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文学科具有人性化的力量吗？如果具有，为什么它们在黑暗到来之前失败了呢？” “现在，离开我吧。”——《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斯坦纳在序言里提到了一个“振奋人心”的例子，一个人晚上可以读歌德和里尔克，可以弹巴赫和舒伯特，早上他会去集中营上班。如果我们说他是读而不知其意，弹而不知其音，这未免是矫作和开脱之词。我们一直以来受到教育的是，知识，尤其是人文知识，应该对社会和文学起到一种最基本的人性化作用，以希望言辞可以转化为行动，精神力可以以那些公认的文明传播媒介为基础来对暴行（最起码是确凿的暴行）起到一种抵抗力。如果这一愿景实现，那么作家以及他们的作品，在此中究竟是作为一种什么纽带来存在？而万一不幸的没有实现，究竟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斯坦纳所谓的“语言”并非是指“语言学”，而是指文学借以表现的媒介——写出来的语词。作家以“语词”来传达文思，古经典籍也多借“语词”而流传至今，因此，斯坦纳所谓的语词指的也可以说是文化的代表。而作家所称的“野蛮” ，并非是出自于某个我们未知的遥远部落，而是茁壮成长在欧洲文明的骨干之内。在18世纪末，伏尔泰颇有信心地认为我们已经摆脱了酷刑，意识的杀戮也即将终止，然而在斯坦纳的时代，作家认为，文艺和哲学创作的重镇，却成为非人道的集中营。 纳粹的例子向我们说明，西方文明，从柏拉图到阿诺德的一贯传统，皆以为文化是一种“人性化”的力量，我们通过文化的训练，能够达到知行合一，然而20世纪的暴行却有变本加厉的趋势。斯坦纳称：一向以理性自称的法国，在德国人离开巴黎的不到十年之间，已经开始在监狱里凌虐阿尔及利亚的独立分子。 从范围和写作方法来看，这本书并不算是完全的批评类文集，我更愿意称之为“公共评论”，起到一种已经被搁置已久仿佛不再重要一样的作用——提醒与担忧，或者用斯坦纳自己的话来说：“我没有答案，我有的只是暗示和不断追问。”斯坦纳笔下的“人文主义（Central European Humanism）”，强调的是一种共有的人文精神——能够旁征博引希腊和拉丁古典经卷，推崇莱辛和歌德，观看犹太演员在维也纳、慕尼黑和柏林的戏台上扮演莎翁戏剧，钦佩左拉在“德雷福斯（Dreyfus）”案件中为犹太人挺身而出的辩护。斯坦纳所担忧的危机，是“野蛮”的浩劫使得文明的符号——语言——失去了它应有的人文意义，而在语言本身已然失去了崇高性的情况下，我们更不用提那些由语言而延伸出的，对于作品人物、读者和作家的尊重。 内与外 A． 我们是否已经走出语词至上的历史时期 斯坦纳认为，正是因为继承了希腊—犹太文化遗产，西方文明本质上才具有话语特性（verbal character），我们今天当然把这看作是理所当然，它是我们经验的根茎，但我们没有办法在此之外表达自己的想象。语词的首要性是希腊—犹太智慧的特征，并被基督教继承，其设法在语言的支配下去管理事实。海厄特在《古典传统》的前部分多次提到这一点。在此处，斯坦纳说： 我们不应该认为唯有在话语的母体中，精神的言行才是可以想象的。有些知识和感官的现实模式不是建立在语言上，而是建立在其他诸如图像、音符等可以交流的力量上。有些精神行为扎根必将于沉默，在东方的“大道”和西方的苦修者中并不缺乏这样的例子，并且这种经验总是会带有一些神秘的色彩。现在，这信念已经不再具有普世性，斯坦纳认为自从弥尔顿时代以来，对它的信心已经开始下降。我们只要留心一下17世纪就不难发现，自然科学主导型的趋势和内容是描述性的，数学也在牛顿和莱布尼茨的发展下也逐渐变成相当丰富的语言，而越来越多的知识领域接收了数学的模式。 不仅如此，古典经济学、古典和中世纪哲学、现代艺术和音乐同样开始从语词的领域撤退。斯坦纳的观点是：“在17世纪之前，语言的王国几乎包括了全部的经验和现实；而在今天，它只包含非常狭小的一部分领地。它不再表达一切重要的行动、思维和感觉模式，也不再与这些模式有关。”这样一个有争议的观念是：语言有自己的“生命”；在某种意义上，语言的生命不只是比喻说法，它暗示着疲惫和堕落这些概念与语言本身相关，而不仅仅与人们使用语言相关。 B． 小说是否已经死亡 小说的危机来自两方面。 首先作为小说家主要题材来源的社会和心理现实产生了根本变化，在可利用的想象秩序上产生了根本的变化。诗人在十四行诗中感到恐惧的东西已经司空见惯了：现代经济政治事件的戏剧化，以及我们生活中永远消化不完的新闻，大大削弱了我们想象力的反应能力和辨别能力。为了继续抓住我们，小说现在不得不与戏剧性表现的媒介竞争，要和其他喧闹的媒介竞争，小说必须寻找能够引起情感震荡的新领域，也就是说，严肃小说可能要选择此前垃圾小说写过的题材。 更重要的是，没有纪实文体的训练，没有按照自己的艺术和批评目的选择和重组生活的多样题材，小说家变成了焦虑的见证人，不再是观察的主体而成为观察的仆人。 但斯坦纳断定，当一种重要的文体衰落，其能量和刺激并没有完全丧失或迅速消散，它必将为新的模式赋予生命。尽管小说不再是有趣的媒介，但它已经培养出许多理念和技术资源。重要的不是我们能够开出一张怎样具体实在的书单，重要的是这些作品的共性：走出语言，走向（我们称之为逻辑的）新的关系，在更大的意义上，走向引诱现实进入短暂但鲜活的语词秩序的新句法。 联系到上文，我们不难发现从早在现代主义文学开始之前，对于一本书究竟属于什么类型已经没有了直接的答案，我们逐渐忘记了“文体”一词中必要的生命，它们的表现形式自成一体，按照自己的存在方式改变了我们对于语词的意义应该如何交流的看法。 C． 语言形式是否还能够创新 语言是人类与其他动物的分界线，这是早在亚里士多德之前就已经存在的观念。斯坦纳认为，如果我们真正理解了人马神、森林神和斯芬克斯等神话，就能够明白动物与人类真正的本质密不可分，动物身体的本能直觉和形体与我们人类的身体相差无几。 那么我们如何理解这句话？在包含世间一切的“逻各斯”和我们的鲜活语言之间是否有可能共存？在诗人身上，这种含混性最为显著。斯坦纳认为正是诗人守卫并繁衍着语言的活力，诗人的行为如此危险，以至于与诸神相仿。以荷马来说，诗歌是城市的建设者，他的语词具有诸神不想承认的人类所有的力量，馈赠永生的力量。 诗人延伸了语言，，但语言有它自己的边界，与其他三种表现形式接壤——光线、音乐和沉默，而正是因为语言抛下了我们，我们才能够体会到确实存在着另一种神义，高于我们，围绕着我们。就像但丁在“天堂篇”中所作的，先从明亮的挑战中后退一步，然后是凝聚心神。最后是向前一跃，进入前所未有的语言，进入诗人自己发现的、他此前并不知道是他力所能及的类比与修辞变化。 从音乐与语言互动的这个大题目中，斯坦纳概括出来的主题是：诗歌走向了音乐；当诗歌抵达其存在的极致之时，诗歌也就成了音乐。这个观点的言外之意可能是：当诗歌抵达其存在的极致之时，诗歌其实就已经成为了音乐。诗人的创造力，会把语言提高到音乐的门槛。而以沉默为主的第三种超越模式，则是表明语言已经走到了尽头，精神运动不再给出其存在的外在证据。诗人陷入了沉默。在此，语言不是接近神光或音乐，而是比邻黑暗。感觉到语言出现了问题，感觉到语词可能正在丧失其人性化的力量，对于这样一个作家而言，他有两种态度可供选择，努力使自己的语言成为代表，或者直接选择自杀性的修辞——沉默。 我们应该如何教授文学 阿诺德那句话被许多次地引用：在奥斯维辛之后写作是不道德的。但对于我们来说，要下这种断言未免太难了。因为通常的训练是：我们的心理和道德上应该相信虚构的东西，相信戏剧或小说中的人物，相信我们从诗歌中取得的精神状况，然后我们失败了。那么在从事文学研究和教学时，这些人在做什么？ 我之所以认为斯坦纳乐观，是因为作家提出文学研究者现在能够并且有责任进入一片非常丰饶之地，这就是艺术与科学的中间地带。与诗歌、社会学、心理学、科学甚至是数学比邻。语言的整个性质正在被重估，我们对于语言这种中间媒介的感觉也正在被重估。至少有可能的是：我们投入书写语词的情感，投入遥远文本细节的情感，投入逝去已久诗人生活中的情感，钝化了我们对真正的现实和需要的感觉。 过去25年出版的科学论著和各类小说，如果逐一放在虚拟的书架上，可以直达月球。而就像卡夫卡所说，我们所需要的应该是这些书，它们像厄运一样降临我们，让我们深感痛苦，像我们最爱的死去，像自杀。一本书必须是一把冰镐，砍碎我们内心的冰海。就像奥登在亨利·詹姆斯墓前的祈祷：我们无用的呼唤没有终结：求情，为了所有人的背叛。  乔治 · 斯坦纳（George steiner） 注：题目自拟；文中引用出自 乔治·斯坦纳 著 李小均 译 《语言与沉默》；参考文献：哈罗德·布鲁姆 《神圣真理的毁灭》、吉尔伯特·海厄特 《古典传统》、李欧梵 《语言与沉默<代译序>》。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