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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17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城，明朝的最后一位正统皇帝自杀身亡...... 关乎这位末代皇帝历史学界有不同的说法，本文不进行过多赘述，不过对于此人的临终遗言，却引起了很多学者的注意。 正如崇祯皇帝所说：朕非亡国之君，而诸位皆亡国之臣。这一句话说的十分凄凉，说出了他对文官群体的无尽愤怒。  当然这个文官大体上指的是那些贪官，毕竟在明朝灭亡的最后时刻，这帮人依旧是一毛不拔，最终只拿出了20万两银子...... 以至于，朝廷无法拿出100万让吴三桂尽快搬家，也无法拿出200万去安抚起义的老百姓。那么问题来了，崇祯皇帝能不能把贪官给查抄了去解决自身的问题呢？ 现在历史学界一直有一种说法：明朝之灭亡，除了种种根本性的制度危机以外，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没钱，只要有了钱，各种问题可以逐步缓解。 所以不少人认为，只要把贪官集团尤其是东林集团全部查抄，那么朝廷自然可以过度危机。事实真是如此吗？ ——想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弄清楚明朝到底是怎么缺钱的。   一、财政主要渠道被“挖空”。众所周知，封建时代最根本的税源乃是土地税。 因此，明朝才会不止一次进行鱼鳞图册的重新审核修复，确保国家财政之稳定。 但到了明朝末年，土地兼并现象达到了前所未有之巅峰，大批土地被王侯将相所吞并，百姓无立足之地。 而其中尤其以皇家贵族最为严重。
根据后来学者统计：明朝皇姓贵族后代达到100多万，国家赋税大半拿来养这些王爷。  还有洪武年间的史书记载如下：
总之，在以上这一极为“粗暴”的政策下，到明朝末年，开国皇帝的直系男性后裔就接近了10万人，再加上全文提到的各大脉的人口，皇族的开支当时占去了国家财政税收的半数以上。
也难怪后来学者感慨：皇族之开支占全国各地存粮总数的80%，其占比为历史所罕见。  伴随着诸侯王的富足与疯狂，大批官员也随之响应——尤其是著名的东林党人，以他们为典型的从举人到朝廷高官与盐商勾结，大量隐瞒朝廷土地，不向中央缴纳付税。 根据明史《食货志》记载，早在弘治皇帝时期，明朝政府控制的户数就比洪武时期减少了150万，直接人口损失700余万人。 这样一来，朝廷能获得的粮食收入锐减...... ——以太仓粮库存为例，成化8年以前的漕粮整体超过400万石，隆庆元年收入太仓364万石，到了崇祯皇帝时期，实际入京通仓的只有200余万石。 由此可见，明朝财政之最大空缺，在于朱家的王爷和这些官员们挖空了朝廷赋税之根基，这已经不仅仅是贪官的问题了，这是一种约定俗成的陋习。   二、地方、军费的隐患——地方政府连年的欠税。 这一点，恐怕很多人都不会想到，到崇祯皇帝时期，明朝的中央集权力量大幅度下降，其主要体现在财政收入方面。 因为崇祯为镇压农民起义，以及各项大宗开支，各地方财政也出现了严重亏空。 而当朝廷要求严格上缴赋税之时，各地方政府并未积极的征收付税，面对大户拖欠现象，地方政府进行消极执行，以至于形成拖欠成风和遇事请托，截留起运等现象。 作为著名的税收来源地，万历年间的苏松两地从14年至35年所欠金花48万，布301万匹。到天启皇帝时期，南京户部尚书感慨：自天启元年至五年，各省拖欠折色共一百余万石。  我们且不论这些地方政府有没有存在税款截流现象，但仅就此现象就能看出，中央政府的财税集中权受到了较大的挑战。 而在此种现象之下，朝廷又遭遇了严重的军费问题。 早在洪武皇帝时期，曾制定了军屯和军户制度，妄图解决军队开支问题。 而早期，该制度获得了一定的效果，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卫所制度彻底崩溃，曾经的军屯土地逐渐被侵占，因此朝廷不得不开始负担军费开支。 根据黄仁宇先生的考证：北方军营以募兵制来补缺空额，最开始的时候，每个募兵可获得津贴五两银子，还得为其准备战马和服装。  到16世纪中期，每人每年需要白银6两，朝廷尚能应付。但到16世纪70年代，南方军队调到北方，军费开支大规模提升，到17世纪时期军饷高达18两。 在正统皇帝年间，朝廷的年例银不过40多万。 但随着军屯制度的废驰，边方缺乏粮草，米价日涨，到万历年间增加到了380多万，尤其是到万历46年到天启7年，前后10年时间，对后金的军费高达6000多万。 等到崇祯皇帝时期，又出现了三饷的加派。 根据史学家统计：辽饷经过前后4次加派，数额达到了685万。剿饷先后加派330万，练饷初期为400万，后来增加到730万。  如此恐怖的军费开支，导致原本就收入锐减的崇祯朝廷更加入不敷出。 ——以崇祯16年为例，户部左右二司额定收入为2010余万，但实际收入只有1584余万，支出为2122余万，赤字多达530多万。  三、明末已成死局，除贪亦不能解看完以上明朝财政之危机，我们再回顾开篇提到的问题，我们真的还能够自信的认为，大肆抄家能够解决明朝末年之危机吗？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如明朝李自成一般可以从北京抄出7,000万白银，但这纯属是竭泽而渔，并不能从制度上改变明朝财政的现象。 看看前文提到的这些问题，7,000万白银无法解决税收土地减半的问题，也无法解决军备废弛问题。 当然了，这笔庞大的资金应该能够暂时解决吴三桂军队开拔和充分的军费来对付农民军。 很多人说，要的就是缓过眼前的危机，只要挡住了李自成的部队，将其赶入山西陕西，大明朝廷又可以继续梳理眼前的问题。 但事实真是如此吗？ 前文提到的明朝财政危机写的很清楚，一个是贵族和官员的土地兼并，一个是恐怖到极致的军费开支和皇族花销。 也就是说，想要真正解决贪污问题，想要解决国家财政危机，第一个要动刀的就是皇族。至于说那些贪官污吏，其实说到底不过是一些小苍蝇罢了。 但我们仔细想想，在国家危亡之际，明朝的皇帝最要做的不是进行改革，而是尽可能的稳定人心。那么要稳定的人心最重要的是哪批人呢？ 自然就是朝廷最大的蛀虫——明朝的皇族们。 正如海瑞所说，搞掉了一个严嵩是不够的，而应该要解决严嵩背后的这些皇族蛀虫们。因此一开始进行贪污整治就是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纯粹没找到病因。 而且，就算忽略了这些皇族蛀虫，我们还忽略了两个最致命的问题，一个是统治结构性，另一个则是明朝不堪入目的行政执行体系。 都已经到了崇祯末年，众人本来就是人心惶惶，随时都有人准备向李自成投降。如若此时皇帝大规模查抄贪官，那么官员们会崩溃的更快，甚至直接发动政变干掉皇帝。 原因很简单，东林党上下一体，皇帝强势的时候都奈何不得他们，更何况是亡国之际。正如蒋介石的那句话：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 就算出现了一个强人，不仅稳住了局面，而且查抄了大量的贪官，那么这些钱真的会到崇祯皇帝的手中吗？ ——常言道乱世出妖孽。 正如前文所说，明朝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央财税集中权力受到地方挑战，在法律层面地方都欠缴那么多的赋税，那么靠中央的执行体系又会如何呢？ 恐怕不是锦衣卫，自己中饱私囊就是各个执行层面进行贪污受贿。 因此，崇祯皇帝绝不可能如农民军一般抄出7,000万白银，最多不过百来万多万的样子，而且还会把北京城变成一张薄纸，不过饮鸩止渴，自取灭亡罢了。 还是那句老话，不解决根上的问题去解决细枝末节，终究只是拖延死亡的时间，甚至还会加快死亡的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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