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百年波澜壮阔的中国共产党党史中，有三位姓“曾”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被誉为“党内三曾”。他们都是单名，读音相近，年龄差不太多。他们从事的工作尽管各不相同，但都曾担任过省部级干部，所以经常被人混淆。正因为这个原因，于是就有了“党内三曾”的雅称。 曾山、曾生、曾三，这三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以各自于烽火岁月里建立的丰功伟绩，在党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光辉一页。他们都姓“曾”，却无族亲关系，也不是同一地方人。曾山是江西吉安人、曾生是广东惠阳人、曾三是湖南益阳人。他们都在青少年时期就投身于党领导的革命队伍，经历过血与火的严峻考验，并逐渐成长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乃至负责某个领域工作的挂帅人物。  曾山同志 一、尚未来的及赴任的“公安部长” 1972年3月，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在任上突然病逝。公安部是个大部，事务多而急，部长职务不能空缺。一时间，由谁来执掌公安部？成为摆在党中央面前亟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按照以往传统，部长离职后，一般都是由经验丰富的副手接任，以保证大局稳定和工作的连续性。当然，公安部长这个职位的重要性，作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非常清楚，但他并没有贸然提出接任人选，而是先要征求毛主席的意见。 在一次见面时，毛主席主动提出了公安部长的人选问题，与周恩来总理进行讨论。周总理谨慎地提出，考虑到各方面情况，时任公安部常务副部长似乎是个合适的人选。听了周总理的话，毛主席沉思片刻后，望着周总理说：“曾山怎么样呀？” 当毛主席说出这句话后，周总理有些诧异？因为此举打破了人事工作的常规。还有那么多候选人，周总理怎么也没想到毛主席会选择一个从未干过公安工作的“局外人”。 思虑片刻后，周总理豁然开朗。对曾山，周总理是非常了解和熟悉的。这是个党内的老同志，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曾担任过党和国家多个重要职务，而且在他负责的领域政绩突出。从资历、能力、威望等方面考虑，确实是公安部长的最佳人选。毛主席见周总理同意了自已的提议，便高兴地交待周总理，要他立即找曾山谈话，督促曾山早点去公安部履职。 曾山得知中央对他的工作安排后，也是激动万分。在周总理面前，他还拍了胸脯，保证身体没问题，坚决完成党中央毛主席交给他的工作使命。但天不佑英才，1972年4月16日，也就是周总理找他谈话的第二天，曾山却突发心脏病不幸逝世。这一噩耗传到周总理耳中的时候，他简直不敢相信，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就在昨天还向他拍胸脯保证的老战友，即将赴任的公安部部长，怎么说没了就没了呢。 看到这里，有些读者不免会问，曾山是何许人也，为何他能得到毛主席特别的青睐和信任？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从曾山同志的革命生涯及其所建树的功绩说起。其实，在井冈山时期，时任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的曾山就是毛主席创立革命根据地最重要的支持者和得力助手。 晚年的毛主席经常回忆起曾经的往事，一提到井冈山的时候，他总是泪流满面地说道：“我在中央苏区，很多地方都得益于曾山同志的帮助......在江西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曾山同志是有功的。” 曾山于1899年出生于江西吉安的一户普通家庭。由于家境贫寒，曾山在读了几年书之后就辍学了，来到了当地的一家作坊当起了工人。正是这段穷苦的日子，磨练了他的革命意志，也激发起他的革命热情。 曾山兄弟三人，他排行老二。他的哥哥曾延生在1924年就加入了共产党，是赣西南党组织的负责人。在哥哥的影响下，曾山也于192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积极投身到大革命浪潮之中。1929年11月，曾山被任命为赣西临时苏维埃主席。他提出了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主张，积极协助毛主席制定《二七土地法》，有力地推动了当地的土地革命斗争。1930年10月，年轻的曾山率领红军地方武装配合红一军团一举攻下了吉安城，此后就当选为全国首个省级苏维埃政府的主席。 曾山担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期间，对中央苏区进行了全面建设。在政治方面，他紧抓全省的选举工作，实现了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代表会议制，同时对干部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在他的带领下，苏区的干部作风受到了群众的称赞，他的工作也多次受到毛主席的表扬。在经济方面，曾山动员人民群众开展了一场消灭荒田的运动，提高了粮食产量，既保证了苏区对中央以及地方红军的军粮供给，又改善了农民的生活，确保了苏区军需民用物资的供给。许多中央领导都对曾山赞誉有加，称他是党内搞地方工作和经济管理的“一把好手”。 曾山在党内路线斗争的风波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站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一边，同革命内部各种反对毛泽东思想路线的行为做坚决斗争。尽管他也遭到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打击迫害，但曾山同志从未动摇过对革命的忠诚，从未动摇过他对毛主席的崇仰和信任。 1934年，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为了掩护红军主力部队进行转移，时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的曾山留在了中央苏区，与胡海同志一道率领地方武装同敌人打游击，掩护主力红军转移。1935年4月，曾山领导的红军游击队被敌人打散后，他挠幸脱险，秘密前往上海，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并被党组织送往苏联学习。  曾山同志 1937年7月，日军对北平卢沟桥发起了攻击，全面抗日战争爆发。此时曾山等同志已从苏联回国来到延安，投身于抗日斗争的洪流。他列席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此次会议研究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问题。经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由项英担任主席，曾山等同志担任委员。不久曾山就带着30多名干部离开了延安，途径西安到达武汉，协助叶挺、项英开展新四军部队编组和中共中央东南分局的筹建工作。1938年1月，在南昌成立了以项英为书记、曾山为副书记、陈毅等同志为委员的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曾山负责分局的日常事务工作并兼任组织部长。这段时间，曾山虽然没有亲上战场领军打仗，但却凭着超强的组织动员能力，为东南几省党组织的恢复重建及新四军初期的组建整编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辉煌成绩。根据当时的统计数据显示，在曾山领导下，仅江西一省的党组织从仅存的1000多名党员，二年间以极快的速度发展到了1.8万名党员，同时为新四军输送了大批兵员和物资。曾山的工作得到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表扬。对此，很多同志都深深的感慨道：“东南党组织的恢复及新四军的建立，曾山同志是付出了巨大努力的。” 皖南事变及新四军重建后，曾山辗转来到华中，担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常委兼组织部长，协助书记刘少奇分管地方党建及干部工作。1943年，曾山又兼任了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财经委主任，主抓根据地的经济和民生工作。在他的领导下，华中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创立了华中银行，开办了许多工厂，搞起了贸易经济，为新四军的后勤保障工作做出了突出贡献。  民工支前 解放战争期间，曾山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常委兼组织部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兼财经委主任等重要职务。主抓华东解放区的经济工作及华东野战军的后勤供给工作。在举世闻名的淮海战役中，我军以60万军队打败国民党80万军队，创造了战争史上以弱胜强的奇迹。胜利当然归功于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刘伯承、粟裕等将帅的杰出指挥及解放军战土的浴血拼搏精神。但不可或缺的还有解放区人民的支持及强劲的后勤保障能力。陈毅元帅曾经说过：“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这话说得极其正确，而幕后英雄就是发动人民群众的组织领导者之一——华东财委会主任曾山。 据有关资料显示，仅淮海战役，我党就组织动员了民工543万人次，筹集粮食9.6亿斤，运送弹药1460万斤。在缺乏现代运输工具的情况下，靠人挑马驮，硬是出色地完成了繁重的支前任务。三大战役后，我军又发动了渡江战役，这一次后勤保障任务又交给了华东局，而曾山再次挺身而出，全权指挥后勤保障工作。在他的运作下，筹集了1.5亿斤粮食，征集了船只2万余条，动员了民工178万人次，保障了渡江战役的胜利。  曾山同志与家人 对此，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代表党中央高度评价了他的工作：曾山对统一华中及华东两地财政均有很大功绩，值得赞许。中央军委完全信任他对华东财经后勤的领导。 解放后，曾山曾短暂地担任过上海市副市长，协助市长陈毅稳定战后上海的经济秩序。因淮河发大水，豫皖苏几省灾情极其严重，中央急调曾山出任治淮委员会主任，主抓救灾及治淮水利工作。1952年7月，中央又调曾山进京工作。曾山先后担任过交通、商业、民政等部的部长，为建国初期的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1960年，曾山被中央任命为内务部部长。任职期间，他深入基层调研，了解社情民意，针对当时的突出问题，采取了多种措施予以解决，极大地改善了军民的生活状况，有力地保障了社会的稳定发展。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曾山受到冲击被打成走资派靠边站，耽搁了他近十年的工作时间。但即使在逆境中，曾山依然以坚强的党性，与林彪和四人帮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与此同时，也损害了这位老革命家的身心健康，以至出现了“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悲剧。曾山同志虽然已离开了我们多年，但他对党和革命事业的耿耿丹心及卓越贡献，却镌刻在历史中，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曾生将军塑像 二、独当一面、威震南粤的华侨将军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朱德元帅在中共“七大”做军事报告时，将八路军、新四军、琼崖纵队、东江纵队并称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其中，八路军和新四军大家都很熟悉了，琼崖纵队因“红色娘子军”也家喻户晓，但这个东江纵队，了解的人却不是很多，更不要说它的领导人曾生将军。 曾生将军，1910年出生于广东惠阳坪山乡（今深圳市坪山新区）一户华侨家庭。从小随父母在澳大利亚生活，1928年回国考入广州中山大学学习。在读书期间，曾生思想进步，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曾被推选为广州市抗日学生联合会主席。1936年10月，曾生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就担任了中共香港海员工委书记。他在工人中积极组织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对推动香港、澳门和广东东江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起了重要作用。 日寇侵占广东后，根据党组织的指示，1938年10月曾生由香港回到家乡，出任中共惠（阳）宝（安）工委书记。此时他就主动向党组织提出，建议在东江地区组建抗日武装，成立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并建立抗日根据地。当时党组织对曾生到敌后领导开展武装斗争的想法还是有疑虑的。毕竟曾生是一介书生，没当过兵，甚至连枪也没摸过，要在日伪政权和国民党顽固派统治的夹缝里组建抗日武装队伍，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无疑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东江地区是一个基本封闭的狭小区域，党组织当时在该地区的力量还比较弱小。要想白手起家拉队伍，仅后勤保障的问题就是一个难题，更别说斗争环境的恶劣程度等等，其困难将无法想象。 就在这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曾生却创造了奇迹。他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指示，放手发动人民群众，很快就组建起一支武装力量——惠宝抗日游击队并担任队长，开始着手创建东江抗日根据地。曾生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利用自已家族的华侨身份，积极争取海外华侨、港澳同胞和各阶层爱国人士的支持。在他的不懈努力动员下，有1000多名华侨子弟和港澳爱国青年回国参加抗日斗争，壮大了惠宝抗日游击队力量，为东江纵队的建立和东江抗日根据地的发展与巩固，起了奠基作用。  曾生将军 1940年8月，曾生任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3大队（惠宝游击队改编）大队长，率部开进东莞县的大岭山区建立抗日根据地。11月，曾生指挥所部取得百花洞战斗的胜利，击毙日军长濑大队长以下50余人。广州日军首脑哀叹：“这是进攻华南以来最丢脸的一仗。”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大批爱国学者、民主人士被困香港。党中央特地指示曾生及抗日游击队开展省港大营救。在曾生缜密策划和游击队员的舍命救助之下，邹韬奋、茅盾、梁漱溟、何香凝、柳亚子等著名爱国人士，相继被从香港解救出来。这场行动历时半年，共解救中外各界知名人士800多人，在国际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1943年12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军东江纵队正式成立，曾生任司令员。他与政治委员林平率部在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夹击下，转战东江两岸，此后又挺进粤北山区，建立了稳固的东江抗日根据地。在极端复杂的环境中，曾生展现出卓越的政治组织和军事指挥才华。正所谓时势造英雄，艰苦的斗争环境，将一个文弱书生锤炼成了能独当一面并立下赫赫战功的抗日名将。在整个抗战时期，东江纵队在曾生的指挥下，频繁出击，与敌人打了1400多次仗，共歼灭日伪军9000多人，威震华南。东江纵队所开辟的华南敌后战场，被称为抗战时期“敌后三大战场”之一。东江抗日游击纵队也逐渐壮大成为我党领导的重要武装力量。抗战胜利后，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指定曾生为华南抗日纵队代表，负责接受日军在广东的投降。此后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曾生率东江纵队主力离粤渡海北上，进入了华东解放区。  曾生将军戍装照 解放战争期间，曾生历任华东军政大学副校长，中共渤海区委员会副书记、渤海军区副司令员，人民解放军两广纵队司令员等职，率部参加了淮海、渡江等重大战役。 新中国成立后，曾生担任过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华南军区第一副参谋长、海军南海舰队第一副司令员等职，并于1955年被授于少将军衔。此后曾生调离了军队系统，相续担任过中共广州市委书记、市长，广东省副省长，国家交通部部长等党政重要职务。1995年11月20日，曾生因病在广州逝世，享年86岁。  曾三同志 三、我党我军无线电通信事业的先驱、首任国家档案局局长 更名改籍别双亲，天下兴亡责在身。 随党远游十万里，迎来新纪献人民。 这首诗，是曾三同志革命生涯的真实写照。按曾三同志自己的话说：“我这一生只做了二件事，一是搞技术——无线电通讯；二是搞管理——档案管理”。话虽简单，但就这二件事的成就，却非凡无比！ 曾三原名曾海云，生于1906年，湖南益阳人，在学生时代就积极参加进步运动，1925年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斗争。1930年到上海工作。“滴滴嗒，滴滴嗒”，在上海一个闷热的亭子间里，一个削瘦高挑、戴着眼镜的年轻人正在赤膊苦练发报，他就是曾三。1930年1月，我党沪港地下电台互通成功。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苏区和各地红军纷纷向党中央要求配备无线电台和技术人员。曾三是受武汉党组织委派到上海参加我党举办的第一期无线电培训班的。经过刻苦训练，曾三很快掌握了无线通讯技术。当时的上海，白色恐怖笼罩。为避免暴露，他们经常转移地点。为避免发报时电灯闪烁，引起邻居猜测和敌人注意，他们总是等到凌晨，人们已经进入梦乡才开始发报。条件艰苦，形势严峻，和他一起来学习无线电技术的同志，有的被抓捕入狱，有的甚至牺牲了，也有的胆怯离开了，但曾三在白色恐怖面前从未动摇，他努力刻苦地学习，很快就成长为我党无线电通讯事业最早的技术尖兵。 1931年2月，春节刚过，曾三和伍云甫、涂作潮二位同学，乔装打扮赶到江堤上的接头地点，发现接见他们的是党中央领导聂荣臻同志。聂荣臻代表党中央交给他们一个光荣的任务：“为保证党中央和江西苏区的无线电联络，决定派你们三位同志去江西完成这个任务。”听到这个消息，曾三和同学都很激动。三人化妆成华侨商人，从上海出发，经香港，过汕头，在地下交通员的帮助下，躲过警察、宪兵和便衣特务层层盘查，终于到达红都瑞金。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导亲切接见了他们，把他们安排到红军正在筹建的第一个无线电台和第一个无线电训练班工作。 为完成党交给的光荣任务，曾三他们要设法完成三件事。首先要获得一个超大功率的电台，其次要凭借记忆复原上海党中央的使用密码、呼叫和联络办法，最后还要得到上海党中央的无线电回应。此时，中央红军只有一部从敌人那里缴获的发报功能被损坏的电台。但就是靠这部不能发报尚可收报的电台，曾三和其他同志一起，不顾危险轮流移驻到反“围剿”的前沿阵地，日夜侦听敌人动向，窃取了大量情报信息，为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 1935年，红军缴获了一台100瓦的大功率电台，曾三如获至宝。他用平时重复记忆了千百次的密码，终于与上海党中央取得了联系。有了电台，红军无线电通讯队伍急需壮大。此时曾三已被任命为红军无线电台首任政委，又兼任红军无线电通信学校政委，工作更忙了。他克服学习条件差、器材物资匮乏等困难，不断开班培训新学员。学校由开始的几十人发展到一千多人，专业也增至报务、机务、有线电话、旗语和司号等多个专业。 在红军长征途中，曾三带电台及学员跟随党中央转移。身患疟疾、视力不好的曾三，几次在行军途中差点摔下悬崖深坑。但他仍保持旺盛的精力，只要一有空闲，他就坚持带领大家学习收发报技术，“滴滴答、滴滴答”的声音经常在红军宿营地上空响起。到陕北后，他还跟随周恩来赴西安，担任党中央代表团的电台台长，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贡献了力量。 由于曾三心思缜密，工作细致，办事认真，被毛主席看中，调他到党中央担任办公厅文秘处处长，负责中央档案的管理。按曾三同志的说法是：“改行了”。从解放战争时期开始，此后曾三同志就一直在中央机要部门工作，先后担任过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长，办公厅副主任等要职。1954年11月，曾三同志被任命为国家档案局第一任局长。曾三同志根据当时全国档案工作的现状，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建立档案工作的规章制度并在全国施行。他注重规范档案工作的管理，为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事业，倾注了自己的一腔心血，为新中国档案工作的规范化建设作出了贡献。十年动乱，曾三受尽折磨，但他对共产主义信念矢志不移。恢复工作后，仍献身于党的事业，担任过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中央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等职。1990年11月28日，曾三同志不幸病逝于北京，享年85岁。  曾三同志工作照 参考资料： 《江西现代革命史辞典》 《东江纵队史料汇编》 《曾三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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