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对岭南民族地区的经略和开发

[摘要]唐朝时期的岭南是俚僚等百越民族的主要分布地区。唐朝在消灭伪梁、伪楚两大割据政权和地方叛乱势力后，恢复了对岭南民族地区的有效统治。唐朝在岭南推行了诸如均田制、租庸调制、屯耕、修浚交通水利设施、整饬外贸秩序等措施，促进了岭南的整体开发和快速发展。唐代岭南民族地区的发展与岭北中原地区相比，差距很大，即便在岭南地区，各区域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

[关键词]唐朝;岭南;民族;经略;开发

中图分类号：C9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391（2021）08-0093-11

作者简介：赵炳林（1971-），男，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民族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中国民族史。广东 广州 510665

岭南是俚僚等百越民族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越岭千重合，蛮溪十里斜”^{[1]（卷52，639）}。“南蛮杂类，与华人错居，曰蜒，曰獽，曰俚，曰獠，曰竾，俱无君长，随山洞而居，古先所谓百越是也。”^{[2]（卷82，1831）}壮族是岭南土著，其先民为考古学上的“麒麟人”和“都乐人”，到隋唐时“五岭以南皆有之，与猺杂处。”黎人，也广泛分布在海南岛的琼、崖、儋、万等四州之地，是海南岛上的主要居民。他们在唐朝时还基本处于部落或部族制阶段，社会发展程度比较低。唐朝建立伊始，岭南各种力量纷繁复杂，既有割据政权的存在，也有俚僚的叛乱。唐政权甫定，便开始对岭南民族地区的进行经略和开发。学界的相关研究多是针对某一区域内的某一个方面进行探讨，而把岭南民族地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的很少。①本文将在充分占有史料和了解学界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以期推进该研究向更深入和全面的方向发展。

一、唐朝对岭南分裂叛乱势力的镇抚

（一）伪梁和伪楚两大割据政权的覆灭

隋唐之际，岭南存在伪梁和伪楚两个割据政权，他们盘踞岭南。萧铣为南朝萧梁政权的宗室后裔，在隋末动乱中拥兵自重，建立伪梁政权，拥兵40万，占据粤北、粤西、珠江三角洲的部分地区、越南北部、广西东部的大片地区和海南岛，是俚僚等百越民族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西原蛮，居广、容之南，邕、桂之西，有宁氏者，相承为豪。”^{[3]（卷222下，6329）}林士宏通过隋末农民起义起家，建立伪楚政权，拥兵十余万，占据粤东和珠江三角洲的部分地区。

唐初由于致力于消灭农民起义军，无暇顾及岭南，直到武德四年（621），统一岭南才被提上议事日程。李渊采纳河间王李孝恭和岭南道大使、永康县公李靖的平铣之策，授李靖为行军总管兼摄，李孝恭为行军长史，统水陆十二管的军队，从硖州（治今湖北宜昌市西北）出发，向岭南进发，进行统一岭南的军事行动。

李孝恭等率军“度岭至桂州，遣人分道招抚，其大首领冯盎、李光度、宁真长等皆遣弟子来谒，靖承制授其官爵，凡所怀辑九十六州，户六十余万”^{[4]（卷67，2477）}。萧铣派手下刘洎掠地岭表，据城五十余座，后在唐朝军队的强大攻势下失败，归附朝廷。李孝恭又分遣使者抚慰归附之州，“岭南四十九州皆来款附”^{[4]（卷60，2348）}。象州、昆州、融州、贵州、梧州、乐州、桂州、春州、高州、封州、新州、贺州、番州、崖州、振州等都是平定崔铣伪梁政权之后的新附之州。

在剿抚并用之下，林士宏伪政权内部出现内讧。其党羽张善安保据南康郡，击破豫章，与林士宏分道扬镳。循州、潮州在唐朝绥抚政策下归附朝廷。林士宏以虔、循、潮数州之地，据地自守。武德五年（622），林士宏之弟林药师率兵二万围攻循州，被刺史杨略击败。林士宏退据保安城（今江西安福东南），后病殁，其部下四处散逃。至此，岭南最大的两股割据势力被彻底肃清。

在统一岭南过程中，冼夫人家族起了很大作用。唐朝前期，岭南西江流域以高凉冯氏家族势力最大。隋末，冼夫人之孙、汉阳太守冯盎以苍梧、高凉、珠崖、番禺之地附于林士宏。唐初，林士宏集团覆灭后，冯盎认清形势，拥护唐朝，以岭南二十州地归附唐朝。唐高祖授予其上柱国、高州总管，封越国公，领高、罗、振、崖、春、白、林、儋等八州之地。冯盎后又带兵平定罗、窦等州俚僚的叛乱。冯智戴为冯盎之子，其“少有筹略，抚众得其效死，川洞酋帅，多愿隶之。”^{[5]（卷997，11701）}他在唐统一岭南的过程中，带领百越民众归附唐朝，促进了唐统一岭南的进程。

（二）岭南民族地区叛乱势力的剿灭

有唐一代，俚僚人在岭南不断发动叛乱，“山溪相错，伏莽之患常多”^{[6]（卷100，4582）}。“广州管内，为弊尤甚，蛮夷草窃，递相侵掠。”^{[7]（卷664，247）}在武德六年（623）、七年（624）的两年时间里，先后有南州刺史庞孝恭、高州首领冯暄、合州刺史宁纯、冈州刺史冯士翙等人发动叛乱。贞观五年（631）、十四年（641），罗、窦二州的僚人叛乱，“诏令盎率部落二万为诸军先锋”^{[3]（卷109，3288）}，前去征讨。唐高宗时岭南邕、严二州首领反叛。髙宗令李峤往监军事，“峤乃宣朝旨，特赦其罪，亲入獠洞，以招谕之，叛者尽降，因罢兵而还，髙宗甚嘉。”^{[3]（卷94，2922）}开元十六年（729）正月，泷州刺史陈行范（僚人首领）、广州首领冯仁智和何游鲁叛乱。朝廷遣骠骑大将军杨思勖征发桂州及岭北兵討平叛乱。大历十三年（778），循州刺史哥舒晃袭杀岭南节度使吕崇贲，在广州发起叛乱。唐朝命户部尚书路嗣恭前去镇压，“斩晃及诛其同恶万余人，筑为京观，俚洞之宿恶者皆族诛之，五岭削平。”^{[4]（卷122，3500）}

海南岛的俚人被称为“黎人”开始于唐朝[8]100。乾封年间（666-668），岭南由于“山洞草贼反，遂兹沦陷”^{[4]（卷41，1763）}。乾封二年（667年），“岭南洞獠陷琼州”^{[3]（卷3，66）}。兴元元年（784年）至贞元三年（787年），杜佑为岭南节度使，史载“朱崖黎民，三世保险不宾，佑讨平之”^{[3]（卷166，5087）}。元和二年（807年），岭南节度使赵昌进奉琼、儋、振、万、崖等5州62洞归降图。咸通五年（864），唐“命辛、傅、李、赵四将部兵，擒峒黎蒋璘等于琼山南境，置忠州。”^{[9]（卷57）}至此才基本恢复了唐朝对海南岛的有效统治。

终唐一代岭南俚僚叛乱之所以多，是有多种原因的，唐朝民族政策的失误当为其一。在岭南的民族融合过程中，存在逆向的趋势，至少在唐政府看来，这种“融合”有着“蛮化”的危险，强调“俾华蛮异处，婚娶不通，蛮人不得立田宅，由是缴外肃清，而不得相犯”^{[4]（卷177，4592）}，阻止了融合过程，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他们与中央王朝的对立。在唐末的黄巢起义中，岭南俚僚人甚至强有力地支持了起义，使起义军能够顺利突破五岭天险，进取中原。[10-11]另外，岭南由于矿藏丰富，一些土人通过淘金、淘银等违法经营活动拥有了超强的经济实力，最后演变为霸地一隅的酋豪。他们在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走到了唐中央的对立面。在唐末五代之际的岭南群雄纷争中，崛起的封州刘谦势力当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他累积起了丰厚的军事和物资储备，为其子刘隐、刘确立刘氏藩镇地位和建立南汉政权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三）唐朝在岭南的军政建制

岭南地处悬远，民族成分复杂，地方割据势力众多，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错综复杂。唐政府根据岭南形势的变化，不断增设或调整某些机构的功能，以便实行有效统治。

唐初“开四夷为州县”^{[12]（卷7，148）}，分天下为10道，下设各路采访使。其中，岭南道管73州，1个都护府，314个县，下辖广州、桂州、琼州、邕州、驩州等5个都督府。②唐中期以后，在岭南还设有92个羁縻州，主要置于桂州都督府、邕州都督府、安南都护府、峰州都督府内。^{[3]（卷43下，1144-1145）}“自唐以来内附，分析其种落，大者为州，小者为县，又小者为洞。”[13]134贞观四年（629），“冯盎以南越之众降，高祖以其地为罗、春、白、崖、儋、林等八州。”^{[3]（卷109，3288）}岭南新州县的大量增加，其中大多与唐朝开发“山洞”和“溪洞”有关[8]102。如岭南西部的田州“开元中开蛮洞置”^{[3]（卷43上，1105）}。羁縻州县洞主要分布在邕管的左右江地区和桂管的柳江流域。开元二十一年（734），又分天下为15道。③岭南道析分为岭南东道和岭南西道，各设采访使。采访使是由唐初各道的按察使发展演变而来的。肃宗朝按察使又改为观察使、防御使，说明其职能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在不断地调整，其主要职能是“访察善恶，举其大纲”[14]（卷7），但实际上“兵甲财赋民俗之事无所不领”^{[14]（卷7）}。按察使（采访使、观察使、防御使）的治所一般建置在所在路的政治中心，即大郡的治所。这样就在岭南形成了路州县三个层级的地方管理体制和介于路和州之间的都督府、都护府等专门权力运行机构。

都督府由唐初的总管府演变而来，是设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地方行政管理机构。唐初在“缘边镇守及襟带之地”^{[4]（卷38，1384）}，设立总管府，如广州总管府等。他们的职能是“以统军戎”^{[4]（卷38，1384）}“绥靖夷獠”^{[4]（卷38，1389）}，“本皆兼支度、营田使”^{[12]（卷32，895）}。武德五年（622），以洺州、荊州、并州、幽州、交州五州为大总管府。武德七年（624），改大总管府为大都督府，总管府为都督府。其余都督定为上、中、下等。^{[12]（卷32，894）}

都护府是唐政府置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抚绥机构，为特别行政机构。永徽年间（650～655），唐朝在边地共置安东、安西、安南、安北四大都护府，后又置北庭都护府。在岭南设安南都护府，其主要职能是“抚慰诸蕃，辑宁外寇，觇侯奸谲，征讨携贰。”^{[4]（卷44，1922）}

总管府、都督府、都护府之名虽然不同，职能也有所不同，但管辖区域还是相对固定的。如武德三年（620），交州总管府管辖交、峰、爱、仙、宋等十州。七年（624）改为都督府，调露元年（679）又改为都护府，至德二年（757）又改为镇南都护府，后又改为柔远军、静海军等^{[6]（卷112，4987）}，但还是管理今越南北部地区。

岭南地区只设中、下都督府，分别为正三品上和从三品职级。上都督府主要设在北方，如淮南道的扬州、江南道洪州、陇右道的安西、河北道的幽州、河东道的潞州、关内道的灵州、河南道的陕州等地。岭南没有上都督府的建置，这与岭南在全国战略中的地位有关。

“永徽后，以广、桂、容、邕、安南府，皆隶广府都督统摄，谓之五府节度使，名岭南五管。”^{[4]（卷41，1712）}到了唐后期，在“岭南五府”的基础上又设置了五个方镇，但仍称为“岭南五管”。

开元二十一年（734），“唐置岭南经略使，为五管之枢要”^{[6]（卷101，4594）}，统辖经略、清海二军，以“式遏四夷”^{[4]（卷38，1385）}。五府经略使和经略军的治所都在广州，清海军的治所在恩州。五府经略使由广州刺史充任，权利甚大。清海军始置于南朝萧梁时期，乾宁二年（895）又兼置清海军节度。由于重要性不同，各军和五管所统军队数量也有不同，五府经略使官兵15400人，经略军5400人，清海军2000人，桂管1000人，容管1100人，安南4200人，邕管700人。^{[4]（卷38，1389）}

岭南节度使由五府经略使沿革而来。天宝中（742～756），唐朝在“缘边御戎之地，置八节度使，受命之日，赐之旌节，谓之节度使，得以专制军事。”^{[4]（卷44，1922）}至德元年（756年），升五府经略使为岭南节度使，“通制诸郡”^{[3]（卷44，1918）}，首任节度使为贺兰进明。《通典》的作者杜佑也曾于兴元元年（784）担任岭南节度使。岭南节度使领有广、韶、循、潮、康、泷、端、新、封、春、勤、罗、潘、高、恩、雷、崖、琼、振、儋、万安、藤等二十二州，治广州。^{[15]（卷218，895）}岭南节度使权力极大，“外任之重，无比焉”^{[4]（卷44，1922）}。节度使下设采访使和防御使。采访使理州县，防御使理军事。设置之初，采访使和节度使各设一人。天宝年间（742～756）开始由一人兼领，“其非节度使者，谓之防御使，以采访使并领之。”^{[12]（卷32，895）}咸通三年（862年），岭南节度使又分为岭南东、西道节度观察处置等使，治所分别在广州和邕州。

唐朝还在海南岛设置了州县行政机构。至贞元五年（789年），全岛复置5州22县，归岭南道管辖，州县设立遍及海南岛沿海各地。[16]26海南岛的州县以前仅集中分布在岛屿的北部和西部，而唐代在东部设立万安州（治今广东万安）和乐会（治今广东琼海）县，从而大体上完成了环岛的建制，也反映了唐代对整个海南岛实施了比较统一的行政管辖。

唐朝通过“开山洞”“开南蛮”“开生獠”等方式，一方面将前代“蛮荒”之地纳入到王朝国家的版图，将蛮獠民众改变为编户齐民;另一方面又通过析置、分割旧有州县，削弱和分化溪洞豪族的势力，从而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社会的控制。[17]（105-106）就这样，“五府之人，一都之会，地包山洞，境阔海壖。”^{[18]（卷899，4732）}可見，到唐朝时，岭南的百越民族基本被置于政府有效统治之下了。

二、唐代岭南开发的主要举措

唐朝对岭南的统一及统治秩序的建立为岭南的大开发创造了比较稳定的国内环境。封建生产方式的移植、中原移民的迁入、大庾岭梅关古道的凿通等也是促进了岭南大开发的重要因素。

（一）均田制与租庸调制在岭南的推行

学界有观点认为，岭南地区没有实行均田制④。但经过搜检史料，就会发现在岭南实行过均田制的蛛丝马迹。据《通典·食货二》记载，诸州及都护府、亲王府官人按照品级高低可分有职分田。安南都护府是其中之一，其都护府官员自然领有均田制下的职分田。

米和丝是岭南重要的农副产品，也是重要税种。武德二年（619）规定，“若岭南诸州则税米，上户一石二斗，次户八斗，下户六斗;若夷僚之户，皆从半输。”^{[12]（卷6，109）}永徽中（650～665）也规定：“岭南以米，安南以丝”^{[3]（卷51，1345）}。贞元初年（785～805），为了解决“关辅宿兵，米斗千钱”的困境，从“江西、湖南、鄂粤、福建、岭南米亦百二十万石”^{[3]（卷53，1369）}运往关中。米和丝的缴纳以拥有永业田、口分田或者桑田为前提，并以比较完善的户籍制度为依据，才能得到有效实施。可见租调制也是在岭南地区实行的。

均田制及租庸调制在岭南的推行，也有敦煌文书的印证，据“开元水部式残卷”记载，桂、广二府及岭南诸州的租调庸应首先运送至扬州，由扬州差纲统一配送。[19]331

出土文物也也可印证岭南实行均田制的情形。1970年10月，在陕西西安南郊何家村出土了四块开元间（713～741）广州属县上缴的庸调银，其中二块刻有铭文：“彩安县开元十九年庸调银拾两，专知官彭崇嗣、梁海，匠建。”另一块铭文同上，作匠为陈宾;第四块铭文为：“怀集县开（元）十（年）庸调银拾两;专当官王文乐，典陈友，匠高童。”[20]镇江市博物馆、陕西省博物馆主编《唐代金银器》中著录了“怀集县庸调银”[21]（151的图像。可见，用硬货币银交纳调庸在唐代岭南已经十分普遍。可见，岭南作为中央治下的地区，也实行了与中央一致的均田制和赋税制度。

（二）大力推行屯田

唐朝前期实行府兵制度，“因隙地置营田”^{[11]（卷7，75）}，“屯总九百九十二，皆雇民或借庸以耕”^{[3]（卷53，1372）}，“以扞要冲”^{[3]（卷53，1372）}。景龙末年（710），王俊任桂州都督时屯田达数千顷，以致士兵耕不了，又募民耕种，使大片荒地得到开垦。唐初，桂州驻军的粮食要从湖南的衡、永两州调运，但自从王俊屯田数千顷后，“（桂）管戍兵一千人，衣粮税本管自给也。^{[4]（卷41，1725）}贞元初（785），容管经略使李复屯田500余顷，军资以足。贞元时期（785～805），容州刺史李牢在当地“归老疾罢，减塞卒四千余人以趋农时，率浮惰，辟污莱，开置屯田五百余顷以足军实。”^{[22]（卷776.）}

德宗时（780～805），韶州刺史徐申募民营田30000亩，由官府供给牛、犁、种子和口粮，一年收租谷就达30000斛。^{[23]（卷639）}宪宗时，韦丹出任容州刺史，“教民耕织，止惰游，兴学校，民贫自鬻者，赎归之，禁吏不得掠为奴。始城州周十三里，屯田二十四所，教种茶、麦，仁化大行。”^{[3]（卷197，5629）}大中（847～860）以来，蛮人“火邕州，掠交趾^{[3]（卷184，5394）}。唐朝“调华人往屯”^{[3]（卷184，5394）}。牛耕也在岭南地区得到普遍推广，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其余逼逐俘虏二十余万，并给耕牛种粮，令还旧居”^{[24]（卷105）}。

屯田在岭南的推行，提高了当地驻军和人民的粮食自给率，又能使当地休养生息，客观上促进了岭南的开发。

（三）北人南迁及官谪岭南

岭南自秦汉以来就是中原人避乱的理想之地。移民中既有自发移民、还有政府组织移民、罪犯流放、谪官等。唐代的北人南迁主要发生在“安史之乱”之后。

“安史之乱”发生后，大量北方人为了避免兵燹之祸，纷纷迁居岭南诸地。李白就用“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25]（卷6）}来形容当年北人南迁之盛。桂州、容州、邕州等地是唐王朝推行募民屯田，安置迁移人口的重要地区[26]。据韶州刺史（兴元元年至贞元四年：784～788）徐申云：“其始来也，韶之户仅七千……其去也，倍其初之数，又盈四千户焉”^{[23]（卷499）}。韩愈在元和十四年（819年）任潮州刺史时，“此州户万有余”^{[27]（卷555）}。

罪犯流放岭南者也不少。长寿元年（692），上封事人告发广州流人谋叛。武则天派司刑评事万国俊代理监察御史查办，“遍召流人，拥之水滨，以次加戮，三百余人一时并命。”^{[4]（卷50，2143）}开元二十六年（739），“制天下系囚，死罪流岭南，余并放免。”^{[7]（卷9，209）}据王承文先生统计，流放岭南者主要集中在桂、容、循、钦等十七个州[28]，遍及今广东、广西、海南三地。

据迁正博先生统计，唐代全国可考谪官1027人次，岭南道有219人次，为全国之最，占213%，居五分之一还多。其中桂管49人次，占岭南道的224%[29]36。“至于上佐，悉是贬人”^{[30]（卷68，1203）}。唐代贬谪到岭南的朝官主要有柳述、褚遂良、柳宗元、宋之问、李渤、戎昱、吴武陵、张九龄、韩愈、李德裕等。“唐世谪宦子孙遭乱不得返，乃及乱避地来岭者，多留为之用焉。”^{[31]（卷1，264）}其中一些后来回到了原籍地，一些则永远委身岭南，成了当地人。如李德裕客死岭南后，其子弟流落当地者很多，“李姓百余家，俱化于黎。”^{[32]（卷22）}据新、旧《唐书》记载，柳宗元在为官柳州司马的四年时间里，劝农开荒，废除奴俗，大兴文教，重修柳州的府学。韩愈被贬阳山县令，“富之教之”，使阳山成为“一洗鸟言夷面之俗，申之以孝弟，泽之以诗书，陶椒渐摩，浸濡鼓舞，而篁竹荒茅之域，浸浸乎变为衣冠文物之邦。”[33]516韶州曲江人张九龄受政争牵连罢相，谪官岭南，后转授桂州刺史兼岭南按察使，他“按察五岭”，使五岭地区德化而风美，也给全国地方官吏树立了“贤牧”的榜样。

（四）凿通梅关，疏浚灵渠

为了促进南北交流和贸易发展，张九龄建言凿通了新的翻越大庾岭的梅关古道。由于大庾岭道的开凿所形成的北江-浈水-大庾岭道-赣江-长江而接连大运河而构成贯通南北水运的大通道，从宋元到明清，依然是中国货运的大通道，嘉惠后人，绵延千余年。[34]439大庾岭的凿通，也使广州作为对外贸易重要港口的腹地得到了极大的拓展，湘赣等地也成了广义上的广州港腹地。从广州港出入，绕经海南岛东部海域直下南洋，也極大地促进了海南岛与大陆的经济联系，促进了海南岛的开发。[35]在海南三亚和陵水地区发现了大量的伊斯兰教墓葬群。这些墓葬群主要分布在沿海的沙滩地上，是在从广州到东南亚航线的必经之路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凿通大庾岭具有牵一发动全身之功效，对于盘活南北、东西及海内外贸易的发展都具有巨大的作用，也客观上促进了各地域文明之间的交流。

灵渠在唐代通过李渤和鱼孟威的疏浚，又出现了“浚决碛砾，控引汪洋，防扼既定，渠遂汹涌，虽百斛大舸，一夫可涉”⑤的景象。

梅关古道的凿通和灵渠的疏浚极大拓展了岭南的交通范围。从李吉甫《元和郡县志》中对岭南各州县“八到”的记载来看，岭南形成了紧凑的交通路线网。如以广州为起点，往北可抵长安、洛阳，东北与江南沟通，西出南诏可达印度及南亚诸国，东通闽浙，南通沿海州府及海南岛，具有全方位的交通路线。[36]也正如《读史方舆纪要·广东方舆纪要叙》所说：“有事则越横浦以狥豫章，出湟溪以问南郡，东略七闽通扬、越之舟车，西极两江用僮、傜之弓矢，且也放乎南海，风帆顷刻击楫江津，扬舲淮者，无不可为也。”^{[6]（卷100，4575）}

（五）严饬外贸秩序，促进外贸发展

由于海外贸易利润丰厚，一些贪墨官吏便巧取豪夺，严重破坏了外贸秩序。武后嗣圣元年（684年），广州都督路元叡因为贪残，被一艘马来船的首领刺杀。《旧唐书·肃宗纪》记载：“乾元元年九月，广州奏大食国、波斯国兵众攻城，刺史韦利见弃城而遁”。他们抢劫了店邸，焚烧了住房，然后从海上逃去。这次灾难使广州作为一个港口的地位一落千丈。一些外来商船转而停泊到河内东京湾去了。这种局面一直维持了半个世纪之久，致使出现了“收珠南海千余日，近供生犀翡翠稀”^{[37]（卷220）}的严重后果。

“通商惠人，国之令典”^{[5]（卷502，6014）}，唐朝加大对岭南诸港口城市的整饬力度。8世纪初设立“市舶司”来管理海关;又设立“蕃坊”，作为外国商人专门居住的地区;派得力官员任职广州，督办港口，如派李勉担任广州都督，他励精图治，使广州海外贸易的数额增加了十倍之多。通过这些举措，恢复了昔日广州海外贸易的繁荣局面。大中二年（848年），韦正贯就岭南节度使时，“悉变故态，一无所取求，问其所安，交易其物，海客大至”，改变了先前“来着殆绝”^{[38]（卷764）}的状况。

三、唐朝岭南大开发的成果

（一）农业方面的进步

唐代农耕技术的进步主要表现在铁器牛耕的普及、农作物品种的增多、家庭副业的多向发展等方面。

铁器、牛耕等已在岭南得到普及，大大提高了耕垦面积，川谷平地已被开垦殆尽。山地丘陵和沿海滩涂便成了他们的垦荒地区，“山田”“畲田”“潮田”“沙田”“梯田”在唐代大量出现。珠江三角洲和韩江三角洲也在唐代快速成陆，为唐代岭南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充分条件。

为了保护农业免遭损害，当地人建了很多堤围和水闸，以捍江水和海水。在高洼少水地区则修建陂、塘、池、湖、井等水利灌溉设施，用以防洪溉田，抵御自然灾害。连州海阳湖、潮州西湖、增城石陂、循州泷川越井、韶州浈昌梅岭泉、琼州东河湖上村井等都是当时比较著名的水利工程。[39]

农田栽培技术有了大的提高。西江高要“深耕浅种，时耘时耔。却牛羊之践履，去螟螣之残害。勤以朝夕，滋之粪土，而有秋之望，富有年矣。”⑥显然是中原地区的精耕细作方式传到了岭南，改变了岭南广种薄收的生产状态。荔枝、龙眼等热带水果和水稻等热带亚热带作物普遍栽植。双季稻连作或稻麦复种的一年二熟制和两季水稻再加一季其它作物的一年三熟制的实施与推广，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和单位面积产量。

岭南人还在水稻田中发展副业，养殖魭鱼。《岭表录异》卷上记载：“新泷等州山田拣荒平处，鉏为町畦，伺春雨，邱中聚水，即先买魭鱼子散于田内。一二年后，鱼儿长大食草，根并尽，既为熟田，又收鱼利，及种稻，且无稗草，乃齐民之上术。”在池塘中专门养殖鱼类，利用魭鱼的食性除草改良土壤是农业科技的重大进步，也反映了当地人的创造性，这在岭南农业史上是一个了不起的创造。同时，灰肥、绿肥、粪肥等各种肥料的生产以及被广泛使用于农业生产，在岭南已经成为普遍现象。

池塘养鱼在岭南也出现了。唐僖宗时人段公路著作的《北户录》记载了南海诸郡池塘养鱼的现象，“郡人至八、九月，于池塘间采鱼子着草上者，悬于灶烟上。至二月春雷发时，却收草漫于池塘间。旬月内如虾子状，悉成细鱼，其大如发。土人乃编织藤竹笼子，涂以余粮或遍泥蛎灰，收水以贮鱼儿，鬻于市者，号为鱼种。鱼即軨、鲤之属。育于池塘间，一年内可供口腹也。”^{[40]（卷1）}

岭南人还掌握用蚁类消灭果树虫害的知识。“岭南蚁类极多，有席袋贮蚁子窠鬻于市者。蚁窠如薄絮囊，皆连带枝叶，蚁在其中，和窠而卖也。有黄色大于常蚁而脚长者，云南中柑子树无蚁者实多蛀，故人竞买之以养柑子也。”^{[41]（卷下，224）}

人工养殖技术已经被岭南人熟练掌握。《政和本草》记载：“廉州边海中有洲岛，洲岛上有大池，谓之珠池。每岁刺史亲临珠户入池，探老蚌割珠，取以充贡。”^{[41]（卷上，210）}海南岛人也大力养殖螺，作为副业，交换商品，“紫具即砑螺也。儋、振夷黎海畔采以为货。”[41]^{（卷下，221）}“海夷卢亭往往以斧揳取壳，烧以烈火，蚝即启房，挑去其肉，贮以小竹筐，赴墟市以易酒。”^{[41]（卷下，221）}

（二）手工业生产技术的进步

唐代岭南的手工业在前代发展的基础上有了质的飞跃，主要表现在陶瓷业、矿冶铸币、丝绵纺织业、海盐制造等方面的进步上。

隋唐时的砖瓦窑已在桂林南郊上窖村附近发现，该窑烧造板瓦、筒瓦、瓦当、长方形砖等。这些砖瓦厂的规模比较大，不但在今广西桂林城内的开元寺、西山的西庆寺的废址和伏波山南及解放路的隋唐遗址都有发现。广东发现唐代陶瓷窑址22处，其中粤东5处，粤中7处，粤西10处。用半倒焰式馒头炉烧制，釉色有青、酱褐、酱黄3种。[42]广东沿海的佛山、澜石、潮安、阳江、南海等地的晚唐墓中，较普遍出土了陶坛，形式多样，是这一地区具有地方特色的器物。[43]225“白瓷屑，平无毒，主妇人带下白崩，止呕吐逆破血，止血水摩涂疮灭癫。广州良，余皆不如”。[43]260青瓷已经十分普及，流行戳式模印技术，花纹为各种植物叶和小花，在当时中国各窑中是最丰富的。[44]126广东潮安窑、佛山大岗山窑、三水洞口窑、新会崖门官冲窑都是唐代比较重要的青瓷产地，其中潮安窑质量最好。

岭南矿藏丰富，一直以来就是中国重要的金属矿产地，在唐朝更成为最重要的金银铜产地。“五岭内富州、宾州、澄州江溪间皆产金，侧近居人以淘金为业。”^{[41]（卷上，211）}岭南金银的大量生产对岭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造成了岭南溪洞豪族与唐中央之间的利益冲突及吏治的困难。另一方面，岭南在六朝既已形成的以金银为货币的传统，在唐代则得到了新的發展，并进而直接影响了唐宋国家白银货币化的进程。[45]

武德四年（621），朝廷在桂州置监铸币。大历七年（772）之前，岭南“杂以金、银、丹砂、象齿”为通货，之后才“一用货泉。”^{[3]（卷52，1360）}“判度支赵赞采连州白铜铸大钱，一当十，以权其重。”^{[3]（卷54，1368）}甚至还出现了采连州白铜铸大钱以补全国铜钱缺乏的情形。海南崖州、振州和儋州生产的金器、银器、糖、香、珠、玳瑁品质好，经常以此上贡朝廷。但其他地方主要以丝绢布或土特产为主。^{[12]（卷6，112-131）}元和四年（809），“复诏采五岭银坑，禁钱出岭。”^{[3]（卷54，1389）}这实际上是用银充当货币的反映。宝历八年（832），在全国禁铜为器的背景下，岭南还出现了“列肆鬻之（铜），铸千钱为器，售利数倍^{[3]（卷54，1390）}的情形，足见岭南铜矿的丰富和铜冶业的发达。

岭南棉纺织和丝纺织技术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岭南“岛夷卉服”，素有以植物纤维制衣的习俗，主要有竹綀、蕉布、葛布、麻布、吉贝布、细布等。竹綀是用竹纤维制作而成的粗布。太和七年（833），“岭南道擅置竹綀场，税法至重，害人颇深。”^{[12]（卷14，144）}地方政府以此作为增加地方税费收入的途径，可见其产量还是颇大的。蕉布是把蕉类植物捣烂成丝状，用石灰水浸煮，然后织成布。它主要产于潮、循、广、康、封、新、春等州;葛布轻软洁白，主要产于潮、循两州;麻布产于潮、康、封三州;吉贝是多年生树棉的音译，其花絮可以织布，主要产于琼州⑦;振州的斑布和食单也是名闻遐迩。“斑布”，又称五色布，是古代色织布。它利用各种色纱经纬相间，织成不同形式的条子或格子的棉布。《南史·夷貊传》上记载：“古贝者，树名也。其华（花）成时如鹅毳。抽其绪，纺之以作布，布与纻布不殊。亦染成五色，织为斑布。”还有匹长8丈，装于筒内的“细布”也是很有名的，主要产于连州。丝织业在当时也有一定的发展，《太平预览·岭南道》中有潮州“蚕亦五收，煮海为盐”和“崖州妇人着缌绠”^{[46]（卷172）}的记载。海南岛的儋州、振州和崖州等地五色藤、盘斑布、食单等还成了上贡的珍品。

岭南的造船业也很发达。《岭表录异》卷上载：“贾人船不用铁钉，只使桄榔须系缚，以橄榄糖泥之。糖干甚坚，入水如漆也。”^{[41]（卷上，212）}岭南的税米丝、土特产随着漕运到达中原两京地区，“南达交广以增京洛之饶”^{[12]（卷10，218）}。

海盐制造技术有了大的提高。“但将人力收聚咸池沙，掘地为坑，坑口稀布竹木，铺蓬荤于其上，堆沙，潮来投沙，咸卤淋在坑内。伺候潮退，以火炬照之，气冲火灭，则取卤汁，用竹盘煎之，顷刻而就。”^{[46]（卷865）}可见，取卤、盐卤等技术已被应用于海盐制造上了[47]。乾符初（874），交广用兵，军费开支浩大，宰相郑败“请以岭南盐铁委广州节度使韦荷，岁煮海，取盐直四十万缉，市虔、吉米以赡安南，罢荆、洪槽役，军食遂饶。”^{[3]（卷185，5402）}

唐代的制笔、造纸和造砚等也有进步，一是表明隋唐岭南手工业技术的发展，二是表明岭南的文化有了很大的进步，文房四宝开始进入寻常百姓家了。

（三）商业贸易繁荣

唐代商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民间市场的活跃、城市贸易和海外贸易的繁盛以及港口城市的兴起等方面。

圩市在唐代也有了发展。“贩圩”和“趁圩”是当时人们的重要经济活动。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出现了墟市。柳宗元《峒氓诗》中“青箬裹盐归峒客，绿荷包饭趁墟人”^{[48]（卷42.702）}中的“峒客”便是赶墟的少数民族。《岭表录异》卷上载“夷人通商于邕州石溪口，至今谓之獠市。”^{[41]（卷上，212）}王仲初的《南中》诗中也写到：“野市依蛮姓，山村逐水名”^{[49]（卷4）}。可见，岭南民间市场的发育和发展还是比较好的。

城市商贸和海外贸易发展迅速。在北方和江淮市场已经有岭南土特产售卖，“长安宝货药肆，咸丰衍于南方之物。”^{[50]（卷下）}“海外诸国，日以通商，齿革羽毛之殷，鱼盐蜃蛤之利，上足以备府库之用，下足以赡江淮之求。^{[51]（卷17）}《疑耀·火浣布》记载：“今海外诸国人市岭南者往往有之^{[52]（卷3，212）}，海外商人也来岭南市场进行贸易。

海外贸易的发展促进了港口城市的兴盛。交州是唐代东京湾地区的统治中心所在地，而龙编是交州的出海口。七世纪时，随着广州港的兴起，交州的对外贸易虽然有些衰落，但通过交州进行的海外贸易却从来没有完全绝迹过。[53]38合浦、徐闻、西卷等港口城市也由于得天独厚的条件而纷纷崛起。王建在《送郑权尚书南海》诗中写道“戍头龙脑铺，关口象牙堆”^{[54]（卷275）};刘禹锡也有“连天浪静长鲸息，映日帆多宝舶来”^{[55]（卷15）}的慨叹。天复间（901～904），刘蜕在《献南海崔尚书书》中称：“南海实筦榷之地，有金、珠、贝、甲、修牙、文犀之货。”^{[22]（卷693）}岭南海内外贸易的兴盛既为国家增加了关市之赋，又能让国内外市场互通有无，相得益彰。

四、余论

唐代岭南民族地区的发展比之前的任何朝代都要进步和发达，但相较于岭北中原地区，其落后还是显而易见的，“粤人绵力薄财”^{[51]（卷10）}，“其岭南诸州多以盐米布交易，俱不用钱”^{[2]（卷24，692）}，“所恃以济其穷者，实为布帛”[56]784。邕管八州更是“俗无耕桑”^{[4]（卷19上，652）}。

岭南民族地区的发展呈现出不平衡的状况。就广南东路而言，粤北的韶州、连州两州人口密度大，位居全路之首。粤西地区多高爽台地，也因金银矿业兴盛而人口大增。珠江三角洲此时筑堤垦耕充其量只是发端，人口仍然较北江、西江、漠阳江流域稀疏。广州人口的密度在当时仅及中等水平。[57]116即使当时比较发达的粤北，还是十分落后的，如“阳山，天下之穷处也”^{[58]（卷98）}。浈阳一带，也是地旷人稀，刀耕火种。李德裕被贬崖州，路过今广西北流鬼门关时，看到一些山区还是“田仰畲刀少用牛”^{[59]（卷416）}“五月畲田收火米”^{[60]（卷475）}的情形。海南岛相较于今两广地区，其发展程度更低。“就珠崖之地，海中人之皆不业耕稼，惟掘地种甘薯。”^{[61]（卷60）}据海南昌江大仍遗址发掘调查的结果看，唐代出土文物主要还是石器、陶器等。瓷器器型和釉色品种也不多。铁器也主要是铁削器等。^[62]85-87琼海市天朗园唐代遗址中出土的文物也主要是一些陶器，主要有夹砂陶网坠、泥质灰陶盆、泥质灰陶方柱形器、硬陶高领罐等、弦纹硬陶双耳罐等。[62]91只在临高昌拱遗址中出土过相对先进的唐代青釉和黄釉瓷器及开元通宝钱等。从大仍遗址、天朗园遗址、昌拱遗址出土物文物看，当地还主要以渔猎和采集为主，生产力水平是极其低下的。

注释：

①以下论文从不同的视角论及唐朝对岭南民族地区的经略和开发问题。王承文《唐代“南选”与岭南溪洞豪族》，《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1期;刘美崧《唐代岭南的开发及汉族与俚僚等族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3期;董文阳《唐代岭南政区变动与岭南蛮族的关系》，《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陈国保：《安南都护府与唐代南疆羁縻州管理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张雄《从岭南“俚僚”的反抗斗争看唐朝晚期的民族政策》，《学术论坛》1984年第4期;王承文：《论唐代岭南“溪洞”和“山洞”的開发》，《人文杂志》2018年第5期;蔡良军《唐宋岭南联系内陆交通线路的变迁与该地区经济中心的转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3期;罗凯《唐代容府的设置与岭南五府格局的形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5年第2期;王承文《论唐代岭南地区的金银生产及其影响》《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3期;戚万法《唐代流人与岭南开发研究》，《广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10期;刘统《唐代羁縻府州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②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43上《地理志七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1095页。但在《旧唐书》卷41《地理志四》中说，岭南的五个都督府分别是广州中都督府、桂州下都督府、邕州下都督府、容州下都督府、安南都督府。《新唐书》卷43下《地理七下》在讲岭南诸羁縻州时，提到“峰州都督府”。在两《唐书》的地理志中出现了安南都督府、驩州都督府、峰州都督府三个不同的名称，安南都督府的治所在今越南河内，驩州都督府的治所在九德县，即今越南义安省荣市，峰州都督府的治所在今越南河西省山西西北。其中，安南和峰州都督府的治所都在粤北北部河内附近，驩州都督府的治所到了越南中部地区。可见，终唐一代，为了适应边境地区的形势，都督府是有所损益的，如唐初就有循州、钦州、崖州等都督府。艾冲认为，唐朝在武德年间，在岭南建立了11个都督府，管17州。先天至天宝年间（712-756），岭南地区仍领有6个都督府，属州增至73个（艾冲《论唐代“岭南五府”建置的创置与演替——兼论唐后期岭南地域节度使司建制》，《唐都学刊》2011年第6期）。

③罗凯认为，唐高宗永徽年间，已有十三道的区划;武则天当政时期，恢复十道旧制;开元十七年（729年），正式形成十五部的规模;开元天宝之际，实有十六部;终唐之世，几乎没有“十五道”的说法，而是一直沿用“十道”通称（罗凯《唐十道演化新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2年第1期）。

④蒋祖缘、方志钦认为，均田制在岭南没有实行过（《简明广东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101页）。均田制与建立在其上的赋庸调制在唐朝实行正州正县的地区是实行的，只不过有所变通而已。陈寅恪据《唐会要》卷92《内外官职田》中“武德十年十二月制内外职官各给职分田”说：“据此简略之征引，即可见北朝俱有均田之制，魏、齐、隋、唐之田制实同一系统，而南朝则无均田之制，其国用注重于关市之税。”（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三联书店1954年版，第144页）李治安也认为，中唐以后之所以南朝因素或以南制为“出口”，之所以租佃制大土地占有、两税法和募兵制成为中唐那次整合后的基本成果，就是因为均田、租庸调和府兵等北制大抵未在江南推行，南朝和隋唐江南较为先进的经济社会秩序一直未曾被改动（李治安《唐宋前后南北差异的整合发展与江南的角色功用》，载《“唐代江南社会”国际学术探讨会暨中国唐史学会第十一届年会第二次会议经济与社会组论文汇编》（未刊本），2013年中国南京师范大学，第34-35页）。刘美崧认为，在唐代岭南的羁縻州县地区，也暂不推行均田制与租佣调制（刘美崧《唐代岭南的开发及汉族与俚僚等族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1期）。

⑤鱼孟威《修渠记》，转引自蒋廷瑜《论灵渠的灌溉作用》，载《桂岭考古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9年。

⑥柳宗元《龙城录》，转引自蒋祖缘、方志钦《简明广东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

⑦陈光良认为，“吉贝”一词源自梵语Karpasi和马来语Kapas，海南汉语方言称棉花为Gabua。它是从印度、马来半岛传入海南岛，再传入福建、江南（陈光良《海南经济史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5页）。

参考文献：

[1]（唐）宋之问.过蛮洞[A]//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唐）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3]（宋）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4]（五代）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5]（宋）王钦若，杨亿.册府元龟[M].北京：中华书局，1960.

[6]（明）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5.

[7]（唐）许敬宗.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M].罗国威，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01.

[8]王承文.论唐代岭南“溪洞”和“山洞”的开发[J]人文杂志，2018（5）.

[9]郝玉麟.广东通志[M].四库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10]郭在忠.岭南少数民族与黄巢义军[J].民族研究，1985（1）.

[11]郭在忠，黄明光.支持黄巢义军的桂州“溪洞蛮”族属小考[J].民族研究，1989（1）.

[12]（唐）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8.

[13]（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A]//孔凡礼，点校.范成大笔记六种[M].北京：中华书局，2002.

[14]（宋）洪迈.容斋三笔[M].四库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15]（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6]郝思德.南海文物[M].海口：南方出版社/海南出版社，2008.

[17]付艳丽.唐代黔中道的开发和社会变迁研究[D].中山大学博士论文，2013.

[18]萧昕.殿中监张公神道碑[A]//文苑英华[M].北京：中华书局，1966.

[19]刘俊文.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书考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9.

[20]秦波.西安近年出土唐代银饼之研究[J].文物，1972（7）.

[21]陆九皋，韩伟.唐代金银器[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22]无名氏.唐检校右散骑常侍容州刺史李公去思颂[A]//李昉.文苑英华[M].北京：中华书局，1966.

[23]（唐）李翱.唐故金紫光禄大夫徐公行状[A]//董诰，等.全唐文[M].四库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24]金鉷.广西通志[M].四库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25]（唐）李白.李太白文集[M].四库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26]唐晓涛.唐代桂东地区发展原因浅析[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3（10）.

[27]（唐）韩愈.潮州请置乡校牒[A]//董诰，等.全唐文[M].四库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28]王承文.唐代北方家族与岭南溪洞社会[A]//唐研究（第二卷）[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29]徐艳萍.唐宋时期湘桂交通走廊与湘桂毗鄰地区发展初探[D].暨南大学硕士论文，2008.

[30]王溥.唐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955.

[31]梁廷楠.南汉书[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

[32]（清）张嶲，邢定纶，赵以谦，等.崖州志[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

[33]欧阳峻峰.韩愈谪阳令阳与仁政爱民[A]//张清华，等.韩愈研究（第五辑）[C].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

[34]叶显恩.大庾岭道的开凿与广东贸易[A]//巫育明.张九龄学术研究论文集上册[C].珠海：珠海出版社，2009.

[35]詹长智，张朔人.中国古代海南人口迁移路径与地区开发[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

[36]刘美崧.唐代岭南的开发及汉族与俚僚等族的经济文化交流[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1（1）.

[37]（唐）杜甫.自平[A]//曹寅.全唐诗[M].四库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38]（唐）萧邺.岭南节度使韦公宙神神道碑[A]//董诰，等.全唐文[M].四库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39]李庆新.唐代广东的农业[J].农业考古，1995（1）.

[40]段公路.北户路[M].四库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41]岭表录异[A]//广州大典（第5辑）[M].广东：广州出版社，2017.

[42]蒋祖缘，方志钦.简明广东史[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

[43]秦浩.隋唐考古[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

[44]齐东方.隋唐考古[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

[45]王承文.论唐代岭南地区的金银生产及其影响[J].中国史研究，2008（3）.

[46]李昉等.太平御览[M].四库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47]吉成名.有关唐代海盐生产技术的几条材料剖析[J].盐业史研究，1993（1）.

[48]（唐）柳宗元.柳河东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49]（唐）王仲初.南中[A]//杨士奇.唐音[M].四库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50]（唐）高彦休.唐阙史[M].四库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51]（唐）张九龄.曲江集[M].四库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52]张萱.疑耀[A]//广州大典（第4辑）[M].广东：广州出版社，2017.

[53][美]爱德华·谢弗.唐代的外来文明[M].吴玉贵，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54]（唐）王建.送郑权尚书南海[A]//李昉.文苑英华[M].四库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55]（宋）潘自牧.記纂渊海[M].四库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56]吕思勉.隋唐五代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57]陈泽泓.广府文化[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

[58]（唐）韩愈.送区册序[A]//姚铉.唐文萃[M].四库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59]（唐）元稹.酬乐天得微之诗知通州事因成四首[A]//曹寅.全唐诗[M].四库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60]（唐）李德裕.谪岭南道中作[A]//曹寅.全唐诗[M].四库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61]（清）鄂尔泰，张廷玉.钦定授时通考[M].四库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62]丘刚.海南古遗址[M].海口：南方出版社，海南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许瑶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