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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间，我们所有的工作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没想到“王胖子”开的一辆货车在宁都赖村下陡坡的地方突然起火，整车都烧毁了。龚新民跟我合计，把车子还能用的材料全部拆回来，那毕竟是国家财产。 后来向公安局借了一辆可坐九个人的警车，我选了几个修理工，龚新民也跟我们一起，带上干粮出发了。 到了目的地，已是上午十点多钟，看见汽车烧得只剩个骨架，歪歪扭扭地趴在满是灰烬的地上。大家就开始蹲在骨架上和站在灰堆里拆有用的材料。每个人都灰头土脸的，过往的车辆及旅客，看着这一群“苦力”以及旁边带警灯的公安车辆，都以为我们是一群劳改犯。那时天气还是比较热，拆得大家口干舌燥，喉咙冒烟，干完活赶紧到就近的小水沟洗干净，大口大口地喝水，然后吃点自带的干粮，再坐在马路旁边，等从别的地方卸完货再返回的空车把拆件带走，直等到天快黑了，车子才来。大家七手八脚地赶快装车，让车子先走。我们饿着肚子赶到宁都桥头饭店吃了一顿便饭。跟我们一起来的公安司机，原先也是505车队调过去的严文龙，大家彼此都熟悉，埋怨龚经理“太小气”。 回到家里，一切又恢复了平静。生产也开始全面走上正规，管机务的副经理也到任了，他是503车队的机务员许正东，一位从交通学校出来工作了一段时间“初出茅庐”的年轻小伙子，依靠一张“中专”文凭和书本上学到的知识，来管理和指导这些“身经百战”具有“实战经验”的老师傅们。那个年头有张文凭就能“吃香”，国家也正在尊重知识，重视人才。 我全力以赴地支持领导的工作，认真带好修理班，为车队提供足够的运力，确保任务的完成。我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第二天，姚加寿代表组织找我谈话，很高兴我能主动向党组织靠拢，并肯定了我以往的工作成绩，要求我以后也一直要在工作中继续做出表率，带好修理班，处处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实际上我在721矿工作期间就写过入党申请书，那时一直处在“考察”中。到了地方，仍觉得自己可能离党员的标准差得太远。经过几年的努力，才试着又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实际上组织上早就盼望着我能主动写申请。 由于我工作积极负责，很快就作为入党对象进行重点培养。没过多久就填写了“入党志愿书”。几个月过去了，又重新填写了一份“入党志愿书”。后来，组织部两名年青的干事找我谈话，问我：“为什么要入党？”以及一些相关的问题，我认为“入党并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把工作做得更好，进步会更快。加入了党组织，能帮助我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我的回答让两位干事感到满意，并要求我入党后，要更严格地要求自己，不能有“船到码头车到站”的思想。 很快开始了政审工作，对我填表的内容进行外调，当年要接受一个人入党是要经过很严格的审查。车站党支部派出了敖斌和余小清出去外调。 敖斌是南城汽运分公司的经理，而余小清是新近从修理班调入分公司担任办公室主任。第一站就是到我读中学的兴国县展开调查。拿着南城县委组织部的介绍信，到兴国县委组织部转介绍信，才能前往兴国县第二中学，调查我在学校的表现。他们要找的人是我表上填的谢述凯老师。不巧的是谢老师早已退休在家安享晚年，而且离县城有好几十公里，只能坐班车到镇上。幸运的是在镇上中学找到了谢老师的孙女，由她带路。余小清一个人跟着走了二十多里崎岖的山路，才找到谢述凯老师。敖斌因为年纪大了走不动，也就在旅馆等着。 谢述凯老师已经七十多岁了，但身体硬朗，得益于他任教时就长期坚持每天在跑道最少跑400米，只是背更驼了。他听说是调查他的学生入党，感到非常高兴。 我当年是班干和团支部的宣传委员，虽然时间过去了快二十年，他仍然记忆犹新。并告诉余小清，跟我同班的一个女同学，也在抚州什么厂工作，对他的学生能有出息和进步感到由衷的高兴。 谢老师是我的班主任，他教的是地理课，而且讲课时基本是“照本宣科”，没有其他的新内容，因此我兴趣不大，上课时我会把课本竖起来挡着，低头看小说，最终还是被他发现，把小说缴了，那是本从学校图书馆借来的厚厚的长篇小说《烈火金钢》。后来召集我们班干在他房间开会，意外地发现了被缴的《烈火金钢》就在身旁，偷偷地拿回来了，继续在他上课时看这本小说，再次被谢老师缴了。当时他觉得好奇怪，怎么又是《烈火金钢》？简直是一头雾水。没过多久又被我找准机会偷回来了，赶快还给了图书馆，再也不敢在他上课时偷看小说了。 外调的第二站，就是我工作过的七二一矿。找到了已经是工程师的袁秋舫，我们曾经在一个大办公室工作过一段很长时间，他自然对我的表现一清二楚。调查期间，其他在场的同志都说“小游表现不错，工作踏实肯干。” 外调回来后，余小清告诉我，兴国二中，刚刚改名为“平川中学”。还告知谢述凯老师身体很健康，而且一直在夸我。实际上在中学那几年时间里，还有刘晴崇、吴德绳、畦明朗老师担任过我的班主任。虽然早已结束了学生时代，但教过我的老师们，我一直念念不忘。他们是真正的园丁，辛勤和无私地浇灌着祖国的花朵，而且不求任何报酬，确实是为人师表。一想起这些老师们，我就激动不已，心存感激。一直有个愿望，想去母校看一看。 直到2004年的5月我才有机会开车去了兴国，特意到母校去看了一下，没有见到一个熟悉的面孔。当时的校长陈宗炫给我介绍了学校占地360多亩，建了学生公寓、教学大楼、教师公寓，看上去跟大学校园一样。现在的校门在原址上往南移了一段路。当时学校的摄像机对着我和陈校长不停地拍摄，他们已经有“校园电视台”。后来我和陈校长合影留念。到了8月份，陈校长就调任兴国县教育局任局长。 今年的入党对象跟往年有所区别，多以“知识分子”为主。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以往大都是在工人、农民和干部中发展党员。当年的“知识分子”门坎定得很低，高中毕业生就算得上“知识分子”，能有个大学文凭那就不得了啦。记得当年有两个研究生坐班车，在江西境内出了交通事故，引起了省里高度重视，责成交通厅派员前往了解情况，全力救治，那可是国家的“宝贝”。 这次，发展“知识分子”为主的入党对象，引起了县委组织部的高度重视。全县上百名入党对象，集中在县委礼堂进行培训，由组织部长李维祯亲自授课，各单位分组讨论。我意外地见到了坐在前面远处的杨俊泉校长，他是我婚姻的介绍人，已经年过半百，而且家庭成分很高，现在也来参加培训。这次培训班办了好几天，还请了党校的老师给大家授课，讲解党史，端正大家的入党动机，正确地理解做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义务和权利。 南城汽运分公司很快召开了支部大会，专题讨论我的入党问题。会上由我首先发言进行自我介绍，然后入党介绍人姚家寿、官红光分别进行了补充。大家畅所欲言，一致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支部里的十多个老党员都很高兴和兴奋，蔡长发、吴才俚、何应根都感慨地说：“这是解放三十多年来，车站发展的第一个党员。” 1986年10月23日，我被批准为中共预备党员。一年后顺利转正，成为了一名正式的中共党员。在党的队伍里，我将逐渐成长、成熟，我决心在平凡的岗位上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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