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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培真 贺培真（后排左一）在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与同学合影 1973年与兄弟合影 1936年摄于西北农学院 1972年在韶山 在北京看望李维汉 1980年摄于肖三家 作者 贺士恒 75岁，贺培真之子，贵州省电子工业研究所原所长、党委书记 父亲贺培真辞世后，我在整理他的文稿及日记时，发现了一些他当年与毛泽东交往的一些文字记录和回忆，反映了毛泽东与父亲贺培真60余年来的私人交往。整理出来，也许对读者有所裨益。 我父亲与毛泽东的关系，要从民国初年谈起。 A.同学之间的交往 父亲原名贺果，于1913年由家乡湖南邵阳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入校后即与毛泽东同分到新生第一班。后该校合并到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又被同编入第八班，直到1918年暑期毕业，两人同学达五年半之久。 父亲与毛泽东在校期间，正值辛亥革命后的动乱时期，“民国”的空招牌在民族危亡的凄风苦雨中飘摇。广大的青年知识分子冲破了旧礼教、旧道德的禁锢，学习新思想、新文化，在苦闷彷徨中寻觅着新的道路。 当时，湖南一师云集着一批受到西方先进文化教育的思想家、教育家。其中尤以杨怀中先生对学生影响最大。他曾在八班的黑板上写了一副对联：“强避桃园作太古，欲栽大木柱长天”，表达他教育救国的志向以及希望在学生中培养造就救国治国的栋梁之材的理想。 在学生中，有以毛泽东、蔡和森、罗学璜、李维汉、张昆弟为代表的、志在探索“改造中国与世界”之道的青年精英。 正是在这些良师益友的影响下，父亲在学校期间也努力在这个小小的社会舞台上塑造自己、充实自己。据一师现存在的一些档案资料看，父亲当时积极参加一师的各类社会活动。如一师校志（历年学友会职员表一）记载：毛泽东自1915年到1917年，连续四次担任学友会“文牍”职。贺果于1915年任“庶务”，1917 年任“总务”职。 另据“校史”记载：“1916年秋，一师应时势之要求创办了学生课外志愿军……志愿军编制为一营二连……当时贺果为二连连长，毛泽东为一连连部上士。” 学生志愿军当时为保卫学校，援救市民起了积极作用。父亲当年尤以体育见长，爱好田径及足球。对于他的体育成绩，一师校史亦有记载：“1917年6月，在日本举行第三次远东运动会。湖南省教育会在三月底对全省各校选手进行了预选，共选出了运动员6名，其中一师占4名，总成绩列第一、三、四、六名。学生彭道良、贺果、刘培基和附小教师陈绍休，于4月16日从长沙经上海赴日本……” 而据父亲回忆，这段记载有误，自己是赴上海参加远东运动会预备会，未去日本。他曾回忆说，“我们在长沙大西门外上轮船，晚上十时左右，船要开了，毛泽东同志亲自送来一部《石头记》，说是给我们在船上看。” 父亲在一师与毛泽东同窗五年半，彼此接触较多。有一年夏天，天气很热，父亲一边扇扇子，一边回忆说，毛泽东这个人，年轻时就是个意志坚强的人，他常穿一件长衫，夏天长沙天气热呀，许多同学常脱了外衣，他却依旧是那一身装束，尽管满头大汗，也不见脱衣；天冷了，一般人都早已穿起了棉衣、夹袄，他却穿得最晚。他在这方面也是有意识地锻炼自己的意志和耐受力。 父亲和毛泽东也常在一起散步和郊游，到一师后面小山上的君子亭去谈天说地。父亲记得有一次谈到体育运动，毛泽东对在体育方面单凭个人好恶，而不注意全面锻炼有看法，他一向主张“三育并重”，“身心并完”，提倡要“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因此对父亲说，体育锻炼，身体各部分都要活动，就是我们的面部肌肉也要使之活动活动。他边说边运动面部给父亲看。这个动作，就是毛泽东自编自做的“六段操”之一，是他独特的运动方式之一。 1917年中秋，是父亲和毛泽东在一师度过的最后一个中秋节。父亲对这一夜记忆犹新，他写道：“1917年中秋夜，月明星稀。我和同学十几人中，有毛泽东、张昆弟等。我们从铜元局码头雇船，顺流而下，绕水陆洲一周，从北端逆流而上到南端。在行进中，毛泽东同志提议要大家比赛背唐诗中有“月”字的诗句，看谁记得多。于是大家抢着要背唐诗，我当即提出，唐诗有一首《春江花月夜》，其中月字最多。大家就争着念出。朗诵声、说话声、笑声装满一船。船到南头，毛泽东、张昆弟等即下船在洲头沙滩上露宿，其余人又乘船到铜元局码头上岸回校。” 这一夜，实在令人难忘。父亲在后来发表的《留法勤工俭学日记》（以下简称《日记》）中，两次提到这个中秋夜，其中1920年9月26日，父亲在日记中记道，“今天是旧历中秋。去年今日已到上海。前年今日却在保定。再前年今日却在长沙。是夜还作环水陆洲的舟游。同船十余人，尽乐而归。今年今日却在这里。” 看来，一师当年的同学对水陆洲，即橘子洲，都有一种特殊的怀念之情。1925年，毛泽东在那一曲悲壮而豪迈的《沁园春·长沙》中，立足于“橘子洲头”，吟涌和怀念那“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往夕“峥嵘岁月”。不知在诗人的遐想中，是否也融进了那一年中秋夜的月色和欢声笑语呢？ B.留法前后的交往 1918年暑假毕业后，父亲留在一师附小任教，结识了李维汉。当时，毛泽东、蔡和森、肖子昇等人刚发起组织新民学会。适逢李石曾、蔡元培等在北京组织留法勤工俭学活动，他们就将组织湖南学生赴法勤工俭学作为新民学会向外发展的一次机会，因而积极组织和推动这一运动。父亲当时也为出路发愁，便积极响应，与李维汉、张昆弟等一同到保定留法预备班学习。 这一年的学习生活是相当艰苦的，据他回忆，“我当时和李维汉、张昆弟三个人同住一间宿舍，室内一张炕。保定冬天气温很低，在滴水成冰的时候，我们没办法购买煤炭取暖，白天就三个人挤在炕上用棉被取暖。我当时没有棉裤，穿三条夹裤过冬。当时我们经济都困难，一个月三元伙食费，有时无法按时交，管伙食的北方同学就不让我们吃饭。我们只好设法买烧饼度日。” 这一段时期，父亲与毛泽东时有书信往来。据《日记》记载：1918年9月7日，“星煌君接长沙付来洋三十元，代毛润之还余十元。以二元还李长极君，和笙（李维汉）君借二元，余六元。发家兄十二号明片一张，毛泽东君明片一张……”10月6日，“长沙初级班30余人到此。余等在此同学多到站欢迎，搬运行李……肖君子昇、毛君润之，蔡君和森自北京来。”10月7日，“湖南全体同学在莲池摄影。本班与初级班及北京数人济济一堂。晚与和笙君、芝圃君（张昆弟）往第一栈与毛蔡诸君谈一时许。归时已十时矣。10月27日，“晚写家信第15号，发毛润之一片。”12月15日，“曾（星煌）从京归，带来毛润之、罗荣熙信各一函。” 父亲是1919年10月31日乘法国邮轮“宝勒加”号，由上海起程的，同船有李维汉、张昆弟、李富春等42位湖南青年，于12月7日到达马赛港。1920年2月，父亲与李维汉、李富春、张昆弟等人组织了“工学世界社”。这一组织，后来在蔡和森等人的影响下，成了当地赴法勤工俭学学生中有相当影响和号召力的组织，实际上也是新民学会的分支组织。 毛泽东得知“工学世界社”成立的消息后寄予关怀，他给罗学璜写信说，“请你将组织、进行、事务等告我一信。”（《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二集，1920年11月26日） 后来，毛泽东还进一步赞扬了工学世界社的活动。 据李维汉回忆“工学世界社成立后，除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外，还组织了一个工学世界社通信社，由罗学瓒负责，向国内发稿，报道留法勤工俭学和华工运动的情况。蔡和森、李富春、向警予以及其他一些新民学会会员、工学世界社社员都曾经往国内报刊投过稿件。大部分稿件都是经毛泽东同志转递。”（《回忆与研究》第20页）父亲当时也投稿件。 据《日记》1920年9月9日记载，“子障(肖三，肖子昇弟)有来信，表示他对写通讯大概方法：1、在工场或在学校及凡到法后的一切经过情况。2、所在工厂的调查。3、所在地的社会实地的观察。4、所在地华工状况。” 10月4日记载“子障来信，附来通讯稿二。”同年10月29日，父亲在法国哈佛尔工厂作工时，写了一篇《我的作工感想》，就是由罗学瓒寄给毛泽东，并由毛泽东推荐到湖南大公报上发表的。（署名：培真；《我的父亲邓小平》曾引用。2011-5-13注） 另外，《日记》中还记载了父亲同长沙文化书社的联系。文化书社的性质，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中有记述“'文化书社’于1920年9月由毛泽东同志亲手创办……书社不仅是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而且是我们留法会员与国内会员……的联络站。”《日记》1921年6月9日记，“下午因工学世界社社务事，此间同人在森林（巴黎郊外的一个森林，为工学世界社的重要活动场地）中谈话。关于合作社运动，决定在法国方面暂时组织个团体，名为消费合作社运动，对国内长沙方面，立刻以团体名义去信，要长沙发动，一面作文字宣传。” 6月19日，“李富春提起组织书报消费合作社的事。因为近来长沙文化书社付来一百余元书籍，不久又会有二百余元书籍寄来。既有这么多书籍，自必要一个较固定的组织，并且为续继计，也要想个长久的办法。所以由富春拟个草章，暂行作消费合作社的组织……”7月13日，“今天单就'什么是消费合作社’，按李富春原稿的意思，略加修改，将以之寄长沙。” 从以上这些材料看，毛泽东是通过新民学会及工学世界社，随时关注着万里以外这些同学的活动的。父亲也通过这些活动，同在长沙的毛泽东保持着联系。他们之间的直接通信，据《日记》显示，1919年全年到1920年8月这一段日记遗失，只有1921年1月31日写到，“上午十时与李富春、智山三人打弹子一小时。下午写家信工字第一号，写润之、惇元（周世钊）一封；又接赵谦信一，复信一。”晚看R、B（即《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半页。” 在风起云涌的大革命时代，父亲曾先后在湖南省委和北伐军中工作过。他与毛泽东是否有过什么交往，目前是找不到什么资料了。但毛泽东却还记得他。1943年7月，当我叔叔贺绿汀刚到延安时，毛泽东即问过他：“你是宝庆(邵阳)人，我们是同乡啊。贺果这个人你认识吗？他是我在长沙第一师范的同学。” C.建国之后的交往 贵州解放后不久，父亲即奉调贵阳，任市教育局局长一职。1951年，他将自己的工作情况写信向毛泽东作了汇报。那一年，恰好有一位外国总统（似乎是苏加诺）来华访问，报载，这位总统邀请毛泽东回访，毛接受了。父亲当时十分担心毛泽东出访中的安全，信中也有表示。没料到毛泽东及时回了信，且称谓如旧：“贺果兄，惠书敬悉。告我以中小学形情，极为有益。我暂时不会出国，请放心。情意勤恳，极为感念。问你好。弟毛泽东，1951年12月5日。” 1956年元月，父亲应邀列席全国政协会议。这时，父亲才在时隔30多年后再次见到毛泽东，昔日的同学，如今成了共和国的领袖，那番激情、那番感怀，自不待言。他在1956年2月6日的日记中记道，“归新侨(饭店)，统战部张同志通知，今天毛主席在怀仁堂请客，事先要我去见面。6时半统战部车来接。到统战部与李部长和笙（维汉）兄一道赴怀仁堂，在东休息室一间小客厅里候见。当时毛主席尚未至。我们到礼堂里参观会场改建形式。过十分钟，有人通知，谓毛主席已到。我们复回小会客厅。毛主席一人在，握手时说：'你是贺果，我以为你不在了。没有信来，我还不知道你还在呢。’谈些同班同学的情况和我过去的一些简单情况……之后周总理出来了，他已不认识我了。我们只1930年在上海一个小旅馆里见过面，事隔廿多年了。接着陈毅副总理来了，握手后谁也不说话，他终于认出我来了，开口就说：'贺果，老朋友嘛。’表现特别亲热。提起在新四军会见绿汀时，曾问过绿汀是否认得我，当时才知道我们是兄弟。最后毛主席陪客去了，和笙兄找来了邓小平副总理，面很生疏，说是在蒙达尔住在一块，记不清了。接着怀仁堂宴会开始了。” 父亲可能当天晚上的日记意犹未尽，第二天清晨又补叙了一番：“2月6日，晨7时起床，想起昨夜的情况。大约过于兴奋吧，与毛主席见面时感到无话可说，他的健康情况都没有问句话，这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看起来面色很红润丰满……在宴会中敬酒的拥挤不堪，他还一个个来碰杯。特别是前一、二次在政协会议中的工人农民与列席人员宴会时，他还每个人回敬喝酒。酒量很大。身体是很健康的。他抽烟。初次见面坐下时，他还拿烟给我抽。 李部长这次见面特别高兴，特别回忆旧时在一块生活的情况，谈得很多。在法国哈佛洛和蒙达尼同租一间房。在五四运动那一年在北京前门外湖南会馆，一同步行到地安门附近杨怀中先生家去的情况。当时毛主席就住在杨先生家。 由于这是建国后第一次离开贵州，离京后父亲即绕道上海去看望贺绿汀，又回老家省亲。直到3月7日才回到贵阳。到家后，便给毛泽东写了一信，毛泽东也于4月9日回了一信：“培真兄，给我的信收到了，感谢你的好意。我情况还好。盼你保养身体。便时望将你的情况告我为盼，顺祝健康！毛泽东，1956年4月29日。” 父亲与毛泽东的见面，据《日记》记载还有一次，时间是1962年4月15日，“今天下午二时半，在怀仁堂和周世钊同志一道见了毛主席。谈了约20分钟。毛主席的健康很好，他说血压和心脏都正常。只是最近从南方来，到北京伤了点风。我要求他几时到贵州走走，希望在贵阳见到主席。最后把李维汉部长的健康情况不好，要休息的意见报告主席，他也首肯。” 1964年12月，父亲出席全国政协四届会议。会议期间适逢毛泽东生日。周世钊约他联名致函祝贺，这次大约毛泽东较忙。直到1965年元月5日会议闭幕，一直没有消息。父亲即随团返筑。回贵阳不久，即接到周世钊来信，告诉他，在离京后几天，主席在家请章士钊、周世钊等几位湖南同乡同学吃饭，席间主席还问起父亲行止，周说刚离京，主席还表示惋惜。 毛泽东的两封亲笔信，父亲一直视若至宝。 D.最后没有见到面 父亲与毛泽东的最后一次交往，是在1972年底、1973年初他去北京看毛泽东。在1972年12月31日，王海容代表毛泽东设宴款待父亲，共度元旦佳节。饭后还放映了毛主席接见阮氏萍的电影。有工作人员专门负责父亲在京的生活和一切活动，另外还专门安排了一辆车，供父亲使用。 作为毛泽东的客人，父亲在京的生活安排得十分周到。每天都有参观游览活动，晚上常可观看文艺节目或电影。在京的老同学也常有往来。 春节快到了，毛泽东还问父亲是否过了节再走。父亲担心母亲的身体，表示希望尽快返筑。元月20日，王海容受毛泽东之托，在全聚德请父亲吃烤鸭，几位老同学也出席作陪。接着，毛主席又要王海容、唐闻生送来一千元钱，以补父亲自费赴京的花费。 1976年，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发布后，犹如晴空霹雳，父亲失声痛哭了一场。 贺培真（1896年10月至1990年8月），湖南省邵阳县人。赴法国勤工俭学回国后，历任北伐军第三军组织科长、广州教导团团部书记等。贵州解放后，历任贵阳市教育局局长、贵阳市副市长、贵阳市政协副主席，贵州省政协副秘书长等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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