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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衡先生的《开河》《打猎》《挑水》以“梦回塞上三章”为题，在《当代》2023年1期发表后，好评如潮，多家报刊转载或发表评论。这里集萃了一组相关评论，让我们一同品读作者笔下一代人的青春之歌。 ——读梁衡的“梦回塞上”散文系列 发表于2023年2月8日《文艺报》
3月31日《作家文摘》转载梁衡《开河》 ——梁衡散文《开河》读后 一口气读完梁衡老师的《开河》，便陡生冲动，欲驱车疾驰到黄河岸边，领略那塞北风里的黄河壮举——流凌！ 我亦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河套人，如梁衡老师所言吮吸着黄河水活命，却从不曾真真切切地抚触这条亘古流淌的母亲河的心魂，实为遗憾。但读完梁衡老师的《开河》，却如黄河“文开”一般，畅快而坦然了。 我被梁衡老师蘸了塞北风的黄河情结“撅”住了心，他把曾在内蒙古临河县的青春回忆，绽放在《开河》四千余字的横平竖直里—— 一是对黄河的深情。全文的描写细致生动，特别是场面描写让人仿佛身临其境。开头的“这时流动的冰块如同一场地震或山洪引发的泥石流，你推我搡，挤挤擦擦，滚滚而下”，结尾的“又过了几天，当我迎着早晨的太阳爬上河堤时，突然发现满河都是大大小小的浮冰，浩浩荡荡，从天际涌来，犹如一支出海的舰队。阳光从云缝里射下来，银光闪闪，冰块互相撞击着，发出隆隆的响声，碎冰和着白色的浪花炸开在黄色的水面上，开河了！”即便是身在南方未曾见过“大漠黄河”的读者，读罢梁衡老师的文字，大概脑里心中已勾勒出大气磅礴的国画，周身也浸在自然伟力的震撼中，久久不能平静吧。这些如一支遒劲画笔写就的文字，饱含着梁衡老师对黄河的赞叹之情；这从文字中渗透出的火热情感，又如开河之后吹起的仍有些凛冽的塞北春风，感“染”了读者。梁衡老师在即将结尾时写道：“我出校门后正式受命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到黄河上带工，这也是一种'抓’周，而且十分灵——果然，从此我的后半生就再也没有离开过黄河。当人生与黄河交织，奏响了生命求索的凯歌，黄河的水已融入身体血脉且奔腾不息，这就是令人向往的'天人合一’境界吧……” 二是对劳动的思考。大学一毕业便分配到塞北，参加战天斗地的劳动，这实在是当下年轻人急需补上的一课。劳动到底有什么意义？梁衡老师在《开河》中有着鞭辟入里的“点金”：“我这一年在河套平原生活劳动，虽未与黄河谋面，却一直饱吸着黄河母亲的乳汁。每当我早晨到井台上去担水时，知道这清凉的井水是黄河从地下悄悄送过来的；当夏夜的晚上我们借着月光浇地时，田野里一片'噼噼啪啪’庄稼的生长拔节声，我知道这是玉米正畅快地喝着黄河水。在河套，无论人还是庄稼都是喝着黄河水长大，片刻不曾脱离。生活于斯，你才真切地体会到为什么黄河叫'母亲河’，是她哺育了我们这个古老的农耕民族。”由此可知，劳动的作用一是生出感恩之心。梁衡老师又写道：“就像京剧《法门寺》里的贾桂，站惯了不敢坐，我这双手动惯了，一时还停不下来。马克思说劳动创造人，莫非这一年的劳动就把我改造成了另一个人？我一高兴也吹起牛来，我说：'这点活算什么，我在村里整担了一年的土，担杖（扁担）都记不清压断了几根。’他们看着我笑道：'除了衣服上有补丁，怎么看，也还是个学生娃哩。’大家嘻嘻哈哈，一会儿就混熟了。”由此可知，劳动的作用二是催生出朴素的团结情感。梁衡老师还写道：“我怎么也睡不着了，突然想到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一个人过夜，而且还是在万里黄河边的旷野上。大约这就是在预示一个人将要独立走向社会。”由此可知，劳动的作用三是促使人成长成熟。梁衡老师在《开河》中，给予劳动真诚的赞美，也用黄河沃土上的劳动成就了他华彩的人生，更为当下的青年人上了一节“劳动可使生命更深邃厚重”的哲思课。 三是对生活的热爱。《开河》中字里行间流淌着对生活由衷的热爱。如：上堤第一天，为了庆祝，中午就在工棚里包饺子。又如：今日我们在黄河大堤上吃开工宴，真有点梁山好汉初上山来喝聚义酒、大块吃肉的味道。这时大堤内外寒风过野，嘶嘶有声，而工棚内热气腾腾，笑声不断。这是什么，这就是黄河边上的日子，尽管塞北的风粗犷，但经黄河润泽的生活是充满生气、红红火火的。梁衡老师不仅没有对这朴拙的粗糙的不加修饰的边疆烟火气感到不适应，反而为自己闻到泥土气息、触摸到了如冰似火的塞外岁月发自内心地喜悦。与此同时，那些生活在黄河边上的人们也令梁衡老师怀念和感动。“一脸盆肉馅拌好后，王叔提出一把装满胡油的大铝壶，就像提水浇花一样，对着脸盆大大地转了三圈，看得我目瞪口呆。”王叔把胡油的香淋进了梁衡老师“寡油少肉”的日子里。姓李的护林员临走时问的一句“你晚上一个人住在这片林子里怕不怕”，把暖意滴进梁衡老师“形单影只”的日子里。不做作，不矫情，不冷漠，不耍滑——乡亲们爱着黄河，更把黄河的品质揉到骨子里，泼洒到年年要开河的四季轮回中，让梁衡老师踏踏实实地感受着活在人世间的酸甜，人生况味生发：人生本是一场偶然，命运之舟从来不由自己掌舵，你唯一的办法就是如鹰雁在空，借气流滑行。这不是妥协，而是应对生活的昂扬姿态和智慧取舍！ 四是对奋斗的追求。《开河》通篇闪动着积极的因子，给人以向上的力量。“我就是踏着黄河开裂的轰鸣声走向社会的。”——梁衡老师迈开了成长的关键一步。“我内心里觉得，这就是冥冥中给我办的一个劳动毕业典礼，也是身份改变，从此由学生转为干部的加冕宴。”——梁衡老师担起了工作的重任。“我从北京来到塞外，从学校到生产队，再从生产队来到黄河边，被一双无形的手推过一程又一程。”——梁衡老师在时代的熔炉里淬炼。“那么，凌汛过后的我又将漂向何处呢？”——面对命运的不确定，梁衡老师也曾迷茫。当看到“河滩上跑来了一群马儿，有红有白，四蹄翻腾，仰天长鸣……”“忽然它们又会莫名地激动起来，在河滩上掀起一阵旋风，仿佛在放飞郁闷了一冬的心情，蹄声叩响大地如节日的鼓点”，竟诗兴大发，且激动得甩掉老羊皮袄，双手掬起一捧黄河水泼在自己脸上……梁衡老师在文章结尾处写道：“开河了，新一年的春天来到了，我也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明天将要正式到县里去上班。”在感知了春的味道，目睹了河滩群马的恣意奔放，特别是领导完成黄河开河的防凌汛任务后，梁衡老师仿佛淬了火，借着黄河输送的精神食粮，迸发出十足的劲头和力量，勇敢地去迎接新的挑战，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发表于《巴彦淖尔日报》
壮美流凌，李志轩/摄 ——品读梁衡散文《打猎》 一口气读完梁衡先生的散文《打猎》，文章中的几个人物便在脑中形成深刻的烙印。包音乌力吉的热情体贴与持重老练，牧人巴特尔的行动果决与英武强悍，以及“我”的不谙世事与拘谨，无一不活灵活现地跃然纸上。 托尔斯泰曾经说过：“作品中的人物是否常常是真人？不，从来不曾有的。只有显著的特点，只有显著的语句，只有在平常现象上起了显著的反应的时候，那时由这特点与显著开始虚构我的作品中的人物。”这就是说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完全刻板地描画出原样几乎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意义的。生活中的真人，经过作者走笔行文再现为形象，是经过一番取舍，即抓住和选择其最“显著的特点”加以表现，使其具有“开启人目”的作用和力量，才是文学创作的主旨。 《打猎》一文着力表现的人物之一是记者站站长“老包”，一位蒙古族长者。作者与老包同在一个记者站工作，朝夕相处，对于其人的了解无疑是多方面的，心中自有很丰富的素材，但作者只从一件具体事件入手，“老包看见我窘迫的样子”，就主动提议“去打一只黄羊，好给你媳妇下奶”。这既是作为单位负责人对属下的关怀，又是一位长者对朋友小弟的疼爱。诚如作者所言，在那样一个“物资匮乏的特殊时期”“最低生活状态都很难维持”，何况对于一个成家不久的外地来的青年而言，所遇困难仅靠一己之力完全无法克服。唯其如此，才越发显出“老包”力行善举的意义。文章由此展开对主题的揭示，是巴彦淖尔的物产和人民养育了自己，这种由衷的感恩之情贯穿文章始终。 去打一只黄羊，老包话说得轻松，但实际去做却并不容易。需置身如同“深渊”“黑洞”的茫茫草原，又遇大雪封山行车艰难，加以野羊出没无常，行踪难觅。但老包全然不顾这些，说干就干，雷厉风行，后半夜出猎，不辞辛苦，“在黑暗中飞奔”。当一只黄羊“逐渐接近，直到只剩下几十米时，坐在第一排的老包从卸掉帆布风挡的右车窗伸出枪去，'叭、叭’两声，那只黄羊应声扑地”。纵览《打猎》全文，这是最为精彩的一笔，是作者为突显人物形象而推出的一个特写镜头。 托尔斯泰在同一篇文论中提到，对于“虚构”这两个字不该像对什么不庄重的东西一样，比方：这是照生活写下来的，就是真实，而那是虚构，就是文学……固然，有些虚构只有作者自己能理解，可是有些对于生活的典型的现象能开启人目的虚构是必不可少的。我相信，在整个打猎行动的过程中，老包作为行动的主导者，要说许多相关的话，要做许多相关的动作，但作者向我们呈现的，却只有这样由一连串的细节构成的镜头——“卸掉帆布风挡”，“伸”出枪去，“叭叭”枪响，黄羊应声“扑”地。之后是“在车灯的光线里，隔着雪花，一个漂亮的动作把枪扔向我”。他话语极简，只一句“试试你的运气”。所有这些，都生动表现了一位老猎手的风采，也正是以“典型的现象”表现人物性格的高妙手法。这正如茅盾先生所言，“善于描写典型的伟大作家不但用大事件来表现人物的性格，而且不放松任何细节的描写”。 作品的神来之笔还表现在对巴特尔的描写上。当“我”击中一只黄羊，对着受伤的羊一时手足无措，正在“自责”和犹豫之时，“坐在车后排的巴特尔走了下来……两步抢到黄羊的正面，用一招类似我们在电影节目动物世界里常看到的狮虎捕鹿羊时的锁喉功，快速解决了它”。这同样只是用一个特写镜头，选择“典型的现象”，表现了巴特尔的英雄气概。要知道，这位巴特尔仅仅是“一个当地的蒙古族小伙子”，随机带着一起去行猎的。可见这位普通小伙子就是普通牧民群体的代表，透过他的表现，我们看到蒙古族群众的英雄豪气。 茅盾在《关于艺术的技巧》中又说“:人物不得不在一定的环境中活动，因此，作品中就必须写到环境。作品中的环境描写，不论是社会环境或自然环境，都不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而是密切地联系着人物的思想和行动。”《打猎》一文，围绕人物形象的刻画，用了较多笔墨描写事件发生发展的环境。比如文章开头就交待事件的时代背景：上世纪七十年代，野生动物保护尚未列入议事日程，打猎只是出于“去找一口能填肚子的东西”。孩子降生，缺乏起码的营养保障，供销食品中尚无“奶粉”之说。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通过打猎补助母乳营养，一切顺理成章。 又如对“穹庐”的描写，细致刻画了草原牧民的生活图景，又写出“我”置身其间的新奇感受，同时也抒发了出行打猎“晚来天欲雪，红泥小火炉”的诗情画意。对于行猎中风雪与暗夜以及车灯的描写，也往往细致入微，入木三分。如此这般的环境描写，都为人物出场作了必要的铺垫，也对人物性格作了有效的衬托，环境是典型化的环境，其环境中的人物性格才成为典型人物性格。这正如茅盾的散文名篇《白杨礼赞》，在正面描写白杨树之前，铺开抒写了“坦荡如砥”的黄土高原、绿波翻滚的原上“麦田”以及脚底下“远山的连峰”。而这些正是白杨树生长的特殊地理“环境”，对突显白杨树伟岸正直质朴的形象起到铺垫烘托作用。《打猎》所进行的环境描写与《白杨礼赞》异曲同工。这种“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恰恰是文学创作的独好风景。也只有仰仗这样的“虚构”之笔，才能达到“本我”与“超我”的交相辉映、水乳交融，进而取得“开启人目”、引人入胜、发人深思的艺术效果。 《打猎》一文对于“我”的刻画，也达到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完美统一。作者叙写自己“在内蒙古日报驻巴彦淖尔盟记者站”的一段经历，这是实有其事，无疑是生活的真实。但作为文学创作，作者显然不以实事实写为出发点与落脚点，而是突破就事叙事的窠臼，通过典型化的构思，使写作进入以事抒怀、寓理于事的意境之中。 高尔基论人物描写时说：“把自己置于事变的见证人的地位，不是把自己当作行动的力量，这是为着不妨碍自己——故事的陈述者来讲人生的缘故。”梁衡先生作为事件的“见证人”，就叙事主体而言，他是“陈述者”即本文前文所称之“作者”，但作为文章“虚构”人物的个体之一，又是一位“典型形象”的承担者，是有别于“作者”的“我”。 “我”在三人记者站中年龄最小，汉族，又是“从城里来的外地人”。与包音乌力吉、恩和两位“四十多岁”的同事比较，“干什么都一副怯生生的拘谨之态”。这正是老包对“我”抱以同情、给予同志加兄长式关怀的客观情形。“我”初次参加打猎，住在毡包，“想赶快出猎”，遭到婉拒。行猎中感觉“像掉进一个黑洞”，又担心“跑出国境线”，都显示出稚嫩、不成熟。而“我”的不成熟恰恰起到反衬他人——“草原的主人”的作用。起初，“我”作为猎羊的观阵者，对黄羊出现在视野内的傻劲儿，对司机的猛踩油门的追赶，对于车子的颠簸与道路的坑洼不平，黄羊的穿射如箭与致命弱点，以及老包的动作稳健与枪法娴熟等，都作了细致观察和描写，既是对“我”经受实践锻炼快速成长的记录，也是对“我”接受洗礼身体力行融入当地人民生活的过程再现。而当“我”接过猎枪亲自击中一只野羊的那一刻，自信与喜悦油然而生。 鲁迅说，“作者写出创作来，对于其中的事情，虽然不必亲历过，最好是经历过”。作者正是将亲历之事记于笔下，才能这样将两个身份，即“作者”和“我”无缝对接，在行文中自然流转，做到游刃有余。 文章的主题显然是写感恩的。小而言之，写站长包音乌力吉的关心爱护；大而言之，是抒写巴彦淖尔大地与人民对“我”的养育。正是怀着这样的情怀，作者才深愧于自身的“窘迫”“拘谨”，而仰慕老包、巴特尔、司机的“豪情”。作者在文章中写道，“这只黄羊帮我们度过了最困难的几个月。”“其实，黄羊之功何止这些。1960年全民饥饿的困难时期，内蒙古草原上的黄羊动辄数百上千头一群，在天边游荡，成了当地甚至北京的'救命粮’。”“黄羊功大，大可救民渡荒，小可救小儿无奶之急，真天之尤物也。”直抒胸臆，在塑造人物“开启人目”的同时，也突显文章主题，给人以上进的力量。 发表于《巴彦淖尔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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