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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是我国高教史上最杰出的一所学校。它璀璨耀眼，虽然只存在了短短8年，但它的故事一遍又一遍地在传颂，学者们一次又一次地在研究它成功的奥秘。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北平沦陷。位于北平的北大和清华、以及位于天津的南开大学迁移到长沙，1937年11月1日，三校合并组成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2月，长沙临时大学西迁昆明，4月，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1946年7月31日，西南联合大学停止办学。 西南联大的毕业生里一共出了杨振宁和李政道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一共出了177位院士；8位两弹一星的元勋。邓稼先、朱光亚、郭永怀、黄昆等都是西南联大的学生，林家翘、陈省身则是西南联大的老师。 很多专家、学者都写了很多文章，探讨西南联大在培养人才方面的奥秘。 我今天想聊的是西南联大的三位校长。原因是，我前一阵调研了我国医学院合并的情况，发现合并成功的不太多，也许跟校长们有些关系。 20世纪90年代的合并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高校开启了一波合并潮，医学院往往是第一个被综合性大学合并掉的。原先卫生部下有11所医科大学，除了北京协和医学院和中国医科大学之外，其余9所全部被合并掉。
合并过去了接近20年，盘点一下这些合并，成功的不多，有些甚至可以说是失败。 作为一枚吃瓜群众，我不知道失败的内情，无法也无意去评述谁对谁错。但我想，我们可以看看西南联大当时校长们的做法，也许会有些启发。 西南联大是三校组成，当时的校长分别是：清华梅贻琦校长、北大蒋梦麟校长、南开张伯苓校长。西南联大并没有另选校长，而是搞了个三常委，就是三个校长轮流当值当校长，下面再设校务委员会、教授会。 我先介绍三位校长，再谈他们在西南联大的工作。 梅贻琦 梅贻琦是清华最著名的校长，对清华的影响极为深远，在清华历史上的地位等同于蔡元培在北大的地位。 梅贻琦是首批庚款的留学生，回国后，24岁在清华当教授，曾经当过清华首任物理系主任。在没当校长前，曾当过清华的教务长。 1931年，梅贻琦当选为清华校长。梅贻琦当校长是在一个复杂的情况下当的。1928年到1930年，罗家伦当清华校长。罗家伦是个厉害人物，也是近代史上有名的教育家，后来做了中央大学的校长。他把清华原来的留美预备学校改成了大学，让清华从教会学校成为国立大学，而且新建了很多科学方面的系，他首提学术自由、男女同校，应该说，罗家伦给清华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不过，罗家伦独断专行，不得人心，学生发起了驱罗运动。罗家伦没办法离开了清华，之后，清华11个月没有校长。中间教育部曾派人来当校长，都被学生赶走。学生提了几点对校长的要求：第一，学校不受外界干预；第二，知识要渊博；第三，威望要高；第四，能够让清华获得发展。 在这样的背景下，梅贻琦上任了。一上任，他就发表了演说，著名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发表的。 在西南联大之前，梅贻琦已经在清华当了6年校长，深受师生的爱戴。 蒋梦麟 在北大历史上，最为著名的校长是蔡元培，当校长历史最长的则是蒋梦麟。 蒋梦麟是蔡元培的学生，也是蔡元培的同乡，他当北大校长跟蔡元培有着密切的关系。 蒋梦麟是浙江余姚人，父亲做生意，思想开化，希望蒋梦麟能学西方技术，于是把他送到绍兴的中西学堂学习。蔡元培原本是京城翰林，回到家乡，当了绍兴中西学堂的监督，推广新学。 蒋梦麟后来考上南洋公学，就是交通大学的前身，留学美国，是杜威的博士。胡适也是杜威的学生，当年他去美国的时候，就是蒋梦麟接的他。 蒋梦麟学的是教育学，回国后，他在上海，当杂志《新教育》的主编。杂志办得非常成功，很有影响力，跟陈独秀的《新青年》一南一北呼应。 北大因为“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让当时的政府极为震怒，说要把北大解散，把蔡元培撤职。为了保护北大，蔡元培宣布辞职，并且回到绍兴。这时候，北京城的教育界开始着急，发起了挽留蔡元培的活动。蔡元培被后来被劝说成功，不过蔡元培本人没去北京，委派了他的学生蒋梦麟去当代理校长。 蒋梦麟刚到北大，是没人信服他，因为又年轻也从没有在高校任职过。但他为人非常谦和，对教授们，他只是来代替蔡元培先生来盖印子的。他谦虚、低调到别人无法攻击他。蒋梦麟一方面对教授很谦虚，一方面在学校制定制度，尤其为学校筹款。当时各学校办学经费都不足，老师在外疯狂兼职，教学和研究都很差。他把这件事搞顺了。 能在北大站稳脚跟是很不容易的。蔡元培提倡兼容并包，好处是北大各种思想很活跃，坏处是北大派系林立，关系复杂。没有一定能力和水平，在北大很难待下去。清华的学生能驱逐校长，北大的学生更不是吃素的。 中间曲曲折折，蒋梦麟一会当代理，一会儿正式校长，一会儿逃离，一会儿当民国的教育部长，都不说了。1930年，他再次出任北大校长。这时的北大又处在一个比较低谷的时候，蒋梦麟这次显露了他的担当。他把一些不合格的教授辞退，打破了教授的终身制，不怕非议，不怕得罪人。 后人对蒋梦麟的评价，就是说他两次在北大低谷时，入主北大，让北大再次崛起，对北大有非常大的贡献。 张伯苓 张伯苓是南开学校的创始人，南开学校包括小学、中学和大学。 张伯苓弟子无数，咱们最熟悉的是周总理。梅贻琦也是他的学生。梅贻琦去清华当老师，当了半年，不想当，就去找张伯苓诉苦。张伯苓说他，年轻人没耐心，让他接着回去教书。 张伯苓本来是个海军军官，他崇尚武功，在北洋水师学堂上学。毕业后，本来应该当兵，但恰巧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无舰可登。后来，他在威海卫实习，看着中国的威海卫在日本和英国之间交接、殖民，让他深受刺激。他觉得只有教育才能救中国。张伯苓于是去日本、美国进修、考察教育，也是师从杜威。 张伯苓对体育特别重视，他认为强国必须要强种，强种必须要强身。他认为体育可以根治中国人弱、散和私这三个毛病。在南开，体育是每天必上的课，在当时受到了很多非议。 张伯苓还是第一个把奥林匹克运动会介绍给中国的人，他说，如果某天，中国能申办奥运会了，就是中华民族腾飞的日子。中国第一位去奥运会的运动员，刘长春也是他呼吁赞助的。 张伯苓对戏剧也非常重视。我们所知道的，周总理演过话剧，曹禺是则是中国最著名的话剧编剧。 在1909年，南开演了中国第一场话剧，张伯苓在里面演男主角，男主角是个反面人物。演完之后，张伯苓又遭到很多非议，说他损坏了师道尊严。 南开大学一开始的教学模式，完全照搬欧美，全英文授课。有一次，有位学生在南开校刊上发出尖锐批评，认为南开培养的人都是要出国留学，这些人又回来教中国人，再让下一批的人出国。这种轮回能否拯救中国？能否对中国有帮助？这篇文章出来后，南开的教授们很生气，罢课，希望把这名学生开除。 张伯苓没有开除学生，而是反思了原先教育的不足，决定立足国情，开办土货教育。 西南联大的老师们 在民国时期，当时的大学教授们跟现在的大学教授们不完全一样。在我看来，更有个性一些。现代人称赞民国多大师，大师除了学问高，一般脾气也大啊。 西南联大聚集了一大批的大师，水平高是高，这帮人凑一起，火爆也是够火爆。我们可以来看看名单。中文系的教授们： 朱自清、罗常培、罗庸、魏建功、胡适、杨振声、刘文典、闻一多、王力、浦江清、唐兰、游国恩、许维遹、陈梦家 还有历史系的教授们： 刘崇鋐、雷海宗、姚从吾、毛准、郑天挺、陈寅恪、傅斯年、钱穆、王信忠、邵循正、皮名举、王庸、向达、张荫麟、蔡维藩、陈受颐、葛邦福、吴晗、陆伯慈 中文系里，刘文典就是为人狷介、桀骜不驯，曾经在安徽大学当校长的时候，踢了蒋介石一脚，被蒋介石手下狂揍一顿，送入大牢，如果没有一干人士为他奔波，不知道要蹲多长时间的监狱。
这些教授们，在学术上互相看不起，在政见上又有巨大分歧。又在一个不安稳的时代，内忧外患，大家的脾气都非常差。更不用说，大家来自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风格，还代表着不同学校的利益。在教授会上，大家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几个小时很常见。 三常委 对于清华、北大和南开，大家的评价是清华严谨、北大自由、南开活泼，现在要把这三校糅合在一起，不能说是冰与火的斗争，也可以说是冰与火的碰撞，非常考验管理者的智慧。 西南联大采取的运行模式，是三位校长轮流当值，但结果是只有梅贻琦一个人在当校长，其他两位一般来说，都不在昆明，都在重庆。理由是，他们在当时的政府里都有官职，都去任职去了。 其实，这是他们的托辞，蒋梦麟和张伯苓都是有大智慧的人。 张伯苓
首先，对于张伯苓来说，南开大学就是他的命根子。南开大学是私立大学，不是国立大学，是他一分钱一分钱去募捐而建成的，全是他的心血，他怎么会贸然不管呢？他对于做官又没有这么大的官瘾。如果真想做官，就根本不会开办学校。 张伯苓离开，其实就是放手让另两位校长来管。到达昆明不久，张伯苓就对蒋梦麟说：“我的表，你戴着。”这是天津话，你代表我的意思。 张伯苓对于梅贻琦，那自然是信任万分。梅贻琦是他的学生，交给自己的学生管理，一切都不需要嘱咐。信任自己的学生，也不是很容易做到的。很多企业家连自己的儿子都不信任，更不用说是学生了。 张伯苓的做法非常正确。在这三所大学里，南开大学最弱，不管是师资，还是经费，在西南联大的日子里，南开大学的声望得到了提升，1946年西南联大停止办学，三校回原址恢复办校。南开大学从私立转为国立，跟这段历史大有关系。 蒋梦麟
这里面关键的人物是蒋梦麟和梅贻琦。北大出身是中国第一所官办大学，也是第一所国立大学。在一开始的时候，北大还是政府的教育行政机构，所以，北大在高教界的地位是非常特殊的。 清华则是另一种典型，它虽然成为国立较晚，但它的办学经费是庚子赔款，有保障，所以清华是很富裕的学校。有人写回忆录说过，北大学生一般都是长袍长衫，清华学生都是西装革履。两家风格差别很大。 蒋梦麟把具体事务交给梅贻琦，我想第一是清华师生最多，占总数的50%以上，还有钱的问题。我想，最主要的考虑是钱，清华最有钱。他们搬到昆明，一切都要自己解决，教室、宿舍、老师宿舍等等，每件事都是需要钱。梅贻琦来主持工作，就意味着钱主要是清华出。 当时的钱是很少，梅贻琦让梁思成设计学校，第一稿还是楼房，第二稿就是平房，到最后的时候，学生宿舍的屋顶只能是茅草屋顶了。梁思成最后都看着设计稿哭了。
等校长们看到这么简陋的宿舍，蒋梦麟也怒了，说这个怎么住？他肯定不会让自己的孩子住进去。张伯苓说，这是困难时期，大家艰苦一点。中间，梅贻琦劝架。许渊冲写的回忆录里还笑这件事：大学不是要有大楼，而是要有大师。 等第二年，蒋梦麟的儿子上了西南联大，蒋梦麟让儿子也住宿舍。学生们又开玩笑，说现在住宿条件好了。 其实，蒋梦麟发怒和让儿子住宿舍，表明他也是一个把学生放在心上，并且不让孩子特殊化的人。 蒋梦麟厉害的是，他特别顾全大局，因为既然梅贻琦管了，自己就少插嘴，否则容易让人误会和猜忌。他自己经常说，他的不管就是管。所以，他要么在重庆，如果到昆明，也就是修身养性，练练书法，跟人聊天吃喝。 当时，教师内部有不同意见。有次北大教授们开会，对清华梅贻琦的做法提出了批评，说各个学院的院长都是清华的人，北大被压制了。但蒋梦麟并没有听从这些人闹独立的意见。他一直说，不要像西北联大一样，三个人三个意见，一共两条腿，就迈不开步子了。有时候“不为”比“为”难度更大。
在当时，西安有一所大学，叫西北联合大学，是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北洋工学院搬迁合并而成的，但一年之后，因为意见不统一而分开了。 可惜，蒋梦麟的这个顾全大局并没有得到北大老师们的理解。到了联大后期，北大发起了“倒蒋”运动，把蒋梦麟赶走。蒋梦麟自此以后，再也没在教育行业任过职。 梅贻琦
西南联大能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中有这么好的成绩，主要跟梅贻琦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清华大礼堂前有个日晷，上面刻了四个字：行胜于言。这句话是清华校训。清华人很有特点，很好辨认的。一般说来，在人群中默默的干活主力，基本都是清华人，非常明显。
这句话最好的践行者就是梅贻琦先生。梅贻琦的后人评价梅贻琦在西南联大的工作，说：“梅先生的心很大，大的只有西南联大，没有清华。”清华有钱，有些人会考虑是不是清华吃亏，但梅贻琦从来没有这种想法。 梅贻琦被称为寡言君子，话非常少，但做事极为靠谱，事事堪称楷模、君子。他女儿考清华，成绩不够，上不了，就去了燕京大学。当时，很多青年都投笔从戎，梅贻琦对于一些优秀人才参军是有些惋惜的，他有时会劝说。但他儿子和女儿都从军，尤其女儿，是联大唯一参军的女生，他并没有劝阻。他在生活上没有任何的特殊之处。
到了昆明，三个学校师生的安顿，都是他在操心，而且各个学院分散各地，他经常要奔波各地查看。那时昆明房子紧张，很多老师找不到房子，他还要帮着找房子。那时候，物资匮乏，这么多人的吃喝是个非常头疼的事情，梅贻琦把这些都一一安排好，费力很多心血。 即便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梅贻琦对于大学的态度还是没有变。第一，要教授治校，学术要自由。在非常时期，很容易大家会被带偏，比如团结、比如高效率，但梅贻琦并没有让其他力量来影响学校秩序。 第二，梅贻琦一直认为，学校就是研究和育人。他并不因为条件艰苦，而放松要求。在西南联大时期，基础研究可以说搞得非常好，华罗庚发表了20多篇论文，陈省身做出了世界性的一些工作。物理和生物方面也做出了很多成绩。 培养人就更不用说了，西南联大期间出国的学生们，在国外很快就得到了导师们的赞誉。有人当时考试不及格，得了59.5分，要重修，延期一年毕业。学生找教务长通融，教务长毫不通融。 现在距西南联大时期，已经有70多年的历史了。各学校再也不会被迫四处躲避战乱而迁徙，教授和学生们都有了一张安静的书桌在学习，只不过，像梅贻琦这样的寡言君子、蒋梦麟的不管就是管，张伯苓的我的表，你戴着，这样的校长却没有了…… 斯人已逝，幽思长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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