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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现代社会的价值取向逐步从追求高贵转向了追求实用，这一价值秩序的颠倒使得现代道德逐步走向相对主义，也使得道德教育正逐步趋向平庸。应对这一内在精神危机，教育应重建个体生命的价值秩序，帮助个体理解快乐本源建立合理爱欲秩序，鼓励个体勇担社会职责提升自我生活意义，引导个体树立理想信念追寻自我卓越人生，由此帮助个体在身心发展、社会交往与精神生活三个层面上整全成人。 关键词：技术化时代；生命教育；价值秩序；整全 科学技术对人类生活带来的变化可谓是日新月异，十年前孩子们游戏时模仿打电话是通过伸长大小拇指来构成“六”的手势放在耳朵旁，现在的孩子模仿打电话则是用手掌贴着耳朵。手势变化是因为电话本身从座机更新成了智能手机，而这一变化所体现的正是科技发展对人们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潜移默化而又细致入微的影响。技术改善着人类的生活，同时也为人类生活带来了危机，比如引起人们强烈反对的基因编辑婴儿，就在人之为人的根本问题上挑战着人类生活的伦理底线。更普遍也更为深刻的危机是：人们在追求更高更快的过程中逐渐迷失了对于人生意义的探寻，而忙碌更麻木了人们对于这一危机的敏感，从而在平庸中度过一生。可以说技术化时代的个体普遍生活在精神空间极度贫乏的状态中，这种精神空间匮乏所带来的直接后果便是自我生命意义感的贫乏、生命活力的缺失，从而时常能够看到学生乃至于小学生的自杀消息。 这一危机何如解决，即个体如何在技术化时代健全成人，刘铁芳教授在《培育价值：当代中国教育的返本开新》一文中，通过梳理当代中国基础教育改革历程和核心主题，指出价值培育与意义生发应成为中国学校教育的根本主题，强调“在把民族的精神血脉带入当下的过程中，赋予个体生命以基于本源的价值感，从而在培养个体的现代精神与时代适应性的同时，内在地孕育青少年个体生命的价值归宿与人生发展的方向，让个体成为置身现代性之中的有根而又有魂的存在，成为有根有魂的现代中国人。[1]”刘教授一文在详细的历史梳理中把握价值培育的整体方向，作为回应本文进一步提出：现代个体生命中价值虚空的根本原因在于发生过一场从高贵到有用的价值秩序颠倒，并由价值秩序的颠倒带来了道德的相对主义与道德教育的平庸化；作为补充，也即如何化解价值虚空的问题，本文基于个体生命的整全发展从身心发展、社会交往与精神生活三方面提出了重建价值秩序的具体路径。 一、从高贵到有用：技术化时代价值秩序的颠倒 科学技术的进步与经济的发展使现代社会的生活样态发生了极大的转变，呈现出理性(工具理性）化、技术化、世俗化的趋势。伽达默尔曾指出“二十世纪是第一个以技术起决定作用的方式重新确定的时代，并且开始使技术知识从掌握自然力量扩展为掌握社会生活，所有这一切都是成熟的标志，或者可以说，是我们文明危机的标志”[2]。在舍勒看来，这“是一场'总体转变’，它包括社会制度层面的结构转变和精神气质的结构转变。在这一视角下，现代现象应理解为一种深层的'价值秩序’的位移和重构，现代的精神气质体现了一种现代性的价值秩序结构，它改变了生活中的具体的价值评价”[3]。 这一转变最为典型的就是以契约为代表的“商业文明”取代了农业文明与手工业文明，这一转变所带来的反常就在于商业文明笼罩下的社会发生了一种价值秩序颠倒，即“商人和企业家的职业价值，这一类人赖以成功并搞事业的禀性价值，被抬高为普遍有效的道德价值，甚至被抬高为这些价值中的'最高’价值”[4]。现代文明的契约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建立，是一种权力与利益的保障，如同《理想国》中智术师特拉叙马科斯所言“正义”就是弱者对自我利益的保存，是强者与弱者之间的相互妥协，契约可以说就是特拉叙马科斯式的正义，是人们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制定的一套共同行事法则。苏格拉底对特拉叙马科斯的反驳就在于强调正义本身作为德性的高贵性，不仅其所带来的结果好，而且其本身也是好的。因而契约精神一旦被提高为最高价值，其背后的实质就是以平庸取代了高贵，以利益的追逐取代了德性的追求。因此，在商业文明时代、在以契约精神为主导的社会发展中，人类一边呼吁关注生命、强调维护权利、注重追求价值，但同时人们又逐渐远离对自我生命之深度的探寻、忽视人与人切实交往之温度的感受，也即当下的人们一边奋力怒吼要关注“人”，一边却在真实的生活中恰恰远离了人。可以说现代社会价值秩序颠倒所带来的危机就在于：人身上一切晦暗的、欲求的、本能的东西在反抗约束、得到自由后，人却在更深的精神维度上彻底陷入虚无与彷徨。 深究其中的原因，一方面在于现实遭遇中，“技术发明不再仅仅是为了实用，而只是为了技术而技术，最终使人成为技术的奴隶”[5]；另一方面也是更为本源的原因，即越发完善、讲究理性、注重实证与应用的科学在原则上就已经排除了对生活而言最紧迫的问题，不再追问生命的意义也就使得人们走向了对道德的漠视。 正是因为现代人的“心”的失序，即过分注重较低的价值等级所带来的感官快乐[6]，从而导致现代社会的“精神气质”呈现出对物质财富无限追求的特征。而对有用这一较低价值的认同和偏好已经渗入全部的现代道德之中，此时已经将古希腊时期的那种高贵的禀赋、天性与价值完全剥离开来，将价值完全建立在个体自身有限的力量之上。现代性的价值正是根植于人类不断变更的主观需要，由此“人们就只能依照那将乌合之众的契约置于'真理’和'善’之上的美妙标准行事”[4]。在这种价值观的变换、实用价值的“上移”过程中，也呈现出一种价值的主体化、平等化的特征。 二、趋向平庸：技术化时代道德教育的困境 在现代道德理论之中，价值乃是依托于人的意识而存在，价值仅仅是个体欲望和感觉的影像，正如斯宾诺莎所说：“我们并不是因为判定一物是好的，然后我们才去欲求它，反之，乃是因为我们欲求一物，我们才说它是好的”[8]。这将导致道德判断上的极度混乱，或者以对人们的意愿与行动的普遍承认来代替价值客观性(康德的绝对律令），因为人们否认价值的客观性，认为一切价值都是“主观的”，每一个体都有权利去拥护自身价值的合理性、正当性。在现代道德理论下，价值成为了人类欲望的附庸品，价值高低取决于欲望的强弱，从而当价值变得相对且因人而异，因人欲求的多样性，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绝对平等，就会使得价值走向多元化，并且最终走向相对主义。现代人对于各种价值的虚假偏好已经深入灵魂[9]，从而产生了从高贵到有用的价值颠倒，而价值颠倒所导致的价值相对主义是产生教育危机的重要缘由。当下的价值相对主义已经成为了道德教育亟需解决的时代性难题[10]，如何给学生教授正确的价值观念也已经成为学校道德教育所面临的现实且严肃的问题。 价值秩序的颠倒所带来的另一后果则体现为知识结构的改变。随着实用价值被提高到最高价值，尤其是实用主义的兴起之后，一切知识仅仅由于有用而存在，人们开始只注重那些改造和统治自然的“成效知识”，而那些真正的“教养知识”则变得无足轻重。对“成效知识”的追求，在当今这个技术统治的时代愈演愈烈，已经逐步瓦解了教育的统一性和完整性，现今许多高等院校中技术教育、专业教育已经占据了主导性地位，而人文教育则成为从属于技术教育的、次要的任务。 如果学校里面什么东西都教，却唯独不教做人的天职，那么人们将无法去“反观自己，从自身去研究人，去认识人的天性、人的职责和人生的目的”[11]，而这意味着人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越多，人们对自己的认知就越少，离人自身越远。在古希腊，知识与美德相关联，追求知识是为了认识自己，为了过一种有德性的生活；而现代人注重实证与应用的知识在原则上就已经抛却了那最紧迫的问题，即“关于这整个的人的生存有意义与无意义的问题”[12]。所以，现代教育已经失去了古典教育中的“教化”“成人”这些核心要素。如何在当下这个技术化时代中，在技术教育与通识教育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如何在有所缺失的现代教育中去重新实现“成人”的目标，已经成为当下教育所面临的又一紧迫问题。 价值秩序的颠倒带来道德相对主义以及知识结构的转变，使得最普世的道德和最基础的知识成为人们所共同认可和追捧的基准，由此高贵沦为个人闲暇时刻的消遣，而非每个人所应崇尚的目标。由此，价值观的转变使得社会之整体逐渐走向平庸，平庸以及人们对于平庸的悦纳正是技术化时代道德教育的危机所在。而教育如何化解这一危机，其核心即在于重建个体生命的价值秩序，具体表现在：帮助个体理解快乐本源建立合理爱欲秩序，鼓励个体勇担社会职责提升自我生活意义，引导个体树立理想信念追寻自我卓越人生，从而帮助个体在身心发展、社会交往与精神生活三个层面上整全成人。 三、帮助个体理解快乐本源，建构合理身心秩序 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正逐渐解放自己的双手，让自己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苦劳作中走出来，探索山川苍穹。当日常五谷杂粮已经不能满足人们对“新奇”的期待时，人们将目光投向了罕见的“山珍海味”，而野味也逐渐远离其食物的定位，进食野味被附加为胆量与社会地位的象征。不论是为了味蕾的新奇，还是为了标榜自己的身份，人们对以野味为代表的自然万物的侵略其实都是为了自我欲望的满足，为了寻求自我感官上的欢愉，为了获得自然为我所用的“利”。当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时候，其背后的逻辑也在于以知识去改造自然，从而使得自然万物为人所用。从认识自然到改造自然，人类逐渐将自我放置于世界的中心，将自己的欲求凌驾于万物的生命之上，这一转变恰恰反映了“揭露自然神秘面纱的背后是人之内心的僭越与盲从”[13]，由此人与自然之间的张力其实质可内化为人与自我欲望之间的对抗。欲望作为一种引导个体前行的力量，有其积极的一面，但欲望如果不加以引导则容易引起个体生命的混乱，从而生命教育首要面对的便是如何建立合理的爱欲秩序以规约个体的身心发展。 欲望的满足能够给人带去快乐，追求快乐也是人之常情，但如果不知道快乐的本源在哪里，而一味地只是追求快乐的感觉，则人容易成为欲望的奴隶、陷入舍本逐末的困境之中。“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孟子对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14]”在孟子看来，贤者与不贤者的差别并非在于贤者不乐不贤者之乐，而在于贤者知道贤者之乐与不贤者之乐的区别，明白欲望之间的高低，知道快乐的根本之所在，从而能够为自己的欲求安排好先后顺序，故而有“后乐此”。而不贤者不懂区分也不懂快乐的根本，只是跟随自己的欲望行走，从而让欲望牵引着自己，因此对不贤者而言即使拥有了鸿雁麋鹿也不会拥有真正的快乐。因为新奇，人们能够在鸿雁麋鹿的身上感受到快乐，但随着新奇的消失，这种快乐也很快会消散，从而人们为了新的快乐又将自我投入到对下一个新物件的追求之中，由此将对快乐的追求转化成了对新奇之物的追求。 然而物件只是快乐的载体，而非快乐的本源，区分贤者与不贤者之乐后，孟子通过引用《诗经》中的语句教导梁惠王应从寻求快乐的感觉转向寻求快乐的本源。“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翯翯。王在灵沼，於轫鱼跃。[15]”从不日成之的灵台、到鸿雁麋鹿聚集的灵囿、再到於轫鱼跃的灵沼，灵台高高筑起一眼可见，鸿雁麋鹿或藏于林间寻觅可见，鱼儿游在水里隐约可见，《诗经》将给人带来快乐的来源逐渐从“显明的”转向“隐微的”。灵台由人力为之，鸿雁麋鹿由人寻之，鱼跃则是人等待得之，《诗经》将给快乐的来源也从人力可“有意为之的”转向了人只能“顺之待之的”。出于教化的用意，孟子接续《诗经》继续点明：“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14]”由此指出对一国之君而言，快乐的根本就在于最隐微处也最自然处，即与民偕乐。是以当孟子见齐宣王时，也说到“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籥之音，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鼓乐也？’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田猎也？’此无他，与民同乐也。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14]”。 从具体的楼台、鸿雁麋鹿之乐，到完全精神性体验的与民同乐，孟子对君王的教导一方面是在引导君王认识爱欲的优先顺序，另一方面也是教导君王君之所以为君其根本乃在于民，指出君之乐的根本乃在于君与民的共通处，在于君王与臣民之间的和谐关系。对于君王而言，其最重要的职责乃是维护好一国之安危，因此对君王的教育最重要并非是要引导君王追求贤者之乐，而是教导君王通过与民同乐来获得民众的拥护和爱戴进而维护一国之安定。君王的快乐本源在于其与民同乐，在于对自我使命的担当，正是民众的存在、是王之使命的存在使得一个具有君王之名的人真正地成为了治理一国的君王。因此，可以说是人与物与他人与世界的关系使一个人成为了他自身，从而创造快乐的关键就在于个体对于自己与周遭万物关系的认识，而其主要路径就是在认识关系的基础上积极主动地承担起自己对于万物万事的应有之责。 从《诗经》到《孟子》，其对楼台麋鹿之乐、贤者之乐、与民偕乐的论述，实则传达了一条从事物之享乐到精神之丰盈的爱欲上升。这点在西方人的生命结构中也存在，柏拉图将爱欲的等级分为六种：首先得“爱欲一个美的身体，在这里生育美好的言辞”；其次要认识到任何身体上的美其实都是同一个，因此要懂得追猎形相上的美，“成为所有美的身体的爱欲者”；再者，爱欲者“应该相信，灵魂中的美比身体中的美更弥足珍贵”，爱欲一个灵魂端正的年轻人，哪怕他模样并不美好；接着，爱欲者就“应该被迫去看生活方式的追求和礼法中的美，并看到这美本身整个儿与自身同宗同族”，并经由生活方式的指引走向知识；随后此人“就能看到种种知识的美”，丰盈、浩瀚，并且能够“无怨无悔的热爱智慧中孕育许多美好甚至伟大崇高的言辞和思想”；最后，在经历了这一层层的美之后，在个体自身不断得到坚实和充盈之后，爱欲者就能看到“某种单一的热爱智慧本身的知识”，这种知识需要用尽人的心智，认识到这种知识就能“渐进而且正确地观照诸美的事物”从而达到爱欲上升的终点，此刻，他就能“突然一下子瞥见某种神奇之美及其自然”[18]。从爱欲某一个身体逐步上升到爱欲理念，柏拉图以对具体质料的逐步抛弃建构了一条纯理性的灵魂净化之路，最终经由对理念的把握实现最大的快乐，即灵魂不朽。 与单纯的爱欲上升不同，中国人生命结构中爱欲秩序的最终样态是爱欲的融合，也即爱欲的扩展始终不离弃实际的生活，并且是以基于实际生活的渐次扩展的责任担当来促成事物之乐与智慧仁爱之乐、一己之乐与他人之乐的融合，由此将爱欲秩序的建立从单纯的理智性精神活动转化为个体真实的社会生活本身。如果说西方以爱欲的上升引导世人超越俗世，在对本质的探寻中实现灵魂的净化，并以对彼岸世界寄托来获得此世生活的审慎，那么中国式爱欲的融合则教化世人阅历山川后依然要复归本然，在现世的责任担当中实现自我德性的增长。可以说中国人生命理想中快乐的本源在于此世生活的整全，是以一条融合的爱欲秩序增进此世生活的和谐，并由此实现现实人生的幸福与个体人格的完善。因此，对中国人而言，生命教育应当引导个体在日常生活中找寻生命的本然状态，既以对贤人之乐引导个体静心、修性、知天，同时也以大众之乐帮助个体安身、成家、立业，由此将“独乐”与“众乐”相融通，使个体得以健全且舒展地生活于天地之间。 四、鼓励个体担当社会责任，提升生活意义 以此次抗击疫情期间全国涌现出大量的志愿者为例，志愿者在帮助医护人员的同时，医护人员的生命也在触动着志愿者，且通过记者的采访与宣传，抗击疫情的故事也在感动着习惯了平庸生活的每一个人。抗击疫情作为个体生命中的特殊时刻，个体对自身职责的勇于担当、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积极友爱互助实则是以责任与爱承载了疫情的伤痛，并以人性的光辉点亮战胜疫情的希望，给人们以弥足珍贵的美好。无论是出于对自己家园的维护与坚守，还是出于对医务工作者的尊敬、对疾病患者的同情，以志愿者为代表的所有疫情抗击者都意识到了自己有一份责任，明确是到了自己该为家国做一些什么的时候，从而无关名利自发地参与到救援与应援中。马克思·韦伯曾说“一切具有伦理意义的行动，都可以归属到两种准则中的某一个之下……一个人是按照信念(心志）伦理的准则行动，或者是按照责任伦理的准则行动”[19]。信念伦理强调行动本身的正当性而将行动的结果委诸于神，这在以“祛魅”为特征的现代社会的已经少有，对多数人而言乃是在责任伦理的驱动下而行动。“责任伦理是一种在行为发生之前、行为选择之时的顾及后果，是行为者对自己行为的预期后果、可能出现的后果所进行的理性考察与伦理审视，或者说，是对可能出现的后果的一种道德反思，这种反思在很大程度上关切的是怎样防止最坏结果，怎样达到最好效果有时倒是第二位的考量”[20]，志愿者们的行动准则正是如此。 责任不仅是某一集体所赋予个人的，更是个体在意识到自己不仅是独立的个体，更是一家之人、一城之人、一国之人，意识到自我生命的成长与周遭世界息息相关密不可分，从而由衷地感受到的。从志愿者身上可以发现，他们参与志愿行动最直接原因就是“这是我的城市”“这是我的国家、我的同胞”，正是这种将自我与他人、与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人生观，使得个体能够在危难之中挺身而出。从而当下进行生命教育，不仅仅是从个体出发去尊重自然、尊重生命，更需要让个体认识到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深刻地认识到自己与周遭世界的紧密联系，从而在关系中明晰自我生命的意义。 日常人们都是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过着平和而又安逸的小日子，时间久了人容易忘记自己曾经为何出发，忘记曾经的激情理想，从而也失去了对周遭事物的感知能力。于是社会逐渐固化为这样一种状态，“其中每一个人都好比从躯体上锯下的一段，它们昂然行走，形同怪物——一截手指、一个头颈、一副肠胃、一只臂肘，但从来不是完整的人。'人’于是演变成为某一样东西，或许多种东西，农夫很少感受到他职务的真正尊严，并为之欣喜，因为他不过是'人’分派到田里收集食物的一部分。他只看见他的箩筐与大车，此外一无所视，于是他降级为一个农夫，而不再是农场上的'人’”[21]。在固化的社会中，人与人的相遇更多是一种身份与另一种身份因为生活的需求而在一起，比如乘客遇到司机、买家遇到商家，当需求得到满足后人与人短暂建立起来的关系也随之解除。而特殊时期当人们生命安全受到威胁时，人们变得敏感、脆弱且坚强，乘客与司机因为需求而相遇，但彼此互相真诚关心时、当直击心灵的对话发生时，两者之间就超越了简单的乘客与司机的关系，回归到了质朴的人与人之间“我与你”的关系，由此司机也不再是无情感的驾驶汽车的工具，而是一个具有同情与爱的真实且具体的人，当行程到达终点，司机和乘客会因精神的感触而在彼此心中留下恒久的印记。 无论是司机还是其他社会身份，都不仅仅是一种职业技能、一种社会角色，同时还是一条带领个体走向他人的路径，也是一条引导个体在与他者的交流中回返自我、重新认识自我的路径。个体在承担社会职责的同时，也经由对社会的深度参与得以反省自我，从而在生命与社会整体命运的交互中逐步深化自我人生的意义。只是在社会职能越发细化的当下，人们容易忘记这一社会交往的本质而将职责看作约束自身的枷锁，从而将自己的生活过成了全社会流水线式作业中的僵硬一环。因此，疫情与个体人生中的其他重要时刻一样，可以让人们从习以为常的社会身份中脱离出来，重新认识“人之为人”。 人只有在人群之中才能显现出自我的独特性与价值，社会职责作为个体融入社会、实现自我的主要路径，对社会职责的主动承担也意味着个体对自我生命的勇于负责，是对自我人生意义的积极寻求。疫情的发生让个体深切的意识到自我与家国之命运的统一性，并在对家国整体的观察中隐约获得一种对人类生命之整全性的感触，从而由衷生发出对社会责任的担当意识。在对自我重新认识与对人类命运深切同情的背景下，个体对社会职责的承担，也意味着个体在整全性的意识下通过专注于某一事物来实现自我作为人的完整存在。“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22]，自我与他人的不可分割决定了每一个人的自我实现都离不开他人的自我实现，每一个人幸福的获致都离不开社会之整体幸福的提升。从而内在地意识到他人，意识到自我之于他人的责任，正是个体生命趋于成熟的标志。生命教育所要做的便是引导个体在对家国整体的感受中重新认识自己，在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中实现自我。如同苏格拉底曾教导自己的好友，“最重要的事情不是生活，而是美好生活……美好生活就是高贵与正义的生活”[23]，当下生命教育所应重申的也正是这一古老的教诲，在教会人们尊重生命、保存生命的基础上，鼓励人们朝着高贵与正义深化生命。 五、引导个体树立理想信念，追寻卓越人生 日常生活中，每个人或是如同一个小小的齿轮被裹挟在社会的大机器中逐渐失去自我，或是在为了凸显自我价值与意义而离群索居高深呐喊却忽视了自我与社会的关联，或是在承认“我是机器”与反思“我不是机器”之间徘徊不定。对于多数以宅家的形式支持抗击疫情的人们而言，突如其来的沉寂让个体从日常的喧闹中安静下来，从最初的嬉闹、恐慌、沉默，逐步过渡到在日常生活中发现自我生命的匮乏、并重新审视自己的生命状态，从而疫情如同一面镜子可以照出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模样。疫情让人们隔离在家，但对疫情的共同抗击也让人们在志愿服务、邻里互助等交往中拉近了彼此间的距离。疫情带来的恐惧与友爱互助的温暖人性形成了一股张力，人们在这一张力间逐渐被触动、被感化，从而也逐渐找到了“生”的意义，有了“美好生活”的期待。 然而，疫情放大人性光辉一面的同时也让人类生命的诸多问题得以暴露。部分年轻人在认识到自我生活的匮乏与无聊后，所选择的并非是积极改变自我，而是沉溺于无聊与游戏，坐等着疫情过后期待一切恢复原样。这些年轻人习惯以外在压力来敦促自我行动，以考试带动学习、以考核逼迫劳动，一旦脱离了外界的形塑后自我生活如同泥淖难以成型。鲁迅曾言，“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24]，当年愚弱的国民对他人的生命保持着麻木，而今日不时表现出来的国民之愚弱则更多表现在对自我生命的麻木，是将自己活成了自我生命的看客。 活成自我生命的看客是缺乏对生活的热爱的表现，而其根本原因乃是个体缺乏能够提供持续生长动力的生命根基。新时代的个体成长于科技的日新月异和多元文化的冲击之下，生命教育如何在这一迅速变化的社会环境中孕育生命根基就成了培养精神健全之人的关键问题。个体的真实生活具有两重维度：纵向上生活于历史文明的代际传承之中，横向上生活于周遭人物的真切交往之中。传统与历史作为一种蕴含价值秩序的精神流传在整个民族传统的继承中，“不断地回溯历史，感受前人的生命发生与成长的历史，就成了引导、呵护我们今天的人们生命成长的重要的资源，同时也是应对我们当下个体的存在危机，应对以虚无为基本特征的当下生存的需要”[25]，因此阅读凝聚着古贤人们思想精粹的经典文本便是当下个体敞开精神空间、寻找生命根基的最佳路径。再者，生命根基的养育还有赖于个体生活中的友爱交往，即通过真实的生命交往让个体在知性上的所得践行于每一当下，让生命之根得以在现实生活的操练中茁壮生长，从而为个体精神世界奠定温暖且坚毅的生命底蕴。 扎根传统文明的生命根基能够唤醒个体精神成人的自觉，让个体不至于迷失自我，但仅有此依然不够。人总是以某种特定的身份出现于生活中，当疫情在国外爆发后，国家意识在每一国的国民心中得以再次强化，这也提醒着所有的中国人，人始终是作为具体的个人出现在他者面前，作为中国人应认识到自己作为中国人的义务，对中国教育而言也需要认识到不仅是在培养人更肩负着在培养中国人的使命。因此生命教育还需要“一种精神的自觉，也即自觉育人的使命所在，自觉地培养文化—生命意义上的中国人”[26]，即以崇高的理想信念来激发个体蓬勃的生命气象，以对家国使命的重申来引导个体追寻自我生命的卓越，进而帮助个体成长为自信豪迈的中国人。 六、结语 合理的爱欲秩序能够引导个体养育健康的身心，是个体生命成长的基础；个体无时无刻不在社会之中，对社会责任的勇于承担也即意味着个体将自我积极地与他者联系在一起，从而得以在深切的交往中成就自我生命的意义；坚定的理想信念以美好与高贵开启个体对自我生命之整全的欲求，从而引导个体走出一己之我，为个体精神成人提供方向。因此，应对技术化时代个体生命价值秩序的重建，教育应以个体身心发展为出发点，帮助个体理解快乐本源、建立起合理的爱欲秩序，以社会生活为主要场域，鼓励个体勇于承担社会职责、提升自我生命意义，以精神成人为旨归，引导个体树立家国理想、追寻自我生命的卓越，由此帮助个体成长为有健康身心、有责任道德、有理想信念的健全之人。 参考文献： [1]刘铁芳，黄继勇.培育价值：当代中国教育的返本开新[J].中国电化教育，2021（1）：1-6. [2]伽达默尔.薛华等译.科学时代的理性[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63. [3]舍勒.罗悌伦等译.资本主义的未来[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6. [4][7]刘小枫选编.舍勒选集[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513，506. [5]舒红跃，王秀红.技术与“西方”的“没落”[J].哲学研究，2015（11）：120-126. [6]弗林斯.张志平，张任之译.舍勒的心灵[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46 [8]斯宾诺莎.贺麟译.伦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130. [9]朱晓宏.爱、同情与学校德育：基于舍勒的价值现象学理论[J].教育学报，2008（1）：57. [10]娄雨.伦常明察与道德教育的奠基——舍勒价值现象学对道德教育的启示[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4）：66-67. [11]卢梭.李平沤译.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风俗日趋纯朴[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9. [12]胡塞尔.王炳文译.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8. [13]刘莉.问迹寻道：经典文本的进路探析[J].教育发展研究，2017（1）：59-62. [14][16][17]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释[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3：202，202，223-224. [15]程俊英撰.诗经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429-430. [18]柏拉图.刘小枫编译.柏拉图四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247. [19]韦伯.钱永祥等译.学术与政治[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262-264. [20]唐爱军.现代政治的道德困境及其出路——论马克思·韦伯的“责任伦理”思想[J].人文杂志，2017（5）：50-51. [21]爱默生.赵一凡译.美国学者：爱默生讲演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3. [22]钱穆.论语新解[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152. [23]程志敏，郑兴凤.克力同章句[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7：13. [24]鲁迅.鲁迅文集[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2-3. [25]刘铁芳.教育的生活意蕴[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35. [26]刘铁芳.育中国少年成生命气象——基于文化自觉与生命自信的中国少年培育实践体系建构[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8（4）：46-60. Rebuilding the Value Order of Individual Life in the Technological Era Liu Li Liu Tiefang Abstract: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modern society has gradually shifted from the pursuit of nobility to the pursuit of practicality. Owing to the reverse of value order, modern morality gradually tend to relativism and moral education tend to mediocrity. Facing this spiritual crisis, education should rebuild the value order of individual life: helping individuals establish a reasonable order of eros through understanding the origin of happiness, encouraging individuals to bravely accept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and enhance their meaning of life, guiding individuals to establish ideals and beliefs in order to pursue their own excellent life. So as to help individuals to grow up totally i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social interaction, and spiritual life. Key words:technology era; life education; value order; holistic 责任编辑：张小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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