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通体鎏金的长信宫灯。摄影／李慧力
 有人说，世界各大文明的文化形态千差万别，但有三件东西是相通的：酒，神怪，黄金。 黄金，是古人在自然界中找到的最稀少、最珍贵的东西，那灿烂夺目的色彩和万年不腐的神奇属性，谁能不为之着迷？ 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古埃及就已出现黄金制品，古埃及人将其称为“神的呼吸”，法老死后戴着黄金面具葬入金字塔，就是期望复活永生。南美洲的印加帝国，则将黄金称为“太阳的汗水”，印加人不遗余力地开采金矿，当西班牙殖民者在16世纪横扫南美洲时，印加人在某座深山里埋藏了据说多达数百吨的黄金。
▲ 古埃及法老图坦卡蒙的黄金面具。© tdittmar75 把时空坐标转移到先秦时期的中原地区，黄金的光彩，却顿时黯淡了不少。这里出土的金器数量稀少，主要是用于装饰铜、木、漆、玉等器物的金箔片。商朝考古中最引人注目的河南殷墟妇好墓，出土了1900多件奢华的随葬品，其中青铜器468件、玉器755件、骨器564件，此外还有象牙器、蚌器等若干，唯独不见金器。 其实，且不说埃及、印加等域外文明，就连围绕着中原的边远地区文化，也多以精美绚烂的黄金制品为引人瞩目的标识。在西南方，四川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黄金面具和黄金权杖，引发了人们对古蜀国神权和宗教的无限想象。在西北方，甘肃礼县的秦国早期陵区，曾在20世纪90年代遭到盗掘，当地有一句耳熟能详的话——“金片贴棺，铜鱼铺路”。据说，当时出土的金片，都是用麻袋装了称斤卖，大型青铜器，则是用拖拉机拉出去卖。黄金随葬之丰厚，令人咋舌。 这么看来，中原地区就像一个被黄金包围的“黑洞”。先秦时期，铜、玉等矿料的远距离流通，已是寻常之事，即便中原地区还未发现金矿，也不足以成为此地不使用金器的理由。由是，我们只能从文化和社会观念的角度去探究——莫非，这里的人，发自内心地不爱黄金？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一首诗。 唐人李白的《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中有这样一联：“巴人谁肯和阳春，楚地由来贱奇璞。”上下两句化用的都是先秦时期的楚国典故，颇能反映时人的文化观念。 “巴人谁肯和阳春”，典出战国时期楚人宋玉的《对楚王问》：一名外来歌者，在楚国的国都唱起了民歌《巴人》，城中有数千人都跟着唱了起来。歌者接着唱起了高雅的《白雪》，跟唱的只剩下数十人。宋玉用这个故事说明了“曲高和寡”的道理，也顺带吐槽了楚人文化水平之低。 “楚地由来贱奇璞”，则出自战国法家著作《韩非子》：楚人和氏在荆山中采得罕见的璞玉，却无人能识。和氏恭恭敬敬地将它献给楚厉王，楚厉王也不识货，把和氏砍去左脚，赶了出去。楚厉王死后，楚武王继位，和氏继续献宝，岂料楚武王也是一个大老粗，认玉为石，砍了和氏的右脚。 楚人不懂《白雪》，不识美玉，说明曾经以“蛮夷”自称的楚人没文化——当然，这是当时中原文化的看法。与自诩主流的中原大不相同的还有，楚国是战国时第一个以黄金为货币的国家，享有“黄金之国”的美誉。而在中原文化的评价体系中，玉的地位，远高于黄金。  如果从物以稀为贵的价值规律看，黄金在大自然中的储量小于玉，获取的难度却大于玉，黄金理应比玉贵重。位于湖北省大冶市的铜绿山战国古矿井遗址，曾出土木杵、木臼、木槌、淘砂盘、淘砂船等选矿工具，反映了当时主要的淘金技术：在砂金较为富集的地方，将泥沙和研碎的矿石装在淘砂盘中，一边靠人力轻轻震荡，一边用水冲刷，利用不同矿物的比重差，最终“淘尽泥沙始见金”。 如此辛苦淘洗一整天，也许只能筛得几粒金砂，也许一无所获。要想积攒足够的金砂，制成一件金器，真不知要耗费多少时日。那么，当时的中原文化，为何却要重玉石而轻黄金呢？ 
先秦时期，尤其是在礼乐完备的周朝，礼制构成了社会秩序和个人行为规范的基础。礼的作用，是明尊卑、别上下，而这种尊卑之别，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一个人可以用什么和不可以用什么。西汉文史杂编《韩诗外传》在论及先秦酒器时，就有这样的记载：“天子以玉，诸侯、大夫以金，士以梓。”玉、金、梓木，等级最高的材料，是玉。
▲ 战国鎏金嵌玉镶琉璃银带钩，白玉处于绝对的C位，鎏金不过是位于边缘的装饰。摄影／鞠骁 实际上，中国人对玉石的特殊情感，早在文明起源之初就已显现。东北西辽河流域，分布着一处距今约8000年的史前文化——兴隆洼文化，这里出土了世界上最早的两件玉玦，这也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玉器之一。 距今约五、六千年，兴隆洼文化衰亡后，红山文化在同一地区继之兴起，创造出了更多造型奇谲、令人眼花缭乱的玉器。其中的典型器物——著名的“中华第一龙”C形玉猪龙，和大量长筒马蹄形玉器，据推测都是当时原始宗教仪式中的通神之器。
▲ 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玉龙。摄影／庞雷 可以说，玉因其莹润坚硬的质地，和变化无穷的色彩、纹理，很早就被赋予了超越世俗实用器物的神圣色彩。有意思的是，在距离红山文化千里之外的太湖流域，距今约四五千年的良渚文化，也出土了大量的筒状玉器——玉琮。玉琮内圆外方，有的还在表面用细密的阴线琢出精美的神人兽面纹样。研究者认为，它们反映了良渚人天圆地方的观念，应当也和当时敬天通神的宗教仪式有关。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叶舒宪先生，将这种玉石信仰称为“史前时期的原始国教”，简称“玉教”。他认为，中国玉文化最早发端于兴隆洼，经红山文化时期而发扬光大。在红山文化衰微后，“玉教”观念却并未中断，而是逐渐南下，传播到了中原地区，和良渚等南方玉文化融合在一起，汇聚成了中原夏商周王朝的玉礼器传统。  ▲ 良渚反山王陵出土冠状玉器。摄影／荀耀阳 中国礼乐文化的奠基之作《周礼》中，对玉礼有明确的表述：“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以玉器敬天通神，成为制度。 在中原地区，随着玉饰的普及，玉除了是一种“神器”，还逐渐被视为“德”的象征。玉石温润、刚毅，恰如君子，在《礼记》中，孔子就列举了玉的品德：仁、智、义、礼、乐、忠、信、天、地、德、道等，共计十一种。所以，《礼记》中又说了：“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 总而言之，到了两周时期，玉已成为中原地区的精神信仰，和日常生活中至高无上、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没有任何材料能与之相提并论，若要说仅次于它的，则非青铜莫属。 青铜器，不仅是日常生活中实用的容器，同时也是宗庙中的礼器。早在夏商时期，青铜鼎之类的重器，便是国家社稷的象征，因而历代王室都不遗余力地铸造大型青铜鼎。到了商朝后期，乃至出现了后母戊大方鼎这样体重将近一吨的“巨无霸”。而成型于周朝的“列鼎制度”，则是通过一个人使用青铜鼎和簋的数量，表示他的权力大小和地位高低：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用七鼎六簋，大夫用五鼎四簋，士用三鼎或一鼎。西周时期严格的社会等级和礼制，由此得以彰显。 如此一来，先秦文化中最重要的部分——宗教、礼制、王者之权、君子之德，都被玉石和青铜占满了。黄金，就算再稀有、再贵重，也取代不了玉石和青铜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 图为河南博物院收藏的西汉白玉舞人佩，是汉代王公贵族喜闻乐见的玉器佩饰。摄影／柳叶氘 黄金“败”给玉石和青铜，还有一个客观原因：技术。从今天的地质调查可知，中国各省市，除上海外，都有金矿分布。地处中原地区的山东、河南，更是举足轻重的产金大省。那么，先秦时期的中原人，为何没有早早利用这些资源呢？ 关键是缺乏冶金技术。1978年，河南汤阴县的一处龙山文化遗址，曾出土两片含金砂的陶片，这也是目前中国最早的含金器物，距今4000多年。这说明，先民已经注意到了这些金灿灿的颗粒，并有意掺入陶器中，用以装饰。但是，先民还不能将它们冶炼、熔铸成器。叶舒宪教授认为，中国的冶金技术，是从中亚经河西走廊传入的，时间大约在距今4000—3600年。目前已知最早的金器，就出现在这一时期，是几件金耳环和金鼻环，出土于甘肃玉门的一处青铜时代聚落遗址。 ▲ 先秦时期玉器价值极高，秦王曾提出用十五座城池交换赵国和氏璧，并衍生出“价值连城”的成语典故。图为影视剧作品中完璧归赵的桥段。 相比之下，青铜冶炼技术，早在距今5000年左右就已出现。黄金比青铜晚了足足1000年，所以，当中原人掌握冶金技术时，玉石和青铜的地位早已不可撼动。即便后来铸造出了金器，也只能甘当绿叶，作为玉石、青铜等器物上的装饰。 今天中国和西方的金店，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中国的金店除了售卖金饰，通常还设有玉器专柜，玉价高于金价也是常事。崇玉、买玉、佩玉，正是中国特有的玉文化传统的延续。可以说，中国金店的独特格局，早在几千年前的文明起源过程中就已经埋下了种子。黄金，在世界各地都是财富的象征，中国人怎能真的不爱黄金？只不过，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还有一些东西比财富更重要。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