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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寅和徐经是莫逆之交，这一年，他们俩结伴去京城参加会试科考。 唐寅就是大才子唐伯虎，徐经是江阴巨富。 抵达京城之后，这两位来应试的举人时常带着数十位随从招摇过市，十分引人瞩目，尚未应试上榜，却已声名在外。 会试考试结束后，京城传言徐经与唐伯虎二人花钱买考题，舆论哗然。 结果，徐经和唐伯虎连同主考官都被抓了起来，后来因证据不足，他们又都被放了出来。 但是案情记载，主考官承认自己收了徐经和唐伯虎的钱财，所以，这位主考官最后以“临财苟得，不避嫌疑”的罪名被罢了官，回家之后一病不起，不久就死了。 唐伯虎和徐经都被黜为浙藩小吏，唐伯虎觉得是羞辱，没有赴任，从此他愈发纵情于酒色。徐经回到江阴后，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不到35岁就抑郁而亡。 徐经有三个儿子：徐沾、徐洽、徐治。徐经去世后，三个儿子分家产，徐洽分得一万二千多亩田产。 徐洽中举之后，一连参加了七次京师会试，七次都落榜了。徐洽有五个儿子：徐衍芳、徐衍嘉、徐衍成、徐衍禧、徐衍厚。 徐洽科场失意，就寄希望于长子徐衍芳能够金榜题名。 徐衍芳苦读数年之后也是连考连不中，抑郁悲愤之下，英年早逝了。徐洽见儿子因科考而早亡，不久也抑郁而终了。 徐衍芳有个儿子叫徐有勉，到了他这一辈，坚决不再参加科考了，他不但自己不考，还告诉儿子徐霞客也不要参加科考。 徐有勉去世后，22岁的徐霞客开始离家远游。那一年，陕西的李自成刚刚2岁，三年后，北京的朱由检（崇祯）按时出生。 在此后三十多年时间里，徐霞客先后四次远游，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写下黄山、庐山、雁荡山、天台山等名山游记17篇和《浙游日记》、《楚游日记》、《黔游日记》、《滇游日记》等60余万字的游记资料，后人将其整理为《徐霞客游记》。 在这部游记中，不仅可以看到明末的山脉、水道、地质和地貌等方面的详细描述，也可以观察到明末百姓的生活动态以及游记中徐霞客本人的另一面。 人间就是这样，看是一部游记，却不只与山水相关。 徐霞客在《粤西游日记》原文中有这样的记述： “二十五日凌晨，权州者复送二里，至北村……又东南下者半里，时及麓，舆夫遂哄然遁去……抵前发站老人家，己昏黑，各家男子俱遁入山谷，老人妇卧暗处作呻吟声……搜得两妇执之出，谕以无恐，为觅老人父子归，令取行李……久之，前所遣妇归，云：“老人旋至矣。”余令其速炊，而老人犹不至。盖不敢即来见余，亦随顾行后，往负行李也。半晌，乃得俱来。老人惧余鞭其子若孙，余谕以不责意。已晚餐，其子跛立，予叱令速觅夫，遂卧。” “二十六日凌晨饭。久之，始有夫两人、马一匹。余叱令往齐各夫……” 大意就是，徐霞客拿着当地官员给的“马牌”、“马符”等，不仅可以使用驿站免费吃住，还可以沿途征用当地村民做驿夫，挑行李、抬轿子，以及让沿途村民为他们主仆一行人免费提供吃住。 游记中所提 “老人惧余鞭其子若孙” ，用现代汉语翻译过来，就是那个老头害怕我用鞭子抽他的子孙。 “已晚餐，其子跛立，予叱令速觅夫，遂卧。”就是吃完晚饭，那个老头的瘸儿子站在那里，我叱令他去找抬轿子的人，然后就躺下休息了。 驿站当然不是这样用的，驿夫也是不可以随意征用的，但在明朝的中后期，驿站管理严重失控，驿递乱象已经达到灾难级的程度。 以淮阳驿递为例，嘉靖初年每年接到的马牌等大约是3000多个，20年后就增加到了10000多个，此后各地逐年胡乱增加。 到了崇祯年间，愈加泛滥成灾，法不当入驿者占到了百分之九十以上，马牌在手，抓夫索食，当地百姓苦不堪言。 所以，当徐霞客拿着官府的马牌来村里强征驿夫的时候，正如他自己所记述的那样：“各家男子俱遁入山谷，老人妇卧暗处作呻吟声 ……”村里的男子为了躲避徐霞客这帮人，只好都逃进山里，只剩下老弱病残了。 关于明末驿站、驿递管理混乱以及强征驿夫等现象，肯定不只是监察御史毛羽健和刑部的刘懋向朱由检反映过情况，这方面的折子朱由检应该没少看。 由此可见，明末裁撤驿站这件事不是偶然发生的事情，不是这个原因，就是那个原因，明末的驿站是早晚要被裁撤的。所以，在驿站工作的李自成失业，以及后来打进京城的连锁效应是避免不了的。 明末，就像一副多米诺骨牌，一张牌倒下了，就会连着倒下一大串。徐霞客、驿站、李自成、朱由检、各地百姓，他们都在一副环环相扣的牌局之中，等待那一触即发的时刻。 54岁的徐霞客去世三年后，38岁的李自成打进北京，33岁的朱由检上吊身亡，这副牌局总算是终结了。  一部《徐霞客游记》，六十万余字记述，三十多年间游历，徐霞客主仆一行人很累，沿途的驿夫们也很累，这样的游记读起来总归是令人有些不爽。 山河秀丽景色鲜，游遍中原下东南，脚下无路眼前山，全是驿夫挑在肩。历史不能细读，细读都是伤疤，愈是光耀之处，愈是伤痕累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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