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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是共产党员，也从来没和毛主席见过面，但是却被毛主席称之为“现代中国第一圣人”，毛主席还自认是他的学生，到底是何人能够获得毛主席如此高的评价呢？ 这个人就是民国时期的大文豪鲁迅，鲁迅文笔犀利，特别擅长用讽刺手法描写当时社会的黑暗。很多网民调侃鲁迅是“民国第一喷子”，看他写的文章，一句脏字没有，但是读者隔着文字都能感觉到被讽刺者那种难堪。 如果诸位仅仅把鲁迅看做是一个文人，那就大错特错了，鲁迅对于中国的贡献可不仅仅是写了几本好书，他所做的事更像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 毛主席曾经评价他：“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还说过：“红军有两个总司令，一个'文司令’，一个'武司令’，朱德是'武司令’，鲁迅是'文司令’。” 1938年2月，我党的领导人一致认为：“艺术是宣传工作中最有力的武器，也是贴近群众生活的一种有效途径。培养艺术工作干部刻不容缓。” 后来，延安成立了一所艺术学院，这所艺术学院就是叫做鲁迅艺术学院，如今已经演变成为了鲁迅美术学院，是我国“八大美院”之一。
这名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生命虽说短暂，但是他的作品就像是中国革命道路上的灯塔，始终为中国的革命者照亮前方的道路。 1881年9月25日，鲁迅出生在浙江省绍兴，原名周樟寿，后来改名为周树人。家里几代都是读书人，可能鲁迅后来犀利的文笔正是继承了家族的基因。鲁迅的祖父周福清曾经是清末的一个官员，家境原本非常殷实，但是周福清在主持一次科举考试中，被小人暗算，诬陷他营私舞弊，因此他被朝廷抓捕入狱，判了“斩监候”。 家族从此也走向了没落，周家人为了保住老爷子的性命，花光了家里的积蓄。屋漏偏逢连夜雨，在周福清入狱期间，鲁迅的父亲周伯宜也染病， 周家人请了好多医生，但是这些医生要么就是半吊子水平，要么就是打着中医名号的江湖骗子，最终导致父亲病情却来越重，年仅37岁就离开了人世。 在之后的《呐喊》中鲁迅曾说过：“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结合自己父亲的遭遇，鲁迅多少对中医有几分不满。
家人的生活仿佛从天堂直接掉到了十八层地狱，鲁迅小小年纪就见识到了人性的丑陋，祖父在北京当官时，家乡人会把周家人捧得老高，家里的门生络绎不绝。 如今祖父入狱，大家都像是躲避瘟疫一样躲避周家人，自己去街上买个馍都要受到小贩的冷眼，周家也成为了百姓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这种巨大的落差给鲁迅的心里留下了不小的阴影，之后他的文章大多带有批判性，可能也和这段经历有关。 于是鲁迅决定离开这个是非之地，踏上求学之路，但是家里的钱早就已经花光了，哪来的钱供他读书。 后来他的叔父给他指了一条路：“'洋务派’创办的洋学堂你可以考虑一下，不仅不收学费，每年还补贴二两银子。” 鲁迅最开始是在南京水师学堂上学，学堂所教的东西的确都很先进，地理、天文、数学、外语，这些东西都是自己之前在私塾学不到的。 但是这所新式学堂充满了迂腐，曾经有学生游泳是溺水身亡，学校担心泳池内阴魂不散，于是就将泳池填平。诸如此类的事情比比皆是，无论老师还是同学，满脑子都是封建迷信，这哪里是讲授科学的地方。 鲁迅一气之下从南京水师学堂辍学，但是很快又考上了矿物铁路学堂。当时“洋务派”派出国的一批优秀青年已经学有所成。比如严复，他翻译的《天演论》让鲁迅受到了很大的启发，书中提到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同样也适用于国际关系。
鲁迅在学堂内的成绩很优秀，最终以第三名的成绩毕业，并获得了赴日本留学的资格。鲁迅最开始在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和基础课程，毕业后本应该按照清政府的要求去学习采矿冶金，但是他的叛逆心理总是促使他作出异于常人的决定。 鲁迅因为有过年少丧父的遭遇，所以他一直都想当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所以他选择了仙台医学院就读。 当时班里只有他一个中国学生，在学校里他受尽了白眼，好在鲁迅遇见了他的恩师——藤野先生。 当时鲁迅已经剪掉了辫子，但是日本同学仍然羞辱他“梳辫子的和尚”，鲁迅的学习成绩中等，同学们怀疑藤野先生考试前给他泄题。 在鲁迅的《藤野先生》里对此也有描述：“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60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
鲁迅在无意间看到了一张照片，照片中日本人正在处决一名中国人，四周的同胞虽说身体强壮但目光呆滞，任由外族欺负同胞，中国人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被压迫的生活。 “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 鲁迅在日本接触越来越多的先进思想，他时常反思自己年轻时候的所见所闻，他越来越明白为什么中国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中国人病了，这种病主要是在思想上，从此他逐渐产生了弃医从文的想法，希望通过写文章，唤醒更多的国人 回国后的不久，周家终于气数已尽，走向了分崩离析，鲁迅将家里传了好几代的老房子卖掉，带着家人来到了北京生活。 在北京，鲁迅经常会想起童年时候，在老家绍兴的日子，于是便有了小说《故乡》。“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结尾这句脍炙人口的话让读者回味无穷。 鲁迅的一生，尝尽了人生的酸甜苦辣咸，也见多了封建社会对底层人民的伤害。丰富的阅历造就了他犀利的文笔。 鲁迅刚刚从日本回国的时候，正好赶上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人发动新文化运动。这些进步人士高举“民主”、“科学”两面大旗，对旧文化、旧道德以及复古势力进行了猛烈攻击。他们以《新青年》杂志为主阵地，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解放思想运动，鲁迅受到了钱玄同的鼓励，也加入到了新文化运动之中。
1918年，他在《新青年》杂志上首次使用了鲁迅这个笔名，发表了一部惊世骇俗的小说《狂人日记》，在小说中他通过生动形象的描写，揭示了“吃人”的封建社会，对旧礼教展开了强烈的抨击。 从此之后，《孔乙己》、《阿Q正传》、《药》等作品纷纷通过《新青年》展现在了国人面前，很多迷失的国人在鲁迅的小说中看到了现实中的自己，鲁迅以一己之力唤醒了无数国人。 这些小说大部分都描写的是底层群众在封建社会下的真实写照，鲁迅文中只字未提革命，但是却用一个个悲惨的故事告诉人们，逆来顺受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也可以说，鲁迅的文章间接地推动了无产阶级革命。 “五四运动”之后，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发起人产生了分歧，分成了两派。其中一派是以胡适为代表的改良派，另一派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派。 鲁迅当时更倾向于无产阶级革命派，但是他没有加入共产党，而是靠着手中的笔杆子，走出了一条文化救国的道路。 陈独秀主张利用《新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但是遭到了胡适的反对，在协商未果后，胡适最终选择和《新青年》分道扬镳。当时《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只剩下了李大钊、鲁迅、周作人。
陈独秀后来也提到当时《新青年》的处境：“这场风波过后，别人都不来稿了，唯独周氏兄弟还来稿。” 这主要是因为鲁迅非常佩服陈独秀，他认为陈独秀的革命精神、冒险精神非常值得称赞，他把陈独秀看为是革命的先驱者。 鲁迅在1932年《自选集》中说：“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遵奉的是革命先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愿意遵奉的命令，不是皇上的圣旨，更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 鲁迅虽说从来没有加入任何党派，但是他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从不附和别人，他把自己看做是无产阶级的代言人。 1926年，军阀与帝国主义相勾结，镇压游行学生和群众，制造了“三一八惨案”。在军警的镇压下，游行群众死伤惨重，北京血流成河。 鲁迅见此情景，痛斥了反动政府的暴行，公开表示支持人民群众。“真正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这篇脍炙人口的《纪念刘和珍君》引起了广大群众的共鸣，但是也让反动政府注意到了鲁迅的政治倾向。于是把他列入了通缉名单，鲁迅不得不东躲西藏的过日子。
幸亏厦门大学向鲁迅发出了邀请，希望他来国文系任教。于是鲁迅离开了危机四伏的北京，从此便把战线转移到了南方，在这期间他丝毫没有停下创作的步伐，完成了小说集《彷徨》。 1927年，鲁迅有前往了中山大学任教，在这一年国共合作破裂，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在全国范围内大肆屠杀共产党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败。 鲁迅认为蒋介石的统治甚至比北洋军阀更加黑暗，“四一五广州大屠杀”事件之后，鲁迅愤然辞职。 中山大学考虑到鲁迅在学生中颇具威望，开出了多项优越条件试图挽留鲁迅。但是鲁迅一生只屈服于真理，从来没有屈服于金钱，最终他还是前往了上海。 1932年，陈赓从鄂豫皖根据地秘密来到上海治疗，他经常和上海地下党成员讲述在苏区和国民党作斗争的事迹。 地下党成员把陈赓讲述的事迹整理了出来，交给鲁迅看。鲁迅看得津津有味，接连对苏区人民的斗争精神进行赞美。 鲁迅后来还特意邀请陈赓到自己的家中见面，陈赓后来回忆：“鲁迅先生那天的兴致非常高，我们整整聊了一下午，到了深夜我才离开他的住处。” 曾经鲁迅笔下的底层人民饱受压迫，同时又麻木不仁，比如孔乙己、闰土、祥林嫂、阿Q等，无一不在“吃人”的社会中逆来顺受，即便是落个惨死街头的下场也不愿意站起来反抗。 鲁迅和陈赓聊了很多苏区人民生活的事，当听说苏区的百姓们纷纷拿起枪为了自己的生活去奋斗之时，他的脸上露出了祥和的微笑。
图｜孔乙己 当时上海到处都是国民党军统的特务，把一个共产党将领请到家中做客，这种事情的危险系数无需多言。由此可见鲁迅是多么坚定的和无产阶级站在一边。 后来鲁迅曾经想过写一本关于红军的书，但是因为身体状况欠佳，这一计划最终没能实现。但是但是我方很多地下党成员都把鲁迅看做是最可靠的人。 1934年，方志敏在上海被捕，面对国民党特务的严刑拷打，他始终坚持自己的信仰，没哟背叛组织。 在狱中，方志敏写下了《可爱的中国》等共产党人的“正气歌”，在临行前他左思右想，如何才能把文稿送到党中央呢？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鲁迅。 方志敏不屈不挠的精神感动了一名监狱的看守，这名看守把文稿交给了鲁迅，鲁迅看过文稿后也被方志敏的精神感动，帮助他完成了遗愿。 虽说鲁迅是个党外人士，但是他的所做的事堪称是一名合格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三、“现代中国第一圣人”由于鲁迅在的一生全身心地投入到了革命工作中，晚年的时候积劳成疾，到了1936年初，肩部、胃部、肺部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伤。 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还是他的创作习惯。从21岁开始，鲁迅就养成了抽烟的习惯，后来从文之后经常一边思考一边抽烟。鲁迅多次想要戒掉烟瘾，但是都没能成功，右手拿笔，左手拿烟已经成为了一种条件反射。 1936年5月，鲁迅的身体已经支撑不下去了，家人只能把送进了医院，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身体状况总算有所好转。
当时在上海的“托派”给鲁迅写了一封信，信中对我党领导的民族统一战线和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进行了批判。 6月9日，还在病床上的鲁迅看完这封信后愤然找人代笔，回信痛批“托派”的言论：“你们的'理论’确实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得多，简直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被日本侵略者所欢迎。” 正当人们都以为这个民国时期的文豪即将恢复状态时，鲁迅在10月中旬再次病倒，这一次他再也没能站起来。 19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发布了《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全世界人士书》： “鲁迅先生一生的光荣战斗事业，做了中华民族一切忠实儿女的模范，做了一个为民族解放、社会解放、为世界和平而奋斗的文人的模范。” 为了纪念鲁迅，我党决定将苏维埃中央图书馆改名为鲁迅图书馆，并搜集鲁迅的遗著，翻印版鲁迅著作等等。 毛主席当时非常喜欢读鲁迅的书，他认为鲁迅的小说直击社会的阴暗处，毫不留情的揭露了人性的丑陋一面。 毛主席最早了解到鲁迅这个人还是通过《新青年》杂志，当时鲁迅经常在上面发表一些白话文小说以及杂文。 1918年8月，当时毛主席年仅25岁，还是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当时毛主席第一次来到北京，还特意去鲁迅的住处拜访，只可惜当时鲁迅不在家。 当时我党很多领导人或党内文人都和鲁迅有或多或少的接触，比如陈云、张闻天、郭沫若、矛盾等等。1937年，这些人从白区来到延安，经常和毛主席提起鲁迅，所以毛主席就越来越对鲁迅印象深刻，越来越觉得鲁迅对于中国革命文化的重要性。
1937年10月19日，延安陕北公学举行了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大会，毛主席在大会上发表了名为《论鲁迅》的演讲。 “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应该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 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毛主席对鲁迅的评价不仅没有改，反而升了格。1971年11月20日，毛主席和武汉军区和湖北省党政领导人交谈时再次提到了鲁迅。 “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是贤人，是圣人的学生。” 毛主席和鲁迅从未谋面，但是都对对方表达过真挚的好感，鲁迅曾经在文章中表达过“被'毛泽东们’'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 长征之后，红军抵达陕北，鲁迅经常给毛主席发电报，还捎带火腿等。鲁迅曾经在蒋介石制造白色恐怖时期，坚定的站在了我党的一边，那一时期正是我党生死存亡的时刻。 毛主席也评价鲁迅：“他是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助力，他并不是中国共产党中的一员，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 在那个“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的时代，毛主席和鲁迅都是意志坚定的革命战士，只不过一个侧重于武器的批判，一个侧重于批判的武器，这让他们在心灵上产生了共鸣，因此把对方视为“同志”。 周恩来在1945年的时候曾经说过：“鲁迅的很多思想和毛主席的思想一致。”1949年毛主席访问苏联期间，也曾对随行人员说：“我非常爱都鲁迅的书，鲁迅的心和我们是相通的。”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鲁迅的一生就像是他自己所作的这首诗，他的一生都在和无产阶级站在一起。 虽说鲁迅的作品里经常把底层群众描写的迂腐、软弱、麻木，但是“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鲁迅的文章虽说让人读完后心情沉重，但是他让人们认识到了中国的问题所在。略带讽刺的文风的确唤醒了一批底层人民，推动他们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鲁迅一生最讨厌、最看不起的就是空头文学家。何为空头文学家？就是那些文字空泛，缺乏实际内容，靠文采博取名利的人。 他经常对自己的晚辈们说：“文人的职责就是唤醒沉睡中的国人，那些卖弄文采，只会夸夸奇谈的人是不能称之为文人的，你们你们以后要做个合格的文人。” 鲁迅之所以能成为文学大师，并不只是因为那些经典的文学作品。“有政治远见，斗争精神，牺牲精神”，鲁迅精神将会经久不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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