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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民党组织运行机制的研究，除了考察其党员群体的社会构成外，自然不能忽视对其权力精英的分析。但如何界定国民党的权力精英，学界存有不同的看法。传统观点以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国民党的最高权力中心，其成员自然是国民党的精英；而另一种看法，则对此提出质疑，认为中执会只是国民党法理上和形式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实际上不过是一枚橡皮图章，其成员并不都拥有真正的决策权力，自然也难以一概视作国民党的精英。不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毕竟是法理上的党统象征，故虽是一枚橡皮图章，蒋介石及其党内竞争对手仍仰赖它提供党统的合法性依据。中央委员虽然并非都拥有真正的决策权，但仍具有名义上的崇隆地位。正因为此，无论战前战后，中央委员的席位一直是党内各派系觊觎的重要目标。  从1924年改组起，至1949年败离大陆止，25年间，国民党总共召开过6次正式的全国代表大会，1次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之间最短间隔2年，最长间隔10年。愈往后间隔时间愈长。这也意味着其实际功能日趋弱化，由一个党的最高决策机构逐渐蜕化为一个党统象征性机构。除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分别由孙中山和汪精卫主持外，其余各次基本上均掌控在蒋介石之手。由于个人道德威望远逊于孙，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蒋在国民党内一直难以服众。特别是1929年召开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多数出席代表由南京中央指派，激起以改组派为首的一大批左翼国民党分子的强烈不满。当时蒋自我辩称：“他们以为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指定，是中央反民主的行动，殊不知第一、第二两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事实上也是指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除指定的代表外，大部分还是选举的。这都是事实。为什么抹煞这种事实，独指第三次代表大会为不民主？”就事实而论，蒋的辩解并非虚语。大会代表由孙中山指定可，由蒋介石指定则不可；由孙中山独裁可，由蒋介石独裁则不可。这似乎有悖公平。国民党“一大”制定党章时，孙中山本来主张仿效俄共实行委员制，但党内不少人坚持要加入“总理”一章，请求总理独裁。这正是孙中山的个人魅力所在。而蒋介石亦想步孙中山的后尘，行使党魁的独裁权力，显然为时尚早。是时蒋在国民党内的实力和威望均难以慑众。 1926年“二大”至1935年“五大”，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均有派系倾轧和派系妥协色彩。由于全代会不仅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更具有党统的象征意义，于是在一段时期里，自开全代会便成了党内各派争夺党统的一大要着。全代会的重复召开，势必产生出多个中央委员会。当各派达成妥协时，中央委员的职位又成为各派政治分赃的对象与讨价还价的筹码，由此遂衍为“中央执行委员愈多，则党的纠纷愈增加；党的纠纷愈增加，则中央执行委员愈多”的恶性循环局面。  1935年“五大”以后，国民党除于1938年召开了一次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外，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没有召开过正式的全代会。这期间除了战争的因素外，主要与蒋介石个人权威的强化和稳固有直接的关系。1936年胡汉民的逝世和1939年汪精卫的投敌，党内反蒋势力相继淡出政治斗争的舞台。蒋在党内的地位不再受到强劲对手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蒋已不大需要全代会这枚橡皮图章为他提供合法性依据。特别是1938年当选为国民党总裁后，其个人意志完全主宰一切。蒋遂视全代会若蔽履。这一情形与苏（联）共斯大林的情形极为相似。 与战前有所不同的是，战时及战后国民党的派系斗争不再是反蒋派系与拥蒋派系之争，而主要表现为拥蒋派系内部的彼此冲突。各派在共同拥护蒋介石的前提下，尽量扩充各自的政治资源。抗战以前，拥蒋派系之间（主要是CC系与力行社）的冲突即已存在，抗战开始后，蒋介石训令这两大派系停止其小组织活动。CC系的“青白团”和力行社于1938年春夏之间同时宣布取消。但随后两派又以“党方”与“团方”的对抗形式延续下来，并呈更激烈之态。  蒋介石长期将党务大权畀予二陈兄弟，遂使以二陈为首的CC系势力极度膨胀。党务大权长期操控在一派之手，导致党内资源由“公领域”向派系的“私领域”大量流失。一国之党蜕变为一派之党。党员对党所应尽的忠诚和义务被派系侵蚀殆尽。党员不向党而向派系领袖寻求个人出路，浸至只知有派、不知有党的局面。如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秘书长的王子壮在日记中写道：“党原为人事之领导，故党如健全，必有合理之人事制度，现在之一凭个人好恶为之升迁降调，至不合理，以故形成党以组织部长为中心之现象，思攫党中地位者亦必以此位为觊觎之目标，是党之用人权系于一人之过也。同时中下级辛苦多年而有成绩之干部，因不得升迁而抑郁特甚，是党中最大之损失也。” 党权派系化的另一个后果，是党内人才资源日趋枯竭。由于CC视党务为一派禁脔之地，非CC人才很难染指。CC分子中虽不乏长才，内中且有不少留学欧美出身者，但该派对党务资源长期垄断后，人才来路日趋狭隘。不少才德兼备者因厌恶CC的派阀作风而不愿参与党务。 党权派系化亦妨碍国民党组织力量的扩张。因党权派系化以后，其他派系为了抵制CC势力的渗透，在其所辖地域或势力范围内建立起严密的防御工事。因抵制CC势必连带抗阻国民党组织的发展壮大和党权的提升。钱昌照在其晚年回忆录中即称： 过去在国民党时代有一句话，叫做“蒋家的天下，陈家的党”，意思是说，党部的权抓在陈家手里。我在国防设计委员会以及后来的资源委员会时期，在成立机关党部这个问题上也一直在和陈矛盾着。在1944年以前，党部方面前后有过三次要我们在资源委员会机关内成立党部，我都拒绝……到了1944年，国民党开始筹办六中全会大会（引注：应为六全大会）选举，所有重要机关都要设立国民党党部，资委会乃被迫在会内成立第78区党部。我本人未参加此党部工作，只是嘱咐吴兆洪、戴世英等：好好安排，好好应付，不让资委会受到CC影响……后来我见蒋，说明我们多年来未成立党部，怕二陈插进来，把事业弄乱等等情况。他唯唯。  资源委员会作为国民政府直辖的一个中央级官僚机构，而公然抵制国民党党部的建立，其缘由即在防御CC势力的渗入。资委会的情形并非特例。据何廉回忆，他在执掌农本局时期，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也多次要求在其农本局总部和各省办事处建立国民党组织而遭其抵制。 CC系在战前即俨然成为国民党内最具实力的重要派系。以1935年国民党“五大”为例，在此次全代会上新当选的200多名中央委员（含候补）中，CC系分据了50多席，为其他派系望尘莫及。力行社、政学系、改组派等分别仅占到3～6席。CC系拥有超过1/4的份额，一举成为党内最大最具影响力的集团。二陈兄弟势力达至鼎盛。蒋为了稍稍抑制二陈势力的过度膨胀，“五大”以后一度不让陈立夫执掌组织部。 尽管中委逐渐蜕化为一个荣誉性的头衔，但其崇隆地位仍然令各派觊觎。自五全大会以后，1938年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没有进行中委改选，一直延续到1945年“六大”召开，故第五届中委的任期长达10年。在这10年间，国民党内各派系的生态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有的派系几乎从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而有的派系则在战时大幅扩增。力行社于1938年关闭后，又投胎于三青团并获得其主导权，组织与政治动员能力比力行社时代更为精进，政治欲望亦与势俱增。  除此之外，战时又有新的派系孕育而生。如朱家骅于战时先后出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和中央组织部部长，还一度兼任中统局局长。朱家骅控扼大量权势资源后，开始网罗人马，自组班底，另树一帜，成为战时一大新生派系。朱家骅原与CC关系较为亲密，自立门户后，即与CC分庭抗礼。朱任组织部部长后，改组了一批省党部人事，安插自己的人马，势必侵蚀CC系的原有地盘。CC系为保守自己的生存空间，奋起抗制。据王子壮观察，战时朱家骅系与CC系在地方层级的冲突相当激烈。“蒋先生对于其干部，似采牵制政策，果夫、立夫组党十年而有所组织，自然在党中形成一个力量，朱骝先（家骅）来长组织，因其在学界、政界均有相当之地位，故其措施不能悉循旧轨，于是下级冲突公然暴露，如河南、陕西、山东等省均因此而致工作于停顿，更谈不上下级之健全。” 当国民党从东南沿海内迁西南后，原有的地域根基大部丧失，而内陆诸省掌权的旧实力派又无意与新来的党中央分享地方资源。一些内陆省区即使允许国民党在其所辖各县建立党团组织，而实际控制权仍掌握在原有地方领袖之手。这些地方领袖或者任命自己的党部和团部委员，或者设法孤立由中央党部和团部所派人员。比如在云南，龙云虽然允许三青团在1939年9月建立了支团筹委会，但有意限制三青团在云南的活动，甚至下令逮捕三青团的几名负责干部，直到重庆出面交涉方才释放。在地方政治资源相对减少的情况下，国民党各派的政治竞争主要集中于中央一级和部分未被地方实力派垄断的省区。随着政治资源日趋紧缩，派系斗争势必更加尖锐和激烈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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