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礼书》：“疏房床笫几席，所以养体也。”一句话几乎涵盖了汉代所有的坐具。从考古发现的汉代遗物及画像内容看，汉代的坐具主要有床、榻、枰、席等几类。此外，汉代的人们往往凭几而坐，因而，几也应算是当时重要的坐具之一。 床、榻、枰 床的历史十分久远，但目前尚不知产生于何时。商代的甲骨文中已有“床”字，为一人躺于一带足的木板上，从形象字看，当时床主要作为卧具使用。此后，随着家具功能的分化，又出现了榻、枰等功能稍有区别的家具。汉刘熙《释名·释床帐》卷六曰：“人所坐卧曰床。床，装也，所以自装载也。长狭而卑曰榻。言其榻然近地也。小者曰独坐，主人无二独所坐也。”从记载看，此类坐具可分三种，大者曰床，中者曰榻，小者曰枰。《初学记》卷二五引服虔《通俗文》说：“床三尺五曰榻，板独坐曰枰，八尺曰床。” 汉代现实社会生活当中所使用的床、榻、枰一般为漆木器，由于木质不易保存，现在发现的多为石质品，木质品反而发现不多。 床形体较大，在墓葬中更不易保存。北京大葆台一号汉墓前室发现2件漆木大床。一件长273.5厘米、宽207.5厘米。另一件长300厘米、宽220厘米，算得上目前发现的最大尺寸的汉代木床。 山东临淄商王村两座东汉晚期墓各出土1件石床。两座墓东西并列，应为夫妇并穴合葬墓。西侧为男性墓，石床长190厘米、宽115厘米，石床南侧还立着一块带画像的石插屏。东侧为女性墓，石床长185厘米、宽105厘米。各由二至三块带画像的条石围成一个石床的形状，条石仿照木器的“挖缺做”，外侧面雕刻出弧形腿的形状，腿间有弧形曲线，形如左右牙板，曲线内刻画对鱼装饰图案（图一）。条石均厚19厘米，即石床的高度。
榻和枰是坐具功能细化的结果。榻为长方形，可以合坐，也可以独坐，枰为方形，只能独坐。从文献记载推测，榻的出现至迟不晚于战国时期。从发现的汉代实物和画像看，其腿部可以分为曲尺形和弧线形两种。 现在发现汉代石榻较多，然木榻很少。江苏仪征胥浦M101出土1件，长114厘米、宽90厘米，包括围板通高26厘米。由于周围有围板，上面还放着木几和漆盒，旁边也有漆俎和漆案，其名称和性质不好确定，暂时称之为榻（图二）。 石榻在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均有发现。河南郸城出土的“王君坐榻”，石灰岩，四腿呈曲尺形。榻面上刻有隶书“汉故博士常山大（太）傅王君坐榻”十二字。长87.5厘米、宽72、高19厘米，长度与汉尺三尺五相合，是汉榻的典型标本，年代约在成帝之前（图三）。河北望都2号墓出土的东汉晚期石榻，石灰岩，四腿呈弧线形，腿间弧形形成左右两块牙板。长159厘米、宽100厘米、高18厘米。山东泰安旧县的一件东汉石榻，腿呈曲尺形，并磨光雕刻出鸟纹和菱形花纹。榻面虽雕凿平整，但并未加磨光。长166厘米、宽70厘米、高30厘米。 枰与榻的情况相近。江苏扬州邗江县甘泉乡姚庄M101出土的1件西汉漆木枰，边长48厘米、厚1.2厘米。四角置铜镇，与六博局同出于墓内头厢之中，墓葬年代为西汉晚期。河北定县刘修墓出土1件石枰，方形，装铜足，上面置漆耳杯和漆盘，四角各有一件错金银镶松绿石羊形铜镇，年代属西汉晚期。河北邢台刘迁墓出土1件石枰，边长69厘米、腿长2厘米。方形，短腿，四角各有一件羊形铜镇。 从考古发现看，石质坐具从西汉晚期出现，至东汉时期流行，而且均出自墓葬之中。由于石材笨重，不易移动，且质地坚硬，久坐易致肢体疼痛，加之冬季冰冷，因此这种石质坐具并非实用器，而是明器。如山东临淄东汉晚期墓出土的石床，只用石条围成床的形状，仅具象征意义。山东泰安旧县村出土的石榻，表面没有磨光，也不是实用器。《后汉书·陈蕃传》：“郡人周璆，高洁之士。前后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能至焉。字而不名，特设置一榻，去则县（悬）之。”既然可以悬置，必为木质无疑。《御览》卷七○六载：“羊茂为东郡太守，夏日坐一榆木板床。”也说明当时的实用器应为木质品。《水经注·湘水》中记载，贾谊宅“有一脚石床，才容一人坐。”这条记载值得怀疑，从描述推测，可能是枰而非床，另外，从以往出土情况看，石枰一般出土于墓葬中，并非家中的实用器，再者，考古也没有发现属于西汉早期的石床和石枰。 在壁画及画像石上，床榻枰十分常见。山东临沂白庄东汉墓主所坐的榻，有三个曲尺形的足。山东诸城前凉台孙琮画像，坐榻周围有三面屏。山东安丘王封村画像，墓主夫妇各坐一榻，三面有屏，男主人的榻比女性的大，后面的屏上还设有兵栏并挂有兵器。山东临淄东汉墓男性墓中出土的插屏上，墓主夫妇各坐一榻，也是采用仿木“挖缺做”的形式，刻画出矩形尺足，与前室出土的用条石围成的石床形式相同（图四）。河北望都2号东汉墓画像墓主所坐的应为方形的枰。 从发现的实物资料看，无论漆木器还是石质器具，高度都在16～30厘米之间，多数在20厘米左右。山东临淄东汉墓两件仿木石床，均高19厘米。北京大葆台汉墓出土的两件木床为实用家具，但可惜高度不详。战国时期河南信阳长台关一号和湖北荆州包山二号楚墓均曾出土过实用木床。长台关出土的木床高度大约23厘米，包山2号楚墓出土的折叠床高度约为23.6厘米。结合出土的汉代石床榻推测，汉代的床面距地面的高度大约也在也就在20厘米左右，均属矮足家具。 席 席的历史十分久远，在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和河姆渡文化中就已见到席纹痕迹或席的残片。到商周时期，席已成为室内不可缺少的坐卧用具，形成了严格的用席制度。据记载，用于编席的材料很多，有莞草、蒲草、芦苇、竹、藤，还有丝和象牙等。材料不同，精细程度不一，席的名称也不一样，有芦、苇，蒲、莞、蒻、簟、缫之分。 考古发现的汉代席实物很多，一般铺于棺椁之下或棺椁盖板之上，有的用于包裹尸体或盖在随葬器物上，但绝大多数腐朽不全。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两件保存较好，出土时卷成筒状，以丝带捆扎。一件长219厘米、宽81厘米，另一件长222厘米、宽82厘米。二者均以麻线为经，蒲草为纬，一件为青绢缘，一件为锦缘，应为墓中遣策所记的“莞席二，其一青缘，一锦缘”（图五）。 在汉代画像上经常看到坐席的画像，席的四边都刻画出席缘，一张席上坐一人至四人不等。如四川成都青红坡画像砖上的“讲学图”，既有单人坐席，也有双人坐席，还有三人坐席（图六）。山东沂南画像石墓的“收租图”上，有五个乐人同坐一张席。《礼记正义·曲礼上》载：“群居五人，则长者必异席。”五人同坐一席，应为音乐演奏的需要，不受礼制约束（图七）。沂南画像石墓还刻画有熊席，与《西京杂记》卷一所记“赵飞燕女弟居昭阳殿……玉几玉床，白象牙簟，绿毛熊皮”亦相印证。 几 《说文解字·几部》：“几，踞几也，象形。”几有多种，有放置物品的庋物几，也有供人凭坐的几，后一种一般称为凭几，小而可隐者又称为隐几。目前考古发现的实物多为漆木几，一般由几面、足和底座三部分榫接而成。 马王堆一号墓出土1件塌腰式漆木几，长63厘米、通高43厘米。几面扁平，中部微凹，两端稍窄似梭形。两侧各有一足，带座。通体髹黑漆，几面饰云纹，几足饰几何纹（图八）。 山东临沂金雀山汉墓共发现8件西汉时期的漆木几，大致分为塌腰式、四足直板式、八足直板式和隐几四种样式。除隐几外，其他高约20～30厘米左右，最高不过42厘米。隐几为椭圆形，底部中间装一圆形柱，柱底圆球状，面长35.5厘米、宽20厘米、高9厘米（图九）。 此外，江苏仪征征胥浦M101、邗江M101、安徽霍山西汉墓等均发现西汉时期的漆木几，高度大约在25厘米左右。安徽放岗M1出土的漆木几，由底板、足座、足和面板四部分构成，面板、垫板及两足的正反面均髹黑漆。面板长156厘米、宽46厘米，底板长156厘米、宽38厘米，通高45.2厘米。墓主为西汉武帝以前的某一徹侯。 马王堆三号墓和乐浪汉墓各出土1件可调节高低的漆木几。马王堆三号墓漆几，几面为长方形，中间微凹。髹黑漆，饰龙纹和云纹，几面四边为菱形几何纹。几面长90厘米、宽16.5厘米。两端各有内外两组栅状足，外组由三根圆木组成，通高13厘米，高度固定。内组上部榫安装在可转动的木轴上，下端榫接于足座，每组由四根呈扇面分布的圆木组成，高38、座高4.5厘米。由通过转动活塞来调节内组高低。内足竖起时向外足靠拢，转动外足座上的木活栓，即可将内足固定，这样可将几面升高。若将内足向几面背部合拢，可转动附于几面背部的木栓卡紧，这样几就由外足支撑，几面随之降低（图十）。 在汉墓壁画和画像石上，东王公、西王母画像以及墓主或祠主画像，大都是凭几而坐。从出土的实物和画像看，几的形式多样，几面有平面直板式、弧面直板式、塌腰式、弓形前曲式等。几足有倒“T”形对足、人字形对足、双足和栅状足等，隐几多为独足。一般说来，西汉几面微凹，接近战国式样，东汉几面多平板，多装有四栅状足。不论实物还是画像，都见有折叠的凭几。表明汉代几的用途之广以及制作技术之高已远远超过前代。 汉墓中出土的凭几，高度在40厘米以下者，应是随葬的明器。因为除隐几外，这个尺度不适于人体依凭的需要。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几，做工粗糙，报告就认为可能是明器。而那些在此高度以上者，有的可能属于实用器，也有的可能为明器。马王堆三号墓和放岗一号墓所出两件，通高在45厘米以上，而且制作精致，设计灵巧，可能为实用器。从出土的实物判断，实用器数量远远少于明器。 小 结 从新石器时代就发现了席，至少从商代晚期起出现了床，从甲骨文看，当时可能主要作为卧具使用，但也不排除一器多用的可能。至西周时期，人们仍以席地而坐为主。榻的出现至迟不晚于战国时期，至汉代则大行其道，出现了床榻枰坐卧用途分工的趋势。从出土的甲骨文及人物俑看，自新石器时代以来，正式坐姿一直保持着现在所说的跪姿。人们由席地而坐，逐渐演变为坐于坐具之上，至汉代两种起居方式并存，但是，当席与床榻同时出现时，坐床榻比席地而坐更为尊贵。 从发现的实物资料看，西汉多木质坐具，自西汉晚期石质坐具增多，东汉时期石质坐具更加流行，反映了两汉埋葬习俗的变化，也反映了石、木质两种坐具用途与随葬理念的不同。木质坐具中，一部分可能是实用器，如贵族大墓出土的木床和高于45厘米以上的凭几，除此之外大部分应是明器。东汉的石质坐具，可以说几乎全部是明器。石质的床榻枰具有不易搬动的缺点，而且质地坚硬，冬天冰冷，不适宜人们久坐，比较而言，本质家具具有轻便、较软、冬天不凉的优点，现实生活中人们是不会弃木而用石的。山东临淄东汉墓出土的石床，仅具床的形式，也说明它们并非实用器物。巫鸿先生在谈到满城汉墓出土的玉衣、玉人和墓中的石室建筑时认为，他们一方面与死亡有关，另一方面又与升仙有关。石头的坚硬、朴素，特别是坚实持久的自然属性代表了永恒的观念。我认为，这个观点同样也适合于东汉墓葬中的石质坐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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