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预见性，从哪里来？

正确的领导，在于能有预见。

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七大上说：

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

那么，我们需要反思一个问题：预见性，从哪里来？

需要顺风耳吗？需要千里眼吗？需要天赋异禀吗？都不需要。毛泽东同志的答案是：需要田间地头的两脚泥，需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需要马列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而这一切的根源在于：两脚泥。

为什么，当其他人还在全力以赴地通过“无血革命”组织工人运动、组织攻打主要城市的时候，只有毛泽东能够率先提出：

中国之国民革命，质言之即为农民革命。只有依靠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深受压迫的农民群众，只有把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放在革命的中心问题的地位上，才有可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并创造性地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胜利之路。

这一结论源于什么？为什么是毛泽东而不是其他人提出？他的依据又是什么？

而这一切都要从那一次又一次的“两脚泥”说起。

第一，在湖南一师期间宝贵的游学经历。

一九一七年暑期，他邀了萧子升，一起外出“游学”。所谓“游学”就是穷知识分子靠作诗卖字，如乞丐般游历。毛泽东他们历时一个多月，走了九百多里路，游历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个县的不少乡镇。途中，结交了农民、船工、财主、县长、老翰林、劝学所所长、寺庙方丈各色人等，写了许多笔记。

第二年春天，他和蔡和森又游历了半个多月。通过“游学”，一方面使他加深了对社会各阶层人民生活现状的真实了解；另一方面，也为他日后养成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作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湖南养病期间积极组织农民运动。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毛泽东离开上海回湖南养病。这期间，他通过各种渠道做了不少社会调查，并决定发动一个把农民组织起来的运动。

他组织农民夜校，成立农协会、建立了第一个农村基层党组织。然后，利用“雪耻会”成功组织了韶山历史上一次有名的“平粜阻禁”斗争。

才一年左右时间，毛泽东就在韶山一带成立乡协达二十余处，人数达千余，并持续进行着各种经济政治斗争，如阻禁谷米出境，维持民食，增加雇工工资，减轻租额，地方行政人员民选等。将农民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

第三，通过农讲所组织农民问题研究会。

一九二六年，他在农讲所提倡学员研究各省的农民问题，组织了以地区划分的十三个农民问题研究会，还主持拟定了地租率、田赋、地主来源、抗租减租、农村组织状况、农民观念、民歌等三十六个调查项目，要求学生根据家乡的实际情况一一填写。

当时，彭湃领导的以广东海丰为中心的东江农民运动最为成功。八月间，毛泽东又组织师生到那里实习两周，大大加深了对农民运动的了解。

他还批评一些同志只重视做城市工作，而忽视农民运动的倾向，号召大家要下决心：

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甚么，问他们要些甚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

第四，当出现分歧的时候他却走入田间。

在疾风暴雨般的农民运动渐入佳境的时候，国民党右派坐不住了，他们攻击农民运动“破坏了社会秩序”，是“痞子运动”，是“扰乱了北伐后方”。同时，陈独秀也认为湖南工农运动“过火”、“幼稚”、“动摇北伐军心”、“妨碍了统一战线”。党内出现了针对农民运动的不同声音。

怎么办？用事实说话。从一九二七年一月，毛泽东身着蓝布长衫，脚穿草鞋，手拿雨伞，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历时三十二天，行程七百公里。农村革命的沸腾生活像磁铁一样吸引了他。

随后，他写下了那篇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并被共产国际翻译为俄文与英文推向世界。

总之，像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所以，调查就是解决问题。如果你一定要问“预见性”从哪里来的话，我认为无所谓一天一地，一彼一我。

天是什么？是理论系统，是万物规律。地是什么？是现实情况，是两脚泥后的亲身感触。彼是什么？是敌人，是反动势力。我是什么？是自身，以及所有盟友。而这一切的一切，都源于深入一线、深入群众、深入实际的“两脚泥”。

正如《实践论》所说：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而预见性，同样也只能源于“两脚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