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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经历了一个逐步演进和深化的过程。首先是以林则徐、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第一代开眼看世界的先驱者，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即学习西方的先进军事技术以抵抗西方侵略者。接着，太平天国的农民领袖洪秀全明确支持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提出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当然，他并未能将此纲领付诸实施。其后，洋务运动鼓吹“采西学”，“制洋器”，以“自强”和“求富”相标榜，先后创办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对刺激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 资政新篇 在客观上起了一定的作用。然而洋务派的强国方案，以“中体西用”为宗旨，即采用西方先进技术的“用”，来维护已经完全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腐朽的中国封建主义制度的“体”，也就注定了这一方案失败的必然性。 清军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马关条约久订后，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严复在天津的《直报》上接连发表《论事变之亟》等四篇轰动一时的政论文章。在最后一篇《救亡决论》中，他痛苦地发出了“救亡”的呼号。这一振聋发聩的呐喊表明，先进的中国人在惨痛的事实面前猛醒过来，意识到摆在面前的问题已不是一般地谈论什么“自强”、“求富”，而是要直截了当地起来“救亡”。戊戌维新运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走向高潮的。在此后将近半个世纪内，“救亡”成为中华民族历史进程中奏起的最响亮的旋律，是一切爱国的中国人心目中最具吸引力和凝聚力的口号。 马关条约签订仪式 敢于对中国的制度、文化进行反思，对封建文化的纲常名教发起批判，进而把“师夷之长技”推进到学习西方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这一更深层面的，是维新派中的激进分子(如谭嗣同)和资产阶级革命派。他们都是在甲午战争失败后崭露头角的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在从事政治活动和军事活动的同时，都曾努力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观点、社会制度和道德观念。如严复所译赫胥黎的《天演论》出版后，在知识界、思想界曾掀起巨大波澜，极大地启发和教育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那一代热血青年。“自严氏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而中国民气为之一变”。进化论、“天赋人权”、“三权分立”、政党政治、君主立宪制以及民主共和制等先后被介绍到中国，成为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 严复像与天演论手稿 中华民族是背负着八国联军占领北京、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江《辛丑条约》的巨大屈辱，跨进20世纪门槛的。这时，中国已经完全陏入半殖民地的深渊。国家积贫积弱，人民饥寒交迫，并且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威胁。 “救亡图存”的呐喊，回荡在世纪之交的中华大地上，显得格外痛切。然而，此时统治中国的腐朽的清政府却已成为彻头彻尾的“洋人的朝廷”，无耻地宣称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在这样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之下，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所面临的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更加迫切地摆在中国人民面前。谁能够领导中国人民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谁就将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 辛丑条约签订仪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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