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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2020年写完《司马迁的记忆之野》，这本书的内容很浅，但我写的时候特别用情。它跟我之前的书不太一样，要写得更深入一点其实也可以，但我当时觉得，如果一定要往深里面挖的话，反而会削弱一些感受性的东西。 司马迁给我们留下了一部伟大的《史记》，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一直写到他自己生活的时代，但司马迁自己的资料却非常少。他曾经很长时间生活在汉武帝身边，做一个小官，所以肯定知道很多内幕，这些经历他没法写，这可能也是他能够在汉武帝身边待那么长时间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在皇帝身边，嘴巴一定要严实。 司马迁的传记其实是很难写的，他很少说关于自己的事。很多时候只能通过《史记》的笔调去感受司马迁对当时那些事情的看法，去捕捉他文字中的情感，他从来也没有清晰地去谈论他对汉武帝时代所发生的许多事情的看法；对某件事的论断、摘要、关键词……所有这些，他都没有给我们，他留下来的只有“笔调”。“笔调”这种东西，作者和一般读者之间也许很容易有共鸣，但学者也许是最无感的。这一听就很没有逻辑很不容易量化，所以随着现代学术越来越讲究严谨性，自然成了很多研究《史记》的学者不太会关注的问题。 有一个挺有趣的现象，汉武帝时代的老百姓究竟是什么感受？这好像是后来的老百姓最不关心的问题。 东汉以来的小说很多是关于汉武帝时代的——古代的小说跟今天的不太一样，古代的小说是要假装自己没有编故事的，讲一些民间的传闻，也要标榜自己可能传谣了，但并没有造谣。它能反映老百姓关心的是什么，比如，汉武帝和他的后妃们的故事： 金屋藏娇 长公主嫖抱置膝上，问曰：“儿欲得妇不？”胶东王曰：“欲得妇。”长主指左右长御百人，皆云不用。末指其女问曰：“阿娇好不？”于是乃笑对曰：“好！若得阿娇作妇，当作金屋贮之也。”长主大悦；乃苦要上，遂成婚焉。（《汉武帝故事》） “金屋藏娇”这个故事里，汉武帝给人的感觉是一个很会说骚话的男人。汉武帝的姑妈长公主刘嫖抱着汉武帝说你想要娶媳妇吗？汉武帝说想啊，公主指着身边的美女说你看上谁了？汉武帝说都不要，公主就指着自己的女儿阿娇说“阿娇好不？”——其实“阿娇”这个名字也是小说瞎编的。《史记》里面有一句“陈后太骄，卒尊子夫”，后来干脆就把陈皇后叫阿娇，其实不是这个名字。汉武帝立刻说：“好啊，如果娶阿娇作媳妇，要盖一个黄金的屋子让她住在里面”。于是留下“金屋藏娇”的典故。这个成语已经进入日常语言，很少有人在乎它是出现在一个小说里面，而不是正史里的。 阿娇是汉武帝年轻时娶的女人，他晚年娶的女人里最有名的是钩弋夫人，这是不但小说里有，也正儿八经写到《汉书》里的。有这么一位美丽的少女，漂亮得不得了，可是“两手一拳”。她有一个神秘的体征——手分不开。汉武帝去见了这个小姑娘，伸手摸了一下，少女的手就张开了。 老百姓一直特别爱听皇帝微服私访的故事。皇帝如果是公开出巡，对老百姓来说，首先意味着一笔巨大的开销，他们肯定要交税，还要增加劳役，干很多的活，很辛苦。皇帝从一条道路上过，那么这条日常走的路就不能通行了。所以皇帝公开出巡，老百姓是不喜欢的。还有一点，皇帝出巡是想了解下面的问题，但各地的地方官会想方设法让他接触不到基层的状况，只有微服私访时才能了解到一点基层。另外，皇帝微服私访才能和民女谈恋爱，才能一路发现美食。乾隆皇帝本人是一个非常反感微服私访的皇帝，但民间就是爱讲他微服私访的故事。而汉武帝真的是曾经微服私访过，所以民间有很多他这方面的故事。 民间最爱讲的就是这些。读书的时候经常有个感受，老百姓爱听的故事里，老百姓的苦难，反而是讲述得最少的。因为古代老百姓的日子真的太苦了，我远处看看身边看看，哪里都是苦难，何必再去听你讲老百姓的苦难故事，这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我扛住生活的苦难已经足够艰难，就不劳文艺作品再来添一根稻草了。 还是就讲讲帝王的风流八卦，老百姓最开心。你就让我享受一下庸俗的快乐吧。 当然，这些八卦故事多少也有依据。汉武帝是一个很迷信的人。这也难免，汉朝人本身就都特别迷信，他生活在一个迷信风气特别浓郁的环境里。此外，一个人要是生理上有点问题，就特别容易产生无力感，就容易相信一些神神鬼鬼的事。皇帝跟我们普通人还不一样，我们经常感受到无力感，可皇帝随随便便可以决定所有人的命运，只是他自己生理上有问题就解决不了，这时他会转而乞求神灵。 比如汉武帝遭遇过的一个困境是，他年轻时很长时间都生不出儿子，在娶卫子夫之前一直没有儿子，但是娶了卫子夫之后，孩子就一个接一个来了。像这种事情也很容易让他对神秘力量有感觉。他曾经得过一些大病，病得几乎要死了，也是找了神神怪怪，举行一些秘密活动，病突然就好了。这种事情没法解释。我们今天有科学思维，知道有些事情没法解释，就不要去解释；而古人是没有这种思维的，一个事情没法解释又硬要去解释时，只有归结为神。他又特别怕死，很想长生不老。所以汉武帝对神仙特别感兴趣，古代的老百姓也对汉武帝对神仙感兴趣这件事特别感兴趣。 至于对汉武帝开疆拓土的兴趣，反而倒是现代人站着说不腰疼，古代小说并不热衷拿这事说段子。 这些按下不细表，下面说几个好像比较正经的话题。 很多至关重要的变革都是在汉武帝时代发生的。都说“秦皇汉武”，汉武帝为什么和秦始皇并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按照教科书的说法，秦始皇缔造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可秦朝的历史非常短，也就是说，秦始皇当年创造出来的那一套政治秩序是不可持续的，肯定很快会崩溃。而到了汉武帝手上，他把这个不可持续的政治制度变得可持续了。 中国怎么样做到把中央集权持续下去？跟西方比，我们的制度设计确实太“超前”了。 当时欧亚大陆另外一端有一个强大的帝国——罗马。大致上，西汉对应罗马共和国的鼎盛期，东汉对应罗马帝国的盛世，不过罗马共和国远比罗马帝国更加帝国主义。这种概念抠起来太烦琐，我们就泛泛说罗马就完了。 罗马跟我们的秦汉在年代上有重合之处，地理位置一东一西，因此经常会被人拿来比较，问汉朝更发达还是罗马更发达之类的问题。当然这是比不出确凿结论的。具体的领域可比，比如人家说罗马的建筑有多牛，那一般来说我们确实只能甘拜下风，但要是谈到行政制度设计的问题，那中国就有话要说了。 随便说几个细节，就可以感受到，早在两千多年前，这个政治体系的设计已经精致到了什么地步。 汉代有所谓的“三公”“九卿”，三公即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九卿有点类似朝廷的各部委，我们看九卿中的几个设置： 九卿第二位郎中令，郎中令掌管的这个部门，所谓“郎署”，有好几个功能：第一，当时的皇帝已经非常注意给自己建人才库。郎署里的很多郎官其实是没有什么具体工作的。司马迁也曾做过很长时间的郎官。郎官可以是官宦子弟，也可以是有钱人家的孩子，或者如果你家乡父老一致认为你特别优秀，都可以推荐你到宫里做一个郎官，等于说通过几种不同的渠道，把优秀的年轻人集中到皇帝身边来，由皇帝对你进行考察，将来可能给你安排别的工作。这种事情有很多命运的偶然性。 据说汉武帝有一次到郎官们上班的地方，看到一个老头子在里面。这个部门一般来说是考察年轻人的地方，这怎么会有一个老头子，汉武帝觉得很奇怪，就问他怎么会在这里。老头子说你爷爷的时候我就来了——就是汉文帝——汉文帝喜欢年纪大点的，他觉得我太年轻了，让我先等一等，就用了别人。后来皇帝换成你的爸爸汉景帝。汉景帝比较喜欢选拔文职人员，而我的长项是打仗，所以你爸爸也没有用我。现在终于皇帝换成您了，您倒是也喜欢年轻人，也喜欢会打仗的，可是我已经老了。人一辈子就是这样，生在一个什么时间节点上，命运会完全不一样。 郎中令手下还有一支部队，所谓“掌宫殿掖门戶”，是驻扎在皇宫里面的；九卿里还有一个卫尉，手下也有一支部队，在皇宫外面，叫“掌宫门卫屯兵”，另有还有一个中尉，他的军队驻扎在城北，所以叫“北军”，负责汉代长安城全城的治安和防御。也就是说长安城里有三支部队。 首都干吗搞三支军队？一支军队不是效率更高吗？实际上，三支军队可以起到很好的互相牵制的作用。郎中令这支部队规模最小，位置最关键；卫尉这支部队规模大点，但是在皇宫外面；中尉的部队规模最大，但调动起来极其不方便。今天说这个大家可能觉得没什么了不起。可仔细想想，两千多年前的汉朝居然已经在禁军的权力制衡上达到这种水平了。罗马动不动发生禁军废立皇帝的事，秦汉的中央军，要做类似的事就难一些，而且更多是其他势力操控军队，而不是军队自作主张。 九卿的最后两个，一个叫治粟内史（大农令、大司农），掌谷货；一个叫少府。这两个部门用今天的话来说都是财政部。国家为什么要有两个财政部？实际上所谓的“大司农供军国之用，少府以养天子也。”就是国家的开支在大司农，少府是用来养天子的。比如说，天子宠爱某个妃子，如果想重赏一下自己的老丈人，去跟大司农要钱，大司农可以驳回，这个账，不该从我这里走。 也就是说，中国很早就有行政体系内部的复杂制衡。有一个挺流行的说法，中国的孟子主张“性善论”，西方的制度设计主张“性恶论”，中国人讲道德，但不太重视制度建设。这个说法听起来很有高度，其实是没有道理的。中国古代的制度设计是一种典型的从“性恶论”出发的设计，只不过更多不是制约皇帝，而是突出表现为皇帝对官员的不信任。皇帝对自己任用的官员都假定是恶人，所以要在制度上想方设法把官员给管起来。 回来说所谓“三公”，丞相是最高的官。太尉是最高的军职，可实际上往往不任命。御史大夫的级别比丞相和太尉要低，丞相太尉都是金印紫绶，御使大夫是银印青绶，但御史大夫对下面的官员，震慑力要更大，因为他是专门管官的官。中国很早就有专门管理官员的行政体制。很多东西都是一路延续下来的，尤其是到汉武帝时代，制度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汉代初年丞相的职权非常大，先看一段很有名的对话。 汉文帝原来在边境上当诸侯王，周勃突然让他到长安去，后来就当上了皇帝，他自己也没想到是这样子。当上皇帝后，他开始一点点把权力抓到自己手中。当时有两个丞相，右丞相周勃和左丞相陈平。皇帝问周勃：“每年我们要审理多少案件？”周勃不知道。皇帝又问：“每年的财政收入是多少？支出是多少？”周勃又不知道。皇帝连问两个问题，身为右丞相居然都不知道，当然很丢人。这时候汉武帝又问左丞相陈平，陈平也不知道，也许是故意不想回答，他的水平比周勃高多了，直接回了一句“有主者”，翻译成白话文就是“去问主管部门”。 汉文帝到底是个厉害皇帝，追问道：“主管部门是谁？”陈平说：“陛下如果要了解诉讼案件，应该问廷尉；如果要了解钱粮谷物收支，应该问治粟内史。” 这都是高手过招，每一个问题后面都藏着问题，汉文帝就防着前一个问题能被他这么漂亮地推得一干二净，后面紧跟着还有个问题。汉文帝又问：“什么事情都有主管部门，那么你是管什么的？” 陈平说：“管大臣。陛下任命我为宰相。宰相的职责，对上辅佐天子，理通阴阳，顺应四季变化；对下使万物各得其所；对外镇抚四夷和诸侯，对内使百姓归附和顺，使卿大夫们各自得到能发挥其才能的职务。” 说到这里我们会发现，丞相的职权和皇帝的职权是高度重叠的。丞相有多大的权力，北京大学祝总斌教授用两句话概括，简单说就是：参与决策和监督百官。 宰相也好，丞相也罢，后世还有很多其它的官名。官名可以随便叫，但如果这个职务一能监督百官，二可参与决策，那么不管它叫什么，其实就是宰相。 对于皇帝来说，宰相有这么大的权力，他是很不舒服的，尤其是汉武帝这么雄才大略的皇帝，更加受不了。汉武帝继位的时候才十七岁，那时候掌权的是奶奶，当了六年皇帝，好不容易熬到奶奶死了，还有妈妈，皇帝当得并不很舒服。 汉武帝早年用过一个宰相叫田蚡，是他的舅舅。两人是怎么谈事的？聊天的时候皇帝坐着，田蚡也坐着，聊到天上太阳的位置都变了，他说什么汉武帝都要听。“荐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权移主上。”起家指人担任的第一个官职，汉武帝时代的二千石大概是小于今天的省长但高于地级市市长的地位。就是田蚡推荐的人从来没有做过官，但可能直接从近于省长的地位干起。 现在的升迁体制，不管你家世背景有多好，都没有这样跃迁的，肯定还是要一步一步地往上走，你可以比别人快，但流程你一定要走。汉代就比较剽悍，可以直接从二千石干起。 田蚡搞得汉武帝非常生气，说你任命完了没有？我也想任命几个。丞相的权力这么大，汉武帝肯定非常难以接受。当然，舅舅田蚡也算很及时地办了件聪明事——生病死了。如果不是病死，他的结局恐怕就不是低调这么简单了。 事实上，武帝时代中期以后的丞相非常弱势，丞相府基本空了，具体事情都不到丞相府来。汉武帝用了十三个宰相，只有三个善终，这三人共同的特点就是做人特别特别低调。其他的宰相要么被贬职，要么自杀，要么被处死，结局都很悲惨。而且不是说低调就一定能够善终，被杀的宰相有些也很低调，但一样不得善终。 皇帝想要乾纲独断，就得把重要的权力都抓在手里。他有两个措施，一是用一些特别听话的人当丞相，另一个就是干脆就不重用丞相了，重要的事不交给丞相。哪怕是没用的人当丞相，性格非常低调的，他们之间都很难互信。 有些问题在古代是无解的，甚至今天也很难解决。皇帝是一个大人物，丞相也是大人物，大人物和大人物之间要保持距离，皇帝和丞相在一个办公室办公是不可能的，肯定要分开，这就带来了一个麻烦。这里拿清朝的情况来参考，便于理解。 清朝皇帝办公的地方是乾清宫，上书房也在乾清宫附近，而官员是在如今天安门广场的位置办公。从天安门走到乾清宫，很远，还很累。假如皇帝突然有急事找一个官员，他要派一个小宦官赶快跑去——还不一定马上就能找到官员。等他找到，再一起走回来，没准两个小时过去了，皇帝也不能干等两小时，肯定要干点别的事情。等人来了，“我刚才是什么事要找你？”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皇帝要和正式行政机构的官员沟通是件很麻烦的事。清代皇帝解决问题的办法是设一个军机处。军机处就是乾清门外的那个小房子。 设军机处的始作俑者是雍正，但这个思路溯本追源，还是要到汉武帝这里。汉武帝和丞相沟通更不方便。紫禁城七十二万平方米，汉朝的未央宫则有五平方公里，面积大概相当于七个紫禁城。皇帝在未央宫里办公，丞相府离得很远，沟通起来确实很难。所以汉武帝最早想到在身边安排点小官，赋予重任，重要的事情就不交给丞相了，让这些小官来做。小官里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尚书，掌管文件的，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秘书。据说，开始和尚书在一起办公的人有尚衣、尚冠、尚席、尚剑、尚沐，就是管皇帝戴什么帽子、穿什么衣服，还有管洗澡的，都混在一起，但很快尚书与众不同的气质，就体现出来了。 官僚机器归根结底就是所谓的文书行政，文件的掌管特别重要。本来就很重要，皇帝又格外重视他，尚书便取得了特别高的地位。 另外，皇帝还会干一个事情，就是给外面的官员“加官”，有点像我们今天说的兼任。你本来在正式的官僚体系里有一个职务，现在再给你一个头衔。这个头衔通常很小，但你可以出入宫禁。有个经常用于“加官”的头衔叫侍中，它有个别名叫执器虎子，拿虎子的人。他的工作包括给皇帝拿尿壶。地位很卑微，但和皇帝是真亲近。 皇帝慢慢开始重用这些人，重要的事不交给宰相，而是交给他们了。首先，他们的办公地点就在皇宫里，可以随时沟通。更为重要的，丞相的职务是有制度保障的，皇帝任命丞相是一件大事，皇帝想把丞相换掉，会引起朝野巨大的震动。而尚书、侍中的地位没有什么保障，哪天皇帝想换，说不要就不要。而且正因为权力没有制度来保障，所以他们对皇帝的态度会更加恭敬，工作也更加积极。从皇帝的角度来说，用这些底气不足的小官去管大官，积极性会特别高。还有一个好处是，万一他搞砸了，就可以说他没有正确领会皇帝的意思，是他的工作失误，锅让他背。所以皇帝用这些小官用得特别顺手。小官地位很卑下，但权力很大。 当然这些小官不愿意永远这么位卑权重，他们的愿望有没有机会实现呢？毕竟不是所有皇帝都是汉武帝或秦始皇。只要皇帝一懒，去吃喝玩乐，或者皇帝就是个小孩，这些小官就千方百计把自己手里的权力制度化，然后就慢慢地从小官变成大官。 网上经常可以看见一些说法，古代某官对应现在某官。其实，通常是不能这么简单对应的。比如说，要问尚书是什么官？首先就要反问一句，你问的是哪个朝代的尚书？因为它不停地在变。在汉代，尚书、侍中都是小官，可到了唐朝，三省六部制，尚书省号称“天下纲维”，尚书就变成很大的官了。三省里有一个门下省，门下省的长官叫门下侍中，侍中也变成了大官。当然，变成大官之后，皇帝又会看你不顺眼，再来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又会在身边搞一个小官群体。 这些握有实权的小官再把自己的权力制度化，变成大官，然后皇帝再在身边建立一个小官集体……就这样不停地循环。 汉武帝发明了这个制度体系，造出一个皇帝身边掌握实权的官员群体，即所谓内朝，外面原来正式的政府机构属于外朝。后来中国历史就是不断地在内朝和外朝之间循环，再也没有跳出皇帝的掌控。 中央是这样，地方的情况也是这样。 地方的体验 如果要问“县”相当于今天什么地方层级，这很好回答：秦朝的县还是今天的县，是最稳定的一个基层地方行政组织。 但你要问，郡相当于今天的什么，就麻烦了。秦始皇的时候共有三十六个郡，后来增加到了四十多个，这时可以说郡类似于今天的省。 这对于中央来说是一个特别合适的数字。郡直属于中央，三四十郡到中央去汇报工作，中央比较容易做出有针对性的部署。到汉朝，郡的数量不断增加。有的是因为上面的原因，很多人资历到了，够格当郡守了，但是没有这么多郡，安排不过来怎么办，那就多设两个郡。也有下面的问题，比如原来比较落后的地方，人口比较少，后来随着管理的深入，人口不断增长，行政机构越来越多，地方行政机构增加之后就涉及另外一个问题——中央有点管不过来了。 元鼎四年，汉武帝出巡，离开长安到处看一看。首先往东渡过黄河，到了河东郡，河东太守没有想到汉武帝会来，接待不了，他非常自觉，自杀了。汉武帝继续往西走，到了陇西郡，陇西太守同样非常自觉，也自杀了。之后汉武帝又往北走，到了北地郡，北地太守臭不要脸，居然没自杀。你不自杀，我就把你杀了。 一下子这么多高级地方官自杀的自杀，处死的处死。汉武帝的心情其实很不好受，如果你们一个个工作表现好，就不用自杀了，说明他们一直没有按照朝廷的指示办，既然这样中央就要加强对地方的管理了。汉武帝发明了一个制度——后来也被历朝历代延用——他把天下分成十三个部（后来改称十三州），派出刺史对地方进行考核。需要注意，刺史是个很小的官，俸禄仅有六百石，但刺史是监督地方太守的人，以一个小官的身份来管大官。此外，太守是地方官，刺史虽然被派到地方去监督地方官，但他的人事关系仍然在中央。中央派小官到地方去做监督，这种做法我们不陌生，从这里就可以感受到汉武帝制度的影响有多深远。 该制度实际上又造成另外一个循环。中央派出巡视官员到地方上来监督，地方官要如何跟这个监督官员打交道？我们不必高估这个体系的道德，但是也不能低估这个体系的智商，贿赂肯定大量存在，但光有贿赂是不够的。如果这位监察官觉得你根本就是个不靠谱的人，你送礼他也会不收。往往是，这些地方官在做决定的时候，会先跟巡视官请示，跟他搞好关系，这样万一出事了，有责任也共同承担。另外关系搞好了，朝廷那边有点什么动向，他们也能尽早知道。问题是这种互动时间长了，刺史越来越不像一个中央派出的监察官员，而是更像一个高级的地方官。尤其是各地的问题比较多、动乱频仍的时候，朝廷也没有办法，最后不断给这些巡视官放权，慢慢他就真的变成高级地方官了。 这就是刚才说的“州”的概念，“州”到底是一个监察区还是地方行政机构？在西汉它就是一个监察区，而到东汉末就基本成为正式的行政区了。当然，天下总共才十三州，每个州的权力这么大，皇帝不会放心，以后慢慢再进行拆分，这又成了中国历史的一个循环。 中国历史很多的循环起点就在汉武帝时期。 中央权力巨大的模式为什么会被接受？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作为一个中原王朝，始终面对来自北方巨大的压力。人的自然反应都会觉得专制是不好的，残酷压迫是不好的。但是为什么会接受一个专制统治？这里引用《圣经·撒母耳记》里的一段话。 犹太人希望上帝赐给自己一个国王，先知列了很多有国王之后会多么悲惨的境遇后，犹太人说，不是这样的，我们一定要有个国王。因为我们也想像其他国家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争战。 这个简单化的故事，其实很好地说明了人们接受专制统治的心理动机。 专制最大的优势在于行政效率高，尤其是在战争状态下。如果两个族群之间发生战争，一个族群比较自由，每个人做自己的选择，另外一个族群是集权的，那后者的效率会更高，比较自由的族群则会战败，沦为奴隶被压迫。这样比较下来，还是觉得有一个国王来统治自己比较好。 《圣经》这段文字说破了人为什么会接受专制统治的心理基础和现实困境。古代中原王朝同样面对这样的困境，最大的威胁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 中国台湾学者王明珂有一本《游牧者的抉择》，把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之间的关系讲得非常透。北方游牧民族为什么要来进攻南方农耕民族？他做了经济上的分析：在汉族农业精华区，土地特别肥沃的地带，不到一亩地就可以养活一个五口之家；在川西羌族地区比较贫瘠的山地，六至十亩地可以养活一个五口之家；而在美丽的大草原，要养活一个五口之家则需要六千至八千亩。一户牧民要养三四百只羊，每只需要二十亩草场，是这样算出来的。 草原上根本没有办法提高劳动生产力，人手紧缺。一个徒步的牧人可以照管一百五十只至二百只羊，而骑马的牧人可以放牧五百只，两个骑马牧人协作，就达到两千只。但集中放牧意味着高风险，可能遭遇瘟疫、雪灾，因此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他们只能选择分散放牧。生活在草原上的人对于自己所拥有的财富特别没有安全感，突然一场大灾难，原来积累的东西瞬间就没有了。既然做不到自给自足，那就只能来抢夺。 农耕民族想要和游牧民族对抗，其实非常非常艰难。首先从战斗意志来说，游牧民族南下可以获得非常高的收入。而对于农耕民族，如果不是被打得很难受，根本就意识不到为什么要打你。情况常常是，国家要征兵了，突然来个人把你手里的劳动工具抢掉，塞给你一个武器。游牧生活本身就是在军区，骑射为本，他们的生活就是军训，而农耕民族要放下自己的日常生活才能去从军。 组织成本就更可怕了。汉末有一段材料说明汉朝要打匈奴有多难，发动三十万军队，准备三百日粮，就要全国总动员，而要让三十万军队到边境上集合，一年都做不到。先到边境上的人，在军营里住了一年，人已经疲惫不堪了，后续部队还没到，这个战斗力可想而知。边境地区本身比较穷，无法供给这么庞大的军队用粮，只能全国总动员。按照《汉书》的数字，山东的粮食运到内蒙古包头的前线，沿途的粮食损耗率大概在99.99%，很可怕。因为自己沿途也要吃粮。真开始要打仗了，往草原出击，就更难了，因为不能就地补给。这跟游牧民族不一样，他们搞到吃的很容易，到处都是食物。 东西这么重，只能用牛来背，牛自己又要吃。匈奴生活的地方都是沙漠和盐碱地，往往缺少水草。大军出征不到一百天，牛基本死了。所以汉朝出击匈奴成功的可能性很低。但我们知道汉武帝时代打匈奴，战略上还是赢了，元盛四年，大破匈奴。面临如此大的后勤压力居然还打赢了，真是一个奇迹。但这样一个过程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灾难。 盛世的另一面 汉武帝为了把他那些政策推行下去，特别喜欢任用酷吏。汉武帝时代之前的酷吏比较少，到汉武帝时代一下增加了很多。司马迁说了一句很公道的话：“当是之时，吏治若救火扬沸，非武健严酷，恶能胜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职矣。” 朝廷告诉你前线现在这边缺多少粮食，你作为一个地方官，要赶紧筹集上来。如果还要谈道德，谈无为而治，就不能强行跟老百姓征税，还会感到老百姓的生活已经这么苦了，还要向他们征税，他们就活不下去了。那么到年底考核的时候你怎么办？汉武帝时代那么多酷吏，实际上就是朝廷要把民间的各种资源都集中上来，酷吏就好像一颗颗炸弹，把社会上阻碍朝廷征收征发的力量全部炸开。 汉武帝时代的徭役更是可怕。汉武帝进行了一系列扩张，不光是打匈奴，到处都在扩张。 东瓯、闽越、南越即浙江南部和福建这片区域，相当于把这块地方整个推掉了。推掉了之后，接下来怎么进行统治？如果建立非常严密的行政班子，就要在这里长期大量驻军，虽然可以实现有效统治，但对于朝廷来说意味要有大量的财政拨款。如果不派这么多人来进行统治，就组建一个小小的行政机构，宣示一下，朝廷在这里已经存在了。但这会产生一个结果，慢慢地你就被当地人完全同化了。 最后汉武帝想了一招，把生活在这里的人全部迁到江淮之间，今天的江苏、安徽、长江以北，这样浙江南部、福建这一块就几乎变成了无人区。这种大规模迁徙，朝廷没花多少钱，经济成本主要由老百姓来承担。原来生活在福建浙江的人，被强制迁徙，当然过得不好，江淮之间的老百姓一样也觉得不好，自己生活的地方，突然多了这么多人，矛盾是不可避免的。还有唐蒙、司马相如在西南夷地开辟道路，开凿一千多里的山路，巴蜀的人民都很抗拒。当时有记载，听说朝廷要来征发服徭役，很多老百姓的反应是找把刀，把自己的手砍掉，把自己的腿废掉，成残疾人就不能服徭役了，好歹留一条命。更不用说还有后来开拓西域，代价更加巨大。 汉武帝还想尽一切办法征收关税，比如说盐铁。盐铁是有一定技术门槛的，由一些所谓的豪族在经营，汉武帝把这些都收归国有，对于国家来说是巨额的收入。收回国有之后，带来什么变化？汉代的《盐铁论》提到，盐和铁的价格比原来要高，盐苦得没法吃，铁造的农具“割草不痛”，都是直接由朝廷经营带来的一系列的后果。 此外汉武帝要加税。“异时算轺车贾人缗钱皆有差，请算如故。”算就是按照一定的比例来交税，计算方法和比例目前学界有争议，有较多学者认为是要将6%的财产上交国库。说实话，6%的财产税不算特别高。但财产税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一个人家中到底有多少钱很难计算的，而且既然国家要征收财产税，很多人的反应是，我在申报财产时少报点。不得不承认汉武帝很厉害，后来出了一个配套的政策，你可以检举你的邻居，说他所报财产不诚实，这样有关部门就会派官员来查，基本上一查一个准。如果申报不诚实，你的财产一分为二，一半上交国库，还有一半奖励给举报的人。这就是所谓“告缗”。汉武帝还有更聪明的一招，他后来出台了一个政策，一旦捐款达到多少数额，以后再有人告你，朝廷不受理，原来你不想捐款的，现在捐不捐了？ 还有一个很可怕的是口钱，即“人头税”。中学教材提到，汉朝的农业税是十五税一，三十税一，这当然是对的。但如果你真以为当时人要交的税很少，那就错了。所谓轻税的时代税负仍然很重。成年人本来就要交人头税，汉武帝时代变成孩子三岁就要交。导致一个结果，“生子辄杀”，我交不起小孩的口钱，就把孩子杀了。当徭役、税负特别沉重的时候，杀孩子的现象非常普遍。 汉武帝时代就是这么一个时代，一方面你可以说它是一个非常辉煌的时代。中国历史后来很多的特征都是在这个时代奠定的。然而另一方面，生活在汉武帝时代的老百姓，生活却相当悲惨。 我在读《史记》时，一个很重要的感受是，司马迁也并没有办法完全理解当时发生的事。今天当然可以说汉武帝时代奠定了中国两千年的制度基础，让中国的版图变得空前广阔，远远超过秦始皇时期。这些巨大功业的深远意义，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其实是很难体会到的。 但司马迁作为一个历史当事人，他的感受价值仍是无可替代的。 读《史记》尤其是读《平准书》，我强烈感受到有一句话司马迁非常想说，但他无法说出来，所以我冒昧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一个时代有自己的A面和B面，它是一个冒险的、创业的，很辉煌的时代，也是一个普通大众民不聊生的时代。司马迁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他同时把两面都写出来了，这是《史记》特别伟大的地方。 对于专业学者来说，他们会觉得《史记》里的大多数篇章，在古籍里阅读门槛属于比较低的，直接读原著就好了，干嘛还要读二三手的普及本？对专业研究者来说，这话当然对，但可能对于一般的读者来说，《史记》还是有一点点难读。我特别希望这本《司马迁的记忆之野》，给大家提供一级真的去读《史记》的台阶，还有就是，可以感受到一点大多数研究著作会抛弃的司马迁的情绪。 这是我写这本书的目的，也是我今天的讲座想说的事。 谢谢大家！ ▲ 主讲人：刘勃 作家、教师 “青春中国史”四部曲作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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