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林先生（作者：孙宏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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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师林先生

朗读者／叶进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沪语播音员

                               文/孙宏彝

题记：

对于曾给予过自己帮助和关怀的人，我是非常感激和始终深刻铭记着的，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曾给你雪中送炭、送来温暖的人，那更是一辈子都不会和不应该忘记的。

我时常会情不自禁地想起上世纪六十年代读高中时的班主任兼教数学的林春树先生（当时校内同学都尊称年纪稍大的老师为先生），忆起当年在学校求学时许多令人难忘的往事。我那时在读的是一所上海市重点中学——同济大学附属中学。林先生高高的身材、瘦长的脸，皮肤略黑，脸上时常挂着和蔼可亲的微笑，当年大约四十出头的年纪。 他教学经验丰富，平时教学认真，对学生要求极为严格。记得刚进高中时，有一次因贪玩，时间来不及了，我数学作业少做了两题，就把作业本子交上去了，谁知第二天虽是星期天，林先生还特地到我家，家访后把我带到学校办公室，监督我补做完那两道题。从此以后，我做作业再也不敢马马虎虎、蒙混过关了。  

那时，我家境贫寒，全家七、八口人，全靠父亲六十多元微薄工资过日子。高二时，一次在教室外的走廊上，林先生看我冬天仍没有棉袄穿，就关心地问起我家的生活和经济情况。当他知道我家每月粮食不够吃时，还硬送了一些粮票给我。 此次交谈后不久，学校有一天忽然通知我到总务处去领什么临时生活补助的钱，事后才知道是林先生向学校领导和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后并替我申请才批准的。进入下一新学期后，补助改成了每月发放的助学金。当我第一次把八元五角助学金交到母亲手中时，她既高兴又非常激动，眼噙热泪，抚摸着我的头，喃喃地说道：“真没想到，读书还能有钱拿，多亏了林先生帮忙，他真是个好人哪！你千万不要辜负老师的期望，一定要好好念书啊！”

我们学校是在全市招生的，我所在的班级，大部分同学的父母或是干部或是知识分子，而我的父亲只是一个在公共汽车上卖票的工人、母亲整日在家做家务、带孩子，但林先生对学生以及家长都是一视同仁的。一次学校通知开家长会，父亲很想去参加，但又担心在家长会上怕因社会地位的落差而受到老师冷落。但开完会后回到家，父亲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愉快而感动地说，散会后林先生和他又作了真诚而亲切的交流，谈了好长时间，甚至还引起了别的家长的几分嫉妒和羡慕。 

林先生一向平和谨慎、待人宽、律己严；他做人处事始终保持谦逊低调，一九六六年五月班级师生拍毕业集体照，照说班主任理应是主角，但他却默默地坐到教师排最边上的位置（前第二排右八）。文革中，学生贴他的大字报只有一张，内容也只是说他胆小怕事、不积极投入运动中去，我还看见他戴着老花镜拿着笔，边认真看大字报、边摘录有关内容。当许多人正在狂热地投身运动时，他却响应宝山农业部门紧急号召，带着我和另几个学生到长兴岛农村去参加“三秋”劳动。安排地铺睡位时，林先生主动要睡在最外边，因为他有失眠症，且怕夜间起来抽烟或小便时吵醒我们。在劳动中，我看到他咬着牙挑担，额上满是汗珠，就劝他注意自己的身体，少挑些，他却诙谐打趣地说：“劳动真是一帖良药，白天累了，晚上睡觉也睡得香了”。最使我感动的是，他知道我饭量大，就特地有意和我搭伙在一户农民家，每到吃饭时，他总趁主人转身或去取东西时把自己碗里的饭分给我。 

一九六六年五月毕业前夕班级师生集体照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随着三届学生毕业分配完后，我们的学校由于总总特殊原因被市里解散了，听说林先生也被调到另一所中学去教书。那时我已被分配到郊区农场种田，但我在艰苦劳动之余总时常想念林先生，渴望能有机会向他当面表达我对他的感激之情。但我内心又有点“自惭形秽”的感觉，总感到自己离开学校后没作出什么成绩，有愧于老师对我的教育、培养之恩。有时回家休假，时常怀着一种复杂难言的心情，偷偷地守候在林先生必经的路边，当看到他骑着那辆“老坦克”去学校或回家时，我多么想冲上前去和他打声招呼，但我最终还是抑制住自己的感情，没有和林先生相见，只是躲在建筑隐蔽处，默默地望着他那有点衰老的背影渐渐远去，直到看不见为止。

一九七七年底高考恢复，第二年我以优秀的成绩考进了大学。六门考试课目中，我数学分数考得最高，得了九十几分。进大学后，与周围的同学闲聊，才得知许多人数学一般只得了二、三十分。他们都很惊讶：你考文科的，数学成绩怎么这么好？（后来得知，全上海文科考生数学在九十分以上的，总共约有一百人）我想，这固然跟自己考前复习时的刻苦努力有关系，但是更跟高中学习阶段，由于林先生一丝不苟的严谨教学，给我打下了深厚而扎实的数学基础，是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的。

师生相聚（后排中为作者）

一九八六年，在一些热心的同学安排和组织下，分散了近二十年的老师和同学在闸北区的“深圳饭店”又聚会在一起了。分别多年后，我又一次见到了同学们非常崇敬的林先生。交谈中我才得知，林先生原籍在福建，家中有好些亲朋好友在国外（主要是在菲律宾）。我曾问他，已经退休了，为什么不到国外去生活和玩玩？他淡淡地说道：“还是国内好，国内比较稳定”。 多年前，我曾写过一篇怀念林先生的散文，在报上刊登后给他也寄去了一份。很快林先生就打电话给我，十分谦虚而真诚地说，你所记叙的那些事都是老师应该做的，不值得挂在心上，还说有些事他早就忘记了；他还再三向我表示感谢，说难得这么多年来还牵记着他。二00七年五月，同济大学百年校庆，林先生由于身体原因不能到校参加欢庆活动，因家就在离学校不很远的鞍山支路，他就热情邀请班级同学去自己家中相聚。那天，他和师母准备了西瓜，盛情款待大家，大部分同学他都还认识并能叫得出他们的名字。

林先生 

林先生，许多事情对您来说也许是淡漠平常事，甚至在脑海里已经遗忘不记得了，但是对我来说，师恩难忘，曾受过您谆谆教诲和无微不至关怀的学生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林先生心脏不太好，曾在医院开刀抢救过。2011年9月从校友处惊悉先生去世的噩耗，我马上打电话到他家,但令人遗憾的是始终无法联系上他的家人。 

白驹过隙、人生易老，一晃又是十多年过去了，我们高中班级的同学现在也已经都有七十六岁左右了，但每次大家聚会时，总不由自主地会回忆和怀念起林先生，感觉先生的音容笑貌仍仿佛在眼前，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原载：“上海戏曲广播”公众号

鸣谢：孙宏彝先生赐稿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