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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突厥在610年之后开始崛起。在射匮可汗（室点密可汗的曾孙）的领导下，他们像东突厥一样，趁隋朝迅速崩溃之际，开始了扩张的进程。 西突厥势力在统叶护可汗（射匮可汗的弟弟）时达到顶峰，疆域涵盖西域广大地区，东北至阿尔泰山脉，西临咸海，南到天山山脉以南塔里木盆地的诸绿洲小国，其中自然包括索格底亚的粟特城邦。 唐朝第二位君主李世民面对游牧民族扰边，没有固守长城，被动防御，而是根据自身和游牧部落的实力对比，在静默外交和军事行动之间转换。 一旦时机成熟，唐朝的君主就会毫不犹豫地诉诸武力，巩固、扩大缓冲地带，乃至一举歼灭敌人。唐廷在采取军事行动时，使用的是轻骑兵远程奔袭的战术。 远程奔袭本是极具突厥特色的战术，自从高祖李渊决定学习突厥人的游牧作战方式之后，唐军就采纳了这个战术。早在616年，李渊就遴选了两千名精锐士兵，命他们按突厥人的方式生活，练习突厥的战斗技能。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传统智慧。  远程奔袭战术因而成为唐朝战争艺术的一部分。它融合了兵法家孙子的思想和突厥人的战斗方式，强调机动进攻与主动防御相结合。在典型的远程奔袭作战中，唐朝骑兵通过迂回包抄，从后方撕破敌人防线，进而继续追击逃跑的敌人，直至敌人被彻底消灭。 唐军用轻骑兵对突厥作战，却有可能以最小的伤亡夺取胜利。由于骑兵具有速度优势，溃逃之敌无暇重新集结阵型，因此难以发动有效反击或设置伏兵。先前唐朝在灭东突厥战争中取胜后穷追不舍，最终将其消灭在戈壁沙漠以南，就是远程奔袭战术的一个完美范例。  唐朝具装骑兵 西突厥的扩张显著地影响到了周边政权，例如萨珊波斯和拜占庭，上期讲过。不过在东方，西突厥和东突厥相互敌对。此外，西突厥还征服了绿洲国家焉耆（位于今新疆焉耆西南），为的是那里的盐、鱼等资源。 但西突厥试图和高昌（位于今新疆吐鲁番）建立友好关系，高昌国控制着西域各国朝贡使节和商人前往长安的交通要道。 在西方，西突厥征服了一系列中亚国家 ，包括石国、铁勒、拔汗那、米国，甚至还攻打了西南方的波斯和吐火罗。西突厥的目的是控制索格底亚一带，其策略是与东突厥竞争，同时尽量拉拢或对抗西域的一些国家。与此同时，西突厥与唐关系友善，以求唐朝不干涉他们的扩张活动。 不过，西突厥的活动势必使其与唐朝为敌，因为双方都认为控制索格底亚国家对自身利益至关重要。对西突厥而言，控制了这些国家就能给国库带来可观的税收，对唐廷而言，粟特国家位于丝绸之路中心位置上，是重要的补给站，如果唐朝想要把影响力扩展到更遥远的西方，就必须有效地控制这些地方。  唐朝疆域 首先就要控制索格底亚，“切断”敌人的这只手臂。唐廷官员沿袭了这个已被证明行之有效的策略，计划先争取绿洲国家的支持，在西域取得立足点，然后再与西突厥较量，最终将其摧毁。他们耐心等待，直到西突厥在七世纪二十年代被长期内斗严重削弱了以后，才见机而作。  唐军西征路线 627年，突厥的葛逻禄部叛乱。 628年，统叶护可汗为伯父莫贺咄所杀，后者自立为新可汗。统叶护之子肆叶护发誓为父亲报仇雪恨，率部攻打莫贺咄。内乱削弱了西突厥对索格底亚的控制。哈密的七个小国脱离西突厥的统治，在630年归顺唐廷。唐廷随即设立了西伊州管理这个地区。 630年，肆叶护击败莫贺咄成功复仇，并被突厥诸部共推为可汗。 但肆叶护在632年的新一轮内斗中成为被攻击的对象，被迫逃往撒马尔罕。  突厥可汗 咄陆可汗继位。他接受了唐廷的册封，却在634年突然死亡。咄陆之死进一步削弱了突厥对从属部落和政权的控制，更多的粟特国家转变了立场。疏勒和于阗在632年向唐称臣，莎车于635年归附唐朝。 咥利失可汗接任哥哥咄陆可汗成为新君主后，面临着因突厥部落内斗而导致的日益激化的政治动荡。他不得不作出新的政治安排，把楚河南北两岸的民众划分为两个厢，每厢五部。 然而，两厢不久后便各自拥立可汗，西突厥再次陷入内战。 唐廷在面对西突厥激烈的内部权力斗争时，一开始保持中立，直到630年擒获东突厥颉利可汗后才改变了策略。  西突厥形势 由于东突厥不再是威胁，唐廷能够调集人力、物力处理西域事务。唐廷的第一个举措是在632年将西伊州从羁縻州升为正州，改名伊州，使其成为唐廷未来采取进一步行动扩大自身在西域影响力的跳板。 唐廷加强了在西域的驻防后，当地局势仍然极不稳定。651年，曾经盛极一时的萨珊波斯灭亡，这年正月，阿史那贺鲁离开庭州，向西进发。他击败了当地的西突厥部落，在伊犁河谷今伊宁附近建立牙帐，自立为沙钵罗可汗。位于其西北的处月、处密两部和一些绿洲小国向他称臣。 阿史那贺鲁随后在651年阴历七月袭击了庭州的一些城镇，对唐用以控制西域的西州和安西都护府构成了威胁。这一事件震动了唐廷。在回纥骑兵的帮助下，唐军对阿史那贺鲁先后发起三次大规模进攻，战事持续了七年之久。 651年冬天，大约三万唐兵和五万回纥骑兵奉命前去击退阿史那贺鲁的军队，但在652年遭到处月和处密的拦截。唐军不得不在打击西突厥主力之前先同两部交战。唐军最终击败了处月、处密，但粮草殆尽，被迫放弃直接攻击阿史那贺鲁。 唐廷在阜康和米泉地区设立两个都督府，作为唐军日后行动的基地。  唐朝—游牧联军 655年，唐廷开始准备第二次远征阿史那贺鲁。 此时，西突厥内部爆发了新的矛盾，形势对唐有利。西突厥的最后一位统治者珍珠叶护与阿史那贺鲁势同水火。 珍珠叶护曾在653年袭击过阿史那贺鲁的大本营，杀死了1000名士兵。他还数次向唐廷上书，表示愿意效忠唐皇，协助唐军夹击自己的宿敌。唐廷随即遣使前去和珍珠叶护商议如何共同抗击双方共同的敌人。  唐军佣 656年正月，当时唐朝皇帝李治为了显示征讨阿史那贺鲁的决心，亲自设宴为唐军主帅程咬金和苏定方饯行。八个月后，唐军以骑兵在吉木萨尔击败了阿史那贺鲁的两个附属部落葛逻禄和处月， 控制了这个通往西域的交通要道。 但唐军没有继续西进，倒不是因为敌人的抵抗，而是程咬金和苏定方两个大将在战术上发生了分歧，他们在开都河的激战中战胜突厥部落后，对下一步行动各执己见。 主将程咬金以此时不适宜追击为理由下令停止进军，而副将苏定方却要求继续进军，他认为此时是消灭突厥敌人最好时机。 最后，作为全军统帅的程咬金因为收了敌人贿赂没有乘胜追击，而是收兵。部队前进的速度因此大幅放慢。事后证明，这是一个严重的战略失误。行动缓慢的唐军难觅阿史那贺鲁主力的踪迹，迟迟无法开战。旷日持久的远征导致士兵筋疲力尽。第二次远征阿史那贺鲁同样无果而终。 皇帝李治立刻着手组织第三次远征。657年，他颁布诏书，命京畿和地方官员招募、推荐武艺出众者，组成新远征军的精锐部队。 李治这次吸取上次教训，任命上次主张继续追击突厥的苏定方为全军统帅，并且让两位归顺唐朝的突厥首领协助苏定方。苏定方还设法争取到了阿史那贺鲁麾下各部中最强的阿悉结的支持，他们刚被阿史那贺鲁打败，还未对新主人心悦诚服。  唐军佣 唐军在上一次战役中曾与阿悉结交过手，俘虏了一些部民及其首领的亲属。此时，唐军将领决定将他们全部释放，还厚礼相赠。 这个善意举动使阿悉结转变立场，归顺唐朝，并提议协助唐军攻打阿史那贺鲁。对西突厥发动新一轮进攻的时机成熟了。 阴历八月，唐北路军穿越沙漠，在博格达山北麓击溃了处月的军队。处月首领投降，带着一千多名骑兵加入唐军。 苏定方还成功招降了突骑施。  唐军骑兵 随后，他率大军西进至额尔齐斯河，在这里遭遇阿史那贺鲁的主力。一场决定性的战役就此打响。阿史那贺鲁的骑兵数量是苏定方的两倍有余，他相信取胜犹如探囊取物，因此没有运用优势兵力从正面向唐军发起冲锋，而是不明智地命令骑兵分散包围唐军，还让他们首先攻击唐军步兵。  唐军武将 唐军以长枪抵挡敌军骑兵的冲击，成功地守住了阵地。与此同时，苏定方命士兵反击，大破敌军。数万名突厥士兵或被俘，或被杀。 这一次，唐骑兵对阿史那贺鲁紧追不舍，不给他任何逃脱的机会。阿史那贺鲁的更多部属向唐军投降，他只带着几名亲属和两个部落向西逃窜。当时正值隆冬，大雪纷飞，地上的积雪厚达半米，唐军一些士兵请求停止行军。 苏定方断然拒绝了他们的请求：“虏恃深，谓我不能前进，必当憩息，追之可及。缓以纵之，则渐远难追。省日兼功，在此举也。”唐军顶着纷飞的大雪和凛冽的寒风继续追击。同时，苏定方派出部队前往奎屯河切断了阿史那贺鲁的退路。 之后苏定方向位于博格达山附近的阿史那贺鲁牙帐发起了最后攻击。阿史那贺鲁没有料到唐军会突然来袭，正要率众出猎。苏定方在碎叶水将阿史那贺鲁及其大批部下团团围住，悉数击败，不过阿史那贺鲁本人带着几名侍卫侥幸逃脱。 阿史那贺鲁穿过伊犁河地区，逃往石国（塔什干）。饥寒交迫、筋疲力竭的阿史那贺鲁和他的随从来到塔什干西北的一个城市，但当地官员拒绝提供庇护，将他们抓住，移交唐军，阿史那贺鲁就这么被唐军俘虏。 658年阴历十一月，阿史那贺鲁被押解回长安。当时唐朝皇帝李治看到阿史那贺鲁投降时很恭顺，便赦免了他。但阿史那贺鲁不久后便病逝，被葬在唐朝首都长安。 西突厥汗国最终灭亡了。唐廷为治理西突厥故地，于658年重置庭州，还设置了昆陵和濛池两个都护府以加强对中亚广大地区的控制，不过后两者存在的时间不长。 702年，唐改庭州为北庭都护府，统管昆陵和濛池两都护府，再加上早在七世纪四十年代就已经设立的安西都护府，现在唐廷不仅控制了天山南北，还将势力范围扩展到中亚。锡尔河南岸、阿姆河以南以及帕米尔地区的很多国家纷纷向唐称臣。 安西都护府 但新领土十分辽阔，唐军分布的力量又非常单薄，因此唐王朝权力的这种进一步扩张只能维持一个短暂时期是不足为奇的。665年初，楚河流域的都陆和弩失毕两个部落联盟反叛了拥唐的可汗，再度从唐朝手中取得了独立。 在唐朝统治的万花筒般的三个世纪中，几乎亚洲的每个国家都有人曾经进入过唐朝。这些人是怀着不同的目的到唐朝来的：他们中有些是出于猎奇，有些是心怀野心，有些是为了经商谋利。 唐朝境内人文荟萃，奇货云集，突厥王子仔细揣摩着来自阿曼的珠宝商的神情举止；而日本的参拜者则以惊奇的目光凝视着粟特商队的商人。难怪他们会感到诧异，因为当时的确没有任何可以想象得到的东西能够与这些民族和职业联系起来。 唐朝和元朝可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两个国际化的朝代，通往唐朝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商队走的陆路通道；另一条是船队航行的海上通道。定期往来于印度洋与中国海的大船，将穆斯林和欧洲人载往东亚。 丝绸之路是唐朝通往中亚的重要商道，它沿着戈壁荒漠的边缘，穿越唐朝西北边疆地区，最后一直可以抵达撒马尔罕、波斯和叙利亚。从玉门关向西，有两条道路可供行人选择，这是两条令人望而生畏的道路。商队经过的地区有时候根本就没有正式的路径，只能以倒毙的行人和驮畜的残骸作为前进的标志。 丝绸之路东段，主要位于现代中国境内 由敦煌通往吐鲁番的那条骇人的道路就是如此。从敦煌到吐鲁番途中要经过白龙堆（所谓“白龙堆”就是古代罗布泊遗留下来的盐壳），白龙堆是一片地地道道的荒漠，不仅穿行极其艰难，而且沿途还有妖魔出没，所以商队宁愿取道哈密，这样就可以躲开白龙堆，向北绕道抵达吐鲁番。 从吐鲁番起，旅行者可以向西穿过西突厥的地面（即天山北部地区），也可以越过西南方，进入天山南部地区，继续通过库车以及塔里木盆地其他的绿 洲城市西行。当时从敦煌出发，另外还有一条与敦煌至吐鲁番的道路平行的道路，这条道路叫作南道。 丝绸之路西段，主要位于现代中亚境内 八世纪时，凉州的常住人口有十万多人。凉州居民中有一部分是汉人，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的祖籍是印度，这些人的汉姓叫“申屠”（Shindu），申屠这一姓氏就是根据他们的种族来源而起的。 此外，还有许多人的种族来源可以追溯到阿姆河和锡尔河边疆地区的国家 。凉州是牧马的重要场所，特别是仍然保留着古代蒙古语名称的“土弥干川”沿岸地区，更是水草丰美的优良牧地。“土弥干”，鲜卑语的意思是“骨髓”，正是因为这一带的土地丰饶肥沃，它才被称为“骨髓”。 凉州出产优质的缎、龙须席、毯、野马革，而芎藭这种治疗头疼的良药，则更是凉州著名的土产。 唐代凉州 凉州是一座地地道道的熔炉，正如改革开放前的香港对于中国大陆一样，对于内陆的唐人，凉州本身就是外来奇异事物的亲切象征。凉州音乐既融合了胡乐的因素，又保持了中原音乐的本色，但是它又不同于其中的任何一种，这样就使它听起来既有浓郁的异国情调，又不乏亲切熟识的中原风格。在中世纪早期的远东，凉州音乐曾经风靡一时。 唐代，凉州则足足出彩了一两百年。汉唐时的凉州，不仅是丝路上的商业重镇，而且是河西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际交流中心。安史之乱前，河西的产粮不仅可满足区内开发及其边防之需，而且余粮还能源源东运，充实皇家粮仓。 唐开元年间，“入河、湟之赋税，满右藏；东纳河北诸道租庸，充实左藏。财宝山积，不可胜计”。唐代凉州被誉为“河西都会”，“襟带西蕃、葱右诸国，商侣往来，无有停绝”。据史念海先生《唐代历史地理研究》一书，凉州在唐初有户八千有余，天宝年间又增至二万二千余户，于河西诸州中人口居首位。另外，唐代著名的客商粟特人被归入“昭武九姓”，多有人定居于此。 唐人杜佑在《通典》中记载，天宝八年（749 年），全国和籴仓储粮总数 1139530石，其中河西地区的粮食存量多达 371750 石，占到了全国的32.6%。时人则云：开元时“西有甘、凉六府之饶，东有两河之赋”。 李白、王维、李贺、李颀、王翰、王昌龄、岑参等，有的奔赴河西任职，有的在此巡游考察，有的赴西域途中在此逗留，写出了《使至塞上》、《凉州词》、《关山月》、《从军行》等一系列脍炙人口的边塞诗。 他们的才情诗篇歌颂了河西，河西的沃土也成就了这些名篇 凉州 唐朝人对于商业的态度也有一些模棱两可的地方。唐朝的商业贸易从来没有能够从政治的羁绊中脱离出来。商品对于公众的幸福越是必需，或者说越是上层社会渴望得到的商品，国家就越是要参与这些商品的分配。对于国内产品，例如盐、铁、钱以及有时对于酒和其他日用消费品的传统的政府垄断政策，成了唐朝政府对于外来奢侈品进行控制的模型。 外国使臣到达唐朝都城长安时，必须携带正式的国书，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合法的特权。外国君主如果想求得唐朝的帮助或保护的话，就得上表乞请，乞请的物事或是金带锦袍，或是一名作为常驻顾问的汉族官员，或是一部汉文经典著作，或者是乞求所有的这些东西。 而造访唐朝的外国使者一般会居住在鸿胪寺，鸿胪寺是唐朝修筑的专门接待外国人场所。而外国使者或则留学生在鸿胪寺待遇非常之好，每天都有免费食物和水提供，甚至还有表演。所以鸿胪寺一直以人满为患。 而唐朝人追求外来物品的风气渗透了唐朝社会的各个阶层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各式各样的家庭用具上，都出现了伊朗、印度以及突厥人的画像和装饰式样。 虽然说只是在八世纪时才是胡服、胡食、胡乐特别流行的时期] ，但实际上整个唐代都没有从崇尚外来物品的社会风气中解脱出来。当时有些人物对这种新的观念感到痛心疾首。 例如诗人元稹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八世纪末年写道： 咸、洛是指长安（诗中用已经废弃的长安的前身咸阳来代指长安城）和洛阳两座都城。在唐代，这两座城市是胡风极为盛行的地方。 胡风的盛行波及了语言文字领域，唐朝有些汉人是懂得突厥语的 。当时有一部供正经学者使用的突厥—汉语词典 ，而且在唐朝的一些诗歌中，也表现出了突厥民歌对唐诗诗体的影响 。有许多虔诚的佛教徒还学习了梵文。 唐朝两京的风尚尤其注重效仿突厥人和东伊朗人的服饰。在唐代，当男人及女人出行时，特别是在骑马的时候，都戴着“胡帽”。七世纪上半叶时，贵族妇女喜欢一种带着包头巾的外衣，这种将帽子与面纱连接在一起的衣饰。 唐代女性 到了八世纪上半叶，妇女们头戴胡帽，甚至靓妆露面、穿着男人们骑马时用的衣服靴衫在街市上到处策马驰骋 。在服饰方面，中唐时期流行的还有另外一些外来风尚。 身穿胡服的唐朝贵族 如丈夫戴豹皮帽、妇女穿伊朗风格的窄袖紧身服，并配以百褶裙和一种绕着颈部披下来的长披巾，甚至连妇女的头发式样和化妆也流行“非汉族”的样式。而八世纪的宫女则时兴“回鹘髻”。 唐朝时期汉人为效仿突厥人生活习俗的热情，汉人们甚至在城市里也搭起了帐篷。诗人白居易就曾经在自己的庭院里搭了两顶天蓝色的帐篷，他在毡帐中款待宾客，并且不无得意地向他们解释帐篷如何能够对人提供保护，免受冬季寒风之苦 。 最著名的一位是李世民皇帝的儿子——废太子李承乾。李承乾在生活起居等各个方面都刻意模仿突厥人，他宁愿说突厥语而不说汉语，并且在皇宫的空地上搭造了一顶地地道道的突厥帐篷，而他本人则穿得像一位真正的突厥可汗，坐在帐篷前的狼头纛下，亲手将煮熟的羊肉用佩刀割成片大嚼大吃。伺候他的奴隶们也都是全身穿着突厥人的装束。 与衣、食、住以及日常生活其他方面的外来影响比比皆是，例如在当时的艺术作品中也表现出了对外来事物的浓厚兴趣。唐朝的诗人以及画家们都在他们的作品中描绘了纷纷涌进唐朝境内的外国人。 活跃在唐朝画坛上的是周昉与张萱两位画家两人都曾画过《拂林（Prom，或Hrom，或Rome）图》所谓拂林国是指拜占庭帝国疆域内的某个地区，可惜这些作品没保留下来。 初唐时期佛像画家中最著名的一位画家本人就是于阗的胡人。这位画家的塞语名字叫“Visa Irasangä”，汉文史料中称之为尉迟乙僧。 尉迟乙僧大概是在七世纪中叶时被于阗王推荐到唐朝宫廷中来的，他带来了一种来源于伊朗的新的绘画风格。尉迟乙僧用这种绘画技法创作的形象带有强烈的立体感和明暗色彩，人物形象凸现于画面之外，几至飘然欲出。这位大师创作的一幅“天王像”，一直流传到了现在 。 据说，他的画风影响了画坛巨擘吴道玄，而且为敦煌地区的石窟壁画所效法 。尉迟乙僧还因为帮助将“铁线描”（即用粗细不变的线条勾画人物的西方技法）带入了唐朝的大城市中而享有盛誉。尉迟乙僧不仅用外国技法作画，而且他也并不鄙视表现外来题材，比如，他曾经创作过一幅“龟兹舞女”的画像。 龟兹舞女 上诉生活风情和商贸来往皆是唐朝消灭西突厥，打通通往索格底亚的道路后，中国文化和中亚、波斯甚至更远的拜占庭官方及民间文化交融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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