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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美国记者斯诺跨越数百里战线，冒着生命危险，来到中国的革命圣地——延安。在那里，他第一次遇见年轻有为的毛主席。 通过对毛主席的采访，斯诺被对方渊博的学识、坚定的革命信仰所折服，开始顶着巨大压力，向西方报道真实的红色政权。 自此，斯诺和中国人民结下深厚友谊。若干年后，毛主席都不忘亲切地称其为：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初识中华斯诺毕业于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系，经过四年科班学习的他，坚守着新闻写作必须客观公正的底线。 当时的西方，对中国，特别是中国的红色政权，存在偏见。不少西方记者，压根没有来过中国，更不用说了解刚刚新生的中国共产党了。 远在大洋彼岸的斯诺，迫切地希望“读”懂中国，打算利用纸笔，向世界人民讲述真实的中国。 1928年，斯诺乘坐客轮到达上海。踏上这片古老且神秘的土地的第一天，他便开始寻找，能帮助自己快速了解这个古老国家的人。  他始终认为：西方人笔下的中国，不过是“皮毛”，只有看中国人写出来的文章，才真正有助于探讨这个国家的社会实质。 机会很快到来。凭借对文学的热爱，斯诺于同年5月，有幸对文学巨匠鲁迅进行了一次采访。 鲁迅，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著名的文学家，早年曾横渡日本学医，后来逐渐认识到“学医救不了中国人”，于是弃医从文，以笔作枪，用锐利的文字，一点点挖掘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劣根性。  斯诺常常主动约鲁迅喝茶，二人通过共同爱好的文学，结下深厚的友谊。很显然，鲁迅能帮助他达到了解中国的目的。 不久，斯诺开始主动翻译鲁迅的小说。后者发现他貌似只对自己的文章感兴趣，便告诉他：“只看某个人的文章，得到的往往是一家之言，要广泛阅览各名家的文章，认识才能更加全面和深刻。” 斯诺表示受教，开始大量阅读并编译时文，将他自认为好的文章翻译出来，就此汇编成一部合集，取名《活的中国》。  可惜的是，这部作品初稿才刚刚完成，鲁迅便离开了人世。亲眼看到一名东方文学巨匠逝去，斯诺悲恸不已。 在鲁迅先生的葬礼上，他亲自送上挽联，写道：“译著尚未成功，惊闻殒星，中国何人呐喊；先生已经作古，痛忆旧雨，文坛从此感彷徨。”足以见其对鲁迅的敬重之情。 “一二九”运动倘若说遇见鲁迅，给斯诺认识中国打开一扇窗。那么，碰到北京那群满怀革命热情的新青年，则为他看到中国未来的希望，推开了一道门。 1933年年初，斯诺选择到北京定居，随后被燕京大学聘请为教授。这样一来，他不仅能够实地观察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还能拥有一份提供稳定薪资的工作。  彼时，抗日战争已爆发两年，国内危机局势愈发严重，斯诺切身地感受到，讲台下那群热血的学生们，对民族危亡发出的呐喊。 1935年7月6日，软弱的国民政府对日妥协。中方代表何应钦和日方签订《何梅协定》，基本内容的第四条即为：禁止抗日活动。 如此丧权辱国的条款，激起广大有志青年的不满，燕京大学学生代表发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国危急”的喊声，他们迫切要求，有人能将振聋发聩的救亡之声传达出去。 内心充满正义的斯诺，看到学生中有不少人冒着生命危险上街抗议，于心不忍。  他知道，学生们的声势一旦扩张，反动派必然会出兵镇压，到那个时候，这些孩子的生命安全会受到威胁。 他决定主动伸出援手，参与到学生运动中，还专门腾出家里的空房间，作为学生们商讨相关事宜的秘密基地。 12月初，有学生告诉斯诺，他们正在筹划一场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活动，希望以群体的力量，倒逼国民政府统一抗日的决心。 为尽可能地扩大游行的影响力，他们请求斯诺联系北京、天津两地的外国记者，让这些人到游行区域进行实地采访。  斯诺毫不犹豫地答应了。12月9号，游行正式开始，斯诺和他请来的众多外国记者们，跟随游行队伍，对整个过程做下完整的记录，同时拍摄到不少弥足珍贵的画面。 游行结束的当晚，斯诺感慨万分，他被中国学生们的爱国情怀所打动，决定将这场由学生领导的运动，报告给全世界。 斯诺奋笔疾书，向位于纽约的《太阳报》投出一份通讯。在这篇通讯里，他大加赞扬这场游行，称其为第二次“五四运动”。 此后，他又向学生代表们建议，在燕京大学校内举办记者招待会，该建议被学生们所采纳，进一步扩大了事件影响力。  值得一提的是，这场抗日救亡运动，就是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它标志着抗日民主的高潮到来，对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起到较大促进作用。 而这场运动能够成功进行，并达到预期的作用，离不开美国记者斯诺的帮助。 深入延安斯诺的秉笔直书，除开对日军侵华暴行和学生游行的客观描述外，还体现在他对中国共产党的真实报道。 在北京居住的那段日子，斯诺读到不少关于社会主义的文章，使他对中共苏区产生浓厚兴趣，开始围绕“革命和战争的关系”这个主题展开实践探讨。 1936年6月，他不远千里，冒着各种未知的风险，深入陕北腹地，成为首个实地采访苏区的外国记者。  当时的中国，反动派当权，那些人利用各种方式，对共产党进行黑化，并针对苏区采取信息封锁的手段。因此，毛主席十分渴望，能有代为传播真实声音的人。 斯诺的到来，自然让苏区的革命先辈们欣喜不已，毛主席甚至亲自出门接见他，即刻表示愿意接受斯诺的采访。 共产党员们的热情欢迎和淳朴笑容，让刚来到延安的斯诺感到不可思议。 他开始意识到，以前读过有关苏区的文章，对眼前这个党派可能存在严重歪曲。这让斯诺更加坚定，必须要在当地进行细致且认真地采访。 斯诺的首个采访对象，正是毛主席。他同后者深入谈话多日，收集到有关红军长征的第一手资料。  还为年轻的毛主席拍下一张经典照片，使得毛主席晚年回忆这段峥嵘岁月，看到这张照片时，都不禁感叹：原来青年时代，意气风发的自己这么好看！ 陆续采访完各主要领导人，斯诺认为还不够。他认为，必须要实际参与人民生活，以跟随者的视角，对苏区领导人和普通民众进行观察，那样才能真正探求到，苏区民众热枕革命热情的原因所在。 为达成该目的，斯诺在苏区足足待了92天，写下近百万字的采访笔记，用掉24个胶卷，留下不少珍贵影像资料。  延安之行结束，斯诺终于明白，毛主席等人并非西方媒体和反动派分子们，宣扬的那样恐怖和神秘，他们是一群满怀着救国救民之志的革命烈士。这些革命者最终目的，是要让中国四万万老百姓获得真正解放。 与此同时，斯诺对苏区的感情也随之发生改变，他想着：无论如何，都要将真实苏区，用文字和照片展现给世界。 1937年10月，斯诺再次来到上海，根据采访得来的珍贵资料，整理汇编成一部经典著作，名为《红星照耀中国》。 不过，这本书出版时，上海正处在笼罩着日本军国主义的旗帜下，到处都有着帝国主义的军队和眼线。 斯诺明白，要想在中国本土，凭借正当途径发行这本书，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只能灵活应变，和参与地下运动工作的新闻传播者合作，才能完成这部书的翻译、印刷和出版。 另外，介于错综复杂的现实环境，斯诺决定将中译本更名为《西行漫记》，作为掩护。经过一番折腾，该书终于面世，出版不久，立刻在国内外关注中国局势的群体里产生轰动。 加拿大医生白求恩，读完《红星照耀中国》，大为震撼，冒着枪林弹雨到达苏区，为中国革命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当时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直接成为一名“斯诺迷”，多次主动邀请斯诺到达白宫，询问中国局势，为后期年代中美关系能迅速得到改善，打下基础。 至于散布在海内外各地的有志青年们，同样大大受这本书的影响。他们当中有不少人，不求名利奔赴延安，有部分甚至成为革命的中坚力量。 这些历史事实都表明，斯诺这个名字，注定会被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所铭记。 报道抗日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斯诺将目光从国共两党的政治斗争，转移到中华民族的危亡上来。 1937年8月13日，震惊中外的上海淞沪会战爆发。这场艰难的战役在中国14年抗战史上有“三最”，即规模最大，投入兵力最多，伤亡最为惨重，可想而知当时上海面临的危局是多么严重！ 战争开始当晚，斯诺秉持着客观公正的信念，向《芝加哥日报》和《太阳报》投稿，文章名为《鲜血染红今晚上海街头》。 他以一个媒体人的良心，向世界披露出日本人的残忍行为，包括对中国人的屠杀和对上海重要建筑物的轰炸。 斯诺后续还依据实际情况，报道不少抵抗日军侵略的英勇事迹，彰显出中国人面对外辱时众志成城的精神。 此外，出于对日军不顾人道主义进行战争的谴责，当他得知日军打算进攻中心城区闸北时，立刻将该消息告知中方部队，为粉碎日军企图“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计划立下功绩。 11月12日，淞沪会战结束，日军被迫改变主攻方向，从原定计划的由北向南，转向由东向西发动进攻。 斯诺就此成为一名战地记者，他沿着日军的西侵路线，一路跟随，到南京、沙市、重庆、成都等各个地方的主要城市，进行实地采访，最终斯诺总结出一道至理名言。 他说：“虽然日本取得所有重大战役的胜利，但没有赢得任何一项政治决定，从未胜利地结束这场战争。” 言下之意是，日本已深深陷入中国战场的泥潭，最后能取得胜利的，只可能是中国。 除开在政治上支持抗战外，斯诺还比较关注中国的战时经济。1939年，中国工业合作社在香港成立，斯诺正是主要推动者之一。 该组织以恢复和发展战时工业为宗旨，帮助内陆地区重建战后经济，有助于持久抗日的目标实现。 不过，就是这样一位热爱中国，且具有崇高道德的西方记者，就因为如实报道皖南事变，被国民政府驱逐离境。皖南事变发生于1941年1月6日，是国民政府针对新四军展开的一场内斗。 早在1940年10月19日，国民党的军方代表便对新四军和八路军发送电令，要求他们限期渡过黄河北上，不要耽误抗日。 这般强制性的命令，充满着对我党军队抗日决心的污蔑，令中国军民愤怒不已。为顾全大局，朱德总司令表示，可以将处在云岭驻地的近一万新四军北移。 从1月4日起，这支新四军开始向北行动。原本是想着渡河抗击日本侵略军，却不料6号行至安徽皖南时，惨遭国民党事先埋伏好的部队袭击，付出惨痛代价。军长叶挺更是被囚禁，直到1946年才重获自由。 那么，国民党一方又是如何解释皖南事变的呢？蒋介石不敢向外界透露真实目的，竟颠倒黑白，大言不惭地谎称新四军叛变。 身为国际友人的斯诺自然看不惯对方这种行为，他明白，皖南事变是蒋介石的罪恶阴谋，真实目的就是要借“叛变”口实，削弱友军实力。 斯诺愤慨不已，他在诸多西方媒体上，对这一事件做出切实报道。但是该举动触动反动派的利益，后者为惩罚斯诺，给他安上莫须有的罪名，宣布取消其记者特权。 斯诺感到无奈，只能怀着悲愤的心情离开中国。回到美国的他，始终放心不下那些英勇抗日的革命志士，依旧关注着中华大地变动的局势。次年，他再度跨越重洋，来到中国，又一次见到了他的老友毛主席。 可由于反动派的封锁，斯诺想继续长时间留在中国实在艰难，只好在1943年又一次离开。此后，当他再次来到这片熟悉的土地时，已经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事情了。 不灭的中国情1949年，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光荣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斯诺听闻，高兴的几天没有睡觉。 他急切地想知道，完成革命心愿的毛主席等人，对中国的未来走向有何看法。但那个时候的美国，政坛奉行“麦卡锡主义”，对同社会主义国家有着密切关联的人员存在政治迫害。 斯诺因为此前多次接触毛主席，也受到迫害。美国联邦调查局竟以此为借口，认定他是“危险分子”，不再允许他公开发声。 对于一个记者而言，不让他讲话无异谋财害命。斯诺不愿屈服，愤怒地移居瑞士，在异国他乡继续为共产主义发声。 斯诺的坚持最终迎来回报。19世纪70年代初，中美关系出现转折，两国尘封二十多年的断交关系存在突破迹象。 斯诺则被看作是“报春的燕子”。1970年10月1日，他接受中方邀请，和毛主席、周恩来等人共同登上天安门城楼，成为新中国历史上首个检阅国庆游行队伍的外国人。 短短一年后，1971年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秘密访华。从那个时候开始，美国就在寻找中美“破冰”的切入口，斯诺无疑是重要桥梁。好不容易熬出头，有再次被自己祖国接纳的机会，意外且再次发生。 1972年，癌症步入晚期斯诺只能在瑞士养伤，中方派出医疗队为其治疗，但天不遂人愿，斯诺还是在同年2月15号离开了人世。 弥留之际，他曾交给妻子一封遗嘱信。信中有这么一段话：“我爱中国，我希望死后有一部分能留在那里，就像我生前一样。” 为帮助完成斯诺生前的梦想，他有部分火化骨灰被葬于北京大学，墓碑的碑名由革命家叶剑英亲笔提写，上书：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之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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