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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侯爱兵 抗战时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千里迢迢迁到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当时北京大学校长是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是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是张伯苓，三人都是享誉海内外的大教育家，所以，三所名校合并，首先要解决的一个大问题就是：谁来当校长？ 当时，国民政府也不知道应该让谁当校长，于是想了一个折中办法：让他们三人组成常务委员会，轮流当值，共同管理学校。可一所大学，同时有三个校长，这该怎么管？ 年龄最大的张伯苓首先认识到，三个和尚挑水往往不如一个和尚。如果三个人共同管理，肯定是会出问题的，于是主动退出，前往重庆开办南开中学。走之前，张伯苓将自己戴的一块表给了蒋梦麟，说：“我的表，你带（戴）着。”意思是你做我的代表。然后又对自己的学生梅贻琦说：“你最年轻，可以多出些力。” 可是，蒋梦麟也主动让位，离开昆明，前往重庆另兼他职，他对梅贻琦说：“联大校务还请你多负责。”后来，傅斯年责怪蒋梦麟不管联大事。蒋梦麟说：“联大的事，我不管就是管。一校三校长，好比一条裤子三人穿，如果三个人都去抢这条裤子，来回拉扯，什么都干不了，所以只能让一个人穿裤子。” 于是，在办学期间，主要是梅贻琦在主持校务管理工作。 梅贻琦奉行民主，不独揽大权，校内大事皆由教授会民主决断。他说：“唱京戏，'王帽’不是主角，大学，亦同此理，校长不是主角，主角是教师。校长不过是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椅子凳子的。”联大校园里流传着一首诗：“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这首诗说的就是梅贻琦。梅贻琦在种种事情上从不武断，而喜欢用这些词语来谨慎表达意见。教授们提出管理学校的策略，梅贻琦发表意见通常只说三个字：“吾从众。”因此他得了个“寡言君子”的雅号。 其实，对于梅贻琦的“教授治校”理念，张伯苓和蒋梦麟并不完全赞同，他们两位信奉“校长治校，教授治学”，但也正是因为他们充分信任与放权，才使得梅贻琦得以施展自己的才能。 西南联大办学8年多，培养出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0多位两院院士和100多位人文大师，被誉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很多人都在总结西南联大能够创造奇迹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得益于“三校长的合作无间”：张伯苓的“让”、蒋梦麟的“不争”，还有梅贻琦的“公”。（发于《演讲与口才》2022年23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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