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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被拘禁在“七十六号”高洋房后面的那间夹壁小屋后，经常有一份《国民新闻》可看。这份报纸是日刊，系由李士群所主办，也等于是“七十六 号”的机关报。每天一清早，服勤务的工友祁根发打洗脸水来的时候，一定把报纸带来，其间也中断过一次，那就是三十年（1941)十二月八日“珍珠港事变”发生后的两三天。 报纸一来，重要新闻和政论社评那一类烦人的东西暂且不去理它，先睹为快的却是曹涵美先生画的那幅黑白画。这幅画每天刊出一方块，有一巴掌大小， 线条分明，意境自然，一看就会有一种美感，又何况他画的是古典文学中的一部名著——《金瓶梅》。我并不是从开头就看起的，以前没注意，待我发现时，已经登过好些天了。他画得实在好，无论是欣赏艺术，乃至于寡人有疾，都值得一 看，而且百看不厌。刘原深兄手头上就有此画册，共一部十册，视同拱璧。虽历经颠沛流离，已珍藏数十寒暑，一直到目前，我们还偶尔翻出来细加把玩。 有一天，在《国民新闻》的另一版上，忽然又出现了一篇连载，书名是“蓝衣社内幕”，作者竟是我的名字。一霎时，血往上冲，连脖颈子都涨红了，这个刺激，可真不小。一阵刺激过后，虽然明晓得他们是在有计划地、分步骤地断绝我的归路而借名假托，可是又将奈何？与他们争执吗？还是不予理会？ 通常，人们看书，注意的是书的性质与内容，然后才会及于作者。当然也有为慕名而阅其书者。照一般的习惯，书上由谁署名，这本书就是谁编著的，绝不会想到还有冒名出书这回事，更不会有人过问什么真假了。如果是一本名著，经过若干年代后，倘有人提出疑义，也许有人会加以考据，像《蓝衣社内幕》这种看完了也忘光了的书，谁有工夫管这些闲事。 我对于“七十六号”用我的名字出版《蓝衣社内幕》这件事，几十年来， 总是耿耿于怀，所以很想找个机会，表白一番。可是直至最近，顿然醒悟过来了：如果单纯地为个人作辩解，似乎已无此必要，不如话不离题，用以说明反间活动中的种种手段，或许更具意义。 现在就从头说起。 为什么他们（伪“特工总部”）要出版这本书？ 主要的是为了公开证实：我泄露了工作秘密。谁都知道，“泄露机密”乃是一行大罪，因而迫使我“有路归不得”。其次，还可以起一点点宣传号召作用。再就是不至于赔掉印刷费。 因何用“蓝衣社内幕”作为书名？ 在那个时候，“蓝衣社”三个字响亮得很，且含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大家都知道“蓝衣社”威力无边，足使蛮横的曰本兵和卖国求荣的汉奸退避三舍、闻名丧胆。可是对于“蓝衣社”的内情，却又不甚了了。所以用“蓝衣社内幕”作为书名，的确是一记大好的噱头。 话再说回来，如果由我主动写这本书，我绝不会以“蓝衣社内幕”作为书名，因为我知道压根儿就没有“蓝衣社”这么个组织。实际上，“蓝衣社”这个名称，是日本人自作聪明，再加上以讹传讹叫出来的。 我们在沦陷区工作，每逢一件行动破坏案件执行过后，曰本军方以及宪兵伪警，总是宣称系“蓝衣社”分子所为。我们也只有暗中好笑，在心理上则以为，反正我们不是“蓝衣社”，随你们叫什么都无所谓。久而久之，一提到 “蓝衣社”，所指的好像就是我们了。 就便，无妨把话题拉开，再多谈谈这个无中生有的“蓝衣社”： 自民国二十七年（1938 )以后，我们这个工作单位的正式名称是“军事委员会调査统计局”，简称为“军统局”，有时更略去“局”字，只称“军统”。“军统”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如何？且不去计较，不过，事实显示，“军统”反而不如“蓝衣社”来得那么有声有色。 关于“蓝衣社”一词的出处，说来话长，好在“传记文学”出版了一本 《蓝衣社、复兴社、力行社》，书中对于“蓝衣社”的种种，都有详细的解说，一读便可了然，这里也只能说个大概。 在民国二十一年（1932)初，的确有个政治性的秘密组织成立。当其酝酿期间的众多拟议中，曾有定名为“蓝衣社”之建议，惟未蒙采用。最后决定使用的名称是“力行社”。 “力行社”是个核心组织，其组成分子，除极少数外，余均系黄埔军校前期同学，总数迄未超过两百人。在核心组织“力行社”之下，再分为“革命军人同志会”和“革命青年同志会”作为基干。至于外围组织“复兴社”的建立，那又是其后一两年的事了。 “力行社”内部分为若干处，“军统局”前身的“特务处”就是其中之一。 此一政治性的秘密组织，前后大约存在了六年，到了民国二十七年 ( 1938 )，即改组或解散，大致情形是：“力行社”、“革命青年同志会”(“革命军人同志会”已与“青会”合并为一）解散；“复兴社”改组为“三民主义青年团”；“力行社”中的“特务处”也就改称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了。其过程究竟是“改隶”还是“改组”，我也弄不清楚。 笔者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 )在南京被吸收为“革命军人同志会”（简称 “军会”）会员，二十二年（1933)在北平提升为“力行社”社员，同时我也是“特务处”派驻北平的“站长”。因为我具备了以上所列举的多重身份，所以才能有这样一点了解。 如此看来，外间所谓的“蓝衣社”，实际上并不存在。如果是因不明真相而又意有所指的话，那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是泛指以“力行社”为中心的一切活动，狭义的那就是“特务处”所领导的特务活动了。再举个实例说，凡是沦陷区中的抗日活动，不管是由哪个单位所领导，各地的日本宪兵队一律都说是“蓝衣社”干的。于此又可见“蓝衣社”是如何具有威力了。假若 “蓝衣社”三个字出现在一般政治评论中，那就不单单指的是特务工作了。总而言之，一个假想中的名称，居然显赫到成龙成凤，那也算是“异数”了。 笔者写到此处，突发奇想：不管从任何角度出发，当年为“蓝衣社”打响知名度的，可以说与我所指挥的抗曰行动必大有关联。换句话说，这也是众多同志的血肉浇铸出来的。 其实，“蓝衣社”所代表的意义并没有什么不好，就算写一本报道性的 《蓝衣社内幕》，只要不泄露工作机密，也不一定就是一桩坏事。有非议的是不该由“七十六号”发表，更不该否定了“蓝衣社”本身的作为。 接下来再说这本书的内容： 可惜目前我手边已经没有这本书了。一来，我并没有很经意去寻找这本书，二来是不愿意勾起许多不愉快的回忆，也不想再看到这本书。所以这本书的全部内容写的是些什么，已记不完整。不过，印象总是深的。 《蓝衣社内幕》一书中所指的“蓝衣社”，单纯的只是以从事特务工作、由戴雨农先生领导的“特务处”和“军统局”为限，至于当时尚鲜为人知的“力行社”以及领导青年运动的“复兴社”等均未涉及。 这本书虽然以“内幕”作标榜，在我来看，离着“底层”还相隔甚远。可是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尤其是蛰居上海租界许久、已经窒息得透不过气的人们来看，倒也觉得稀奇少见了。 书的主要内容，是描述几件“行动案”的经过，与其说是“经过”，不如说是“梗概” 则比较恰当。其中有一部分是发生在平津，一部分发生在京沪，这都是抗战以前——二十二年（1933 )至二十五年（1936 ) 的事。单就这一点来说，在那个年代，我们同志间谁也不敢谈论这些机密案件，所以任何一个人也不可能知道那么多。更明白地说，这本书里所写的，有 一部分我知情，另有一部分我并不知情。试想，根本不知情的事，我怎么能写得出来？ 如果我没有记错，那本《蓝衣社内幕》的最后几页，是认定戴雨农先生为 “蓝衣社”的首脑，对他所有月旦。 这本《蓝衣社内幕》的全部内容，也就仅于此了。不过，“七十六号”为了断绝我的归路，既“泄露工作机密”，又“诋毁工作领导人”，两大禁忌， 集于一身，我想这也足够了。 有关《蓝衣社内幕》一书的出版与发行： 先前交代过，《蓝衣社内幕》一书，先在《国民新闻》日报上，按日分段连载，每天刊出一两千字。至于从哪一天开始刊登，前后一共登了多么久，都记不得了，因为当时并没有注意到这些。至于是否在全文尚未登完就出了单行本，更弄不清楚了。 这本书，平装，32开本，100余页，全书不到10万字。 在“国民新闻图书印刷公司”出版的《金瓶梅全图》（共十册）第三册的封底里，刊有“广告”。其后，自第四册至第十册每册都刊有广告，并将《蓝衣社内幕》列为该图书公司所出版的丛书第六种。在广告上发现，三十一年 (1942)十一月再版，定价每册法币五元。到了民国三十二年（ 1943 )该书究竟出了几版？共印了多少册？则不得而知了。 这本书到底是怎么“编造”的呢？ 虽然不见得人人有此一问，可是因为书上用的是我的名字，所以我特别对此关心。假设这本书真是我写的话，如今事过境迁，我也无妨爽气地承认下来，大可以说是当时为博取他们的信任而出此下策。不过，事实上，这本书的确不是我的手笔，为了弄明白真相，就不得不探究了。 先就书中的文字、语气看，前后的格调颇不一致，而且毫无章次，显然是拼凑起来的。不过，眼前既然没有这本书，说也无用，且不去管它。根据事后的了解，也就是我从“七十六号”出来以后多方探听，以及当面询问《国民新闻》社长黄敬斋的结果，再回忆当时的情景，大致上不外乎是这样的： 用我的名义出一本书，意在断绝我的归路这件事，是否出于李士群的授 意，还是傅也文和万里浪他二人的策划，已无从判定。不过，也只有他们三个人，才会有这个馊主意。总之，这完全是一种特务工作的手段，毫无问题。 有一段时间，万里浪这小子常到我们这间夹壁小屋里来穷磨，东一句、西 一句，也摸不透他在玩什么花样，可是一坐就是老半天。因为这间小屋的光线太暗，偶尔也拉我们几个人一同到外间大客厅去透透气。楼上的傅也文有时也下来凑热闹，天南地北，胡扯一通。如果遇到客厅有人，索性就让我们到楼上傅也文的办公室去坐一会儿。 每逢聊开了头，万里浪最感得意的就是如何执行行动案件打汉奸了。傅也文也就故作痴呆地问这问那，好像蛮有兴趣的样子。就这样从华北到华南，一桩连一桩的、你一段我一段的、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前前后后几次下来，不知不觉地为这本《蓝衣社内幕》提供了数据。 在当时，其他的人如何想我未加留意，而我个人还自作聪明地认为他们是在变相地问口供；绝没有想到他们会添加作料，竟而调制成一本小册子，冠上我的名字为作者，就这样出版了《蓝衣社内幕》。实际上，这与出版事业无关，应该算是特务工作中的又一章。 民国三十二年（1943 )间，我和《国民新闻》社长黄敬斋打交道、做朋友，由他费了不少工夫，总算寻出“原稿”一束，交给了我。这些“原稿”是一卷一卷的，虽已污染，但仍可辨识。“原稿”中，有五六个人的笔迹，我认得出的是傅也文的，还有一个傅也文机要秘书刘x的。刘X，安徽人，就是前文多次提到在傅也文办公室中，埋头摇笔杆的那位。此外，据黄敬斋略告，其中也有编辑人员的手笔，不过，大都是填填补补的。 这份“原稿”在我手中保存了很长一段时间，到了民国三十三年（ 1944) 才算遇上机会，托由王道生兄（真名黄毅斋，下文中有一大段会写到他，故此处从略）带到了于潜，而后辗转送达局本部。 是否为了这个缘故，局本部从未追究过这件事，个人无法肯定。当民国三十五年（1946 )笔者被扣押后，当值的法官余x x也没有问过这件事。到后来被判徒刑的判决书上，也没有把这件事列为罪状。论“公案”，就这样了结，不会再生余波，不过，陈x x曾经写过一本《蓝衣社内幕》，可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澄清的了。 记得有一次，有个交情不浅的老朋友和我有争论，他掘根子指摘我写过 《蓝衣社内幕》，很明显，是在揭我之短。 我有一门远房亲戚，已多年不通音信，前两年在《传记文学》上看到我的名字，打听到地址，先通了个电话，他说：“在大陆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您老写的《蓝衣社内幕》那本书了……” 如此看来，我说不是我写的，也难以抹掉人家的印象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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