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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以后，李家皇室是坚决抑制后宫不让外戚坐大。但是宪宗一死，其后连续的几位年轻接班人都可谓是没有成熟起来的失德昏童，而这个时候唯一能管制住他们的应该就是他们的亲娘和祖母郭贵妃了，然而很可惜的是，郭贵妃缺少这个资历和能力，眼见着皇权旁落。 “党”这个字在古汉语中并没有多少褒义的意思，反而在很多时候是个绝对的贬义词，儒家圣人就常常教导说“君子矜而不争，群而无党”、“君子无党，小人有党”等等，而这里所谓的朋党和党争的“党”也绝对不是今天现代政治制度下政党政治的那个政党party。 简单地说，就是一群人为了某种利益而拉帮结派、攀附援引。这种大臣之间的结党行为会对皇权造成重大威胁，所以历代以来也被各位有为天子所深恶痛绝。 但是无论如何深恶痛绝朋党现象也从来没有消失过，可见这类政治现象一定是和集权政治制度有着深层次关联。朋党政治的危害一旦发作起来，会严重损害整个政治体系的正常运转，比如很多人就认为北宋和明朝就是亡于党争，至少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和其它任何朝代相似，唐代的党争从来就没有绝迹过，比如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张说和宇文融之争、张九龄和李林甫之争以及杨炎和刘晏之争，都可以看作是某种程度的党争现象，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这些基于政见不同的争斗，虽然会产生不少冤案牵连不少无辜，但总的来说还是在一定的可控范围之内。 往往是最后由皇帝出面加以调停或者严厉制止，但是从元和年间开始的大臣党争就完全脱出了正常轨道，呈失控状态，最后连天子都无可奈何，说出了“去河北贼非难，去朝中朋党难”这样悲凉的感慨，当然真正受伤的是整个王朝的命运。党争对于晚唐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是无法低估的，如果不能算是致命性的话。 对于开始于元和年间的这场绵延了数十年的大规模党争，以往我们都称之为“牛李党争”，也就是分别以牛僧孺和李德裕为领袖的两大派系之间的缠斗。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让我们明白，我们过去对这次党争的认识还是非常浅薄，特别是受到了宋代学者、文人的好恶观念、个人偏见的影响，甚至一些历史事实都未必经得住考察。 例如牛僧孺究竟能不能算是一方党争领袖都成问题，或者牛李党争里的“李”究竟是指李德裕还是指李宗闵，这些都是非常需要历史家们专业考察的重要问题，我们现在讲述也就姑且沿用已经约定俗成的“牛李党争”这个称呼。 同时，以往我们的认识常常喜欢将复杂的历史简单化，比如牛党都是对藩镇主和派、李党都是主战派，牛党和宦官有勾结、李党是反对宦官的，牛党代表了中小地主、李党代表了大地主大官僚等等，牛党都是坏人小人、李党都是好人君子或者反过来。 如果历史真的读成这样子、被教育成这样子，还不如不读算了。从具体的历史故事、人物、场景入手，我们一起看看在这场大戏中的时代背景、制度残缺和人性幽暗，管他好人坏人君子小人，都是人。 为什么会在元和年间以后突然爆发了大规模的“牛李党争”？非要找一个导火索原因的话，过去的研究喜欢把这个事情追溯到元和三年（808年）的一场廷上策试，也就是由吏部主持的一次对低级官员的考试，让各级官员对于时政提出自己的意见看法，考官认为优秀的就向皇帝汇报，得到批准以后可以提拔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上。 元和三年的这次策试，三位低级官员皇甫湜、牛僧孺和李宗闵的陈述非常引人注目，因为他们很大胆直接把矛头对准了宦官集团，认为宦官是阻碍国家进步的最大障碍。主考官吏部侍郎杨于陵、吏部员外郎韦贯之格外欣赏这几个年轻人，把他们列为头几名上报给了宪宗。 但我们知道宪宗虽然进取心很强，但是是充分信赖宦官的，所以看了这几个人的陈述很不以为然，再加上宦官们煽风点火，就以皇甫湜是当时翰林学士王涯的外甥而没有回避为理由，把王涯和两个主考官贬官去了外地，三个年轻人也没有提拔，长时间不受重用，最后一度流落外地去地方节度使那里当下级幕僚。 这其实是个很小的事件，天子喜怒无常谁知道他老人家今天心情如何，撞到霉头被贬官都是很常有的事情。在这次事情上，像白居易等一批官员也据理力争替大家说了几句公平话，但是当时最有实权的宰相李吉甫自始至终都一言未发没有对这个事情做过任何努力，尽管大家都清楚李吉甫的政治主张其实是和这批被贬官员差不多一致的。 没人清楚李吉甫这个时候是怎么考虑的，或者他为了保全自己不想得罪皇帝，或者他根本就认为这是件很微小的事情不值得自己出面来说，或者还有其它原因，反正他没什么动作。 而当事人则不这么看，大家认为你李吉甫身为宰相，竟然如此不负责任，不能为大家鸣冤叫屈不为大家争利益，那么你就是站在大家的对立面你就与大家为敌，一定要收拾你。 等到若干年后，牛僧孺李宗闵掌权了，竟然还对李吉甫当年的沉默耿耿于怀，但是这个时候李吉甫早就死了。老爸死了不要紧还有儿子，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此时也正是一颗冉冉上升的政治明星，众人矛头立刻就对准了年轻的李德裕。大家都知道有“坑爹”的儿子，李吉甫可能万万没想到自己糊里糊涂就当了回“坑儿子”的老爹，这一坑可把晚唐最有宰相之才的李德裕给坑苦了。 唐宪宗是位致力于加强皇权的强势君主，所以对于朝廷上的朋党苗头格外注意。一次宪宗问宰相裴度“人臣当力为善，何乃好立朋党！朕甚恶之。”当大臣就好好当大臣，为什么要去搞那些朋党呢？我非常讨厌这种行为。 裴度回答“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君子、小人志趣同者，势必相合。君子为徒，谓之同德；小人为徒，谓之朋党；外虽相似，内实悬殊，在圣主辩其所为邪正耳。”意思就是君子和小人不一样，小人搞的那个朋党叫朋党，君子搞的朋党不叫朋党，小人拉帮结派是坏的、君子拉帮结派是好的。 宪宗又问他那什么是君子什么是小人，裴度回答了一通似是而非的大道理。连宰相裴度都是这样的认识水平，可以想见当时朝堂之上的朋党之风已经越演越烈。裴度自己就深陷其中，我们知道裴度是很出名的对藩镇强硬派，而和他同时的另一位宰相李逢吉却是主和派。 所以在裴度亲自出征淮西的时候，偷偷向宪宗建议他出征期间把李逢吉贬去外地免得他在后面捣乱。为了取得淮西战役的胜利，宪宗这次听从了裴度的主张，把李逢吉贬去了山南。 这下子裴度算是彻底得罪了政治对手李逢吉，而李逢吉的报复心之重、手段之多样化可谓是唐代少有，很多人都认为李逢吉才是此后所谓“牛党”的真正领袖。裴度将为自己的君子小人的傲慢偏见付出惨重代价。 穆宗登基以后，李逢吉的侄子李仲言向李逢吉引荐了一位奇人郑注（侄子李仲言和奇人郑注很快就将成为另一个故事的主角，以后再详细介绍），说是郑注为大太监王守澄身边的红人，李逢吉就通过郑注抱上了大太监王守澄的大腿，很快从山南又回到朝廷做官。 这个时候的当朝宰相是老对头裴度和资历甚浅的元稹，对于李逢吉来说早就想好了对付这两个家伙的招数，不用多久就抓住元稹的工作失误大肆攻击，并且离间了裴度和元稹之间的关系，很快这两位就被双双罢相贬官外地，空出了两个相位，李逢吉如愿以偿地坐上了宰相的头把交椅。 同时在选择另外一名宰相的时候，当时有两位呼声最高，一位就是前宰相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一位是牛僧孺。在李逢吉看来李吉甫是裴度的提拔者，两人是一伙的，当然他的儿子是不能重用，因而就选择了牛僧孺。 长庆元年（821年）同样还是一场考试，彻底引发了党争的全面爆发。那一年的考试，正出镇巴蜀的宰相段文昌以及翰林学士李绅，都不约而同地向主考官走后门推荐了自己的人选，但最后考试结果出来这两人的人选都没考中，反而是好多当朝其他官员的子弟纷纷高中。 两位就很不服气，联名上书说考试有作弊有袒护，比如中榜的郑朗是谏官郑覃的弟弟，裴噀是裴度的儿子，苏巢是李宗闵的女婿，杨殷士是主考官杨汝士的弟弟，反正中榜的大多数都属于“我爸是李刚”那种。穆宗下令追查，一追查又是一批官员被贬官外地，其中就包括了李宗闵。 本来这事和李德裕的关系并不大，但是作为李绅、元稹这些人的好朋友，李德裕也难免会站在他们这边说一些得罪人的话。这就不得了了，可能是李德裕虽然年轻，但是出身好提拔快，很容易就成为群众们的打击对象，无疑这次长庆元年的考场事件又被算到了李德裕的头上。 事态已经日趋复杂，朝廷上大臣们都已经像好斗的公鸡一样跃跃欲试，一场空前的完全出于意气用事的大面积党争的大幕已经拉开，而掌握着真正实权的宦官们也在冷眼旁观，时刻准备着加入战局，以期从中得利。 此时的皇帝呢，还在胡闹。上次我们说到长庆二年穆宗李恒打马球受惊中风，身体每况愈下，又听了方士们的馊点子吃了不少有毒的金丹，终于在长庆四年（824年）正月二十二一命呜呼掉了。 穆宗一死，他16岁的太子李湛即位当上了唐敬宗。如果说穆宗算是个贪玩天子的话，他的这位未成年的接班人简直就是登峰造极，在敬宗当政的这两个年头里，除了他的各种换着花样的玩法和他的荒唐的死，都没什么好记述的。 敬宗是个体育迷，马球、拳击、相扑、散打、杂技样样都要玩，还特别喜欢晚上出去打猎抓狐狸，称之为“抓夜狐”，打一晚上狐狸第二天睡到下午才起床。天还没亮就赶来上朝的大臣们，通常都是饿着肚皮等着他们的天子起床上班。 敬宗不但贪玩还特别顽劣，和其他人一起玩耍经常无故殴打别人，终于把陪他玩的太监们惹火了。宝历二年（826年）十二月初八夜晚，“打夜狐”回来敬宗还不让大家休息，要二十八个太监继续陪他喝酒，喝到一半敬宗去上厕所，就在此时灯火突然全部熄灭，然后厕所里传出一声惨叫，等大家再点起灯火之时，年仅18的小皇帝已经倒在了血泊之中。 昏暗的烛光里，只剩下一片令人不寒而栗的静默和宦官们的似笑非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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