清历代中国的旧称呼）文化。而在以关西地区名寺古刹中，收藏着大量中国南宋至明代初期的历史典籍与绘画，这些绘画主要包括道释画、佛教题材的绘画（如禅宗的顶相）以及南宋风格山水画，这批绘画被称为“古渡期作品”。日本的室町幕府时代至江户时代，两国禅僧之间交流密切，绘画通过赠与等方式由中国进入日本，对日本绘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受到中国传统画论的影响，道释画、禅僧顶相、带有南宋风格绘画作品被认为是“旁门左道”，受到主流学界的摒弃和排斥。直到近代，日本学者和收藏家才逐渐重视此类绘画。清末民初，中国的文物和古代绘画大量的外流，其中有相当的一部分流入明治大正时期的日本（特别是关西地区），成为今日日本关西地区各大公私立博物馆东方绘画艺术展示的基础。这些绘画艺术品在近代进入日本，相较于古渡期，时代较新，因此又被称为“新渡绘画”。这些绘画艺术品所涵盖的名家范围之广、数量之巨，不夸张地说，若将关西地区博物馆的藏品逐一的欣赏并加以研究，足以准确地把握中国绘画艺术史发展的全貌。
阿部房次郎
关西地区中国绘画收藏在世界美术史界、收藏界占据一席之地，其中明治大正时期的收藏家和博物馆构成如下：
一、上野理一和须磨弥吉郎旧藏，现收藏于京都国立博物馆；
二、收藏于京都藤井齐成会有邻博物馆的藤井善助和藤井彦四郎的旧藏；
三、收藏于京都泉屋博古馆的住友春翠和住友宽一旧藏；
四、收藏于大阪市立美术馆的阿部房次郎旧藏；
五、大阪府和泉市的久保惣纪念美术馆收藏的林宗毅旧藏；
六、收藏于兵库县西宫市的黑川古文化研究所的黑川幸七旧藏；
七、奈良县大和文华馆收藏的矢代幸雄旧藏；
八、滋贺县原田观峰书道博物馆收藏的原田观峰旧藏；
九、大阪府四日市澄怀堂美术馆收藏的山本悌二郎旧藏。
十、东京涩谷立松涛美术馆收藏的桥本末吉旧藏。
这批收藏，又名“新渡绘画”，作为常设展览，均标注有原收藏家姓名，规模庞大，令人叹为观止，均为明治大正时期，特别是在大正时代（公元1912～1926年）才流入日本。与之相对的是“古渡期绘画”，这是由室町时代的禅宗寺院和足利将军、江户时代的禅宗流派黄檗宗收集的中国绘画作品。“新渡作品”不仅流入时代“新”，更重要的是绘画的风格内容、题材、作者以及艺术取向，均与古渡期作品截然不同。此外，在上述列举的私人旧藏中，并非全部来自于关西地区。得益于关西地区艺术品鉴赏氛围，大批收藏家将关东地区（东京）完成的收藏迁往关西并且兴建博物馆并加以展示，如山本悌二郎旧藏、住友宽一旧藏、须磨弥吉郎旧藏、林宗毅旧藏等。以下将这些明治、大正时期新流入日本的中国书画艺术品加以区分，以收藏的绘画内容、收藏性质的不同，将其分为四个部分，分别进行介绍。
上野理一、阿部房次郎、山本悌二郎、黑川幸七、藤井善助旧藏
在关西地区中国绘画艺术收藏品中，藤井善助旧藏规模较大，是最为核心的组成部分。1911年（明治四十三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覆灭，满清内府、亲王以及大臣家业迅速衰败，他们所收藏的艺术品纷纷流入文物市场以及地下黑市，进而流向海外。从明治末到大正时期，中国古代绘画收藏热在关西地区如火如荼，推动中国绘画作品大量涌入日本。
1910年，即为辛亥革命的前一年，为了调查新发现不久的莫高窟藏经洞，时任京都帝国大学教授内藤湖南与其同事狩野直喜、富冈谦藏等一行人前往北京。清朝官员端方（1861—1911）热情地招待他们，并向他们展示所收藏名家画作。日本主流绘画题材偏向于国内禅宗寺院收藏品，与这批绘画完全不同，此行极大拓展了内藤湖南的眼界，令他极其激动，尤其是“传郭熙溪山清远图卷”（此画现藏于波士顿美术馆）。回到日本后，内藤湖南立即向上野理一报告了所见所闻。就像一颗火星点燃了蓬松的稻草，上里野一，这位大阪朝日新闻社原社长，从此热衷于中国绘画收藏，一发而不可收拾。内藤曾经做过朝日新闻记者，作为报答，他将一张罗振玉旧藏宋拓本王羲之《集王圣教序》赠予上野理一。这张拓本，由罗振玉、内藤湖南，流入到上野理一旧藏，同时也是最早的日本关西地区中国书画收藏。
橋本末吉（1902—1911）
“完颜景贤精鉴”印章
当时，为了搜求名画，关西收藏界常常派人去中国搜集艺术品市场信息。1917年，内藤湖南前往北京，“京师书画义捐展览会”吸引了他的目光。内藤将展品信息报告给日本国内财团，限期了日本财团购买热潮。例如，此次展会上诸多完颜景贤旧藏绘画均被被阿部房次郎所购买，诸如王维《伏生受经图卷》、李成、王晓的《读碑菓石图》、燕文贵的《江山楼观图卷》（现藏于大阪市立美术馆）。黑川幸七（1871—1938）则购入了景贤旧藏的号称五代时期董源的作品《寒林重汀图》。另外，苏轼《寒食帖》现身此次书画展，便被博文堂第二代店长原田悟朗（1893---1980原田庄左卫门之子）盯上，多年之后，这幅画成为了菊池惺堂藏品。完颜景贤旧藏之中，北宋之前书画名迹的三分之二都流入日本，而有一半为阿部房次郎购买。另外，在新渡书画的鉴定和评定中，内藤湖南掌握着绝对话语权，因而新渡书画常常可以见到内藤湖南附写的题签和跋文。据说，在购得中国绘画作品后，大收藏家不约而同地找内藤湖南和长尾雨山写题跋文。
博文堂原来并不做中国古书画和文物的生意，而涉足此道纯属偶然巧合。中国爆发辛亥革命（1911 年）不久，大阪博文堂店中突然收到了不少大件货物，而且是一箱一箱地不断运来，货物上也没有寄件人的任何信息。打开一看，全都是中国古书画。原田的父亲根本就不懂中国书画，所以只得去请以往有交情的内藤湖南来店中看看。内藤一看就说“呵，已经到了吗”，他好像知道关于这批书画的事情。满清被推翻后，朝廷官员嫁到中落，因生计，急于出售家藏的书画、古董。而当时日本经济正处于腾飞时代，所以他们就委托日本东京的一些古董商人中介出售藏品，但反应冷淡。于是找到有“中国通”之称的京都大学教授内藤湖南，请他介绍合适的人选，另外还托有关人士向已是政坛名流的犬养毅求助。而南藤和犬养两人均一致推荐博文堂。所以，古书画就接连不断地从中国运来。
简介 · 完颜景贤
完颜景贤（1875—1931），满洲镶黄旗人，收藏家字享父、任斋，为晚清重臣完颜崇厚之孙，民国初期北京著名藏书家、书画碑帖收藏家。完颜景贤结交广泛，与端方、缪荃孙、呢藤湖南、福开森等中外著名鉴藏家进行书画交流。晚年，景贤生活窘迫，为求生计，被迫变卖大量珍贵收藏。
简介 · 托忒克·端方
托忒克·端方（1861年—1911年），字午桥，号陶斋，清末大臣，金石学家。满洲正白旗人，官至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宣统三年，为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入川镇压保路运动，为起义军所杀，谥忠敏。著有《陶斋吉金录》、《端忠敏公奏稿》等。
简介 · 阿部房次郎
阿部房次郎（1868----1937）日本关西纺织业巨头，1868年生于日本滋贺县彦根城，本姓辻，幼为绸缎庄学徒，1892年毕业于庆应义塾，1894年进近江银行，1895年成为从事纺织行业的阿部市太郎的婿养子，1900年成为近江精油董事，1901年阿部造纸（王子造纸的前身之一）专务。
简介 · 长尾雨山
长尾雨山（1864-1942），著名鉴赏家和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明治时期汉学家、书法家、画家、篆刻家。与画家吴昌硕交好，多有诗文见证，如《长生未央砖拓本为长尾》《长尾雨山索赋寿坡词》等。
简介 · 藤井善助
藤井善助(1873－1943)纤维制造公司经理，收藏家、实业家。
1934 年，内藤患胃癌已近临终，原田最后一次拿了一件元人龚开《骏骨图卷》（金开藩旧藏，今藏大阪美术馆），让内藤鉴定。
黑川幸七
新渡书画曾经无人问津，此时成为关西收藏界的时尚，关西财阀掀起了这股热潮，内藤湖南无疑是弄潮儿。内藤湖南，这位京都大学教授，引领了这场古画审美的风潮变革。19世纪末，西方思想涌入，日本学者借用希腊罗马古代美术史的研究范式，撰写东方艺术史专著，并走上了东洋美术史的研究之路，其代表人物便是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厄内斯特・费洛罗莎和其弟子东京美术学校教授冈仓天心。十九世纪末，冈仓天心强调唐宋绘画的重要性，认为在平城、平安和足利时代，唐宋绘画艺术受到广泛模仿和尊崇。这种观点，逐渐成为学界的共识。在进入二十世纪之后，作为东洋史家，内藤湖南终于认识到这些古渡期书画从不是中国绘画史上的正统和主流，而仅是代表了日本古代禅宗僧人以及封建贵族精英的审美趣味。（诸如《君台观左右帐记》）这种作品强调宗教题材、地方色彩浓郁，在中国传统观点中，被认为是匠人山水画。日本经历了明治维新，国势强盛。日本民众则渴望开拓古代艺术品鉴赏视野，对东方美术史重新认识。以“茶道文化”为核心的鉴赏风格远远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革新对传统绘画的认识。传统意义上，新流入绘画名作长期以来被名家所尊崇，在中国画坛占统治地位。明代董其昌倡导南北宗论，崇南贬北的理论之下，南宗文人画逐渐被推向了。文人画流派源远流长，自唐代王维开始，经过五代、北宋，经过董源、巨然、元末四家，明代的沈周、文征明，发展到清代四王与吴恽，已蔚然成风。自唐代李思训开始，院体画派初具雏形，历经南宋宫廷画院，明代宫廷院体浙派风格已逐渐固化。院体画屡屡被文人画贬低，南宗文人画步入主流画坛。
上野理一（1848—1919）
除了绘画，在书法风格的价值判定、审美取向上，内藤湖南也独领风骚。其时，日本书界崇尚北朝碑板石刻书风，内藤湖南标新立异，推崇晋唐正统派王羲之书风。内藤振臂一呼，关西书画收藏者响应云集，收藏晋唐正统派的书法作品风靡一时。由此可见，内藤湖南，既是东洋史家，又是美术史学者，作为学术标杆，在中国绘画收藏热中，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绘画收藏热中，内藤湖南形成了学术基础，并提供了大量收藏品信息。满清衰落，文物外流，关西财阀耗费巨资，只为将东方的艺术品留在东方。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日清战争（甲午中日战争）、日俄战争结束，日本大胜，国力昌盛。作为东方强国，日本认为要带领东方抵御西方扩张，包括在文化层面上的扩张。1902年，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斯坦因在王道士的带领下，揭开了藏经洞的面纱。历史学者大谷光瑞，作为京都西本愿寺法主，察觉到敦煌文物的价值。以一个僧侣的眼光，他认为西方世界毕竟不是佛教热土，文物留在东方，不在兵荒马乱的中国，至少在日本寺院，这批佛家文物才能永续保存。大谷光瑞立即从伦敦返回日本，紧急组织大谷探险队，将相当数量的文物带回日本京都西本愿寺收藏研究。在1889-1892年，藤井善助留学于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他目睹了大量中国文物流失欧美诸国，立志收集购买中国文物艺术品。藤井善助收集购买了大量名家书画，包括黄庭坚《李太白忆旧游诗卷》以及王庭筠《幽竹枯搓图卷》。大正时代（1912—1925），东方各国普遍受到西方各家蹂躏和摧残，亚洲各国纷纷抱团取暖，国父孙中山和时任日本首相犬养毅顺势提出了“大亚洲主义”。这场中国文物收藏运动最终形成，中国文物能源源不断流入日本，而非欧美，“大亚洲主义”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原田观峰（1911—1995）
京都泉屋博古馆和奈良大和文华馆收藏的中国书画艺术品
上述第一部分构成了日本关西地区中国书画艺术收藏的核心内容，内藤湖南与这场运动密不可分。在这场文化运动中，内藤提倡大正以来的“新渡书画”是中国绘画史上的正统和主流，有而不是日本旧有的寺院和封建贵族的旧藏。内藤再次兜售了中国画坛的古老偏见——董其昌的南北宗论，即专业画家不如文人画家，北宗画（院体画）不如南宗画（文人画）。南宋山水画，以往是日本寺院和将军家旧藏中的明珠，却在内藤眼中变成了传统画论中遭到批判和排斥的低劣之作。内藤湖南作为一个东洋史学者，在这场文化运动中向普通的日本民众宣扬了中国绘画史上的正统，是在日本的寺院旧藏和封建贵族精英的旧藏中所无法看到的。
1922-1923年，在京都帝国大学，内藤将自己的学术观点写入《支那绘画史》讲义中，讲义又发表在美术杂志《佛教艺术》上。一九三八年，内藤已逝世，讲义又被编辑成《支那绘画史》（弘文堂刊行）。该书以编年顺序展示了从西汉到清代的重要中国画作，涵盖了中国两千多年美术史，其中大多数作品都是内藤在大正时期亲自过目的新渡画作。
第二类代表为京都泉屋博古馆住友春翠（1865---1926）和奈良大和文华馆保存矢代幸雄（1890---1975）收藏的中国书画艺术品。住友春翠以青铜器收藏闻名世界，但其实对于中国古代书画收藏，住友家也兴致勃勃，其藏品有南宋阎次平的《秋野牧牛图》以及清代沈铨的《雪中游兔图》等名品。矢代幸雄是一位美术史学者，曾任东京美术学校教授，东京文化财研究所所长等职，著有《日本美术的特质》一书。1946年，矢代被任命为大和文华馆馆长。1946-1960年，大和文华馆尚在筹备中，矢代从事东洋古美术品（东洋古艺术品）的收集工作，所涉极广。在书画收藏方面，矢代收藏有北宋赵令穣《秋塘图》、南宋李迪的《雪中归牧图》等名品。内藤湖南为代表的学界权威，与这一类的收藏并无直接关系。而且，这一类藏品不仅限于中国书画，而是涉及东洋古美术品的方方面面。
山本悌二郎
以住友宽一和桥本末吉的藏品为代表
住友宽一的藏品现藏于京都泉屋博古馆，而桥本未吉的藏品现收藏于东京都的立松涛美术馆，住友和桥本以收藏中国明清时期的名家画作而闻名。
此二人收藏有所不同，住友宽一专注于收藏明末清初的明朝遗民系画家绘画作品。诸如：明末三僧的“石溪、石涛、渐江”以及八大山人的作品。遗民系画家表现方式富有个性，作品稀缺性，使得住友宽一的绘画收藏在日本收藏界名声大噪。住友宽一收藏有八大山人的《安晚帖》，还收藏有石涛的《庐山观瀑图》。与之形成鲜明对比，桥本末吉不带选择性，凡是明清书画一概全收。在他的收藏中，表现明清时期江南的商业都市如南京、杭州、华亭都市风貌的绘画作品堪称特色，占了桥本明清书画收藏中相当大的比重。桥本收藏有石锐的《探花图卷》、吴彬的《溪山绝薼图》、龚贤的《云林山居图》等名品。说到日本专门从事中国明清书画的收藏者，还有篆刻家桑名铁城（1864—1938）。1897年和1899年，这位日本收藏明清画的先驱两度渡海来到中国，在上海和苏州从事明清书画的搜集，与吴昌硕交好，其收藏著录书有《九华印室鉴藏画录》，其中著录了所藏八十五卷明清画作。住友宽一旧藏有大量桑名铁城旧藏，如八大山人《安晚帖》、石涛《庐山观瀑图》、桥本收藏石锐《探花图卷》、吴彬《溪山绝薼图》、龚贤《云林山居图》。桑名死后，其旧藏散佚，转移到了桥本末吉和其他藏家的手中。
住友春翠的长子，对于住友家的产业无意继承经营，与住友家分家。
简介 · 桥本末吉
桥本末吉（1902-1991） 政商界名人，官至大藏省，与日本前首相福田赳夫是同窗。
林宗毅
住友春翠（1865—1926）
以须磨弥吉郎、林宗毅、原田观峰为代表的收藏品
最后，第四部分是以须磨弥吉郎、林宗毅、原田观峰为代表的收藏品。这些收藏的共性是只收藏19世纪末-20世纪的近代中国名家书画。须磨弥吉郎（1892--1970）在战前作为日本的外交官在中国生活了十一年之久。公务之余，须磨努力从事书画的收集活动，并与当时北京、上海的艺术名家都有很深交往。因此，须磨收藏了大量齐白石、刘海粟、高剑父的作品。须磨死后，其作品于平成十一年（1999）捐献给了京都国立博物馆。林宗毅（1923---2006）本是台湾人，出身于台湾的名门林本源家，毕业于战前旧制台湾帝国大学和东京帝大，后归化为日本人。其收藏的作品涵盖了明清时期和近现代的书画。其中明清的书画收藏主要捐献给了台北故宫博物院和东京国立博物馆。而其收藏的中国近现代书画则捐献给了大阪府和泉市的久保惣纪念美术馆。林宗毅号定静，这个号来自于林本源家的一栋于1875年竣工的私人宅邸“定静堂”。今日的大阪府和泉久保惣纪念美术馆的林氏书画收藏即命名为“定静堂Collection”，内中有虚谷、仁伯年、陶冷月、傅抱石等三百余位名家的画作。
原田观峰（1911—1995）是一个书法家，他把半生的精力都献给了书法教育事业。为了书法教育事业的发展，原田观峰收藏中国近现代名家书画，其收藏作品现展示于滋贺县观峰书道博物馆（滋贺县东近江市，1995年开馆）。1966年，原田观峰第一次访问中国，在西园寺公一介绍下，得到了受到郭沫若接见。此后，在郭沫若帮助之下，原田开启了近现代名家书画和书法碑帖拓片的收藏之门。上世纪七十年代，大量中国私人收藏因文革而被充公并被大量输出到海外，原田观峰与林宗毅正是致力于收藏这一批文物。清末民国时期，上海一些名家书画和解放后的“老大家青年期”作品，也在这一时期大量流入日本。总之，林宗毅、原田观峰、须磨弥吉郎的收藏反映了19—20世纪中国近现代的书画艺术。
日本关西中国绘画收藏的新渡作品的代表作：北宋宫廷画家燕文贵的《江山楼观图卷》，现藏于大阪市立美术馆，约在1917年前后流入日本，原属于山本悌二郎个人收藏。
从左到右：内藤湖南、富冈铁斋、罗振玉、犬养毅、长尾雨山。内藤湖南一行为罗振玉离日送行。
轶事 · 山本悌二郎与澄怀堂
明治三年（1870年），山本悌二郎出生于日本新潟县佐渡市一地方望族。他早年留学德国，学习经济学与农业化学，后担任日本劝业银行、台湾制糖株式会社的社长、糖业连合会会长，还在昭和二年（1927）田中义一内阁和昭和六年（1931）犬养毅担任农林大臣，活跃于政坛。晚清大臣翁同龢为山本悌二郎手书“澄怀堂”，并挂于山本的宅邸。“澄怀堂”典出《宋书》卷九十三〈宗炳传〉之“唯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意思是把自己的情怀过滤清澄，一尘不染，虽卧而观画，仍能游于山水之间。内藤湖南曾在《澄怀堂书画目录》序言中说道：“海内收储之家，以赤县法书宝绘之富鸣者，近日兹多。其在日下，羣推前司农山本君澄怀堂为第一。“可知澄怀堂藏品的质量兼备。
探因 · 收藏运动产生的文化因素
昭和大正时期，亦是中华文化在日本大放异彩之际。收藏家来自日本政界、商界、学界，均展示着自己的文化趣味。日本首相犬养毅在日理万机之余，更是与梁启超、罗振玉、吴昌硕、孙中山等人交好。在书法、篆刻领域，都有一席之地，有《木堂先生印谱》传世。贵为农业大臣的山本悌二郎，却以澄怀堂闻名世界。明治天皇放言：“我们要让北海道的山里的最穷的佃农的小女儿读完小学！”从此，大正昭和时代，文化繁荣昌盛，名士如云，商贾巨富云集，收藏中国古画蔚然成风。这个时代，珍贵文物外流，似乎像危难关头的“托孤”，满清遗老，满腹经纶，却生计困顿，只得忍痛割爱。他们要求却颇高，托付名画，必然是爱画懂画的名士。没有搜刮抢夺，一切都平常有序，在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这批名作在异邦绽放出了光芒。
探因 · “大亚洲主义”
犬养毅与孙中山为好友，都提出了“大亚洲主义”。犬养毅“大亚洲主义”，让日本自上而下，形成了中国文物收藏热。二战前，“大亚洲主义”这一理论，又演变成了“大东亚共荣圈”，成为日本穷兵黩武的源头。而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来自他在日本兵库县的演讲，中心是以德怀人的王道文化，主张日本帮助中国摆脱不平等条约。名士相交，诗作唱和，这是中日友谊；杀人如麻，血流漂橹，又种下仇恨的种子。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前，日本让中国既爱又恨。
铭记 · 收藏家
兵荒马乱的年代，父母忍饥挨饿，含泪将幼子寄养于大户人家。或许，基于这种心理，中华文物大量外流友邦日本。这些年，中国国力崛起，商贾巨富纷纷回购文物。因为收藏家悉心经营，我们才能徜徉在博物馆中，享受唐宋时期艺术家挥毫泼墨的惬意。绘画的主人，或许曾经是政客、豪商，亦或是文人，不管是华人还是外国人，我们都要感激他们为保护中华文化命脉所做出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