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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个月来，各地又有陆续的复阳现象，大多数人都说，这次要比上一次轻的多，按照这样的情况发展下去，也许下一轮阳的时候，稍微咳嗽咳嗽，头疼个一时半会儿就过去了。
如今不仅症状变轻了，人们对于那段时间的记忆也减轻了，枷锁被剪断之后，人们纷纷振翅高飞，如今四处一派繁荣的景象，让大家早就不愿再回忆起那段封闭往事，也就逐渐忘却了。 不过也有人说，对苦难的忘却，就是对自身的背叛。具体的痛可以忘，但反思的痛却不应轻易地抛弃。前者是卸下负担地前行，而后者则是避免重蹈覆辙。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深陷苦难大多数只能体会而不能反思，只有经历了时间的洗涤，远离那个时空之后，才能看得更清。
疫情开放以来，这半年的时空隧道，能否让人看清那段日子还不得而知。但四百年前恐怖的欧洲大瘟疫所留下的文明痕迹，已经足以让人理解很多当前的状况。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就对17世纪的欧洲如何应对瘟疫进行了深入解读，同时他还将由瘟疫引发的隔离和由麻风病导致的放逐进行了比较，在这两种现象背后，发现了不同的组织运行模式以及带来对社会的影响。
福柯的洞见无须总结，在其深刻的陈述当中，也在半年前每个人都能切身体会的隔离当中。以下就是福柯对瘟疫与隔离的见解—— 根据17世纪末颁布的一道命令，当一个城市出现瘟疫时，应采取下列措施。 首先，实行严格的空间隔离：封闭城市及其郊区，严禁离开城市，违者处死，捕杀一切乱窜的动物；将城市分成若干区，各区由一名区长负责。每条街道由一名里长负责，严密监视该街事务；如果他离开该街，将被处死。在规定的一天，所有的人都必须待在家里，违者处死。里长本人从外面挨家挨户地锁门；他带走钥匙，交给区长；区长保管钥匙直到隔离期结束。 每个家庭应备好口粮。但是沿街也设立了通向各所房子里的木制小通道，这样每个人都可以收到分配的面包和酒，同时又不与发放食物者和其他居民发生联系。肉、鱼和草药将用滑轮和篮子送进各家。如果人们必须离开住所，那就要实行轮流的办法，避免相遇。
只有区长、里长和卫兵可以在街上走动，另外还有在被传染的房子、尸体之间活动的“乌鸦”。后者是些人们不管其死活的人。这些“穷人搬运病人、埋葬死人、清除污物以及做其他许多的下贱工作”。这是一个被割裂的、静止冻结的空间。每个人都被固定在自己的位置上。如果他移动，就要冒生命危险，或者受到传染或者受到惩罚。 监督不停地进行着。到处都是机警的监视目光：“一支由可靠的军官和富人指挥的民兵队伍”，在各个出人口、市政厅和各个区进行警戒，以确保民众的服从和长官的绝对权威，“还严防一切混乱、偷盗和勒索”。在每个城门应设一个观察站，在每个街口设几个哨兵。每天，区长巡视所负责的地区，了解里长是否履行了职责、居民是否有不满之处。 他们应“监视他们（居民）的行动”。每天，里长也深入所负责的街道，在每所房子前停下，让所有的居民都在窗口露面（住在面对院子方向的居民应分得一个面向街道的窗户，只有他们可在露面时使用）。他呼喊每个人的名字，了解每个人的状况——“因有死刑的威胁，居民会被迫说出真实情况”。如果有人不在窗口露面，里长应该追问原因，“这样，他会很容易发现是否有死人或病人被隐藏起来。”每一个锁在这种笼子中的人，每一个在各自窗口处的人，都要回答点名和在追问时露面——这是对生者和死者的大检查。 这种监视建立在一种不断的登记体制的基础上：里长向区长报告，区长向市长报告。从“锁门”之时起，每个城市居民的角色就被逐个确定了。“每个人的姓名、年龄、性别”都被登记注册。登记册一份交给区长，一份交给市政厅，另一份供里长每日点名用。在巡视中所能了解的一切情况——死亡、病情、抱怨、异常现象——都被记录下来，转达给区长和市政长官。
市政长官对医疗处理握有完全的控制权。他们指定一名医生负责。未获得该医生的便条，任何医生不得治疗病人，任何药剂师不得为病人配药，任何神父不得拜访病人。这是为了“防止有人背着市政长官隐藏传染病人或与这种病人打交道”。病情记录应该不断地汇总。每个人的病情和死亡都要经过当局，经过他们所做的记录和决定。 在隔离五六天后，开始对每所房子逐一地清理消毒。每所房子的居民都要离开。在每间屋子里，“家具和财物”都堆到高处或悬在空中。房间四周撒上香料。在用蜡把门乃至锁孔封好后，点燃香料。香料燃烧时，整所房子被封闭起来。完成这项工作的人在出口处受到检查，“当着住户的面，看他们是否在身上藏有进来时所没有的东西”。四个小时后，住户被允许回家。 这种封闭的、被割裂的空间，处处受到监视。在这一空间中，每个人都被镶嵌在一个固定的位置，任何微小的活动都受到监视，任何情况都被记录下来，权力根据一种连续的等级体制统一地运作着，每个人都被不断地探找、检查和分类，划入活人、病人或死人的范畴。 所有这一切构成了规训机制的一种微缩模式。用以对付瘟疫的是秩序。秩序的功能就在于清理各种混乱。当肉体混杂在一起时，疾病就得以传播。当恐惧和死亡压倒了禁令时，罪恶就会滋长。秩序借助一种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权力，确定了每个人的位置、肉体、病情、死亡和幸福。那种权力有规律地、连续地自我分权，以致能够最终决定一个人，决定什么是他的特点，什么属于他，什么发生在他身上。
瘟疫是一种混合，规训是一种解析。规训施展自己的权力来对付瘟疫。围绕着瘟疫形成了一批欢度节日的文学作品：法律中止，禁忌全无，时间冻结，肉体不分贵贱地混杂在一起，每个人都揭去面具，抛弃了过去据以相互辨认的法定身份和形象，露出一副全然不同的真相。 但是，也有一种与此截然相反的关于瘟疫的群体梦想：癌瘟疫期间不是集体的狂欢节，而是严格的隔离；非但法律没有受到践踏，相反，通过确保权力毛细渗透功能的完整等级网络，管理控制甚至深入到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不存在戴上又摘掉的面具，只有对个人的“真实”姓名、“真实”位置、“真实”肉体、“真实”病情的排定。瘟疫作为一种既是真实的又是想象的混乱形式。有其医疗的和管理的相关规训方法。在规训机制背后，可以发现关于“传染病”、瘟疫、造反、犯罪、流浪、开小差以及在动乱之时出现与消失、生存与死亡的人们的种种挥之不去的记忆。 如果说，麻疯病人引起了驱逐风俗，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大禁闭”的原型和一般形式，那么可以说，瘟疫引出了种种规训方案。它不是要求将大批的人群一分为二，而是要求进行复杂的划分、个人化的分配、深人组织监视与控制、实现权力的强化与网络化。
麻疯病人被卷入一种排斥的实践，放逐——封闭的实战。他被遗弃在一片无须加以分解的混沌之中，等待毁灭。瘟疫患者则被卷入一种精细的分割战术中。在这里，个人的区分是一种权力挤压的后果，这种权力自我扩展、自我衍生和连接。一方面是大禁闭，另一方面是规训。一方面是麻疯病人及对他的隔离，另一方面是瘟疫及对它的分割。前者是被打上印记，后者是受到解析和分配。放逐麻疯病人和制止瘟疫所伴随的社会管理梦想并不是一样的。前者是一个纯洁的共同体，后者是一个被规训的社会。在行使统治人的权力、控制人际关系，清理有害的人员混杂方面，二者的方式不同。 瘟疫流行的城镇，应完全被一个层级网络、监视、观察和书写所覆盖；一种广延性权力以一种确定无误的方式统治每个人的肉体，使该城镇变得静止不动。这就是一个治理完善的城市的乌托邦。瘟疫（至少被视为一种可能性）是人们在理想地确定规训权力运作的过程中的一个考验。为了使权力和法律能够完全按照理论运作，法学家陷于关于自然状态的想象；为了看到完美的纪律发挥作用的情况，统治者设想了瘟疫状态。作为规训方案的基础，瘟疫意象代表了一切混乱无序状态，正如被切断一切与人的接触的麻疯病人的意象，构成各种排斥方案的基础。 它们是不同的方案，但并非互不相容。我们看到它们逐渐汇集在一起。19世纪的一个特有的现象就是，将规训分割的权力技巧应用于以麻疯病人为其象征性居民的排斥领域（乞丐、流浪汉、疯人和不守法者是其真实的居民)。把“麻疯病人”当作“瘟疫受害者”，对混杂的拘留空间进行精细的规训分割，同时使用权力特有的解析分配方法，区分被排斥者的个性，但是使用个人化方法是为了标示排斥，这一切就是自19世纪初起在精神病院、妓女收容院、教养所、少年犯教养学校以及某种程度上在医院中规训权力的常规运作情况。
一般说来，一切实行对个人的控制的权力机构都按照双重模式运作，即一方面是二元划分和打上标记（疯癫/心智健全；有害/无害；正常/反常)；另一方面是强制安排，有区别的分配（他是谁，他应该在哪里，他应该如何被描述，他应该如何被辨认，一种经常性监视应如何以个别方式来对待他，等等)。 一方面，麻疯病人被当作瘟疫受害者，个人化规训战术被应用到被排斥者身上；另一方面，规训控制的普遍化导致给“麻疯病人”打上标志，并调动起双重的排斥机制来对付他。不断地划分正常人和非正常人，使所有的人都纳人这种划分，是把对付麻疯病人的非此即彼、打上标记、予以放逐的方法应用到完全不同的对象上。 这使我们想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由于有了一系列度量、监视和矫正非正常人的技术和制度，就使因恐惧瘟疫而产生的规训机制得以施展。直至今天布置在非正常人周围的、旨在给他打上印记和改造他的各种权力机制，都是由这两种形式构成的，都间接地来自这两种形式。
——以上，就是福柯的主要论述，特别是最后一段，“这使我们想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如果说福柯只能是在类比和隐喻的层面来去体会瘟疫大流行时代和他的时代的话，那么我们当前就可以比福柯更加真切的，在隐喻和切身体会层面，理解四百年前的社会状况。 同时，比对那些对四百年前人们面对瘟疫所实施的政策，也提醒了我们，人作为一种社会性的动物，其基本的思维方式以及创造出来的那些社会运作方式，并不会随着物质文明的发展而发生本质的变化。我们依旧是拥挤在一起吵闹的动物，为了某些欲望与恐惧，彼此利用、彼此依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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