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小二娘”考——苏轼《与胡郎仁修》三简释读

栎阳钓晚 2023-05-18 发布于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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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二娘”考

——苏轼《与胡郎仁修》三简释读

《苏轼文集》卷六十《与胡郎仁修三首》[1]，孔凡礼《苏轼年谱》系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四月[2]，当时苏轼从海南岛北归，到达长江下游，而离其去世于常州，亦仅数月而已。全文如下：

①某启。得彭城书，知太夫人捐馆，闻问，哀痛不已。行役无便，未由奉疏。人至，忽辱手书。伏审攀慕之余，孝履粗遣，至慰至慰！某本欲居常，得舍弟书，促归许下甚力，今已决计泝汴至陈留，陆行归许矣。旦夕到仪真，暂留，令迈一到常州款见矣。未间，惟节哀自重。不宣。

②某慰疏言。不意变故，奄罹艰疚。伏惟孝诚深笃，追慕痛裂，荼毒难堪，奈何奈何!比日攀号愈远，摧毁何及。伏惟顺变从礼，以全纯孝。某未获躬诣灵帏，临书哽噎，谨奉疏慰。不次。

③小二娘：知持服不易，且得无恙。伯翁一行并健，得翁翁二月书，及三月内许州相识书，皆言一宅康安。亦得九郎书，二子极长进。今已到太平州，相次须一到润州金山寺，但无由至常州看小二娘。有所干所阙，一一早道来。余万万自爱。

对照七集本《东坡续集》卷七和明刻《重编东坡先生外集》卷八十，三简的次序与此稍有不同，第①简次第二，第②简次第一。《苏轼文集》以明代茅维编《苏文忠公全集》为底本，二简次序互易，当是茅维所为。因为①中有“未由奉疏”之语，而②看起来就是补上的“慰疏”，所以茅维调整次序也不可谓之无理，但也有可能是苏轼听说胡仁修母亲去世，先写了②慰疏，未能及时寄出，等到胡遣人送来书信，遂与答书①一起交来人带回，则《续集》和《外集》的次序也未必就错。同时交来人带回的应该还有③，其受书人是胡仁修的妻子“小二娘”，她正在为婆婆“持服”。所以，题为《与胡郎仁修三首》，其实只是依内容分为三部分，原貌很可能只是一个帖子。宋人王宗稷编的《东坡先生年谱》，于建中靖国元年条下云：“又有《与胡仁修书》，云旦夕到仪真。”[3]所引与①相符，其真实性当无可怀疑。本文要关注的就是③的受书人“小二娘”，她与苏轼的关系显然非同寻常，因为苏轼在信中自称“伯翁”，而显然苏辙是她的“翁翁”。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重编东坡先生外集》明万历36年刻本

不过，在考证“小二娘”其人之前，先要解决一个校勘问题。③中“亦得九郎书，二子极长进”句，“二子”字《续集》、《外集》皆作“书字”，不知茅维根据什么改成“二子”？可能他看到了墨迹，因为手书时遇到连续两个“书”字，第二个往往以两点表示，形状类似“二”，而“字”与“子”行草也许难辨，故有“书字”与“二子”两读，但文意因此大异。笔者以为“书字”是正确的，这不但因为《外集》、《续集》在文献上比茅本原始，也因为推考事理，不得不然。按照③全文的语脉，“九郎”应该是苏轼和“小二娘”的家人。检苏辙《栾城三集》卷二，有《同外孙文九新春五绝句》诗题[4]，“外孙文九”乃文同之孙、文务光之子文骥，其排行为第九。笔者判断，“九郎”当指此人。下文将考证，文骥生于元丰七年（1084），至建中靖国元年才十八岁，不能有“极长进”之“二子”。判断“九郎”为文骥，对于考证“小二娘”其人是极为重要的。

回到“伯翁”的问题。《苏轼年谱》（第1398页）对此有解读：“简中'伯翁’，苏轼自谓；'翁翁’乃（苏）辙……小二娘当为辙女，胡仁修为其婿。《苏颍滨年表》载辙五女之婿，无仁修，待考。”这里先据文意判断“小二娘”为苏辙之女，但又因为宋人孙汝听《苏颍滨年表》[5]备载苏辙五个女婿的姓名（文务光、王适、曹焕、王浚明、曾纵），其中无胡仁修，故又自疑其说，谓“待考”。[6]

《苏颍滨年表》对五婿的记载是无可怀疑的，问题出在对于“伯翁”一词的理解上。所幸苏轼笔下还出现过一次“伯翁”，就在《苏轼文集》卷十《文骥字说》，自署“外伯翁东坡居士”。文骥是苏辙的外孙，苏轼对他自称“外伯翁”。由此看来，“伯翁”、“翁翁”云云，指的是祖辈而非父辈。那么，“小二娘”就应该是苏辙的孙女，而不是女儿。

可是推考苏辙家里的情况，在建中靖国元年，六十三岁的苏辙尚无达到可以嫁人年龄的孙女。苏辙有三子，长子苏迟卒于南宋绍兴二十五年（1155），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六十八、孙汝听《苏颍滨年表》及《宋史翼》卷四《苏迟传》之记载，《宋史翼》又谓其卒时年八十余，则建中靖国元年（1101）才三十岁左右。不过这里大概有点问题，据孔凡礼《苏辙年谱》，苏辙次子苏适生于熙宁元年（1068）是可以确定的，而苏迟应该长于苏适，故推断苏迟“约生于治平（1064—1067）间”，享年超过九十[7]。今按，治平三年四月苏洵卒，如果苏辙不至于荒唐到丧服期间生子，则苏迟长苏适还不止一岁。但是，即便估计他生于治平元年（1064），到建中靖国元年（1101）也仅三十八岁，按常理，还不能拥有已经嫁人之女。

孙女既无可能，称二苏为“伯翁”、“翁翁”的“小二娘”应该是什么人呢？依人情之常，如果关系亲切，而且在日常口语中，“外伯翁”的“外”字是可以省去的。如此，还剩下“小二娘”为苏辙外孙女的可能性。苏辙《栾城后集》卷二十一《王子立秀才文集引》，是为其次婿王适的文集所作的序言，谓王适元祐四年（1089）卒，有一女，尚“未能言”。这一位外孙女到建中靖国元年也还年幼，其为“小二娘”的可能性极小。那么，所有苏辙孙辈中，惟长婿文务光之女，有为“小二娘”之可能，而苏轼《与胡郎仁修》第③简中特意夸奖“九郎”文骥，也就不难理解了，因为文骥是“小二娘”的兄弟，是她最关心的人。身为“（外）伯翁”，又是对故友文同的孙女，苏轼对“小二娘”的体贴之情，是跃然纸上的。

北宋首屈一指的大画家文同，究竟有没有这样一个孙女呢？《四部丛刊》本文同《丹渊集》卷首，有范百禄所撰墓志铭，称其有五子、二女、孙男七人、孙女四人，但对孙女的情况当然并无任何记载。文同第四子即苏辙长婿文务光（字逸民），据《苏辙年谱》，其结婚在元丰元年（1078）十月或十一月，而元丰二年正月文同卒，务光夫妻结婚不久便踏上护送灵柩回归四川故乡的漫长道路。按苏辙《王子立秀才文集引》的说法，文务光“丧其亲，终丧五年而终”，按宋人守制的最短时间算，终丧当在元丰四年（1081）夏，则务光之卒应在元丰八年（1085）或元祐元年（1086）。《栾城后集》卷二十有《祭亡婿文逸民文》云：“我还京师，幸将见君。一病不复，发书酸辛。女有烈志，留鞠诸孤。赋诗《柏舟》，之死不渝。” 苏辙从绩溪县令以右司谏召回朝廷，是在元祐元年，不久即闻务光死讯，而苏辙长女当时仍留在文家。从“留鞠诸孤”之语可以确认，文务光的遗孤不止一人，其中应该包括“小二娘”和文骥。

《苏辙年谱》在这个问题上有一点小错误，该谱元祐三年条下记：“侄千乘、千能自蜀中来……还乡，轼作诗送之，辙次韵。时长婿文务光（逸民）已卒。”（394页）其所据为《栾城集》卷十六《次韵子瞻送千乘千能》诗“长女闻孀居”之语，并推测“务光噩耗，当由千乘、千能二侄传来”。此是对诗语的错误理解，诗云：

长女闻孀居，将食泪滴盘。老妻饱忧患，悲咤摧心肝。西飞问黄鹤，谁当救饥寒。二子怜我老，辇致心一宽。别久得会合，喜极成辛酸。

苏辙的语意十分明白，“长女闻孀居”等乃是追述过去之事，现在二侄之来，“辇致”苏辙长女，遂获“会合”，悲喜交加。所以，二侄不是把噩耗传来，而是把苏辙的长女带回了苏家。此后，这个长女一直跟在苏辙身边。《苏轼文集》卷十有《文骥字说》，就作于元祐三年十月，时文骥（务光子）五岁，始入苏家。毫无疑问，文骥是随着他的母亲，由千乘、千能“辇致”苏家的。文氏母子之来，必在为务光终丧之后，由此亦可反证务光之卒，至晚在元祐元年。文骥元祐三年（1088）五岁，其出生当在元丰七年（1084），宜为文务光幼子。不过，若文骥有兄长，苏轼、苏辙的文字中想必会提及，但现在毫无线索。那么，参证“诸孤”之语，只能推测他还有姐姐。到了建中靖国元年（1101），文骥已经十八岁了，他的姐姐应该可达嫁人年龄，“小二娘”非此文氏之女莫属。

苏辙长女回苏家时既然带了文骥，应该也带了“小二娘”，她幼年丧父，童年想必凄楚，随母弟到了苏家，投靠“翁翁”、“伯翁”后，快乐的日子也没有几年，因为苏氏兄弟即将遭到流放。她的婚姻，极有可能就是苏氏兄弟为她作的主，为了证明这个猜测，下文对她的丈夫胡仁修其人略作推考。

胡仁修不见于其它任何史籍，从苏轼《与胡郎仁修三首》书简来看，他与“小二娘”夫妻住家在常州。北宋常州治所在晋陵县，当地首屈一指的望族，就是晋陵胡氏。在仁宗、神宗、哲宗时代，晋陵胡氏有胡宿、胡宗愈叔侄先后担任过执政官，欧阳修为胡宿写了《赠太子太傅胡公墓志铭》，叙其子孙情况：

子男五人：长曰宗尧，今为都官员外郎；次曰遵路，早卒。次曰宗质，国子博士；次曰宗炎，著作佐郎；次曰宗厚，秘书省正字，早卒。女四人，皆适士族。孙：志修，太常寺太祝；行修，守秘书省校书郎；简修，试秘书省校书郎；世修、德修、安修、奕修、慎修、益修。[8]

胡宿的五个儿子，除了早卒的次子遵路外，其他四子皆以“宗”字联名，再考虑到侄子胡宗愈、胡宗回[9]，可见胡宿子侄辈都是联名的。至于孙辈，《墓志铭》所载九孙之名，第二字皆为“修”；胡宗愈也有子名胡端修，后入元祐党籍，见《元祐党人传》卷四和《咸淳毗陵志》卷十七；《咸淳毗陵志》卷三十还记载了胡宿的一个女儿，名胡淑修，是李之仪的夫人，但根据李之仪本人所撰《姑溪居士妻胡氏文柔墓志铭》[10]，胡淑修（字文柔）实是胡宗质之女，胡宿的孙女，故与其兄弟辈以“修”字联名。这样看来，同在常州的胡仁修，极有可能也是胡宿的孙辈族人。

晋陵胡氏与苏氏兄弟关系最为密切的，无疑是胡宗愈。元祐三年，胡宗愈从御史中丞被提拔为尚书右丞（执政官），右正言刘安世连奏二十一状反对，具载其《尽言集》卷三、四[11]。今检其《第二状》云：“方陛下嗣位，太皇太后同览庶政，而苏轼撰试馆职策题，乃引王莽依附元后取汉室之事，以为问目。士大夫皆谓非所宜言，台谏官数当论奏，而宗愈不惟无所弹劾，反又劝止同列，不令上疏。”此谓胡宗愈包庇苏轼。《第八状》云：“永兴军路提刑冯如晦，欲令旧不充役贫下之家出钱，以助合役之上户，不量缓急闲剧色役，一例雇募游手充代。其论议乖缪，最害役法，而苏辙颇主其言，亟为公移，欲颁诸路。户部尚书李常曾不讲究，遽欲行下，而员外郎刘昱乃能力辨是非，不为押检。议既不合，事遂中辍。搢绅之间，莫不嘉昱能守其职，而宗愈因上雇募衙前之议，遂诋刘昱，以谓户部郎官有近来参详立法之人。护短遂非，不肯公心舍己从长，以救乡户之患，意在阿党，不顾义理。”此谓胡氏党同苏辙。至《第九状》，则明斥胡宗愈“显主轼辙之党，公肆诋欺”。与此同时，谏议大夫王觌也上疏说：“宗愈自为御史中丞，论事建言多出私意，与苏轼、孔文仲各以亲旧相为比周，力排不附己者，而深结同于己者。操心颇僻如此，岂可以执政？”[12]可见在当时反对者的眼里，胡宗愈与苏氏兄弟是一个“朋党”，也就是所谓的“蜀党”，其最为显著的政见，就是反对完全废除“免役法”，这从上引刘安世的《第八状》也可看出。刘安世一般被视为“朔党”，所以竭尽全力要阻止胡宗愈成为执政官。“蜀党”的名目，当然因苏氏兄弟身为蜀人而来，但其党羽未必都是蜀人，比如“苏门四学士”（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就没有一个是蜀人，倒是胡宗愈跟苏轼之间，颇有地缘关系，据费衮《梁溪漫志》载：

东坡平生宦游，多在淮、浙间……寻上章乞居常州，其后《谢表》有“买田阳羡，誓毕此生”之语。在禁林，与胡完夫、蒋颖叔酬唱，皆以卜居阳羡为言。[13]

“完夫”乃胡宗愈字。“颖叔”为蒋之奇，与东坡同年进士，也是常州人。早在常州买田以备归老的苏轼，与他们的关系已接近“同乡”了。在考察所谓“蜀党”时，这一点也是需要关注的。

《苏轼诗集》卷六有《胡完夫母周夫人挽词》[14]，可以猜想苏、胡两家已为通家之好。从《与胡郎仁修三首》来看，苏轼对胡仁修“太夫人”的去世，表达了相当程度的悲悼之情，大概这位“太夫人”生前跟苏轼有过交往。这样，我们甚至可以大胆地推测，此“太夫人”为胡宗愈之妻[15]，而胡仁修乃胡宗愈之子。至少，从“修”字联名来看，他应该是胡宗愈的子侄辈。

算起来，李之仪夫人胡淑修（文柔）应是胡仁修从姊了，这胡淑修与苏轼也颇为相知，见李之仪本人所撰墓志铭：

余从辟苏轼子瞻府，文柔屡语余曰：“子瞻名重一时，读其书，使人有杀身成仁之志，君其善事之。”邂逅子瞻过余，方从容笑语，忽有以公事至前，遂力为办理，以竟曲直。文柔从屏间，叹曰：“我尝谓苏子瞻未能脱书生谈士空文游说之蔽，今见其所临不苟，信一代豪杰也。”比通家，则子瞻命其子妇尊事之，常以至言妙道，属其子妇持以论难，呼为“法喜上人”。子瞻既贬，手自制衣以赆曰：“我一女子，得是等人知，我复何憾。”[16]

李之仪终生不叛苏氏，与这位夫人的态度不无关系。苏轼晚年北归途中曾给李之仪写信说：“朝云者，死于惠州久矣。别后学书，颇有楷法，亦学佛法，临去诵六如偈以绝。葬之惠州栖禅寺，僧作亭覆之，榜曰六如亭。最荷夫人垂顾，故详及之。”[17]这里说到的“夫人”就是胡淑修，她对东坡的侍妾朝云最为“垂顾”。而本文所考的文氏“小二娘”，看来是她的从弟媳。

如果上文的推测可以成立，那么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推测，“小二娘”会嫁入晋陵胡氏，应该就是苏轼作的主。因为文氏在文同去世后日益衰落，而且家在四川，与常州相距遥远，而元祐三年苏辙长女携带文骥回到苏家时，“小二娘”当亦随来，待其年长后，苏氏兄弟为她决定婚姻大事，也合乎情理。上文已说明，苏轼早就打算在常州安家（苏辙则看中许昌），“小二娘”嫁到常州，就等于留在他的身边。由此看来，“小二娘”是颇受这位“外伯翁”疼爱的。另一方面，她的兄弟文骥则在苏辙身边长大成人，晚年隐居在颍昌府（许昌）的苏辙，写有《外孙文骥，与可学士之孙也，予亲教之学，作诗俊发，犹有家风，喜其不坠，作诗赠之》、《次韵文氏外孙骥以其祖父与可学士书卷还谢悰学士》、《文氏外孙入村收麦》、《同外孙文九新春五绝句》、《外孙文九伏中入村晒麦》等诗[18]。据《苏辙年谱》（第656页），最后一首作于政和二年（1112），即苏辙去世的那年。次年，文骥在开德府（澶渊）任主簿，跟陈与义有唱和[19]。看来，他是为苏辙送终后才离开苏家的。这位文骥出现在苏辙诗集的末尾和陈与义诗集的开端，他奇妙地连接了诗歌史上紧邻的两座高峰。

北宋的政治是典型的文官士大夫政治，其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朋党”的存在，历史学家对北宋“朋党”的研究已经表明，地缘和姻亲关系是士大夫组建“朋党”的重要纽带[20]。不过这也未必意味着他们把女孩子当作纯粹的结盟工具来使用，因为政治上的“朋党”在日常生活中也往往是亲切的朋友，其通婚也出于情感方面的原因。而且还有不少例子表明，姻亲也可能是政治上的敌手，这也就是说，日常生活中的亲情交往可与政见上的对立并存无碍。士大夫置身于种种人际关系编织的网络之中，使其情感表达变得相当复杂。

北宋的文学也是典型的士大夫文学，其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相当浓厚的政治色彩与“日常化”的倾向并存。关于“日常化”，自吉川幸次郎以来，在宋诗研究的领域已经获得普遍肯定[21]。毋庸赘言，书简尺牍的“日常化”程度比诗歌还要高得多，特别是东坡尺牍，因为其书法和行文俱优，长期成为士大夫撰作尺牍的范本，而且现存数量庞大，从中探悉一个身处种种人际关系编织的网络之中的士大夫的情感表达，是颇具文学史意义的。当然，首先要将这张网络的原貌尽量地清理出来，而在清理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士大夫周围的女性不但在网络的编成上不可或缺，而且她们在很大程度上引导了士大夫情感表达的“日常化”趋向。如若谈及知识水平，有些女性也丝毫不低于士大夫，比如上文提及的胡淑修，在李之仪撰写的墓志中还有这样一段：

上自六经、司马氏史，及诸纂集，多所综识。于佛书则终一大藏。作小诗、歌词、禅颂，皆有师法，而尤精于算数。沈括存中，余少相师友，间有疑忘，必邀余质于文柔，屡叹曰：“得为男子，吾益友也。”

可见，她不但在文学、佛学方面能与苏轼相“论难”，数学方面也能与沈括相匹敌。一个女性的知识能力，竟至于合苏轼、沈括为一人，简直匪夷所思。

回到《与胡郎仁修三首》。其第②简是吊唁的“慰疏”，比较格式化，基本上遵守四六体制，虽也抒发悼念之情，毕竟也多场面之语；相比之下，第①简就显得家常化一些，但自称“某”，称苏辙为“舍弟”，称对方母亲为“太夫人”，仍呈现士大夫的面目；而写给“小二娘”的第③简则自首至尾，只见亲情流淌，“伯翁”、“翁翁”、“九郎”云云，纯为家人说话，特别是“但无由至常州看小二娘”一句，不呼对方为“你”（或类似的第二人称代词）而呼“小二娘”，显见长辈对她的疼爱之情，亲切感人。女性对士大夫情感表达“日常化”倾向的引导，于此可窥一斑。

当苏轼给胡郎和“小二娘”写信的时候，他正准备去许昌与苏辙团聚，表示不去常州了。但是时局的发展，使苏轼终于未敢走向距离京城开封府甚近的许昌，而仍然归老常州，并于当年七月二十八日在常州去世。想必，同在常州的“小二娘”会去看望“外伯翁”，并为之送终。正如她的弟弟后来为苏辙送终那样，“小二娘”的哭红了的双眼，一定亲睹了当世最璀璨的文星的陨落。

[1] 苏轼《与胡郎仁修三首》，苏轼著、孔凡礼编《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

[2] 孔凡礼著《苏轼年谱》，中华书局1998年，第1398页。

[3] 王水照编《宋人所撰三苏年谱汇刊》第39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4] 苏辙《同外孙文九新春五绝句》，苏辙著、曾枣庄等校点《栾城集·三集》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5] 此《年表》出《永乐大典》，《栾城集》附录之。

[6] 在《苏轼年谱》之前，清人张道《苏亭诗话》也已注意到这位“小二娘”，不过他误以为是苏轼之女，曾枣庄以苏轼“平生无一女”驳之，认为应当是苏辙之女，但也因《苏颍滨年表》所载五婿中无胡仁修而自疑其说，见曾氏所著《苏轼评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修订本），及《三苏后代考略》、《三苏姻亲考》等文（俱收入《三苏研究》，巴蜀书社1999年）。

[7] 孔凡礼著《苏辙年谱》，学苑出版社2001年，第70页。

[8] 欧阳修《赠太子太傅胡公墓志铭》，欧阳修著，洪本健校点《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居士集》卷三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911页。

[9] 胡宗愈、宗回见《宋史·胡宿传》附传。

[10] 李之仪《姑溪居士全集·文集》卷五十，《丛书集成》本。

[11] 刘安世《论胡宗愈除右丞不当》第一至第二十一，《尽言集》卷三、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十一，元祐三年五月癸亥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892页。

[13] 费衮《梁溪漫志》卷四，“东坡缘在东南”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14] 苏轼《胡完夫母周夫人挽词》，苏轼著、孔凡礼校点《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

[15] 方勺《泊宅编》（中华书局1983年）卷四载，胡宗愈夫人丁氏，司封员外郎丁宗臣之女，善于看相。

[16] 李之仪《姑溪居士妻胡氏文柔墓志铭》，《姑溪居士文集》卷五十，引文以《丛书集成》本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参校，择善而从。

[17] 苏轼《答李端叔十首》之八，《苏轼文集》卷五十二。

[18] 见《栾城集·后集》卷四，《三集》卷一、卷二、卷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