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人起源于洛阳一带，后北迁殷商腹地，周初南迁丹水之阳

文/杜勇

内容提要：清华简《楚居》记述楚人起源及其都邑迁徙，多为文献所未见，学者所考异说纷纭。今从简文畏阝山、乔山、京宗等地名所涉地域看，季连部落当起源于中原洛阳一带。其后北迁殷商腹地方山，盘桓楚丘一带，与殷王室保持着密近关系。殷商末年，为避祸殃，楚人的一支在穴熊带领下，沿黄河西进，复归故地京宗，暂作开拓江汉的据点。待周初熊绎之时，楚人南迁丹水之阳，立国江汉，终成真正代表芈姓楚族的南方大国。

清华简《楚居》是战国中期楚人自己撰作的一篇重要文献。篇中记述楚先、楚君的居处及其迁徙，远较传世文献为详，传说与史实并存，旧闻与新知共见。不仅激发了学者探其奥蕴的兴趣，也留下了各骋己意的空间。本文拟从相关史实出发，也就楚人早期居邑略作探考，臆说必多，但求教正。

一、楚人源起中原的新证据

关于楚人的族源地，长期以来就有不同见解。由于传世文献资料的匮乏以及资料间的歧异，学者从不同角度取材加以解读，于是形成东方说、中原说、西方说、土著说、关中说等多种假说，令人目迷五色。近出清华简《楚居》涉及楚人族源地及有关历史传说，为探索此问题提供了前所未见的新资料和新线索，颇为令人欣庆。但是，《楚居》所涉地名大都不见于文献记载，且未自示其方位，诸家探讨的结果仍是见仁见智，异说纷纭。看来，仔细寻绎各种资料的真谛，综合思考相关的历史条件，或有利于洞察楚人源起的历史真相。

《楚居》有关楚人族源地的新材料，可迻录如下：

季连初降于畏阝山，抵于穴穷。前出于乔山，宅处爰陂。逆上汌水，见盘庚之子，处于方山，女曰妣隹，秉兹率相，詈由四方。季连闻其有聘，从及之泮，爰生（纟呈）伯、远仲。毓徜徉，先处于京宗。

本段简文称述楚人先祖季连的事迹，开篇即带神话色彩。所谓“季连初降于畏阝山”非谓季连在畏阝山降生，而是显示楚人先祖为上天神灵降世，庄严而神圣，具有所居神山一样难以撼动的力量。《国语·周语上》记载，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惠王问其故，内史过回答这是国家面临兴亡的征兆，并举例证说：“昔夏之兴也，融（祝融）降于崇山。”季连与祝融同为楚人先祖，都具有神、人的双重性格。然据《世本》、《大戴礼记·帝系》记载，季连非自天降，乃为“胁生”。司马迁采《世本》、《帝系》作《史记·楚世家》，则意欲抹去胁生神话的痕迹，谓“陆终生子六人，坼剖而产焉”。“坼剖而产”即剖腹而生，与“胁生”又异。如果说有关季连“降生”或“胁生”的传说，是楚人追问自身起源对历史本身的神话化，那么，司马迁剥去各种神话色彩，把季连作为部落首领看待，“在本质上不过是神话的还原，还原到它借以产生的历史事实中去。”循着神话历史化的研究思路，深入解析“季连初降于畏阝山”的神话传说，可从中寻绎季连部落族源地的有关史迹。

据《史记·楚世家》等文献分析，季连部落当形成于夏代，此与同为陆终之子的“昆吾氏，夏之时尝为侯伯”情况相类。但是，从《楚居》所反映的时间坐标上看，季连却处于殷商武丁时期，与《楚世家》所言季连的活动年代相差七八百年。

《楚居》说季连“逆上汌水，见盘庚之子”，说明这个有子之盘庚必是人名。整理者说“疑即商王盘庚”，语气尚不肯定。其实，盘庚不只是商朝一代名王，而且在《尚书》中还是一篇著名的诰辞，《左传》、《国语》曾多次引其篇名或文句。《楚居》作者对这个事实不会一无所知，也不会已知这个事实还要赋予“盘庚”一词其他鲜为人知的涵义，人为地造成理解上的歧异与困惑，所以盘庚不宜作别的解释。这样，“盘庚之子”即与武丁同辈。虽然文献所谓某人之子，有时兼指男女，但这里的“子”应与季连具有相同性别，始可对应其拜见的身份。不仅如此，这位“盘庚之子”还有可能就是武丁。《尚书·无逸》说：“其在高宗（武丁），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孔疏：“在即位之前，而言久劳于外，知是其父小乙使之久居民间，劳是稼穑，与小人出入同为农役，小人之艰难事也。”武丁被其父小乙置放民间，有机会结识民间各方人士。很可能就在这个时候，季连与武丁有了交谊。嗣后季连迎娶武丁之女妣隹为妻，则是通过联姻进一步加强政治联系，巩固楚人在商朝国家联合体中的地位。过去人们常常提到关于“妇楚”的卜辞，认为“妇楚是武丁的后妃，在武丁时代，殷楚似乎已经通婚姻了。”其实，卜辞所谓“妇楚”（《合集》5637反）的“楚”字，从林从巳，当隶定为O，或隶定为O，O、楚字不相关涉，不能构成商楚联姻的事实。

关于季连生活的时代，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发生如此巨大的差异，固然可以用传说的分化加以说明，但从有关民族学材料来看，《楚居》说季连是商王武丁时代的人并不足异，因为它符合上古部落首领用名之例。对于传说时代的人名尤其部落首领来说，应该注意到它的多重含义：一是部落名，二是特定的部落首领名，三是部落首领的通名。季连作为陆终之子，是本部落的第一任首领，亦即芈姓之祖。后来季连部落的首领“弗能纪其世”，实际是以季连为通名了。史前时期，氏族或部落首领的称号普遍具有沿袭性，特别是一些强大的原始共同体更是如此。如印第安人易洛魁联盟内，“每一位首领职位的名号也就成了充任该职者在任期内的个人名字，凡继任者即袭用其前任者之名。”即新任首领就职以后，“他原来的名字就'取消’了，换上该首领所用的名号。从此，他就以这个名号见知于人。”即以陆终六子论，其昆吾氏灭于夏，彭祖氏灭于殷，所言“某氏”实即部落名兼部落首领的通名。由此可见，《楚居》所记往见盘庚之子的季连，已非夏代陆终之子，而是季连部落在武丁时代继任的首领。所以两种关于季连生活年代的记述，各有意蕴，不妨并存。

从《楚居》季连“见盘庚之子”看，楚先季连部落当活动于中原地区，始有与殷商联姻并成为殷商国家联合体成员的可能。早年王玉哲先生曾对楚人始祖祝融居郑（今河南新郑）以及祝融八姓分布的地域加以研究，认为“楚民族在商末以前，大致以河南为其活动范围”。李学勤先生也指出：“推本溯源，八姓的原始分布都是中原及其周围。”这与《楚居》反映的历史影像适相契合。所以推考《楚居》所见季连部落的早期居邑，首要的前提是以不出中原地区为宜。

《楚居》所载季连部落活动的地点，依其先后大体可分为两组。第一组是：畏阝山、穴穷、乔山、京宗，第二组是汌水、方山。为什么把京宗放在第一组？仔细涵泳《楚居》文意，京宗无疑是季连部落最初的族居地之一，故简文说“（季连）先处于京宗”。但后来季连部落又有迁徙，离开京宗，才有可能如《楚居》所说“穴熊迟徙于京宗”。而且简文两次提到的这个“京宗”必是同一个地方，否则“先徙”、“迟徙”无从谈起。故有必要把京宗作为楚先早期族居地之一放在第一组来考察。同时，关于穴熊之前季连部落活动的大致范围，既要考虑地处中原，又要考虑其迁徙地与殷都（今河南安阳）相距不致太远，这样才能与季连往见盘庚之子并迎娶妣隹为妻的史事相呼应。因为两个部落若相隔悬远，互通婚姻就缺乏必要的地理与政治条件。何况季连听说妣隹美丽善良，正受聘待嫁，便急速追赶，及于水畔，终成眷属。其消息之灵通，行动之迅捷，恐怕不是天各一方的两个部落间可以发生的事情。

现在讨论第一组有关地名。关于畏阝山，《楚居》整理者说：“疑即騩山。《山海经》中有楚先世居騩山之说。《西山经·西次三经》云三危之山'又西一百九十里，曰騩山，其上多玉而无石，神耆童居之’。”由于与騩古音同在微部，互可通假，且騩山有楚先老童之居的传说，所以这个推断大体可信。但是，《山海经》中的“騩山”凡六见，即见于《西山经》、《西次三经》、《中次三经》、《中次九经》的“騩山”，见于《中次七经》、《中次十一经》的“大騩之山”。其中有楚先传说的只有《西次三经》的騩山，但此山与三危山相邻，远在西部，可能性不大。所以李学勤先生认为，《楚居》中的畏阝山“应是《山海经》内《中次三经》的騩山，也即《中次七经》的大騩之山，就是今河南新郑、密县一带的具茨山”。由于《山海经》中的地名虚实杂糅，结合其他文献综合考虑，李先生定此騩山在中原地区是可信的。然据前人研究，《中次三经》的騩山与《中次七经》的大騩山并非一地。《中次三经》说：青要之山“又东十里，曰騩山······正回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郝懿行疏云：“山在今河南新安县西北二十里。《水经注》云：新安县青要山今谓之疆山。”由于騩山与青要之山地相邻近，亦当在新安境内。《水经注·河水》说：“河水又东，正回之水入焉。水出騩山，疆山东阜也。”熊会贞疏：“《山海经》（《中次三经》），正回之水出騩山。毕沅、郝懿行并引《郑语》，主芣騩，误。彼乃《潩水》篇之大騩山也。《隋志》，新安县有魏山，即此，在今新安县西北。”这说明《中次三经》的騩山与《中次七经》位于新郑、密县一带的大騩山不宜等视齐观。

更重要的是，《中次三经》的騩山当与乔山相近，才符合《楚居》所说“季连初降于畏阝山，抵于穴穷，前出于乔山”。所言“穴穷”是季连由降而抵之地，应即“畏阝山”某个地方。这里的关键地名是“乔山”。“前出于乔山”的“前”字，整理者说：“即前进之前”，又引《礼记·中庸》注：“亦先也”。有学者引申说“指季连以上楚先世”，似与《楚居》原意相违。这个“前”字实际是相对于騩山而言的，具有前往徙居之义。故季连部落“前出于乔山”，应与“騩山”相距不远。整理者以为乔山即《山海经·中次八经》“景山”东北之“骄山”，位于战国时期楚境之内。其时季连部落尚未南下，乔山恐不致远“在汉水以南荆山一带”。揆诸情势，乔山当即与騩山相去不远的“青要之山”。《山海经·中次三经》说：“又东十里，曰青要之山，实为帝之密都。是多驾鸟。南望墠渚，禹父之所化。是多仆累、蒲卢。”其“青要”二字急读即为“乔”，且“乔”与“要”上古音同为宵部，音近可通。据《陈书·世祖本纪》载陈世祖说：“每车驾巡游，眇瞻河洛之路，故乔山之祀。”是知后世河洛一带犹有乔山。而“渚”即《水经注》中的禅渚水，在今河南嵩县东北。《水经注·伊水》云：“又东南，左会北水，乱流左合禅渚水，水上承陆浑县东禅渚，渚在原上，陂方十里，佳饶鱼苇，即《山海经》所谓南望禅渚，禹父之所化。”这个“渚”或即《楚居》中的“爰波”。与爰古音同在元部，可相通假，而渚与波又义有关联。如此则意味着季连部落这次迁徙可能到了水网密布的伊洛流域，以便拓展更大的发展空间。

京宗是季连与穴熊先后徙居之地，地位相当重要，历史上必有其蛛丝马迹。考《左传·昭公二十二年》所言“京楚”当即“京宗”。传文云：“十二月庚戌，晋籍谈、荀跞、贾辛、司马督帅师军于阴，于侯氏，于溪泉，次于社。王师军于氾，于解，次于任人。闰月，晋箕遗、乐徵、右行诡济师取前城，军其东南。王师军于京楚。辛丑，伐京，毁其西南。”杜注：“洛阳西南有大解小解”，又注：“济师，渡伊洛”。虽然杜预于“京楚”地望无说，但联系解、京等地名，清人江永《春秋地理考实》卷二谓其“近京邑之地”，当可信从。《说文》云：“京，人所为绝高丘也。”郭沫若说：“在古朴素之世非王者所居莫属。王者所居高大，故京有大义，有高义，更引申之，则丘之高者曰京，囷之大者曰京，麃之大者曰麖，水产物之大者曰鲸，力之大者曰勍，均京之一字之引申孳乳也。”可见“京楚”当是楚先所居之地，具有都邑的性质。《左传·庄公二十八年》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故京楚又称“京宗”是极自然的事。

从畏阝山、乔山、京宗等第一组地名所涉地域看，基本集中在今河南洛阳附近，此即季连部落早期活动的地方，亦即楚人的族源地。经过夏代和商朝前期数百年的发展，季连部落日渐壮大，于是离开原来的活动区域，北渡黄河，向殷都方向靠近，意在寻求更为有利的发展条件。

二、季连北迁与殷楚关系

《楚居》所见季连部落迁徙的第二组地名，是汌水和方山。

“方山”一名，文献多见。如《尚书·禹贡》有“外方”、“内方”二山。《山海经·大荒西经》说：“西海之外，大荒之中，有方山者。”《水经注》所言“方山”更是多至十来处。在确定“方山”的地望时，首先需要考虑的因素是，方山为季连“见盘庚之子”后的徙居地。“盘庚之子”武丁虽曾一度生活在民间，但也不至于远去殷都千里万里，到异邦异土度日。所以这个“方山”当位于殷商统治的中心地带，离此另觅线索未必合宜。这样，真正符合此一条件的，恐怕只有《水经注》所记清水流域的“方山”。

《水经注·清水》云：“清水又东与仓水合，水出西北方山，山西有仓谷，谷有仓玉、珉石，故名焉。其水东南流，潜行地下，又东南复出，俗谓之雹水，东南历坶野。自朝歌以南，南暨清水，土地平衍，据皋跨泽，悉坶野矣······雹水又东南入于清水。清水又东南迳合城南，故三会亭也，以淇、清合河，故受名焉。”这里说的“仓水”又称“雹水”，东南流向，历朝歌以南的牧野，最后汇入清水。仓水源自“方山”，因其首先流经牧野，是知“方山”当与朝歌相去不远。杨守敬说：“《地形志》，朝歌有大方山。《隋志》，隋兴有仓岩山。《一统志》，苍峪山在汲县西北四十里。《汲县志》，仓水源出西北一百里外之管家井。”说明此方山即在今河南淇县境内。

《楚居》说季连“逆上汌水”之后“处于方山”，这个“汌水”即是清水。《水经·清水》云：“清水出河内修武县之北黑山，东北过获嘉县北，又东过汲郡北，又东入于河。”清水经今河南修武、获嘉、卫辉等地，是一条由西向东北方向流入黄河的水道。清水流经汲郡（今河南卫辉市）北部，有支流仓水相汇，故清水广义上也包括仓水。由于仓水为西北—东南流向，其源头出自方山，季连往见武丁，须逆水而上，故“汌水”具体所指应即仓水，而广义言之就是清水了。汌水的“汌”字从川得声，上古音为昌母文部，而清水的“清”，上古音为清母耕部，文部与耕部音近可通。《诗·周颂·烈文》云：“无竞维人（真部），四方其训（文部）之；不显维德，百辟其刑（耕部）之。”此诗为真文耕合韵，是为耕、文音近之证。此外，《水经注》说“清水”又名“清川”，故以“汌水”称“清川”亦为情理中事。

《楚居》还说季连娶妣隹为妻，生子纟呈伯、远仲。这位妣隹，李学勤先生认为“即是葛陵简中的追”，其说可从。新蔡竹简云：“昔我先出自追，宅兹（雎）章（漳），以选迁处······”（甲三：11、12）。“”字从川声，与汌同，区别在于水名从川，地名从邑。至于“隹”与“追”，同在微母端部，亦可通假。称妣隹者，是直以先祖言之；称追者，是兼以先祖居邑言之，无大分别。简文是墓主平夜君成的口气，平夜君成系楚王室贵族，所言“我先”是指自己的直系祖先。细品简文，平夜君成是说自己的直系祖先源出追，最初居于雎漳一带，并无追也居于南方雎漳流域的意思。文献亦有类似文例，如《后汉·阴识传》说：“阴识······其先出自管仲，管仲七世孙修，自齐适楚，为阴大夫，因而氏焉。”

从“汌水”、“方山”所处地理位置看，季连部落此时已从黄河以南的洛阳一带北迁殷商腹地，并与武庚之女妣隹结为连理，使殷楚联盟得到进一步加强。这种密近的殷楚关系在殷墟甲骨文中亦有反映。请看下面几条卜辞：

上述卜辞中的“楚”字，从林从正三例，从正从一木与从正从三屮各一例。从正为其共性，而古字从一木、从三屮与从二木其义相通，均可隶定为“”。由于正与足为同源之字，如甲骨文中的“疾足”（《合集》28106）之“足”即作“正”（），在西周金文中“正”才分化出正、足二字。故此字亦可隶定为“”。有学者认为这个“正楚”有别于周原甲骨和西周金文所见的“足楚”（如令簋楚作），在甲骨文中只表示地名，从而得出“商代无楚”的结论。这是有失偏颇的。殷墟卜辞中的“楚”（）与周原甲骨和西周金文中的楚（）从字义上讲并无分别，既表示地名，也指同一国族名。关于“楚”的本义，《说文》云：“楚，丛木，一名荆也。”卜辞未见“楚”作木名，《楚居》言楚名缘起用及此义：“（熊）丽不纵行，溃自胁出，妣宾于天，巫并该其胁以楚，抵今曰楚人。”不过这里说楚人称楚始自熊丽，时代有后移，意在突出和神化穴熊作为楚人直系先祖的神奇地位，不必作纪实看。

关于卜辞中楚的地望，郭沫若曾以第（2）辞为例，认为即文献中的楚丘，“在河南滑县者”。这个说法是可信的。本辞并有“南单”，而南单在朝歌，此即《水经注·淇水》云：“今（朝歌）城内有殷鹿台，纣昔自投于火处也，《竹书纪年》曰武王亲禽帝受辛于南单之台，遂分天之明。南单之台盖鹿台之异名也。”南单所在朝歌故址在今河南淇县东北，与位于河南滑县和濮阳县之间的楚丘正相邻近。第（3）辞的楚又与盂方并提，盂方据郭沫若考证在今河南睢县，只与楚丘相距二三百里地，在天气上也是可以共其晴雨的。这说明季连部落北渡黄河，徙至清水方山一带，可能为时不长，即迁往楚丘。丘者墟也，河南滑县的楚丘或文献所见山东曹县的另一楚丘，都有可能是楚人先后建都立国的遗迹。

在上述5条卜辞中，第（1）辞为一期武丁时代卜辞，第（2）、（3）辞为三期廪辛康丁时代卜辞，第（4）、（5）辞为四期武乙文丁时代卜辞，表明楚在商代后期一直都是一个重要族邦，并与殷商王朝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第（1）辞是卜问商王武丁到楚地东部田猎，是否能猎获到犀牛。这与《楚居》所载季连“见盘庚之子”的时代恰相印合。第（3） 、（4）、（5）辞是说在楚地举行刚祭、酒祭、舞祭、享祭，或祭祀楚之山神。商王室这些祭祀活动既发生于楚地，应多少带有对楚族消灾祈福的成份，如卜辞常有以山岳为祭祀对象进行“求雨”、“求年”、“求禾”之举，即是祈望农业丰收的记录。第（2）辞卜问“于楚有雨”亦具有相同性质。商王室对楚地祸福的关心，是其双方关系融洽和亲近的表现。

商代有楚，地处中原，并与殷商王朝保持密近关系，似与《诗·商颂·殷武》给人们的印象不相一致。《殷武》前两章云：

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罙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汤孙之绪。

维女荆楚，居国南乡。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

在此不必借助历代诗家的传注，只需涵泳白文，即可知其“奋伐荆楚”者是汤之裔孙，而且这个荆楚“居国南乡”，俨然南方可与“汤孙”抗衡的一大强国。这是否意味着殷楚不是同处中原而是地分南北，关系不是融洽密近而是冲突对立呢？

《殷武》是《诗·商颂》中的一篇。以其来源论，经古文学家说是“商诗”，今文学家则定为“宋诗”，但都认为是追述先祖功烈的祭祀乐歌，则诗中所谓“奋伐荆楚”仍为商代史事。这是问题的要害所在，需要我们认真分析。

前面论及殷墟甲骨卜辞和《楚居》有关内容，说明商代后期楚人居处中原，且与殷朝保持较为密切的关系，而从武丁到武乙文丁时代的卜辞看，也不曾见到伐楚的记录。武丁时期战事频仍，卜辞所记甚众。不仅没有伐楚的记载，即使对南土用兵也甚为罕见，此其一。其二，楚徙南土，史有明文，事在周初。《左传·昭公十二年》说：“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这是子革面对楚灵王所讲的话，自非向壁虚构之词。《史记·楚世家》说：“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是知商代武丁时期楚国尚未“居国南乡”，何来“奋发荆楚”之事。其三，若殷商时期楚为南方大国，可与商朝分庭抗礼，这在考古学上应有所反映。但迄今为止，不只南方未见商代有关楚国的考古遗址，即使是西周时期可以确认为楚国的考古遗址亦未发现。虽然盘龙城等考古遗址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商代江汉流域存在受中原文化影响的方国部落，不过这只是先楚时代原住民的遗存，似与真正的荆楚无关。以此观之，《殷武》所记既非商代之事，亦非商诗。魏源《诗古微》认为“宋襄公作颂以美其父”，较为合理。宋襄为了壮其伐楚争霸的声威，不免夸大先父伐楚的功业。所谓“殷武”既非殷王“武丁”，亦非春秋时期的“宋武公”，而是指宋人伐楚之武功。

总之，楚人离开最初的族源地，由洛阳一带北渡黄河，迁往殷商腹地，与殷王室保持着密切关系，是殷商贵族国家的成员国之一。《殷武》一诗所谓“奋伐荆楚”乃是后来宋国附会桓公伐楚一事的夸饰，不能说明武丁时代楚人已“居国南乡”，并与殷商王朝形成敌对关系。

三、楚人复归故地与南迁江汉

楚人早期居于中原，最后却以南方大国活跃于历史舞台。这是楚人南迁致使活动中心转移的结果。楚人离开殷商腹地，先试图西去其发祥地京宗，终因发展受限而南迁江汉。

楚人徙居“京宗”，复归故地，历穴熊、丽季（熊丽）、熊狂三世。《楚居》云：

穴酓（熊）迟徒于京宗，爰得妣，逆流载水，厥状聂耳，乃妻之，生侸叔、丽季······至酓狂亦居京宗。

简文中的“穴熊”，又见于《史记·楚世家》：“季连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后中微，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司马迁以穴熊为季连之孙，并别鬻熊为二人，是其舛误。清人孔广森曾予指出：“鬻熊即穴熊声读之异，史误分之。”近年学者通过对望山简、包山简和葛陵简中“楚先”的研究，进一步肯定穴熊即鬻熊。今以《楚居》验之，穴熊为丽季（熊丽）之父，而《楚世家》则以鬻熊为熊丽之父，证明二者确为一人。

《楚居》说“穴熊迟徙于京宗”，那么，他是何时迁徙到京宗的呢？从第四期卜辞“岳于南单，岳于三门，岳于楚”来看，其时楚人犹居河南滑县的楚丘一带，说明楚人从楚丘迁走当不早于帝乙帝辛时期。《史记·楚世家》说：“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又载楚君熊通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早终。”《周本纪》说：“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伯夷、叔齐在孤竹，闻西伯善养老，盍往归之。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说明鬻（穴）熊往归周文王在商纣统治末期，其西迁京宗亦在此时。周原甲骨有云：“曰今秋，楚子来告，父后哉。”即是鬻（穴）熊率其族人往归文王的卜问记录。

穴熊率其族人西迁京宗，应与不堪忍受商纣的黑暗统治有关。穴熊带领族人“逆流载水”，即逆河水而行，不只是为了娶妣为妻，也是为了西去京宗，远离殷商中心统治区，复归楚人旧地，归服礼贤下士的周文王，在政治上寻找新的依靠力量。《周本纪》集解引《别录》云：“鬻子名熊，封于楚。”此言“封于楚”，即是文王与楚人建立反殷同盟，支持鬻（穴）熊在楚人早年居地京宗立国。而鬻熊本人则前去歧山，成为辅佐文王的高层智囊人物，楚人谓为“文王之师”。然其功业未成，即先于文王驾鹤西去，故有“早终”之说。

尚须说明的是，鬻（穴）熊带领的族人只是当时楚族中的一支。季连娶妣隹为妻，“爰生纟呈伯、远仲”，可能暗示在殷商后期楚人有两大势力集团。或因对待殷楚关系各有不同立场，后来便形成两大对立的政治派别。一派亲殷，继续留居楚丘，此即司马迁所言“或在中国”者，结果成为周初令簋、禽簋铭中被周公征伐的对象。一派疏殷，在穴熊带领下沿黄河西去，复归京宗暂作立足之地，至熊绎南迁，终成“或在蛮夷”的南方大国。

《左传·桓公二年》正义引《世本》说：“楚鬻熊居丹阳，武王居郢。”《史记·楚世家》则说：“熊绎当周成王之时······居丹阳。”二说有异。今以《楚居》观之，穴（鬻）熊居京宗，熊绎从京宗迁徙，说明他们的居邑划然有别，必非一地。那么，位于何地？它与文献所说的丹阳又是何种关系呢？

对于，整理者說：“当即史书中的丹阳，近于鄀。”这个推断大体不误。一方面，熊绎所徙为鄀嗌所卜，是知楚与鄀族有着密切联系；另一方面，熊绎建好新邑因无牺牲举行祭典，竟然偷走鄀人的无角小牛，因担心被发现，便在夜间举行祭祀。这说明与鄀地必相邻近，同处一域。这样，即可以鄀地为线索来考知犝的大致方位。

在《楚居》中，“鄀”作为地名出现过三次：第一次是楚人“窃鄀人之犝”，第二次是“若敖熊仪徙居鄀”，第三次是“至堵敖自福丘迁袭鄀郢”。第一次言及的“鄀”为国族名兼地名，与简文“鄀嗌”之鄀同义；后两次的“鄀”是地名兼楚都邑名，已不具备国族名的含义。虽然这三个“鄀”在地名上有其共性，但实际地望却大相径庭。

先谈楚都邑之“鄀”。

这个问题不妨从楚郢都说起。楚人以郢为都，始于楚武王（前740年-前690年在位）。《世本》说“武王居郢”，与《史记·楚世家》、《十二诸侯年表》谓楚文王“始都郢”相异。今据《楚居》云：“至武王熊（《楚世家》作熊通）自宵徙居免······众不容于免，乃溃疆浧之陂而宇人焉，抵今曰郢”，可以确定楚人以郢为都始于武王。郢都本名为“免”，扩建之后曰“郢”，或称“疆郢”、“免郢”。郢之地望，可从“抵今曰郢”考知。《楚居》记事终于楚悼王（前401年-前381年在位），表明本篇作于楚悼王以后的战国中期。所谓“抵今曰郢”，说明楚武王所建之郢与《楚居》作者所处战国时代之郢是同一个地方。而战国时代的郢都所在，史籍有明确的记载。《史记·货殖列传》说：“江陵故郢都，西有巫巴，东有云梦之饶。”《汉书·地理志》说：“江陵，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阳徙此。”《左传·桓公二年》杜注言之更详：“楚国，今南郡江陵县北纪南城也。”《楚世家》正义引《括地志》云：“纪南故城在荆州江陵县北五十里。杜预云国都于郢，今南郡江陵县北纪南城是也。”汉唐学者众口一辞，郢在江陵（今湖北荆州市荆州区）应无可疑。特别是司马迁生活的时代与“白起拔郢”事件（前278年）相距不到二百年，所言尤可信据。经过对江陵纪南城的考古发掘，“可以肯定纪南城就是楚之郢都”。

据《楚居》显示，在楚武王都郢之后，楚都仍有迁徙，但郢作为都邑名称大多随地相附，故所迁之地每每称作“某郢”，鄀郢即其中之一。《楚居》整理者认为：“鄀郢，即若敖所居之鄀。”是可信从。鄀敖熊仪为武王祖父，卒于春秋初年（前764年），《楚居》谓其子“焚冒熊率（《楚世家》误为熊仪之孙）自鄀徙居焚，至宵敖熊鹿自焚徙居宵，至武王熊自宵徙居免”，免经扩建而称为“郢”（疆郢）。这说明鄀、焚、宵作为王居的时间都不长，且其地必与郢都（疆郢）相近，故后来堵敖又曾一度迁回鄀郢。根椐鄀与郢相距不远这一点来推断，此鄀当即《左传·定公六年》所载楚昭王“迁郢于鄀”之“鄀”。此事于《史记·楚世家》、《汉书·地理志上》均有所载，尤其是《汉志》言“鄀”之地望甚明：“若（鄀），楚昭王畏吴，自郢徙此，后复还郢”。鄀在汉代为南郡属县，距今湖北宜城不远。日本学者竹添光鸿《左传会笺》曰：“由南而北迁，以避吴也。改鄀为郢，故曰迁郢于鄀······秦于其地置若县，后汉改为鄀县晋因之。今湖北襄阳府宜城县东南九十里，有鄀县故城。”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亦同此说。不过，这个“鄀”或“鄀郢”与熊绎时代鄀人所居之“鄀”是不能等同视之的。一方面，《楚居》对其表述判然有别，前者为楚居，后者为鄀人之邑，自不可混；另一方面，自熊渠从“徙居发渐”，至熊挚“徙居旁屽”，至熊延“徙居乔多”，再至若敖于两周之际“徙居鄀”，历时二百多年，楚人渐行渐远，已与熊绎时代的鄀人之居不相邻近了。

次言鄀人之“鄀”。

文献上除有南郡之鄀外，尚有商密之鄀。《楚居》整理者认为，本篇鄀人之（鄀）“当即商密之鄀，亦即铜器中的上鄀，在今河南淅川西南。熊绎所迁之与之相距不远。”这个推断大致可信，但有些问题仍须辨析。

《左传·僖公二十五年》云：“秋，秦、晋伐鄀。”此役秦、晋合师伐鄀，鄀、楚联军相抗，结果鄀降于秦，楚帅被囚。杜预注：“鄀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国，其后迁于南郡鄀县。”其地望杜注云：“商密，鄀别邑，今南乡丹水县。”《水经注·丹水》亦云：“丹水又迳丹水县故城西南，县有密阳乡，古商密之地，其申、息之师所戍也。”又《沔水》云：“沔水又迳鄀县故城南，古鄀子之国也。秦、楚之间，自商密迁此，为楚附庸，楚灭之以为邑······楚昭王为吴所迫，自纪郢迁都之。”所言丹水县即今河南淅川县，商密位于该县故城西南，为春秋早中期鄀国所在。根据杜预、郦道元等人的说法，古鄀国只有一个，先都商密，继迁南郡，终灭于楚。

但是，春秋金文资料显示，其时鄀分上下，有二国并存。郭沫若证以鄀公缄鼎出自与商密接壤的上雒（陕西商县），铭文又自称下鄀，故认为“南郡之国为本国，故称上，上雒（按即商密）之鄀为分枝，故称下。”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采信其说，影响益巨。现在看来，郭沫若以为春秋时期有两个鄀国并存是其洞见，但对于上、下鄀地望的考证并无确证。因为单凭铜器出土地点来确定二鄀地望未必可靠。譬如后来发现的上鄀府簠出土于湖北襄阳春秋楚墓中，而上鄀公簠（M8:1）却出土于河南淅川下寺春秋楚墓中，这就意味着与器铭发现地相近的商密之鄀与南郡之鄀都有可能是上鄀。再从《楚居》看，南郡之鄀早在若敖所处两周之际即为楚人都邑，这就存在两种可能性，或已亡国，或已他徙。但不管那种情况，南郡之鄀的地位与商密之鄀都无法匹敌。以情理言之，若南郡之鄀为本国，则应比枝国更为强大，亡国或淡出历史舞台的时间会更晚一些。然而，南郡之鄀却早早地销声匿迹，商密之鄀到春秋中期犹显于世。据此看来，倒是商密之鄀为上鄀的可能性更大。1979年，河南淅川下寺M8出土的上鄀公簠，其铭有云“上鄀公择其吉金，铸叔妳番妃媵簠”，是知本器为上鄀公嫁女的陪品。“叔妳”为其女字，“妳”（芈）为族姓。说明此时的上鄀公已非《世本》所载允姓之鄀，而是由芈姓楚人履职的县公。该器年代属春秋中期晚段，楚人在此设县治民，表明当时商密之鄀已不复存在。而上鄀公簠出自淅川下寺，则是上鄀即鄀之本国原在此地的重要佐证。

最后说的方位。

熊绎时代的鄀人之鄀既为商密之鄀，则与之相近的亦必在今淅川境内，只是其具体位置因文献失载，尚难确考。《楚居》整理者以为 当即丹阳，只有不把丹阳理解成一个固定的地名而视作丹水之阳，才是正确的。因为在音义上与丹阳并无联系，不好直接说就是史书中的丹阳。《史记》多次提到战国时代楚地的丹阳，虽可在今淅川县境求之，但仔细考察也不是一个固定的地名。《楚世家》说：“（楚怀王）十七年，与秦战丹阳，秦大败我军，斩甲士八万，虏我大将军屈匄。”此事又见载于《秦本纪》、《韩世家》、《张仪传》、《屈原传》，但《屈原传》称丹阳为“丹、淅”：“秦发兵击之，大破楚师于丹、淅，斩首八万，虏楚将屈匄，遂取楚之汉中地。”《索隐》云：“丹，淅，二水名也。谓于丹水之北，淅水之南。皆为县名，在弘农，所谓丹阳、淅是也。”而《正义》谓“丹阳，今枝江故城。”钱穆先生考证说：“此丹阳即丹水之阳。《索隐》说是也。楚先世封丹阳即在此，故曰'辟在荆山，荜路蓝缕，以处草莽’，《汉志》以丹阳郡丹阳说之，大误；《正义》说亦非。”这说明直到战国时代丹阳仍指丹水之阳，如同“汉阳诸姬”之汉阳为汉水之阳一样，也是一个区域名称。《玉篇·阜部》：“阳，山南水北也。”丹阳即是丹水北岸地区，可以有若干地名，不过其中之一。因此，不宜把与丹阳直接划上等号。《楚世家》谓熊绎“居丹阳”是言其区域所在，《楚居》说熊绎“徙于”是言其具体位置，二者各有所指，不可混一。在历史上，关于丹阳的地望曾有当涂、枝江、秭归、丹淅等多种说法，一直聚讼不息。今从《楚居》来看，显然以丹淅说近是。目前在淅川虽未发现西周早中期的考古遗址可与对应，但近于鄀人之鄀，与之同在淅川境内则是不成问题的。

把的位置确定在淅川境内，还存在一个如何解释“熊绎辟在荆山”的问题。按照一般看法，荆山在今湖北南漳境内，与丹淅地区相距略嫌遥远。在这个问题上，石泉先生对《山海经·中次十一经》所言“荆山之首曰翼望之山，湍水出焉，东流，注于淯”等材料加以研究，得出结论说：“丹淅附近，古有荆山”，“在今河南淅川县东、湍河以西的邓县与内乡县交界处”；至于在今湖北南漳县境内的荆山，“其得名，当在春秋初期楚都自丹阳迁郢之后”。这样，“熊绎辟在荆山”也就有了合理的解释。自熊绎徙于，至熊渠由徙居发渐，楚人的活动中心已开始向江汉之间转移。

综上所述，楚人源于中原，地处洛阳，其后北迁殷商腹地，盘桓楚丘一带，与殷王室保持着密近关系。殷商末年，为避祸殃，楚人的一支在穴熊带领下，沿黄河西进，暂居故地洛阳，以作开拓江汉的据点。待熊绎之时，楚人南迁丹水之阳，立国江汉，从而揭开了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新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