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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对每个华夏“吃货”来说，大概没什么能比一日三餐、零食宵夜更值得奉献一生的了。 尤其是在从两餐制向三餐制过渡的古代社会，这多出来的一顿饭更显得弥足珍贵；因为食物不仅是填饱肚子的生活必须品，也是华夏“老饕”们物质生活水平显著提升的一个缩影。 “被逼无奈”的两餐制与“三餐福利”对过着茹毛饮血、朝不保夕生活的远古先民来说，餐制概念压根就是不存在的。 在那个靠运气吃饭，不知多久才能捕猎到一头野兽的年代，食物供给既不定时也不定量；因为没人知道下顿饭何时才能到来，所以把握住有限的食物，在食物腐败前尽量多吃一些就是人们唯一能做的事了。 到了夏商时期，奴隶制王朝的建立和农耕体系的发展改变了这一情况，让绝大部分百姓不用再为找不到食物而发愁了。 据《殷契骈枝三编》记载： 武丁时期，一日被分为旦、大食、大采、中日、昃、小食、小采、夕八个时段，其中的大食和小食时段为商人的固定用餐时间。 由此不难看出，商代是实行两餐制的，早餐时间为上午9点到10点，晚餐时间则是下午4点到5点。 两餐制的形成与商周时期的社会生产节奏息息相关；为了留够足以缴纳赋税和养活一家人的口粮，商朝百姓不得不在生产工具并不“给力”的情况下延长耕作时间，而一日两餐就是维持农业生产活动正常开展的底线了。 为了给一整天的劳作提供充足能量，商朝人的早餐往往会更丰盛一些；一般来说，只要是家里有的食物，不论是主食还是肉类蔬菜都会在此时端上餐桌，而很多家庭的晚餐就是用早上剩下的食物随便应付而已。 春秋战国时期，十二时计时法的确立让上层社会的用餐习惯开始发生改变；据《中国饮食史》记载，一日三餐制很可能在战国末期就得到了上层社会的广泛认可，因为《周礼·天官·膳夫》中就有“王齐，日三举”的记载，郑玄所注《周礼》中也有“燕食，谓日中与夕食”一类的记录。 对这一时期的皇室贵族来说，三餐制更像是一种“阶层专享”福利。在大食和小食间隙，他们可以吃一些算不上正餐的食物充饥并将晚餐时间顺势后延；从某种程度来说，这顿简单但不失精致的饭食在彰显了他们身家财力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诸侯贵族的口腹之欲。 秦汉以前，虽然诸侯之下的绝大部分人都无法享受到“三餐福利”，但上层统治者对三餐制的认可还是为餐食制度的改变奠定了阶级基础。 从两餐制与三餐制并存，到三餐制走进千家万户相较于纷争动荡不断的春秋战国，秦汉时期强大稳定的中央集权无疑为农耕体系的发展提供了更稳定的环境。 至此，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大幅提高，小农经济模式也在国家扶持下获得了长足发展。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良性发展势头不仅在稳定国内局势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也在相当程度上提升了普通百姓的吃饭水平。 两汉时期，三餐制的普及程度又上了一个新台阶；据《汉书·淮南厉王刘长传》记载： 即便身犯谋反重罪，刘长仍然能享受到哥哥汉文帝在饮食方面给予的特殊照顾，即恩准其继续享受“皆日三食”的诸侯王待遇。 由此不难看出，在食物配给充足的情况下，皇室贵族已经养成了一日三餐的饮食习惯，而身为天子的帝王甚至可以在此基础上再吃上一顿“夜宵”。 在汉代，三餐是由旦食、昼食、夕食三食组成的，分别对应现代的早午晚三餐；因为缺乏照明设备，入睡时间普遍较早，所以汉朝贵族的午饭和晚饭较现代人来说要稍微早上一些，至于不得不“加班”政事的皇帝也不会选在太晚的时候吃“宵夜”。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两汉时期的三餐制仍然与身份地位挂钩，在民间的普及度也并不像在上流社会这么高，但由于普通百姓的生活条件也在不断提升，所以对一部分民间的“有钱人”来说，一日三餐也并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梦想了。 在两餐制与三餐制并行不悖的民间，百姓对三餐制的接受程度其实是相当高的；可以说，只要物质条件允许，多数汉朝百姓都很乐意用三餐制代替两餐制。 到了社会经济跟文化都空前繁荣的唐宋时期，三餐制已经基本取代了两餐制在民间的地位；尤其是在水稻开始广泛种植的宋代，用米饭代替豆类主食的人们就更愿意在一日三餐中享受美食了。 可以说，三餐制的确立与经济重心南移后江浙沪地区升级为大宋王朝“粮仓”的客观情况存在必然联系；因为在农业与经济高度繁荣的这一时期，百姓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大幅提高，也更舍得吃了。 宋朝政府对商业发展的大力支持也是三餐制得以在民间获得广泛认同的重要原因。坊市间隔被打破后，商业和手工业在大城市中获得了快速发展，繁华热闹的夜市也变得越来越多了。 在开封、汴梁等地，夜市的热闹程度甚至丝毫不逊于今天，而这种商业繁荣盛况也极大地丰富了宋人的夜生活，让人们从日落而息的单调生活中走了出来。 没了宵禁之后，不少宋人都养成了逛夜市的习惯，而在夜市上买些小吃品尝也逐渐成为了一种风尚；事实上，即便是那些没有吃零食点心习惯的人也会因为睡觉时间变晚了而给自己再加上一顿饭的。 总的来说，三餐制之所以会在宋代走进千家万户，与宋人更富裕、更闲适的生活节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种闲适安逸的生活使食物不再只是温饱的代名词，而是宋人休闲文娱生活的一部分；到了商品经济顶峰的明清时期，三餐制更是走上了绝大多数百姓的餐桌，因为饮食文化已经成为了享受生活的一部分。 从餐制发展看古人生活质量的提升从两餐制到三餐制的转变是古人生活质量提升的一个缩影，也是经济文化发展至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纵观三餐制的种种“优势”，不难发现它在提升古人生活质量上所起到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从生产层面来看，三餐制“压缩”了百姓工作时间。 相较于两餐制阶段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工作模式，三餐制无疑对人们的生活节奏进行了重新安排，让百姓获得了更多休息和享受生活的时间。 尤其是当人们将并不适合开展农业生产的中午作为午休午饭时间后，下午的开工和收工时间也顺势后移了；虽说这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古人的工作时长，但也推动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 为了在有限时间内完成既定生产目标，古人不仅对农耕工具进行了创新改良，还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种植了不同作物。 尤其是在工业革命成果开始影响市民生活的清晚期，以铁质农具和水泵为代表的一些生产工具更是大幅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率，将更多农民从土地上解放了出来。 从经济层面来看，三餐制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加速发展。 作为古代社会中最重要的商品，粮食绝对是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一大助力。事实上，从三餐制广泛普及的宋代开始，货币税就逐步取代了实物税在国家税制中的地位，而这也让更多粮食流向了市场而非国库。 粮食贸易量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社会阶层分化，让更多手握粮食跟土地的富人实现了财富的快速积累，这也为商品经济萌芽的出现奠定了物质基础。 除此之外，随着三餐制发展而来的早市跟夜市也成为了国家经济走向繁荣的一个标志，在这类充斥着休闲娱乐性质的市集上，零食小吃成为了不少人第三餐的首选，而这种打破了时间和空间限制的饮食文化也让更多人领略到了“吃”所带来的乐趣。 小结：从两餐制到三餐制，改变的不只有古人的生活节奏，更有他们的生活质量。 随着一日三餐走进千家万户，普通百姓在饮食自由方面也取得了初步胜利；虽然远不能与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的皇室贵族相提并论，但这种“按需进食”而非“按时进食”的方式仍足以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有足够的口粮养活自己，人们可以根据工作生活的实际需要来决定具体的吃饭时间了。 这种吃饭自由将普通百姓从饥肠辘辘的工作状态中解放了出来，也让食物从一种生活必须品上升为了一种文化象征。 参考文献： 《中国古代饮食》 《汉唐饮食制度考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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