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唐：困扰最多时最有写作的欲望

“痞子”冯唐总是话题不断，2014年7月离任华润医疗集团，在媒体们还在问他辞职后去了哪里时，2015年9月，他又加入中信资本控股有限公司，时不时还跨界玩下综艺节目。而在写作上他也一点不耽误，不久前出版了新书《女神一号》和译作《飞鸟集》，特别是《飞鸟集》一经问世，就引起了很多关注和争论。

长篇小说必须解决问题

记者：您之前说过《女神一号》为了“解情困”，现代人的情困在何处？

冯唐：我为什么会想起这个所谓的“解情困”呢？这个也简单。我发现周围有些人，跟他的生活境况、身体状况、名利、教育背景和美丑都不相关，还是会为情所困，你会发现原来一个特别聪明的人还会去私奔，还会在现代生活中想出这种事情，到底为什么？

在现代社会中，为情所困到底是个怎样的状态和思路？它的起承转合是什么样子的？虽然看了那么多这方面的作品，但都是把情节或者细节弄得很简单，而围绕具体一个点挖得很深的，我还没太见过，所以就有了这么一本书。

记者：您的小说里很多都有“爱情”这一话题的存在，同时试图通过爱情折射人性。能谈谈您如何看待爱情和人性之间的关联吗？

冯唐：爱情本来是一个人造的词，但人们却不能很精确地定义它。如果纯从医学的角度看，我越来越觉得人很大程度上被激素控制。如果人真的能不被这些化学品控制的话，那戒毒不应该成为问题，也无所谓上瘾。

记者：你说你的写作是为了解决自己的困扰,指的是什么？

冯唐：为什么有挖耳勺？耳朵不舒服，手指进不去，挖耳勺产生了。为什么有顶针？手指上肉容易被戳痛，才发明了顶针。一个产品解决一个问题。我的观点就是，长篇小说必须解决问题。你要提供对于困扰的一个精准、神奇的描述，以及在这个描述里，个别的人是怎么处理的，他不一定成功，有可能失败，这就好比喜剧和悲剧。假设你是一个好读者，当你读到世界上另外一个傻逼写出了和你同样的困扰，问题就解决了。比如一个读者，看到了《洛丽塔》才发现，啊，世上不只是我自己看到了13岁的小姑娘就走不动道，之前以为自己是个变态，现在发现，原来我还是一个人类，我没问题。从别人走过的路里，他看到了经验和教训。所以我不喜欢纯文学里全知视角的，你一本小说，你说你知道全世界，这不现实，你解决不了所有问题。从这个角度，我觉得《红楼梦》有问题，曹雪芹想说太多的事儿了。但是咱们也没跟曹雪芹聊过。可能那个时候好不容易写一本书，就想把东西都写进去。

记者：《不二》、《素女经》这些情色小说，解决的是你的什么问题？

冯唐：《不二》解决的是形而上的情欲问题、性欲问题。我把性欲放在最极端的情况下，比如修炼已久的高僧，比如拿性当人生体验、修道方式的鱼玄机，搁在初唐那个战乱刚止、非常奔放的时代。当时怎么讲杨贵妃？温软新剥鸡头肉，滑腻初凝塞上酥。那是形容杨贵妃的胸。她那些事儿，还能流传出来，在其他朝代不可能。我就找这么个极端背景，趁我40岁之前，激素水平往下降之前，把这个情欲问题写了。

《万物生长》讲了上大学泡妞的情困、不确定、未知，《素女经》讲了早中年危机，那现在混出来了，你面临的是什么？佛教上讲世间法，你在世上生活，如何处理俗世问题。《素女经》就讲的是如何处理具体的性。我接下来想写乾隆，解决如何处理权力的问题。还有，我很想写顾城杀妻的故事，这个去解决如何处理心中的大恶。

诗歌能使劲儿的地方太少了

记者：您为什么会选择翻译《飞鸟集》？

冯唐：练笔是主要的原因。我过去写作的方式用锻炼来进行比喻就像“以赛代训”，就是纯靠写书的过程来练笔。我大概20岁靠后，30岁出头差不多就形成了自己的写作风格，当写作之路还要进行下去，我就想用翻译来练笔。所以我选择翻译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东方人——泰戈尔的作品。

第二个原因，我自己也写诗，同时觉得翻译是件非常难干的事情，而且尝试过后我更坚信这一点。我花了小三个月才翻完这8000字，原来不可能这么慢。我想在翻译诗的过程中摸索一下诗的本质是什么。之前常说诗意会在翻译之中失去，但我可能是第一个提出“诗意也可以是翻译之中增加的”这个观点的。其实之前的翻译人士追求“信”，但因为翻译的过程本身就是扭曲的，既然做不到百分之百的“信”，我想的是为什么不能侧重“雅”和“达”，在某种程度上牺牲一点真实度，试试更多的“有我之境”去翻译会是什么样子。

记者：那您如何看待诗和小说的关系？

冯唐：我觉得这个问题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内容本身，诗意是小说很重要的东西，能让小说有魂。我觉得人也要有点诗意。小说虽然长，但有了诗意之后，可以把小说看成一首特别长的长诗。

第二个是具体的意象和行文，或是说在技术层面，诗能够帮助小说。读一本小说就好像走到森林里面去，忽然发现：“诶，出现一个动物！诶，出现一朵花！诶，忽然出现一条溪流！”这些形容其实是小说里面诗性语言的一部分。如果小说中能有一些意象和诗句很舒服地融进去，其实对整个小说提精气神特别有用。

记者：诗歌、小说、杂文，你希望哪个写得最好？

冯唐：最想写好的还是小说。诗歌当然想写好，但是可遇而不可求，不是想写好就能写好的。诗歌能使劲儿的地方太少了。我在文章里写过，我诗歌的90%的创作，来自于两次：一次是10岁，一次是40岁。10岁的那次，严格说是在一个晚上，我写了20首；40岁的那一年，我写了一百多首。为什么只有这两次，我也不知道，你也别问，问我也答不上来。诗歌突然来了，突然没了，或许哪天喝多了又有了，但估计不会那么集中了。仔细想想，和当时忙碌程度，和当时的境遇，其实也没有什么关系，并不像书上说的，国家不幸诗家幸。杂文呢，从技巧上我也看不到自己有哪些地方还能提升，我的杂文已经成型了，剩下的进步，就看见识还能涨到哪儿了。40岁以后的人，见识能提升多少，也看运气和造化。我心目中的文字英雄，40多岁大部分都死了。小说能使劲儿的地方多，着力点多。比如，小说你想写得好，要敢于不断向自己开刀，有很多困难还可以克服，多开一刀，可能就有提升。

希望给大家一个常人不太给的视角

记者：在您看来，纯文学写作或者阅读纯文学最大的意义在何处？

冯唐：接着刚才的话题讲，人生里面有时候光是YY是没有用的，并不解决问题。我之前做过一个比喻，纯文学和通俗文学很大的一个差异非常像医院和按摩院之间的差别。我是学西医的，西医是这样：偶尔治愈，更多缓解，永远安慰，不一定能治好你的病，但目的一定是治病，一定要帮你解决问题。所以去医院的时候发现，医院不能保证病人舒服，甚至会让你痛。但是按摩院不一样，会问你轻还是重，它的初衷就是让你舒服。在按摩院，这一会儿舒服了，但过了半天该怎么疼还是怎么疼。

所以通俗文学不能改变习惯和三观。我一直觉得严肃文学应该做到直面人性中的问题和困扰，然后试图表达这些困扰，提示可能的解决方案，大家读了之后觉得：“哎，这事儿还能这么看。”至少给人们另外一个看问题的角度。

记者：在您看来，个人经历的多样性对于写作的帮助如何，尤其是曾经就读医科的经历？

冯唐：人认识世界总是从有限到无限，从已知到未知这样一种认知的过程。如果你的知识结构相对丰富的话，你会有更多的参比。而这种对比容易产生趣味性，并且容易揭示某种真相。《诗经》里“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把两种不相关的意象放在一起却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就是这样一种体现。

我原来是学医的，我可能就会很自然地把看到的现象，比如感情和行为，为其寻找背后的原因，也就是生理基础。我希望给大家一个常人不太给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