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 CENTURY
因家学渊源，我一直着力于曾祖父刘鹗及其《老残游记》的研究，回忆学术之路，顾廷龙先生的帮助令我铭记在心。他虽已离开我们多年，但其音容笑貌历历在目，影响我至今。我尊敬地称顾廷龙先生“起潜老伯”。起潜老伯去世时的《讣告》介绍他是“上海图书馆馆长”“中国共产党党员”，评价他是“著名图书馆事业家、古籍版本目录学家、书法家”。高中时，我便常常听到伯父蕙孙先生和父亲厚泽先生谈起顾颉刚和顾廷龙这两个名字，知道这叔侄二人都是著名的学者。 图 |顾廷龙先生
1981年冬，我跟随从福建来沪的伯父蕙孙先生去起潜老伯上海淮海中路的家中，这是第一次见到顾廷龙先生。起潜先生长伯父五岁，伯父嘱我以“老伯”称呼，或在“老伯”前加“起潜”二字。当天两位老人回忆旧事，畅谈久久、相言甚欢。所谈内容我仅记得两件事：一是伯父嘱咐我将“文革”结束后上海博物馆已经发还的《老残游记·外编》手稿送请起潜老伯题记；二是起潜老伯告诉伯父，“文革”中的许多抄家物资，都保存在上海“大场仓库”，其中有从我家抄去的部分文物。初次见面，听到他缓慢而清晰的说话声音，感到老人的和蔼慈祥，知道这是一位可以信赖的长辈。 图 |顾廷龙先生“文革”中保存的刘鹗父亲刘成忠的《吹台随笔》手稿
第二次和第四次见起潜老伯，是我独自送、取《老残游记·外编》手稿。1929年蕙孙伯父发现《老残游记·外编》手稿，装帧后请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题签：“刘铁云先生老残游记外编残稿 马衡”。六年后的1935年胡适留有题款“民国廿四年十一月，胡适得见刘铁云先生小说的手稿，敬记年月，以志欢喜。”“文革”中上海博物馆馆长沈之瑜先生曾亲见并保存此手迹，但是没有留下墨迹。1982年起潜老伯是亲自鉴赏到这一珍贵文物的第四位学者。起潜老伯留观数月，做如下题记：吾友蕙孙先生一别四十余年，去冬偕令侄德隆过访寓斋，畅叙旧情，积愫为之冰释。顷德隆以先德《老残游记外编》手稿见示。夙闻其名，无缘寓目，今得置案头，展读再三，曷胜欣幸。一九八二年九月一日苏州顾廷龙敬记，时年七十又九。1981年上海启动发还“文革”中的抄家物资工作。1982年发还抄家物资，让我明白第一次见面时起潜老伯提到“大场仓库”文物问题的丰富的含义。《顾廷龙年谱》引用起潜老伯本人的记载1970年、1971年：“文革后期派予往上海市文物图书清理小组工作，每日接收来许多图书资料，有几人检阅后决定去留，但弃多留少，余去之后，所留较多。”“保存”下了什么？起潜老伯本人记录的仅三条：1.“陈元龙小本日记，有与康熙帝对话后的记录”。2.“康有为在南洋的摄影，旁有其题字”。3.“合肥李氏鸿章、经方等在国外的大照片多帧”。“大场仓库”是“文革”中抄家物资的“保管”地。当时规定，被批准去“大场仓库”认领抄家物资一家一次、一次一人。特例允许我可以去两次，每次两人（感谢先父厚泽先生生前所在单位上海建筑工程学校的努力，他们是给予如此机会的关键，也不排除这里有起潜老伯的作用）。因此我和侄女刘琳是两次进入“大场仓库”的人。由我领衔主编、2007年出版的“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刘鹗集·后记》中记录了第一次去“大场仓库”的情况：当此《刘鹗集》杀青之际，前辈们的音容笑貌浮现于眼前。往事历历在目，仅简述之：我尊敬的顾起潜廷龙先生是保存刘鹗资料、编辑《刘鹗集》最起到关键作用的前辈。文化大革命中我家被多次洗劫，以至片纸无存，刘鹗资料化为灰烬的命运几成定局。届时同遭不幸的起潜先生被罚去整理四旧文物，他不避安危，慧眼识珠，凡刘鹗遗物均一一拣出，悄悄地用绳子扎好，写上“刘铁云”三个字，放在不惹人注意的地方，使得这部分资料劫后得以保存。《刘鹗集》中的《抱残守缺斋日记》手稿，《芬陀利室诗存》手稿，《抱残守缺斋书画碑帖目》原稿等，以及（先高祖）刘成忠的手稿、著作等等，都起死回生于起潜先生手中。这些珍贵文物发还后（文物并非当场发还，经过鉴定，确认你是“真正的主人”，大概三四个月后通过当时抄家单位领取）立即得到媒体和出版界的关注。时任《文汇报》负责人陆灏先生和史中兴先生派出记者郦国义、张晓明采访了我。1982年10月17日《文汇报》头版发表了《虽历尽劫难仍幸存人间——刘鹗四本日记即公诸于世》的消息。这一报道在广播电台广播，《人民日报》等十数家报刊转载，颇受关注。上海古籍出版社立即派人来联系出版等问题。1986年1月16日《文汇报》再次报道《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闻，副标题是“研究晚清社会有了新材料”。遗憾的是没有任何文字说明这些文物能够躲过浩劫的原因。起潜老伯默默奉献始终未被人们所知。第二次去“大场仓库”的主要收获是我在“乱书堆”中，拣出不同版本的《老残游记》二十多本（种）。这些都是罕见的、图书馆中没有的版本。没有起潜老伯，怎么会有“乱书堆”呢？这些版本怎么会侥幸地得以保存呢？日本学者樽本照雄先生1978年在日本出版的《清末小说研究》第一期刊出《〈老残游记〉版本目录》。中国的小说由日本人编辑出第一种有关目录令人汗颜。1986年我编辑了收入46种的版本的《〈老残游记〉版本目录》，其中主要的、稀见的，就是来自“大场仓库”被起潜老伯所“留”的版本。我现在珍藏《老残游记》版本250余种，最有价值的还是当年这些版本。我深知起潜老伯对珍贵文物保存所起的作用！起潜老伯是著名的书法家，请起潜老伯题字、题签者无法统计。我工作的控江路上海杨浦教育学院院门右上方镶有“上海杨浦教育学院”8个大字，就拜起潜老伯所题。知道起潜老伯与我熟悉的朋友问我：你珍存哪些顾先生的墨宝？我的回答是“没有”。 图 |顾廷龙先生为《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题签
起潜老伯曾为我编辑的《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1986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题签。可惜的是书籍封面制版后，题签没有归还。但是我有比起潜老伯专门挥笔书写的“墨宝”更有价值的一个“名片”——发还抄家物资时起潜老伯悄悄保存珍贵资料的小纸片。这张纸片长12.7厘米，宽7.4厘米，竖折五分之一处有一折痕。在纸片的2.5厘米处有起潜老伯亲手用钢笔书写的“刘铁云存稿”五个字。这张不起眼的纸片是起潜老伯对中国近代历史、近代人物具有丰富知识的反映，也是其胆识、魄力的写照。起潜老伯当时被定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文艺黑线的执行者，反动学术权威”，在大量焚烧“封、资、修”书籍文物的社会环境下、在“工宣队”的严密监视之下，已经被打倒、对许多问题“余（顾廷龙）只能默无一言”的境地中，公然地保存“封、资、修”的资料，在当时是冒极大风险的。起潜老伯当时不只保存刘铁云的资料。经过他手里以百万计的资料中（《顾廷龙年谱》记载1967年4月“上海市文物清理小组成立。此后几年中该组陆续接收各系统单位在'文化大革命’中查抄的大量文物、图书，其中图书约五百万册”。）必然还会有珍贵的文物。起潜老伯曾自述“好东西很多”，那么这种类型的小纸片，绝非一张。每一张小纸片意味着一本（套）罕见的书籍逃离了厄运，每一张小纸片记录着一件（组）珍贵的文物得到了新生。《顾廷龙年谱》中记载，老舍《骆驼祥子》的手稿就是这样被“保存”的。1976年阴霾尽扫，1980年我从新疆回到上海，起潜老伯安排我在上海图书馆读书。读书时偶尔遇到起潜老伯陪同客人参观路过，我也就是站起来，与老伯相视一笑而已，如此每周一天，整整十年。我的论文集《刘鹗散论》《清末小说过眼录》都是这一时期读书的结果。 起潜老伯嘱咐我，要看“有正书局”的碑帖，可以去找福州路上海旧书店（古籍书店）的高震川先生。于是有两年的时间，每个周日我都在上海旧书店那个满是灰尘的库房里（现在福州路上海书店，进门左手，原来有一个库房）翻阅那些多年堆积的、几乎被人忘却的碑帖。在这个库房内，最初每次由管理人员为我取出我需要的碑帖，看完后再换一批。时间久了，没有人再管我，我可以随便自己取阅任何一种碑帖。两大书橱的碑帖真是珍品无数啊！我饥渴地翻阅、抄录。以此为主要内容，1986年我编辑了《铁云碑帖题跋辑存》。起潜老伯告诉我，许多鲜见的古籍资料，存放在长乐路的书库里（合众图书馆原址）。于是，我走进了那少有人去、略带神秘色彩的书库。在那里，管理者顾文韵老师为我提供了许多方便，我看到了《默场金石三书》等珍贵资料。当时长乐路书库还没有复印机，顾文韵老师陪着我穿过两条马路去复印了《铁云藏器目》这一过去仅耳闻的资料。以这些资料为主，2007年我整理了《刘鹗书画碑帖砖砚瓦当拓片跋铭》。高震川先生、顾文韵老师与我素不相识，但是热情接待我、主动为我提供研究资料，我相信这里会有起潜老伯的默默助力，但是起潜老伯从没有一句话谈到此事。我多次独自拜望起潜老伯，寡言的老伯说话也就随意许多。比如老伯谈到顾颉刚先生，总说“我家颉刚”。我才知道这叔侄二人，年长的顾颉刚是侄子，年幼的顾廷龙是叔叔。印象最深的是1983、1984年的两次闲谈。一次起潜老伯问我：“德隆，最近读了些什么书啊？”当时40岁出头的我欣然答道：“最近才读完《张之洞电稿》，一百册。”我强调了一百册，并且谈了这部书对我的研究的作用。我汇报读这部书，一是显示我读书面之广；二是表示我读书数量之多。听了我的汇报老伯并没有问我具体情况，慢慢地说：“好啊，好啊！是要多读书啊。这部书一共七百本，叫《张之洞七稿》，还有《张之洞函（信）》《张之洞禀稿》，七百本……”顿时，我明白了我的无知，感到了羞愧。另外一次，在谈到《中国丛书综录》编辑时起潜老伯感慨说：“我这个人，就是看书看得太少了。一个人一辈子不读五立方书是不行的啊。”我们读书以册为单位、以套为单位，起潜老伯读书以“立方”为单位。起潜老伯自认为读书太少，那么还有谁敢说自己读书多了呢？起潜老伯如是说，在他而言是轻描淡写，是他为人的写照。于我而言如雷灌顶，振聋发聩。骄傲自信的我被震惊了，自认为读书无数的我开始清醒了。起潜老伯的一席话，改变了我的后半生。起潜老伯的话，令我想起另一个人的另一段话。1975年冬，我在新疆兵团准噶尔西部边沿一个农场教书。某晚一个高中学生面对许多人说：“我把世界上的书看完了。”当时电影放映队的一个放映员问：“《悲惨世界》你看过吗？”他回答：“还有这本书吗？我怎么没听说过。”一个饱学的学者和一个幼稚的学生为什么会说出如此不同的话呢？这成为我此后教师培训时上课经常讲授的范例。我想起潜老伯无意说的话不仅对我，而且能给人许多教育和启发吧。1986年我应作家出版社编辑杨德华先生（后任作家出版社副总编辑）之邀撰写以刘鹗为主人公的小说。作家出版社副总编辑龙世辉先生与我谈了，要我“放开写”。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专家、诗人杨宪益先生从小说词汇使用的角度给我许多教益。小说《芙蓉镇》的作者古华先生和我谈小说有无“提纲”和有无“模特儿”等问题。带着任务从北京回到上海，我首先想听起潜老伯的意见。图 |笔者与顾廷龙先生畅谈清末的社会习俗而成书的小说 起潜老伯知道我要写小说并向他请教后的第一句回答是“我不会写小说”，但是闲谈仍然围绕着怎么写小说进行。老伯给我讲了许多晚清社会的习俗。比如，我谈到“刘鹗被捕后未加审判就被流放充军”的情况，老伯说：“《大清律例》修订前后百年左右，还是应该肯定的，至于具体案例，就是执行的问题了。”又如谈到《老残游记》涉及“吏治”问题，老伯说清代对官员的管理还是有严格制度的，按时考核也是不断进行的。再如谈到“流放的形式”时，我们通常的思维是“鲁智深大闹野猪林”的情形，即被流放者头、手被木枷固定，脚上锁着铁链，后面跟着手持水火棍的差役。起潜老伯告诉我：“流放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风餐宿露，长途跋涉之苦当然必不可少，但是官员的流放视情况而定，有骑马的，有乘车的，当然不会有乘轿子的。”说到此处老伯自己笑了起来，“京官的流放，还视他的官阶，这些被流放的大员，多年后可能会恢复原职，有些流放官员甚至没有走到流放地就被召回。因此流放途中的州县地方官甚至还要接送流放人员。你看铁云公流放不是还带着仆人吗？”是的，刘铁云流放迪化，到兰州后还休息半个月，然后还有专人护送。起潜老伯让我更清楚地认识社会、认识问题。因为多种原因，小说《一枝萍梗任风飘——刘鹗》至2017年才出版，第二次印刷更名为《刘鹗别传》。书中一些涉及当时社会的描述均拜起潜老伯所赐。我无法说出小说的哪一段、哪一句是起潜老伯的原话，但是老伯的影响肯定反映在我的小说之中。我没有给起潜老伯写过一封信，老伯也没有给我留下一个字。我与起潜老伯的见面不多，七八年中不超过20次，每次都是我先打电话与老伯约定时间到淮海中路他的家中。闲谈是随意的、无主题的，往往是我坐着，老伯自己随意走动，手上还翻着书，这时的老伯并不寡言。有两三次是老伯到我供职的杨浦教育学院，那是因为他与王西野、陈从周、邓云乡等诸位先生聚会。这时老伯总是微笑坐着，不多开口。起潜老伯离开我们多年了。以上只是我与起潜老伯不多交往的片段。于我而言，起潜老伯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其言谆谆，不传达给后人如骨鲠于喉，故续貂于诸多纪念文章之后，以寄托我对起潜老伯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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