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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钰生的人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南开大学阶段、西南联大阶段及天津图书馆阶段。在任何一个阶段都有大有作为，但我认为他最大的贡献还是为云南留下了一系列优质学校。 黄钰生出生于1898年湖北沔阳人，著名教育家、图书馆学家。他从南开中学毕业后，又进入清华学校，之后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主修教育学，副修心理学，获教育学硕士学位，在等待进行博士论文答辩时，因得不到国内资助提前回国，被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聘为教育学教授，兼任南开学校大学部主任和秘书长。  对南开大学的贡献。他任职南开大学26年，大部分时间是作为张伯苓校长的主要助手襄理校政，许多重大事件都由他亲力亲为。 受张伯苓办学经历的影响，黄钰生在芝加哥大学选择教育和心理学作为主修专业。回到南开后，他开设了“教育概论”、“心理学”、“西洋教育史”等课程。他讲课的内容十分丰富，语言精练，逻辑性强，善于启发，口才超好。他讲授心理学的课堂上，经常座无虚席，外系的学生和青年教师都来旁听。担任秘书长后，校务管理虽繁杂，但他坚持课堂教学不辍。 在日军搅扰破坏南开大学的“多事之秋”，他沉着周旋，英勇护校。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将枪炮架设在南开园周边，形势危急。但黄钰生与同事们一面机警地与日寇周旋，他胸有成竹，指挥若定，暗地里保护师生的安全和学校财产。 1937年，日军疯狂轰炸南开大学，他组织指挥师生疏散和物资转移，与南开教务长杨石先教授冒着生命危险，指挥师生疏散，成功地转移实验仪器、大量图书以及其他物资，而他自己家的财物荡然无存。最后与教务长杨石先等乘一艘小船告别战火中的校园。 1946年春，返津的南开大学正式改为国立，黄钰生仍任秘书长。他努力奔走复校事宜，为南开大学的复校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张伯苓病危时，是他执笔写下“遗嘱”；张校长逝世后举行追悼会，致悼词者也是黄钰生，他力求公允评价已故校长的努力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正如他自己所说：“在我一生中，前半辈子是为南开服务的。”他为南开作出的贡献值得人们永远铭记。  对西南联大的贡献。卢沟桥事变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黄钰生参加了临时大学的筹备工作。在长沙受到日军轰炸，联合大学向昆明迁移的过程中，黄钰生是 “湘、黔、滇旅行团”指导委员会的主席兼管全团财务，实际上也是后勤部长。在这支队伍中，有师生近三百人。他们用68天完成了1671公里的徒步旅程。旅行团的全部总务事宜，如路线选定、前站、宿营、伙食等杂务都担由黄钰生一人承担。 黄钰生可以说是西南联合大学的重要缔造者之一。到达昆明后，由于张伯苓常驻重庆，所以西南联大的常务工作就委托黄钰生代理。黄钰生还担任了联大的“建设长”， 为学校征地建校舍任劳任怨，联大新校舍的落成，凝聚了他的大量心血和付出。 梅贻琦与黄钰生同为张伯苓校长门生，合作无间。凡不属于教务、总务、训导等部门主管的学校临时大事，梅贻琦统交黄钰生负责。黄钰生也从不负所托，全部尽全力完成。梅贻琦离校期间，就由黄钰生代行校长职权。他为西南联大所建立的功业，可说仅次于梅贻琦校长。 联大师范学院成立后，黄钰生担任院长整整8年。他全力投入师院筹建工程，解决了校舍、系科建设、教师队伍、经费和生源等一系列难题。在对学生培养教育过程中，他要求学生能“足以领导青年，为人师表”，否则不准毕业。因严格执行制度，他竟被一个四门功课不及格、被勒令退学的学生打伤。黄钰生邀聘联大教师到师院兼课兼职，同时为当地培养和轮训大量师资，极大地改变了云南的教育现状。  黄钰生与陈省身 之后，又建立了附中、附小，聘请黄钰生兼任附校主任。他将“南开经验”应用到附属中学，成效显著。抗战胜利后，联大师范学院及其附属学校整建制留在了昆明。至今，云南师大附中、附小都是云南最好的学校。人们称誉他将“无限遗爱永留西南边陲”，他自称自己一生中“最感得意的是在昆明办联大附中这一段”。 如今，云南师大附小依然还在传唱着1943年由著名语言学家张清常先生给西南联大师范学院附小写的校歌， “在这里四季如春，在这里有爱没有恨。我们要活泼有精神，守秩序，相敬相亲。我们读书要认真，知识要够多，头脑要清新。能独立判断，能俭能勤，发奋努力，好好地做个人。”而校歌的最后一句'好好地做个人’，就如当年黄钰生给附属学校学子的谆谆教导，依然被铭刻在校园的石碑之上。 在天津图书馆的贡献。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中，黄钰生被指“贪污”，虽查无实据，却被调离南开大学，转任天津图书馆馆长。以当时的情况看，调动是有谪贬意味的，但却为他发挥另一方面的素养和才能提供了机会。从此，他开始了35年的图书馆事业。在图书馆工作的几十年中，黄钰生第一重视的是人才培养，特别重视对青年人的培养。除了业务知识，他还利用业余时间，在馆内办起了英语学习班，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业务骨干。他这种教育家的广阔境界和博大情怀深深感染着后辈。 和他的两位妻子。他的第一任妻女叫梅美德。他们相识于芝加哥大学，毕业后一起回国，黄钰生任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梅美德任南开女中数学、化学教师，后为女中部首任主任。梅美德是一个极其深明大义的人。在从南开退守时，黄钰生只顾着保护校产，家产全毁，但她说：“论职守，校产毁，私产亦毁，于心无愧。若校产毁而私产存，就可耻了。现在你有我，我有你，还要什么？”在西南联大任职一年多，年方四十的梅美德因病去世。梅美德病逝后，黄钰生极度悲痛。每逢节假日，黄钰生都要前往夫人墓前，一如既往地用英语为她朗诵朗诵雪莱、拜仑的诗句，直到夕阳西下，才缓缓离去。 梅美德过世后两年，黄钰生与数学教师叶一帆在昆明邂逅，两人一见钟情。由于战时的生活艰难，叶一帆除教书、管家、抚养子女外，还从事刺绣贴补家用。在特殊年代黄钰生受到冲击时，叶一帆坚定支持丈夫他们相濡以沫三十八载。直至1979年叶一帆病逝。 1983年，黄钰生在叶一帆生日时，怀念同甘共苦的日子，在《忆一帆》中写道：“我有喜，谁与共。我有忧，谁与痛。我有过失谁力讼。饭食谁烹衣谁送。三十八年夫妻与诤友，实得昆明湖畔再携手。”真的是字字血泪，字字深情呀！ 1990年黄钰生病逝，享年92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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