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文学与文化的源头。这个源头就存在于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代，也被称为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在这个时代，诞生了一批先贤和经典，确立了中国文学和文化几千年的发展形态和精神内核，构成了中国文化的DNA。那么，这个时代具有哪些特点？它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它能够塑造中国文化的DNA？ 围绕这些问题进行讲解，为你讲清楚中国文学与文化的源头。 首先，我们来看看什么是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它具有哪些特点。 这些先知的思想塑造了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可以说是确定了各民族文化的DNA。什么是文化的DNA呢？就好像在生物学上，每个人都有独特的遗传物质DNA一样，来源于各自的祖先。每个民族文化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也是因为从轴心时代流传下来的文化DNA不一样。 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就是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代。这个时期，中国历史有三个特点：一是周朝丧失了对诸侯国的控制，原有的政治秩序被打破，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二是诸侯国之间开始竞相争夺霸主地位，甚至企业消灭群雄，一统天下；三是社会阶层流动迅速，士阶层崛起。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思想盛世。 接下来，我们就围绕这三个特点，讲讲轴心时代是如何形成的。 这个过程中的第一个关键词叫“礼崩乐坏”，什么意思呢？原来，周朝统治天下的诸侯，靠的是周公建立的一套“礼乐”制度。“礼乐”的作用，用六个字可以概括，这就是“礼别异，乐合同”。意思就是说，“礼”的作用是区分不同的权利和义务，“乐”的作用是把大家团结到一起。 中国古代的“礼”，不仅仅是指我们今天所谓的“礼貌”、“礼仪”，而是一整套秩序、规则。“礼”根据每个人的身份地位，规定了每个人的权利、责任、义务。甚至细化到，什么身份的人能穿什么衣服，吃饭的时候坐什么位置，能娶几个老婆，都规定得仔仔细细。每个人在自己的位置上，尽自己的本分，规则分明，秩序井然。 孔子有一句话，我们应该都很熟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思就是说，君主、臣下、父亲、儿子都要谨守自己的本分，所做的事要符合自己的身份。做得到，就是守礼；做不到，就是无道昏君，乱臣贼子。一个社会上的好东西总是有限的，每个人都想拥有，每个人都想当皇帝、有更多的财富和土地，如果没有规则，那么一定会打成一片，乱成一团。每个人依据自己的身份，承担各自的责任，享有各自的权利。那么，社会就安定了，就不会有纷争了。“礼”就是当时消除的规则、秩序。 你可能会说，这样的“礼”区分不同人的不同权利、义务，不是很不平等吗？的确如此，但我们不能以今天的标准去苛求古人。当时只能通过这种“礼”的区分，来构建安定的秩序。总的说来，古代社会是一个“身份社会”，权利和义务来自于身份。 说完“礼”，我们再来说“乐”。所谓“乐”，就是通过音乐和诗歌，来教化人、陶冶人，使人们能够和睦团结。司马迁在《史记》中说“礼以节人，乐以发和”，意思就是说，礼是节制人的规则，而乐是让人和睦、团结的方法。周朝，正是依靠礼乐来维持社会的安定。然而，到了春秋战国时代，礼乐制度崩塌了，不管用了。周天子说话不算数了，诸侯自己打来打去，甚至去打周天子，“世道乱了”，“没王法了”，这就是“礼崩乐坏”。 这个过程的第二个关键词是“征伐”。 春秋战国是混乱无序的，诸侯之间相互征伐，都是为了争夺霸权，或者统一天下。所谓“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就是春秋战国五百多年间，先后出现的霸主和强国。我们先说“春秋五霸”,礼崩乐坏，周天子的权威失落之后，诸侯国之中，先后崛起了五个霸主，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和楚庄王。霸主就是某个时期最强的诸侯。这个“霸主时期”主要有三个特征：一是，从原来的“礼乐征伐自一辈子出”变成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说得简单一点，就是霸主取代了周一辈子号令天下的地位。周一辈子成了摆设。类似于三国时代的“挟天子以令诸侯”。二是，霸主们没有完全抛弃周礼，仍然是尊奉周天子的。比如齐桓公称霸天下，提出的口号就是“尊王攘夷”。这背后的历史逻辑就是，周天子实力衰落了，玩不转了，但天下仍然需要有强国来维持秩序，不然就彻底乱了。“尊王”和“攘夷”就是霸主存在的合法性。三是，春秋时代，虽然诸侯们打来打去，但仍然保留了贵族战争的传统和君子的风度，战争不是以灭亡敌国为目的，而仅仅是要其他国家承认自己霸主的地位。春秋的战争，还是讲道义的。比如在《左传》记载的战争中，君主、将领讨论最多的不是战术怎样、装备怎样，而是咱们打的仗符不符合礼。 我讲一个春秋战争中的经典故事，你就明白了。 话说春秋五霸之一的宋襄公攻打郑国，郑国向楚国求救。楚国派兵帮助郑国，楚宋双方的军队在泓水展开决战。 楚军开始渡泓水河，向宋军冲杀过来。宋国大臣劝说宋襄公趁楚军渡河的时机消灭楚军。宋襄公说：“我们号称仁义之师，怎么能趁人家渡河攻打呢？”楚军过了河，开始在岸边布阵，大臣说：可以进攻了。宋襄公说：“要等人家列好阵再打。”等楚军布好军阵，楚兵一冲而上，大败宋军，宋襄公也被楚兵射伤了大腿，不久就死了。 这段发生在春秋时期的故事，今天听起来会觉得宋襄公很愚蠢。但春秋时代的战争就是要这样讲究道义，对方没有做好准备，不能开打；老弱病残，不能杀伤；没有宣战，不能偷袭；两军开战，不斩来使。这些都是春秋时代战争的传统规则，也就是“礼”，很符合现代的国际公法。 至于遵守规则的宋襄公是愚蠢还是仁义，这就涉及到一个目的和手段的问题。实际上，目的和手段同样重要。如果手段不正当，无论目的多么冠冕堂皇，都是有道德瑕疵的。宋襄公是要遵守战争的礼仪，用仁义的手段来达成目的。虽然他失败了，但仍值得我们尊重，他不是愚蠢，而是仁义。 想一想，我们现代社会中，是不是有很多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事情发生，这种事情多了，对社会的公正有好处吗？我想，答案应该是否定的。 以上说的是春秋时代，周代的“礼乐”秩序开始破坏，但还没有彻底沦丧，仍然约束着个人和国家的行为，还保留着贵族的遗风。然而到了战国时代，礼乐制度就彻底荡然无存了。如果说春秋时代周天子还名存实亡，那么在战国时代，周天子连这个名分都没有了。 战国时代的历史特征，可以概括为两点： 第一个特点是战争频繁而惨烈，诸侯国之间互相兼并，呈现出“军国主义”的面貌。“战国”的说法便因此而来。这个时期的战争，国与国之间已经彻底撕下贵族高雅的面纱。战争的目的，不再是为了争夺霸主地位，而是侵占土地、抢夺人口、消灭敌国军队。战争之惨烈，从秦赵的长平之战可见一斑，秦军一次就坑杀赵国投降的士兵四十五万，真是绞肉机式的战争。在这样激烈的战争环境下，各国都疯狂扩张军队和军备，为的是保全自己，或者吞并其他国家。春秋时代，中国有上百个诸侯国，到了战国时代，只剩下七个主要的国家了，这就是后世所谓的“战国七雄”。可以说，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的“军国主义”时代。 战国的第二个特点，是原有的阶级架构发生混乱，阶层出现流动，士阶层崛起。前面我们提到，西周的“礼”规定每个人根据身份不同享有不同的权利，承担不同的义务，而且是世代相传，不能僭越的。可以说，这种阶层壁垒非常牢固。而到了战国时代，“礼”已经荡然无存，这种牢固的阶层壁垒出现了松动和破坏。“士阶层崛起”就成为这个过程的第三个关键词。春秋战国时代，一部分贵族因为失去土地、封国，阶层下降，但他们仍然有贵族的文化修养，就成为“士”。比如说，孔子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孔子的祖先本来是宋国的贵族，但到了他这一代，已经没落很久了，没有封地，但仍然有很高的文化修养，所以孔子就是一个“士”。 另外，民间很多庶人，因为学习到了文化、技能，也可以从老百姓上升为“士阶层”。比如说，我们都很熟悉一个典故叫“悬梁刺股”，其中“刺股”讲的就是，战国时苏秦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刻苦读书的故事。最后苏秦佩戴六国相印，成为显赫一时的“士”。 战国时，原有阶层被打破，出现了快速的阶层流动，形成了这么一个士阶层。我们后面要讲到的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包括苏秦、张仪都属于“士”。你看，和今天一样，战国时代实现阶层跃升的最好方式，也是获得知识和才能啊！ 最后，我们来讲一下为什么春秋战国时代能产生那么多先贤和经典，形塑了中国文化的DNA。 春秋战国时代，既是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战乱频仍，是最坏的时代；而思想自由，也是最好的时代。因为战乱频仍，天下没有统一，各国君主们一方面无暇管控人们的思想，另一方面为了增强自己的实力，纷纷礼贤下士，希望得到更多人才的帮助。 所以在这个时代，人们的思想非常自由、活跃。产生了《诗经》、《楚辞》，成为了中国文学的源头；产生了先秦诸子，成为了中国哲学的源头。这些轴心时代的先贤和经典，确立了中国文化、中国文学几千年的发展形态和精神内核。 站在现在的角度看历史，看文学，看文化，看传承，是我们后人应该有的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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