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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公无党，岑仲勉先生早已主之，然时至今日，牛李党争仍为定论。如英人崔瑞德主编的《剑桥中国隋唐史》述及牛李党争时，谓牛党共41人，其中郡望出身者20人，非郡望出身者5人；李党共22人，其中郡望子孙12人，非郡望出身者7人。然却未见细论，且视裴度、元稹亦为李党主要人物，仔细推敲，甚见偏颇，倒是言其为非牛党之人方见其实。且不说裴度和元稹相争多年，政见不协，就是长庆科举案时，裴度之子裴撰亦受牵连，视其为一党甚是牵强。 论唐史者，皆云牛李之争源起于元和三年之科举案，而此案即颇有所疑，我亦论于《元和三年》一文，且牛李应试文章虽佚，皇甫湜的文章却在，显然直指宦官干政，以致龙颜大怒。而时有裴均之党，谋位丞相，借机移祸李吉甫，故其泣于上前，为己辩白。对比新旧唐书，此事相当明了，然《通鉴》略加“上亦嘉之”数字，另间以“李吉甫恶其直”数语，整个事情便变了味道，宪宗遂取佳名，首恶未彰其人，忠臣独蒙其垢。此事经过这般不着痕迹的加工，轻易构建本不存在的牛李矛盾，遂为牛李党争之始。有云：“经目之事，犹恐未真。”此其言哉！ 其实所谓党争，其实乃是党祸。而言党祸者，乃牛李一党之祸也，此牛者牛僧孺，此李者李宗闵。何者？观史书记载，牛李当政，碌碌无为，唯求苟且，驾私利于家国之上，取私誉于诸侯之间，内联宦官，外阴结方镇，无非欲长保名禄，长显荣于人前。其有党者明也。其为祸也烈，其为惑也难辨。言其祸者，首推大和六年，维州守将悉怛谋举城降于西川节度使李德裕之事。德裕上言：“韦皋经略多年，至死不能收维州。今以生羌三千人，出其不意，烧十三桥，捣其腹心，可以得志矣。”此志复河山，忠心为国之言也。文宗召群臣集议，皆以为当如德裕之策，独僧孺以为不可，曰：“吐蕃疆土万里，失一维州，无害其强。今修好使者尚未至，遽反其言。且中国御戎，守信为上，应敌次之。彼来责曰；何故失信？何以应之乎？赞普牧马蔚如川，若东袭陇坂，以骑缀回中，不三日抵咸阳桥，骇动京师，虽得百维州何益？”帝以其言为是，诏德裕遣返降者。吐蕃尽诛随悉怛谋降者男女老幼三百余口于境上，乃至掷其婴孩，承以枪槊，极其残酷。事闻，朝议哗然，皆以为僧孺挟素怨，嫉功害能，帝亦以为不直。而犹有论者以维州之取舍不能决牛李之事非，司马光更是以“邻人有牛，逸而入于家”为喻，以德裕言利为非，以僧孺言义为是。其难道不见老幼三百余口之惨烈吗？若此便为义，要之何益？是知司马光亦如牛李之党，同气相感而难以相非也。故李德裕有悲愤之言云：“臣受降之时，指天为誓，宁忍将三百余人性命，弃信偷安。累表上陈，乞垂矜赦。答诏严切，竟令执还，加以体披桎梏，舁于竹畚。及将就路，冤叫呼天。将吏对臣，无不流涕。其部送者，使遭蕃帅讥诮，曰：‘既已降彼，何须送来？’乃却将此降人，戮于汉界之上，恣行残害，用固携离。乃至掷其婴孩，承以枪槊。臣闻楚灵诱杀蛮子，《春秋》明讥；周文外送邓叔，简册深鄙。况乎大国，负此异类，绝忠款之路，快凶虐之情，从古以来，未有此事。臣实痛悉怛谋举城受酷，由臣陷此无辜，乞慰忠魂，特加褒赠。”单以此一事论之，牛僧孺已是国贼。更何况偷安取容，以百姓不至流散便为小康，妄辩以太平无象，真真尸居盗名，其罪孰大矣。 至于李宗闵，宗室之后，除了科举案的切陈时弊和随宰相裴度平定淮西之乱，可以说并无可言之事绩。《新唐书》言其“宗闵崇私党，薰炽中外，卒以是败”。然其上位丞相却非得自裴度的推荐。相反的，裴度推荐了李德裕，其中可见宗闵这个旧日部下在裴度眼里绝非治国理政之才。《旧唐书·李宗闵传》载：“时裴度荐李德裕，将大用。德裕自浙西入朝，为中人助宗闵者所沮，复出镇。寻引牛僧孺同知政事，二人唱和，凡德裕之党皆逐之。”此言德裕之党无非德裕所用之人或者同志同念之辈。《旧唐书·李德裕传》便是这样说的：“宗闵寻引牛僧孺同知政事，二憾相结，凡德裕之善者，皆斥之于外。”可佐李德裕实无党，亦未结党，然人言你结党，上便疑你结党。君子其又奈何？ 宗闵崇私党，李德裕却是自认不结党的。武宗初立，以德裕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其入谢言于上曰：“……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竞为朋党。先帝深知朋党之患，然所用卒皆朋党之人，良由持心不定，故奸人得乘间而入也。”此语虽明心迹，亦表明了结党甄别之法，即需先辩邪正。然辩之何难!满口仁义道德，焉知其后之男盗女娼？人前忠信节义，焉知其后之追名逐利？然行必有迹，青史多有灰线。德裕受到排挤，始于长庆二年，时遭排挤被免翰林学士。三月牛僧孺为相，出德裕为浙西观察使。太和三年，李宗闵拜相，遂又被外放郑滑节度使。太和八年，李宗闵又被召回京师，拜为宰相，李德裕又被罢为兴元节度使，后改任检校尚书左仆射、润州刺史、镇海军节度使、苏常杭润观察等使，再次出镇浙西。上面可说是排挤，以下两事便直接是陷害了。按《旧唐书》“德裕至镇，奉诏安排宫人杜仲阳于道观，与之供给。仲阳者，漳王养母，王得罪，放仲阳于润州故也。九年三月，左丞王璠、户部侍郎李汉进状，论德裕在镇，厚赂仲阳，结托漳王，图为不轨。”终德裕被贬为宾客分司。同年四月，唐文宗患病，宰相王涯召李德裕入京探疾。李德裕却逗留洛阳，没有前往长安。而这时，又有人告发李德裕，称他在西川之时曾征收三十万缗悬钱，使得百姓困苦。李德裕因此被贬为袁州长史。其年七月，宗闵坐救杨虞卿，贬处州。李汉坐党宗闵，贬汾州。十一月，王璠与李训造乱伏诛，而文宗深悟前事，知德裕为朋党所诬。相反的，李德裕其实并未有无端排挤牛党的行为。相反的，其竭力拯救李钰和杨嗣复，举荐重用白敏中，可明其不计恩怨，赤心为国。其于李宗闵大多数情况下也仅仅是“怨则不怨，见则无端”的态度。其所深怨者，乃维州之痛，实也是朝廷之痛，更是人性之痛。故其参牛李云：“刘从谏居上党十年，太和中入朝，僧孺、宗闵执政，不留之，加宰相纵去，以成今日之患，竭天下之力乃能取之，皆二人之罪也。”实际上也是对牛李结交方镇，姑息保身的治国做派进行的控诉，岂是党争而然？ 《朱子语类》云：“或问：‘维州事，温公以德裕所言为利，僧孺所言为义，如何？’曰：‘德裕所言虽以利害，然意却全在为国；僧孺所言虽在义，然意却全济其己私。’”此话可谓痛快淋漓。僧孺因其私故有党，德裕全在为国故无党。朱子此言甚明。 《新唐书》赞曰：“汉刘向论朋党，其言明切，可为流涕，而主不悟，卒陷亡辜。德裕复援向言，指质邪正，再被逐，终婴大祸。嗟乎！朋党之兴也，殆哉！根夫主威夺者下陵，听弗明者贤不肖两进，进必务胜，而后人人引所私，以所私乘狐疑不断之隙；是引桀、跖、孔、颜相哄于前，而以众寡为胜负矣。欲国不亡，得乎？身为名宰相，不能损所憎，显挤以仇，使比周势成，根株牵连，贤智播奔，而王室亦衰，宁明有未哲欤？不然，功烈光明，佐武中兴，与姚、宋等矣。”明显的，便是言李德裕身为名相，却亡于朋党之私，固有“宁明有未哲欤？”之问，否则当“佐武中兴，与姚、宋等矣。”《旧唐书》故也有“功成北阙，骨葬南溟。呜呼烟阁，谁上丹青？”之叹。 近人如陈寅恪所著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罔顾史料，断论牛李之争系新兴阶级与山东旧士族之争，牛僧孺且为新兴阶级之“急进派”，无非欲迎合阶级斗争的历史观。李宗闵本就是旧宗族，何来新兴阶级？自《通鉴》已降，反而是同情牛党的多，而批评李德裕。盖旧史研习者稀，后人妄言，众人何辩真伪？思卫公治理地方，政绩卓然；整饬边防，西戎胆寒；反击回鹘，公主回朝；平定泽潞，以安社稷；至于裁汰冗繁、抑制宦官、禁毁佛教流弊、改良国家财政，皆治国之善政。《新唐书》言：“武宗知而能任之，言从计行，是时王室几中兴。”而如此有为有德之人，却遭非议，终以吴湘案之莫须有之结党非议，遭流南疆，而牛僧孺之类误国巨蠹却得清名，思之心中怅然。 范摅云：“或问赞皇公之秉均衡也，毁誉如之何？削祸乱之阶，辟孤寒之路，好奇而不奢，好学而不倦，勋业素高，瑕疵不顾，是以结怨豪门，取尤群彦。”其言是也。卫公何有党哉！八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南望李崖州。公道自在，天道自存，人心所以有慰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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