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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0—1631年间，一场瘟疫席卷意大利。疫情期间的佛罗伦萨城，既没有横尸遍野，也没有发生骚乱，更没有所谓瘟疫传播者的杀戮，致死率也远低于其他意大利城市。意大利微观史家卡尔维评价道，与同一时期的米兰或1656年的那不勒斯相比，这几乎就是一种“赐福”。 在被瘟疫围困的一年中，佛罗伦萨的医院和公共卫生制度如何有效抵御瘟疫？官方历史记载在多大程度是虚假浮华的赞誉之词？瘟疫肆虐时，佛罗伦萨的官员、医生、志愿者及普通居民如何跨越对立、冲破偏见？危机之下，渴望生存的市民如何用勇气和奉献拯救自身？  17世纪的意大利已经建立起享誉欧洲的公共卫生系统，意大利北部以及南至那不勒斯的各大城市中均已建立“卫生委员会”制度，由卫生委员会大臣负责整体的防疫措施。意大利完备又复杂的公共卫生体系，是基于其作为文艺复兴时期领土面积最大、最富裕的大国的综合国力。 通过设立防疫封锁线，隔离居民，对房屋及货物进行清洁消毒，将被感染者送至隔离医院，以及把死者葬在城外的瘟疫墓地，佛罗伦萨卫生委员会有效遏制了疫情的扩散，其防疫政策基于历代医学研究者的专业建议，同时考虑了行政管理的特点和医学专业知识，在近代早期的欧洲饱受赞誉。 当时的人们认为，隔离医院的药物与属灵疗法相结合的疗法，是佛罗伦萨在近代早期意大利的这场对抗瘟疫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至关重要的一环。圭杜奇称赞大公在1630 — 1631年佛罗伦萨应对鼠疫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盛赞他将圣米尼亚托要塞指定为隔离医院的这一举措。 但受雇于卫生委员会的里吉医生曾评价道：“比起死亡本身，每个人都更害怕被送到隔离医院并葬身于那里。在当时的整个欧洲，穷人被日益边缘化，并且日常活动受到了严格控制。在像传染病大流行这样的危机时期，全社会对他们的容忍度更加紧缩，当时的医学作者也将瘟疫的传播归咎于穷人。  将大量病患带到隔离医院是否比关在各自家中隔离更为有效？ 佛罗伦萨的鼠疫作为研究案例的特别之处在于，佛罗伦萨卫生委员会的档案资料提供了最丰富的历史记载，往来于隔离医院负责人和卫生委员会之间的信件都被保存了下来。这些信件详细介绍了隔离医院的运作方式，给患者开具的医疗处方和属灵疗法，以及如何应对超过万人的患者（占佛罗伦萨总人口的10%以上）入院治疗的挑战。 这些历史文件几乎记录了里面每一天（经常都是令人心痛）的情况，这不禁让人想起在加缪的小说《鼠疫》中，伯纳德·里厄医生对于那场虚构的1947年瘟疫的描述。 亨德森通过定量分析死亡率和康复率，重现在隔离机构的工作人员和患者面临的生死考验。相关数据表明，这一整套诊断病人、运送患者以及埋葬死者的防疫体系，在当时的确行之有效。 1630 — 1631年，佛罗伦萨政府投入大量资金用于维持隔离医院的运行，并在全城隔离的40天里给所有低收入家庭分发粮食和生活必需品。 为了缓解疫情冲击带来的经济下行和失业问题，政府给从事纺织业的制造商提供免息贷款，以便他们继续开工并发给工人工资。政府还兴办一系列公共工程以提供就业机会。 据统计，用于全城隔离的总支出就高达约24万金币，而算上从1630年8月疫情开始到1631年2月8日该书撰写时这段时间内的其他防疫抗疫费用，佛罗伦萨的总花费已经高达约50万金币。亨德森援引一位研究威尼斯的专家的话说，“高昂的管理成本本身就表明政府是在诚心实意地救治瘟疫患者”。  1630-1632年意大利瘟疫地图 跨越宏大叙事和微观史的鸿沟，以时间为横轴，以官方、隔离医院、志愿者与市民为纵轴，呈现佛罗伦萨各阶层民众的真实态度和反应 死亡率虽然记录了生与死的具体数据，但是无法讲述幸存者们是如何活下来的。这本书绝不仅仅关注管理和运行公共卫生体系的群体，同时也关注那些官方政策实施的对象，即社会底层民众的反应。 除了官方史撰和文献记录，亨德森还分析了瘟疫亲历者日记、法庭审判记录、慈善团体文献以及当时的防疫宣传册、地图等第一手资料，细致入微地分析了佛罗伦萨政府投入巨大资金和资源的复杂动机、精英对底层的矛盾态度，再现隔离医院的医务和行政人员在日常困境中的勇气与奉献、恐惧与苟且，呈现试图拯救自己的生命与灵魂的底层人民如何为了生存下去，在理性与信仰、法律与情感、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进行抉择。 穷人通常是官方记录或医学著作的客体，而非历史叙事的主体。当时的许多文献常用非常负面的角度来记录他们，甚至将他们视为引发这场鼠疫的根源之一—无论是因为一些故意导致疫情扩散的行为，还是仅仅因为他们相对脏乱的生活条件。尽管佛罗伦萨的穷人阶层并没有留下任何书面文献，但从当时的庭审记录中，我们能一窥他们面对鼠疫的反应。  从相关的审讯和证词可以看出，隔离政策导致某些家庭分离，经济活动被迫中断，更使得这些城市居民进一步沦落到孤立无援且无法通过正当手段谋生的处境。在全城隔离期间，一些人从被封锁的房屋里逃出，爬上屋顶探望家人、朋友或妓女，或者试图继续工作来养活忍饥受饿的家人。经济困难是人们逃离被封锁住所或擅自闯入他人住所的主要动机，但也有一些有组织的小团伙趁机利用这场灾难从事犯罪活动，偷窃被封锁的房屋和隔离机构里的贵重物品。 在一个卫生委员会拥有绝对权力的城市中，许多民众过去想当然享有的自由和特权都不复存在。而那些卫生委员会认定的违法者，有时并非故意为之，而只是想在物质和精神上寻找可以生存下去的办法而已。 这些法庭审判记录也表明，防疫政策实际上是以一种更富于同情心的方式在实施——教会为当地居民施以精神援助，隔离医院有条不紊地运行，法官为那些违反卫生防疫法令者伸张正义。的确如一位不知姓名的编年史家所写，“人们没有在街上看到尸体，过去疫情期间发生过的恐怖的事情这次也没有出现”。 剑桥大学名誉院士的最新研究成果，目前西方瘟疫史研究的超高水平 佛罗伦萨的公共卫生体系在17世纪已渐趋完备，亨德森曾就读于佛罗伦萨，方便获取全面丰富的历史资料。 另外，作者一贯的研究兴趣有两方面，一是历史上社会应对贫困的方式，二是社会如何应对流行病，而这正是本书主要探讨的两个方向。 他运用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在广泛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不再通过富裕阶层与贫困阶层、执法者与被执法者的对立，而是通过重塑社会各个阶层的家庭及个人的反应和生存方式，对政府的政策进行细微而富有同情心的解读。  约翰·亨德森（John Henderson） 由于最近兴起的后现代史学反对一切宏大叙事，专注于多样性、微观和社会边缘群体，导致了历史研究的碎片化。 早在2003年亨特森就呼吁将各种类型的研究集合起来以便形成“一种总体史”，并回答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为此，他呼吁进行长时段考察和比较研究，他的长时段包括文艺复兴和近代早期，即整个第二次鼠疫大流行时期。 受益于经济史学家和人口史学家们的研究成果，结合历史学研究中的微观史方法，本书可以算作真正意义上的跨学科研究。新研究的出现能改变我们对疾病史以及官方和患者之间关系的理解，进而推动医学社会史朝着新的研究方向转变，即更加关注当时的人们对疾病本质的看法，以帮助我们分别从政府和个人的视角来理解相关的行为和举措，而不是从今人的角度去看待和评判它们。 近半个世纪以来，人类接连遭受艾滋病、非典、埃博拉病毒等传染病大流行导致的灾难，尤其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不仅说明常规性预防并不能有效阻止更加凶险的病毒，也暴露出在全球化时代全球治理中存在的问题。 因此，在充分吸收学术界新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回归宏大叙事，重新反思人类历史上的重大疫情灾难及其应对变得十分必要。本书丰富的事件细节将会让读者对灾难、反抗和生存都有更加深刻的认识。  《从瘟疫中幸存的佛罗伦萨 1630—1631》 [英] 约翰·亨德森 著 刘谦 译 作者简介： 约翰·亨德森（John Henderson） 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意大利文艺复兴史教授、剑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名誉院士，研究文艺复兴和近代早期意大利的社会与医疗史学家。另著有《文艺复兴时期的医院》（The Renaissance Hospital，2006）、《梅毒》（The Great Pox，1997，合著）《鼠疫与城市》（Plague and the City，2018，合编）。 译者简介： 刘谦 美国密歇根大学罗曼语言文学与比较文学博士，意大利威尼斯大学地中海研究硕士。研究方向为意大利现当代文学、批判理论、城市研究及科技史等。 评论推荐： 《从瘟疫中幸存的佛罗伦萨》代表了目前西方瘟疫史研究的超高水平。与此同时，该书并不深奥。作者以英国史学家擅长的叙事风格，跨越宏大叙事和微观史的鸿沟，将17世纪佛罗伦萨人抗击瘟疫的历史，以平实、简约和通达的文字娓娓道来，讲述了一个关于团结、勇敢和无私奉献的故事。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向荣 如果一本研究瘟疫的著作，除了死亡数字和疾病术语之外，还有诸多细节让读者能够身临其境般感受到当事人的恐惧、痛苦、绝望和希望，及其所遭遇的社会正义和社会关怀，能生动还原处在疫情之下的民众生活和精神百态，就值得认真阅读。本书不仅聚焦统治者与统治者、穷人与富人之间以及宗教与医学间冲突，也探究如何通过建立“拯救城市之机体、医治穷人之身体”的机制和信念处理文明社会所遭遇的危机。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高晞 这本书对于近代西方社会、文化和医学史是非常有价值的补充，它与我们最近的经历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社会史学会图书奖评委 目录： 推荐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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