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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硕（国家博物馆），文章首发《世纪知识》丝路阡陌专栏 在上篇《晋明帝为何被称作“黄须鲜卑奴”？》，我们谈到晋明帝从母亲荀氏那里，继承了黄色毛发的基因，而且她生活在鲜卑人治下的燕代地区。 实际上，鲜卑人最初并非生活在“燕代”之地，而是游牧于更北方的东蒙草原。随着匈奴、乌桓等民族的相继西迁，包括拓跋、慕容、宇文在内的鲜卑诸部趁机南下，在华北、东北以及西北腹地建立起一系列政权，客观上加强了古代草原丝绸之路东段与中原的联系，彼此之间的往来更加频繁。
草原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绵延几世纪的长期过程。根据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记载，最早开辟草原丝路的是一个活跃在欧亚大陆上的古代游牧民族“斯基泰人”（斯奇提亚人），因而这条连接东西方的通道亦被称作“斯基泰贸易之路”。从广义上看，“斯基泰人”涵盖了广阔地域里的众多游牧民族，范围可以从黑海北岸划到南俄草原再到伊犁河流域，所以希罗多德将他们简要划分为王族斯基泰、游牧斯基泰、农耕斯基泰等等。古波斯人将“斯基泰人”称为“萨迦人”（Saka），在阿契美尼德王朝的贝希斯登铭文（Bagastana）中经常出现该民族。受波斯语影响，我国史书将“斯基泰人”译作“塞人（塞种人）”，应是对“萨迦”的音译。 
《汉书·西域传》载：“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自此塞王南君罽宾，塞种分散，往往为数国。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属，皆故塞种也。”简言之，原本生活在河西走廊的大月氏被匈奴击败，在西迁过程中越过葱岭，占据塞种人的游牧地，后者被迫迁徙至罽宾（Kophen，今阿富汗喀布尔周边）。这场古代游牧民族的大迁徙如同历史的多米诺骨牌，促进了各民族交互往来，以及草原丝路的形成与发展。欧亚大陆北部的草原可谓星罗棋布，千百年来经历着自然环境的变迁和人为因素的破坏，当下已经很难精准复原出昔日的分布趋势。但我们可以尝试借助当前草场的地理位置，大致勾勒出彼时草原丝路的走向：西起黑海之滨，东至日本海沿岸，由呼伦贝尔草原、科尔沁草原、锡林郭勒草原、乌兰察布草原、鄂尔多斯草原、乌拉特草原、巴音布鲁克草原、那拉提草原、阿勒泰草原，以及鄂尔浑草原、中亚草原、南俄草原等共同串联而成。
在草原丝路上分布着大大小小的荒漠、戈壁，但这并未阻碍绿色丝路沿线各民族、国家的交流热情。相对于现在人们通常所说的“丝绸之路”，也即陆上丝绸之路，草原丝路的位置更加靠北，主要沟通区域是辽阔的欧亚草原地区，符合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特性。沿线各政权与民族之间的贸易往来形式是以牛、羊、马匹、皮毛、乳制品、贵金属等货物交换丝绸、茶叶及各类农产品。每逢河西走廊烽烟四起、商道中断，草原丝路的价值便凸显出来，起到维系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沟通对话的作用，其中由呼伦贝尔、科尔沁以及锡林郭勒等草原组成的“东蒙草原”占据着重要地位，也是鲜卑民族的聚居地之一。不过，在东汉时期，这片草原的真正“主人”是乌桓。东汉末年，丘力居、蹋顿叔侄两代“大人（乌桓、鲜卑的首领称号）”对内统一诸部，对外与袁绍结盟，最终雄踞辽东、辽西、右北平三郡，史称“三郡乌桓”。 曹操平定冀州之后，力排众议远征乌桓，致使蹋顿命丧白狼山，部众溃散，与乌桓同宗同源的鲜卑趁机南迁占据了“东蒙草原”，进而以草原丝绸之路为依托，迅速壮大实力，南下参与中原地区的群雄逐鹿。作者/林硕（国家博物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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