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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党之争、宦官专权、藩镇割据，被誉为晚唐社会的三大祸根。 关于朋党之争形成的原因，千百年来，史学界对此作了深入细致的探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说法各不相同。 1、长庆党争的缘由唐朝后期之所以出现党派纷争的局面，与科举制度密切相关。  在唐朝前期，中央政府通过实行科举制度，选拔了很多人才，收到了较好的社会效果。但是，自安史之乱以后，中央朝政越来越腐败，受其影响，科举制度也走向下坡路。不仅在考场中作弊现象屡屡发生，就是在考试前也出现请托行卷；考试后，中进士者谒见主考官的恶习。 而这两种恶习正是促成朋党相争的最直接因素。 我们先看一看请托行卷之风。 请托之事始于武则天朝。 天授中，左补阙薛谦光在上疏中谈到当时举人：
这些请托者主要是没有特殊关系的庶族子弟，不为人知。他们通过向朝中有影响的官员投递行卷，来提高自己的声誉，希望得到赏识和提携。开元以后，请托之风更加盛行。 开元二十四年(736年)，李昂为考功员外郎，曾集应举的进士与之约曰：“如有请托于人，当悉落之。” 说明此时的请托行卷已干扰了科举考试的正常进行。 当考生的行卷得到当权显贵的赏识，一则把应试者推荐给主考官，提高考生的知名度，另外如果考生中进士后，为了报答权贵们的推举之恩，竭力维护他们的利益，有时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前程来报答。这样，推荐者与被推荐者之间就容易形成一个小集团。  我们再看一看唐朝科举场上门生座主关系的形成。 座主一词，至迟在开元七年(719年)就已出现。只是在开元前期，由于唐玄宗比较英明，门生与座主的关系还比较松散。 但门生对座主的报恩思想却已经出现。如开元二十二、三年，孙逖以考功员外郎知贡举，颜真卿、萧颖士、杜鸿渐、贾至、李颀、李华等人及第。 颜真卿后来在所撰《孙逖文公集序》中写道：
颜真卿称颂孙逖，完全是出自内心的感激之情，感谢座主的赏识与提拔，使他们迅速走上了高升的大道。大历以后，进士及第，要参拜主司，这就使考生与考生之间，考生与座主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 门生不仅敬事座主，而且还以实际行动对座主进行报恩。 唐代诗人白居易在晚年写诗名《重题》：
在此，白居易把未能报答座主之恩作为终身的憾事。 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指出：
既然门生、座主形成了一种既定的关系，社会舆论也就要求座主对门生的行为负责。门生出了问题，座主往往受到责难，座主出了问题，门生有时也受牵连。 穆宗长庆时，由于世家大族在政治上和统治上都占据了统治地位，原来出身于寒门的官吏也已挤身高官行列，他们为了巩固和扩大自已的权势，根据各种不同的关系，组成了各种政治派系。 座主与门生的关系便成为结党的一种重要纽带。  如长庆中，“中尉王守澄用事，逢吉令门生故吏结托守澄为援，以倾（李）绅。” 另外，科举考试中的门生与门生之间，称为同年，他们因同是一个座主，又同年及第，也很容易结成政治派系。 如令狐楚、皇甫鎛、萧俛同年登进士第。元和九年(814年)，鎛初以财赋得幸，荐俛、楚俱入翰林充学士，居内职。 元和十四年(819年)，萧俛授楚作相，后楚又极力推荐萧俛，终于在穆宗即位初，把萧俛也拉到了宰相的位置。 元和十五年(820年)正月，穆宗初即位，因皇甫缚曾拥立穆宗兄澧王恽为太子，对鎛颇为憎恨，想诛杀皇甫鎛。在这危急关头，同年令狐楚、萧俛挺身相救，使鎛才免一死。 可见，唐后期同年的关系也是结党营私的一个重要因素。 纵观唐朝后期的党争，大都以同年为一个政治派系中坚。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牛李党争中牛党的成员牛僧孺、李宗闵、杨嗣复三人，皆权德舆贡举门生，他们情义相得，进退取舍，多与之同，是牛党的骨干力量。 所以，科举制度是形成唐后期党争最直接的原因。 2、长庆党争的派别长庆年间党争，一般可以划分为几种不同的类型。 （1）积怨型党争以牛、李党争最为典型。 牛僧儒、李德裕两人之间的恩怨，是产生在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年)。这年四月，宪宗亲自策试制科举人，名为“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主考官是吏部侍郎杨於陵、吏部员外郎韦贯之。应试者有伊阙县尉牛僧孺、陆浑县尉皇甫湜、华州参军李宗闵三人的策文被列为上等。 此三人策文总的特点是指切时政失略，直言不讳。牛李二人的策文今已不存，而皇甫湜的策文被收录在《全唐文》中。 他说：
很显然，他们三人把矛头对准了当朝宰相与宦官。事情发生后，宦官刘光琦向宪宗哭诉，宰相李吉甫也在宪宗面前泣。  于是，宪宗倾向于宰相这边，下令贬斥考策官，牛僧孺、李宗闵、皇甫湜三人也久难升调，牛僧孺、李宗闵二人怀恨在心，与李吉甫之间遂产生了矛盾。 而李德裕，正是元和间宰相李吉甫的儿子。 李德裕与李宗闵之间矛盾的加剧是在长庆元年(821年)三月的科举复试案中。 在这次考试前，李宗闵等人靠请托办法，贿赂主考官，使其女婿苏巢考中进士，结果被人告发。翰林学士元稹、李绅等人积极参与此事，要求穆宗严肃处理，李宗闵等人因此遭贬。至于李德裕在这次事件中的态度，两《唐书》涉及不多。 仅在《旧唐书·李宗闵传》中云：
其实，李德裕在这次事件中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物，而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李绅、元稹等人。只是“德裕、李绅、元稹俱在翰林，以学识才名相类，情颇款密”，才引起李宗闵等人的误解，李宗闵在痛恨元稹、李绅等人的同时，对李德裕也没有好印象。 加之与其父李吉甫的矛盾，二人积怨就更深了。 长庆二年(822年)，发生“于方事件”，事涉宰相元稹、裴度二人。 兵部侍郎李逢吉利用这个机会，设下圈套，陷害元、裴二人，把他们赶出政事堂，自己被任命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当上了梦寐以求的宰相。 逢吉任宰相后，还缺少一名副宰相。当时牛僧孺与李德裕，都有当宰相的希望，李逢吉欲引僧孺，九月，调李德裕为浙西观察使，寻引牛僧孺同平章事。李德裕落选后，一连八年没有升迁，认为是李逢吉排斥自己，才故意推荐牛僧孺当宰相，因此，李德裕与牛僧孺之间，仇恨更深。 其实，在牛、李二人入相问题上，李德裕把怨恨记在牛僧孺头上，是没有道理的。 李逢吉引荐牛僧孺，固然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我们说唐穆宗把砝码加在牛僧孺这边，才起了关键的作用。  唐穆宗对牛僧儒的印象颇佳，起初，宣武节度使韩弘入朝，社会上流言颇多，其子公武以家财厚贿权幸及多言者，列班之中悉受其馈赠。不久，韩弘父子相继死亡，其孙孤小，穆宗恐其家财物窃盗，命宦官至其家，阅其宅簿。 而簿上记录了纳赂者的名单，只有在牛僧儒名字后写道：
穆宗览后甚悦，朝中议论任命宰相时，穆宗把牛僧儒列入首位。 关于牛僧儒、李德裕两个集团中的成员，这时由于彼此间的斗争不甚激烈，规模不大。 与牛僧儒关系友善的有李宗闵、杨嗣复等人。牛、李、杨三人皆权德舆贡举门生，“情义相得，进退取舍，多与之同”。 至于李逢吉与牛僧孺的关系，二人意见不相吻合，只是一种提携与被提携的关系，李逢吉不能说是牛党中人。牛党集团称不上是一个真正的党派，只是一个“偷权报怨，任用存亡”的宗派体系。 长庆年间，李德裕在政治舞台上尚不活跃。他虽任翰林学士之职，由于唐穆宗对藩镇采取抚和政策，而李德裕主张对藩镇用兵，二人政见不同，故一直未得到信任。 李德裕平时同李绅、元稹关系密切，政治见解相同，但他们并未形成一个集团，只是到后来才发展成为大规模的党争。 （2）奸党与正直朝官的斗争以李逢吉和裴度、李绅等人的斗争最为激烈。 李逢吉“天与奸回，妒贤伤善”。李逢吉与裴度两人的矛盾产生在唐宪宗时。 元和间，中央用兵讨伐淮西吴元济叛乱，军权委托裴度指挥，李逢吉恐度取胜，常散布流言，由是两人相恶。穆宗即位后，李逢吉因曾当过穆宗的老师而转升兵部尚书。 此时，裴度和元稹二人为相，两人素不和睦。李逢吉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派人诬告元稹收买刺客，想刺杀裴度。穆宗命御史台、大理寺、刑部追查此事，皆证据不足。元稹、裴度也因此罢相，李逢吉取而代之，为门下侍郎平章事。 李逢吉任宰相期间，在政治上无所作为，只知道拉帮结伙，打击敌对势力。 郑注以医药术为宦官中尉王守澄所宠幸，李逢吉让其子仲言贿赂郑注，求与王守澄结好，守澄亦愿与李逢吉往来，自是两人狼狈为奸，互相勾结，一时间李逢吉势倾朝野。一些权势小人纷纷投到他的门下，有张又新、李续之、张权兴、刘栖楚、李虞、程昔范、姜洽、李仲言，时称“八关十六子”。  李逢吉的这些爪牙们身居要职，有走逢吉后门者，一定先向这些人纳贿，否则别想得到迁升。 李逢吉利用这些卑鄙小人，组成了一个庞大的朋党，把朝廷内外搞得乌烟瘴气。对待与他们政见不同者，想方设法诬陷迫害。 名臣裴度虽被排挤出中书省，李逢吉等人仍造作谤言，百般中伤。 翰林学士李绅性情刚直，为穆宗所宠幸，他不满李逢吉结党营私，每逢穆宗向他征求意见时，总对王守澄、李逢吉斥责抨击，令李逢吉大为头痛。正巧，御史台缺少一御史中丞，李逢吉大力推谏李绅，说他正直清廉，宜居此职，穆宗认为御史中丞属“次对官”，不知这是一个陷阱，便下诏同意。 时过不久，又以吏部侍郎韩愈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 李逢吉认为，“以绅褊直，必与愈争”。不久二人果然发生争执，以至言辞不逊。李逢吉趁机上疏言二人不和，置韩愈为兵部侍郎，将李绅贬为江西观察使，拔出了自己的眼中钉。 李逢吉奸党集团的规模很大。 令狐楚、李宗闵、牛僧孺等人都先后依附于这个集团。令狐楚在元和时反对淮西用兵，与李逢吉意见吻合，于是二人友善。及至穆宗任用逢吉为相，极力援楚，因李绅极力反对才未得迁升。 至于牛僧儒，更是由于李逢吉极力推荐才官至宰相。所以，我们说这个集团是一个以权谋私的奸党，他们与裴度、李绅等人的斗争完全是邪恶与正直的较量，李逢吉集团在长庆年间没起过一点进步作用。 （3）不同权力之间的争夺以元稹和裴度的斗争最为典型。 元稹字微之，元和元年(806年)考中进士。宪宗时，因得罪当朝执政，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穆宗为太子时，颇好元稹诗文。稹与淮南监军宦官崔潭交往密切。长庆中，潭将稹诗文百余篇献给穆宗，穆宗甚悦，不久迁为中书舍人。朝中宦官凭借元稹与崔潭的关系，争相与之交往，稹与枢密使魏弘简两人关系尤为密切，为刎颈之交。 对于元稹与宦官交往，朝中一些正统官员看不惯这种做法，这些人以裴度、武儒衡等人为代表。 一次，元稹与中书省其他官员一起吃瓜，有只青蝇飞落瓜上，中书舍人武儒衡用扇赶之，说：“适从何来，遽集于此！”  把元稹讽喻为青蝇，稹十分恼火。 元稹与裴度的矛盾产生于长庆元年(821年)三月的科举作弊案中。 由于宰相裴度之子裴馔也在应考作弊之列，而元稹又坚持对这次事件严肃处理，最后馔虽再被赐及第，但已大丢面子。裴度心里十分憎恨元稹。 另外，元稹自身也有很多无法克服的缺点。他心胸狭窄，容不下裴度，长庆元年(821年)七月，发生卢龙朱克融、成德王庭凑的叛乱，裴度统御全军，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这使元稹很不安宁，深感裴度若平定叛乱，将功成名就，定会成为自己获取相位的最大障碍。 正巧知枢密使魏弘简亦仇视裴度，于是两人便从中阻挠破坏，使其“无尺寸之功”。 对此，裴度曾三次上疏，他说：
裴度这里所云的“奸臣之党”，就是反映元稹与魏弘简两人。在这里，裴度所奏之事虽准确无疑，从内心上讲，也有报复元稹等人的念头。穆宗此时对元稹等人宠爱正浓，但出于大局考虑，不得不忍痛割爱，罢元稹翰林学士之职，迁魏弘简为弓箭库使，以平息事端。 长庆二年(822年)，元稹和裴度两人为平章事，摄宰相之权。朝中一些正统官员无不轻笑元稹。  元稹以天子不次拔擢，想立功以报穆宗之恩。当时叛军王庭凑、朱克融联兵围牛元翼于深州（今河北深县）。有司空于顿之子于方向元稹献策，言有奇士王昭、王友明二人，对燕、赵情况颇为熟悉，可离间叛军，解深州之围。稹闻后大喜，“以自家财资其行，吏部令史为出告身二十通，以便易给赐”。 奸臣李逢吉趁机诬告元稹指使刺客蓄谋刺杀裴度，结果两人均被罢相，元稹与裴度之间的斗争也宣告结束。 3、长庆朝中无名臣长庆年间的党争，对社会的危害是巨大的。 首先，朝中官员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彼此间相互拉帮结伙，排斥异己。 人们的精力已不再集中到治理朝政、整顿朝纲上，而是全身心投入到勾心斗角、以权谋私中来，这就形成了严重的内耗趋势，其结果必然把朝廷内外搞得乱七八糟。 这些朝臣污吏形成一个牢固的关系网后，以此作为护身符，行贿受贿，鱼肉百姓，使“国内日蹙，生人日困”。 唐穆宗本人对于党争的认识更为深刻，他曾下诏书说卿大夫无思尽忠之诚，多退有后言之谤；士庶人无切磋琢磨之益，多销铄浸润之谗。进则谀言谄笑以相求，退则群居州处以相议。留中不出之请，盖受其阴私；众论不容之诛，是生于朋党。 由于长庆年间党争已经形成，唐穆宗对此也是束手无策。 另外，由于党争激烈，使朝中的宰相班子极不稳定。 唐穆宗在位虽仅四年多，光宰相就任免了十四个。在这些宰相之中，才干出众的裴度等人任职极短，而一些奸邪平庸之人任职期限反而时间很长，如杜元颖、李逢吉等人长期身居要职，这就影响了朝中集体的办事效率。 十四位宰相是令孤楚、萧俛、段文昌、崔植、杜元颖、王播、元稹、裴度、李逢吉、牛僧孺、刘悟、田弘正、张弘靖、李愬。 在这十四人中，有四位是名誉头衔，是挂名的虚职，即刘悟、田弘正、张弘靖、李愬，他们虽有宰相之名，但并没有在朝中政事堂内处理政事，故长庆年间，实际上真正摄宰相权者仅十人。 在长庆年中的宰相群里，名臣、名门后代的子弟居多数。
当然，也有几位出身比较低微的宰相。 元稹自幼家里很穷，其母郑夫人亲自为稹授书，教他学习。 王播的祖父仅为咸阳令，父王恕，官至扬府参军。 牛僧孺少年时也家境贫穷，靠自己勤奋努力才人朝当上了宰相。至于田弘正、刘悟，更是由地方节度使而被授予名誉宰相的。 纵观长庆年间的众多宰相，没有提出一件益国利民的政策，这不能不说是党派斗争而产生的结果。 其次，长庆年间的党争，也为宦官专权、藩镇跋扈提供了有利时机。  朝中官员为结党营私，不惜以宦官为靠山，极力取媚于阉党，来扩大自己的权势。另一方面，宦官通过与朝官联合，也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 如元稹通过与宦官崔潭、魏弘简、刘承偕等人交往，官至宰相；刘承偕等人也以元稹为外援，胡作非为。李逢吉为巩固自己权力，巴结宦官王守澄，“自是逢吉有助，事无违者”。王守澄因援引李逢吉，地位也更加巩固。 至于长庆党争对藩镇的影响，那就更加明显。 当卢龙、成德发生叛乱后，大臣裴度力主讨伐，并亲临前线指挥。可是，朝中一些大臣惧怕裴度立功，百般阻碍，使唐军用兵供给紧张；行动受到限制。 最后，裴度不得不发出这样的慨叹：
唐穆宗时，之所以未能讨平藩镇，恐怕与朝中党派纷争有着密切的关系。 最后，长庆年间的党争，也使社会风气日益衰败。 在朝廷中，正直无私的人受到排挤，奸佞无才的小人得到重用。 一些原来品行端正的人因贪恋权势，不得不对执政者卑躬屈节、低三下四。  有人说长庆朝中无名臣，这固然带有一定偏见，但也还有一定道理。至于那些地方上的官吏，为谋求升官，更是极力巴结上层，肆意朘刻百姓。当他们升职之后，也加入派系斗争之中，使唐代党争的规模更加扩大化了。 （正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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