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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说这个“恪”为什么读“que”。 陈寅恪先生是客家人，在南方的一些省份“恪”的读音接近于“que”，但在普通话这个字读”Ke“。在北方教学期间，对其相熟的人习惯了用方言称呼其南方的叫法。 陈寅恪是江西省修水县人，1890年出生于湖南长沙。著名诗人陈三立之子，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孙，画坛巨子陈衡恪之弟，“中国植物园之父”陈封怀之叔，修水陈氏一门四代五人被称为“陈氏五杰”，陈氏家族被称为中国近代”第一文化世家“。 我第一次知道陈寅恪是听高晓松的《晓说》，当时就觉得天下怎么还有这么牛的人物。后来看来电影《柳如是》，又了解到陈先生还写过《柳如是别传》，所涉领域真是太广泛了。被称为”百年难见的人物“那绝对是名不虚传的。  陈寅恪幼时在家塾学习四书五经、算学、地理等知识，在深厚的家学熏陶下，打下了扎实的国学底子。其父不仅自己教学，还聘请名师来讲授课程，致使陈寅恪在留学日本前即“从学于友人留日者学日文”。 12岁时，陈寅恪即随哥哥陈衡恪赴日本学习，20岁时，自费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深造。28岁时，得到官费资助再度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后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具备了阅读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八种语言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至此，他不仅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成为中西兼具的通才。对蒙史、敦煌学、藏学、突厥学、宗教学、语言学方面都有重大的研究成果。 回国后，陈寅恪曾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他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一起被称为清华“四大导师”，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在清华任教时被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 在清华校园里，凡是文史方面有疑难问题，都向他请教，而且能一定得到他满意的答复。大家称他为“活字典”、“活辞书”。研究院主任吴宓教授风雨无阻，堂堂必到听他讲课；哲学家冯友兰，每当陈寅恪上《中国哲学史》课时，总是恭敬地陪着陈寅恪从教员休息室走出来，静静地坐在教室里听他讲课。其他如朱自清等也常到教室听他讲学。他讲授的课程主要有《佛经翻译文学》《梵文文法》《两晋南北朝史》《唐史》《唐代乐府》《唐诗证史》等。 陈寅恪对学生也非常爱护，不仅关心他们的生活，也关心他们的就业问题。他讲课有一套“四不讲”的规定：即前人讲过的不讲;近人讲过的不讲;外国人讲过的不讲;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他从不要求学生用死记方法，而是鼓励思考。他为国家培养了许多如季羡林、蒋天枢等大师这样的优秀人才。  陈寅恪不仅学术超人，而且跟父亲一样具有民族气节。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北平、天津相继沦陷。日军欲招降陈三立，他坚决不从并绝食5天后忧愤而死。1941年日本人占领香港后，正在任香港大学任客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的陈寅恪立即辞职闲居，日本当局持日金四十万元委任他办东方文学院，他坚决拒绝。 1942年春，又有人在日本人授意下，专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他又一次拒命，随后在广西大学、中山大学、燕京大学任教。在繁忙的教学中，在动荡的环境中，他仍孜孜不倦，《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论稿》对隋唐史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为后人研究隋唐史开辟了新的途径。这两部著作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 特别可惜的是，陈寅恪先生眼睛不好。1949年他拒绝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要他去台湾、香港的邀请，任教于中山大学。1957年，眼疾越来越严重并最终双目失明。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还完成了《柳如是别传》。他的助手感叹：“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 在文革期间，陈寅恪先生遭受了非人的待遇。但使他最伤心的是，他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被洗劫一空。这种不可弥补的损失真是太令人心痛了。 陈寅恪先生的夫人是曾任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唐筼。夫妻一生恩爱，无论顺境逆境都不离不弃，互相扶持。1969年10月7日，陈寅恪先生在广州离世；45天之后的11月21日，夫人唐筼辞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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