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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华侨农场;归国华侨;社区发展史 [摘要]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我国先后在广东、福建等省区建立、扩大华侨农场,以安置归难侨,福建省的松坪华侨农场即为其中之一。作为一个在特殊历史时期形成的特殊社区,它在人口构成、对外联系网络、社会文化生活等方面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色。20世纪90年代以来,华侨农场逐步转型,纳入地方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各项改革措施已初见成效,但是,华侨农场如何与时俱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发展,还需要进一步在实践中探索。 一 松坪华侨农场建立的历史背景 20世纪50年代后期,东南亚一些新独立的民族国家或从狭隘的民族利益出发,或受国际东西方冷战的影响,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限制、排斥乃至打击华侨的政策,在不同程度上危及华侨在当地国的生存与发展,其中尤以印度尼西亚为甚。 由于历史的缘故,在印度尼西亚的华侨以经营零售商业为主。据1959年7月的统计,全印尼由华侨经营的零售商业达83783家,其中半数以上散布在印尼群岛各地乡里民间,成为当地社会经济网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然而, 1959年,印度尼西亚政府突然发布第10号总统令,规定在省、县自治区和州首府以外地区经营的外侨零售商必须在1960年1月1日之前停业,由印尼民族企业家或印尼人组织的合作社接管经营。此令一出,顿时令数十万华侨生计无着。同年8月,印尼政府又突然宣布将面值为500盾和1000盾的大钞贬值为50盾和100盾,华侨小零售商们刚刚从被迫变卖商店中获得的一点现款眨眼间又被剥夺了百分之九十。在尖锐的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相互交织时,广大普普通通的华侨一再成为替罪羔羊。 面对印尼群岛急剧动荡的形势,许多华侨惶惶不安,纷纷要求返回刚刚成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定居,开创新的生活。根据当时的国情、侨情,国务院制定了接纳安置归侨的总方针,即:按籍安置,面向农村,面向山区,有特殊技能者量才录用。1960年2月2日,国务院颁布《关于接待和安置归国华侨的指示》,决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接待和安置归国华侨委员会”,负责统筹归国华侨的接待和安置工作。该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具体办理接待安置事务,并在广州、汕头、湛江、海口等主要口岸设立了接待归难侨的临时机构。 1960年2月,中国政府派出第一批接侨船到印尼。此后,或搭乘祖国派出的海轮,或自行踏上归途,在短短一年多时间内,有近10万印尼归难侨返回祖国。为了紧急安置这批在危难中投奔祖国的归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事务委员会”(简称“中侨委”)的直接领导下,由接待安置委员会具体协调,在与海外华人关系密切的广东、福建、广西、云南等地,迅速新建、扩建了25个华侨农场,紧急建房总计47万平方米。时至1961年7月, 10万归难侨中已有大约9万人被集体安置在各华侨农场。 我们所调查的松坪华侨农场就是为紧急接待安置印尼归难侨而第一批建立的华侨农场之一。 二 松坪华侨农场的发展历程 松坪华侨农场于1960年3月正式建立。农场总部位于厦门市同安区大同镇东北,距同安城约10公里。农场成立之初,占地面积不足7000亩,后几经变迁,今日松坪农场的总面积已达7.84平方公里(约11000多亩)。 松坪农场的前身是同安县财贸部门主管的一家小型综合农场。1960年,根据国务院的紧急指示,福建省政府决定以该农场为基础,建立松坪华侨农场,以紧急安置一时蜂拥而至的大批归难侨。按照中侨委的指示精神,华侨农场是“安置和教育归侨的生产基地”,是“带有事业性质的企业单位”。松坪农场建立后的40多年间,先后安置了来自印尼、越南、柬埔寨、泰国、缅甸、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八个国家的归难侨共2200多人。 回顾松坪农场4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初建、拓展、改革等三个阶段。 (一) 初建(1960— 1966年) 1960年3月,为适应大规模安置归难侨的需求,福建省政府按照上级指示精神,利用原有小农场的基本设施,以同安上寮村为中心,拨出总面积达6949亩的一片土地,正式成立松坪华侨农场。同年6月,第一批印尼归侨50户210人正式落户松坪。三个月后,农场又安置了第二批印尼归侨90户440人。1961年再安置第三批印尼归侨171户854人。农场成立仅一年多,就安置了1500多名归侨,食宿条件相当紧张。1963年,上级领导部门考虑到松坪的实际情况,从松坪调整700多人到福建宁德东湖塘和厦门天马华侨农场。至此,松坪农场进入相对稳定时期,形成一个由大约800名归侨人员组成的国营农业生产机构。 从社会人类学的角度看,松坪农场自建立后,即逐步建立起一个与周边地区存在明显差异的特殊社区。就社区的地理边界而言,第一批归侨被安置在农场时,主要居住在以上寮为中心的一个小范围内,随着后几批归侨陆续落户,农场渐渐形成新村、上寮、凤梨山、四房山等四个相对集中的定居点。农场的住房与周边地区明显不同。1960年6月,当第一批归侨进入农场时,曾暂住在部队腾出的营房里。不过,短短几个月后,由国家调拨建材,由同安建筑队担任主力,归侨们共同参与挑泥、搬砖、添瓦,一排排新房很快就建起来了。当第二批归侨于1960年9月抵达农场时,已经能够住上农场自己的房子了。与周边地区传统的闽南建筑不同,农场为归侨提供的住房是像火车车厢似的一长串平房,不论人口多少,一家一大间。从住房模式到相对集中的聚居点,农场与周边农村之间形成了一道明显的边界。 就社区成员的共性而言。从1960年农场成立到1966年之前,除个别由国家派来“辅导”归侨生产的农业干部外,农场社区内的职工基本上是清一色的归侨,他们依然保持着许多在东南亚形成的生活习俗。最明显的特点之一是,由于早期农场职工以印尼归侨为主,因此,他们大多仍然习惯于用印尼语相互交谈,大多数人压根听不懂周边村民的闽南方言。归侨们与周边村民很少主动往来。社区成员的同一性显而易见。 更重要的是,农场形成了自身的特殊建制。作为“国营农场”,无论农场的实际经营状况如何,农场职工都可以按月领取工资,可以享受公费医疗、退休养老。农场设有负责对外联络的办公室和对内管理的党委办公室,场长、党委书记等场一级负责干部都由上级侨务部门直接委派,而且,老归侨们记忆犹新的是:早期农场领导的级别,与农场所在的同安区领导平级,个别领导的级别甚至更高。农场有事可直接超越同安区而上报到省市侨务部门,甚至直达北京的中侨委。20世纪60年代初正是国家三年困难时期,许多基本的生产生活物资严重短缺。但是,根据对归侨侨眷实行“一视同仁,适当照顾”的八字方针,接待安置归侨的费用由国务院直接批拨。政府为每批新抵达的归侨送去生活必需品及生活补助金,统一调拨建场所需的建材、肥料、农具等生产资料及配套的资金。归侨落户后,国家还照顾到归侨的特殊需求,特别提供一定数量的粮、油、肉、白糖、肥皂、香烟等生活资料,帮助农场及归侨生活早日步上正轨。 特殊的政策倾斜,使华侨农场从起步伊始,就形成了传统农村氛围中一块引人注目的“飞地”,一个在特殊历史背景下被“创造”出来的社区。 (二) 拓展(1966— 1980年代初) 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归侨们开始了迥异于东南亚的创业历程。归侨们在东南亚时多为小商贩,好些人从未下过农田。当时由政府划归农场的土地,有大片尚待开发的山坡荒地,开荒造田,是农场建立后的首要任务。归侨们安定下来后,上级主管部门立刻从同安县的巷东和马巷人民公社等地农村调来经验丰富的骨干,担任农场的生产队长,带领归侨们开荒造田,辅导归侨们学习种植水稻、花生、番薯、马铃薯、豌豆、荷兰豆等农作物,学习栽培管理龙眼、荔枝等果树。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是松坪农场在曲折中不断发展的重要阶段。在此期间,松坪农场经历了两次比较大规模的拓展。 第一次发生在1966年。根据上级指示,松坪农场周围的三个农村生产队从土地到人口全部划归农场,使农场成为归侨与本地人掺半,但依然全面享受“归侨”政策性待遇的特殊社区。 新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从法律意义上说,土地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是属于全体人民的,国家则代表人民行使土地的分配使用权。但是,在祖祖辈辈生活在松坪的本地村民的观念里,他们理所当然是这片土地的主人。可是, 1960年的一纸公文,他们忽然发现自己失去了对于脚下土地的所有权,一群不知来自何方的陌生人竟然“占有”了“我们的土地”。而且,同样在土地上劳作,那些陌生人却拿着国家的工资,住着免费的房屋。当地人心中的不满由于60年代困难时期衣食短缺而加剧。有人进入农场挖走田里的蕃薯,摘走树上的水果,甚至“顺手牵羊”拿走归侨的衣物。归侨们当然不能允许自己的劳动成果任人拿取。于是,一方认为“这是我们的土地,我拿得应该!”另一方认为“这是我们的劳动成果,决不许偷盗!”双方从动口争吵到动手打架,从个别冲突到群体斗殴,矛盾愈演愈烈。 为了从根源上消除冲突,促进地方安定,有关上级主管部门经过研究,于1966年做出一项重要决定:鉴于划归松坪农场的土地原来分属松坪、刘厝、下庄等三个生产队,决定将这三队的人口及其现有土地全部划入农场,所有村民同归侨一样,成为领取国家工资的农场职工,享受国营农场正式职工的一切待遇。而且,村民的子女也与归侨的子女一样,成年后可自动成为农场职工。由此,农场地域上的边界拓展了,地域冲突缓解了。松坪农场增加了一个重要的次群体——“本地人”。 松坪农场的第二次拓展发生在70年代中期,是越南难侨大批回国安置的直接结果。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越南出现反华排华恶浪,特别是在1978年短短数月内, 27万难侨被驱赶回国。松坪华侨农场也紧急接受了安置越南难侨的任务。从1978年5月起,农场陆续接收越南归侨共637人,绝大多数被集中安置在上寮村,于是,松坪社区出现了又一个次群体——“越南归侨”。 经历了两次拓展后,松坪农场从土地到人口都成倍增加。时至80年代初,农场已形成政、企、事合一的体制。农场以种植粮食作物为主,开垦并耕种了2700多亩的稻田,同时还开辟了近2000亩茶果园,种植龙眼、荔枝、蕃石榴、茶叶、柑桔、杨梅等经济作物。农场自己办有幼儿园、小学、中学等教育机构,建立了榨油厂、酱油厂、米粉厂、木器厂、酒厂等企业,配备有政法、医疗卫生、退休养老等各个部门,承担着包括照顾本场职工生老病死等全方位的社会职能。 由于农场一直是个“侨”字号单位,因此,农场的生产、基建、财务、物资、产品处理、劳动工资计划等皆由侨务部门负责,也就是说,华侨农场是在一个完整的、相对独立的体系内运作,是一个与周边地区在行政管理上差异明显的“小社会”。 (三) 改革与探索(1981年之后)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席卷全中国的经济改革大潮,也给松坪华侨农场带来了一系列冲击。恰如其他国营企业一样,松坪农场也面临着改制的严峻考验。一方面,原先的“大锅饭”被端掉了,归侨们作为国营企业职工所享有的优惠待遇大多不复有效了,归侨们也和周围的普通农民一样,必须走入市场要效益,他们在心理上需要一个艰难的再适应过程。但另一方面,当上上下下都在“侨”字上大做文章时,天然拥有“侨”字优势的华侨农场又该如何作为呢?松坪20多年来的改革之路,有成功,有失败,有教训,曲曲折折。 80年代初,当生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推广的时候,松坪农场也从1981年开始实施改革措施。农场把生产队划分成生产小组,由各生产小组集体承包土地,后逐步过渡到由个人直接承包土地,农场不再对种植作物的数量类型做出规定,承包人可以依据市场需求自行安排。接着,农场的果园及各小加工厂也拿出来让个人承包。1985年,国务院做出《关于国营华侨农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华侨农场要走我国农村改革的道路。农场职工统一的工资制取消了,职工收入取决于承包经营收入。1986年后,农场职工子女成年后不再自动转为职工,需自谋就业出路。在土地承包之初,生产似乎一度上升,但是,仅仅三五年,农场的小加工厂因设备陈旧缺乏竞争力而相继倒闭,稻米果蔬也因市场价格下跌而使承包人收益甚微。农场发展遭遇瓶颈。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华侨农场的管理体制发生了重要变化,其主要趋势是从独立于本地社会之外,向融入本地社会转化。1996年,福建省政府决定:从1997年1月1日起,除天马华侨农场外,包括松坪农场在内的16个华侨农场的领导体制,原则上一律改为由各农场所在地(市)县人民政府领导。1999年6月,全省16个华侨农场管理权的移交工作顺利完成。为发挥侨力资源优势,有重点地引导华侨农场发展开放型经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1997年7月,由厦门市管理的松坪农场又增挂“松坪华侨经济开发区”的牌子,比照省级经济开发区享受优惠政策,理顺地方与华侨农场的管理关系,在华侨农场融入当地社会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目前,松坪农场已经与地方政府建立了比较密切的联系,原先由农场独自承担的一些社会职能,先后被纳入地方总体发展的轨道。适应经济形势的新变化, 1998年,用地方补贴和农场自筹资金的办法,铺设了从同安到松坪的十公里水泥路; 1999年,与同安区各部门协调,松坪成为同安区第一个完成农村电网改造的单位。农场的酒厂被列为国家星火计划项目,成为农场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原先由农场独立建立的子弟学校划归区教育局管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计划生育工作等也由同安县统一考评。农场老职工的医疗、社会保险均纳入政府统一规划的轨道,退休归侨职工每月除领取基本退休工资外,还可以领取60元归侨补贴。 在松坪农场的发展规划中,华侨农场所拥有的“侨”的优势受到各方面的重视。根据农场的最新发展规划,农场将进一步利用侨胞集中、对外联系广泛的特点,通过内引外联、信息交流等方式扩大影响,拓宽招商引资的渠道。近几年,松坪在招商引资方面已走在福建华侨农场的前列,有橡胶厂、种猪养殖场、果酒厂、体育器材厂等多家外资或内联企业。而且,农场所在地山清水秀,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再加上聚集了来自东南亚八个国家的归侨而独显异国风情,因此十分适宜发展以观光农业为主的特色旅游,这一项目已纳入厦门市的旅游规划。松坪农场正在改革与探索中步步前行。 三 松坪华侨农场的特点 综上所述,历经40多年的风雨变迁,松坪华侨农场作为一个政策性的特殊社区,在社区边界、社区网络及社区文化方面,均呈现出自己鲜明的特点。 (一) 社区边界:地域边界与心理边界的差异性 如前所述,当1966年松坪农场周边三个农村生产队从土地到人口全部划归农场后,松坪农场的地域边界就基本划定了。而且,在改革开放之前,农场职工享有的类似国营企业职工的待遇,也使农场职工与周边地区的社会边界清晰明了。然而,在松坪的地理边界之内,随着人员构成的变化,先后形成了三个主要的次群体——印尼归侨、本地人及越南归侨。而且,社区成员内部的心理边界长期延续。  印尼归侨是社区中的主群体,他们经历了农场最艰苦的创业阶段,是农场发展的见证人。他们曾经同进场“偷盗”的周围村民打过架,曾经遭遇“文革”内乱,还曾协助安置突然而至的600多名越南难侨。当改革开放大潮兴起时,多数印尼归侨已不复年轻,几十年与外界相对疏离的农场生活,使他们难以适应新的变化。他们不满那些“当地人”进来分享本应是归侨才能享有的权益,看不惯一些新来越侨的“新潮”作派,再加上由于年岁不饶人,相对年轻的越侨或当地人逐渐接手成为新一代农场领导,使印尼归侨群体不可避免地产生或多或少的失落感。 松坪周围三个农村的村民当年得以被接纳入农场,成为“领工资”的农场职工,曾经令他们十分兴奋。如前所述,农场接纳当地村民是边界冲突的结果,归侨职工认为当地人“得了好处”,但当地职工则认为:我们得到的是我们本应得到的权益。因此,归侨职工与“本地职工”之间从一开始就存在隔阂。而且,虽然在同一农场多年,但双方之间的往来始终有限。在生产队年代,各属不同生产队。实行承包制后,本地职工主要承包农田,归侨职工则主要承包果树,双方仍有明确界限。 越南归侨进入农场最迟。20世纪70年代的越南难民潮曾得到国际社会的救助,数十万越南难民被接纳到美、法、加、澳等发达国家。由于总体环境不同,因此,被安置到中国农村华侨农场的越南难民从亲友中得知海外的消息后,对安置现状多有不满,好些人又想方设法离开农场再移民。越南归侨的作法,令早期印尼归侨十分看不惯:当年我们回来时条件比这还要差得多,我们都坚持下来了。农场是我们辛辛苦苦建设起来的,他们是在享受我们的果实,竟然还不满意?可越南归侨认为:“他们” (指印尼归侨)把好地盘都占了,给我们的尽是坏地,我们太吃亏了。我们要离开是我们自己的权利,他们凭什么说三道四?尤其当一些越南归侨再迁移未成又被送回农场时,在心理上更是格格不入,难以认同于“他们的农场”。 同一社区中次群体之间的心理边界,引人注目。 (二) 社区网络:单一核心家庭与广泛的国际网络 一般的传统农村社区,无论单姓村还是杂姓村,总有许多大家庭,存在拓展的家族、宗族关系。此类现象在松坪是不存在的。因为,归侨们是被“分配安置”到松坪的,他们聚集在一起具有相当大的偶然性。他们的原籍地不同,姓氏不同,各家各户相对独立。虽然经过40多年同一社区生活后,渐渐有些家庭形成联姻关系,但毕竟经历的年代还不长,基本上还只是一代人之间的联姻,再加上改革开放后,年轻一代纷纷走出社区,因此,松坪迄今仍以核心家庭为主。 然而,血缘纽带却又不是以地域为界的。由于归侨的海外经历,因此,松坪每一个核心家庭的外延,几乎都联系着大小不等的跨国网络。境外国外关系多于国内关系,是松坪社区网络的突出特点。如印尼归侨江传仁先生,弟妹中有三个在国内,五个在香港和印尼,他们曾进行过松坪、香港、印尼三方五兄弟之间的国际通话。陈美竹女士,母亲在松坪,弟弟在厦门,同父异母的两个哥哥在印尼,其丈夫黎良富先生的母亲和五个姐妹都在香港。黎的大姐在深圳买了套房子,每年圣诞节,兄弟姐妹分别带上家人到深圳团圆,春节时则大多是黎的姐妹们到松坪探亲。据我们的调查统计,农场归侨约有三万名亲属在海外,遍及13个国家,每年约有五六百人次回农场探亲。 松坪的网络还表现为出国出境人数比例相当高。由于归侨的海外关系多,当客观情况许可时,不少人即利用其亲缘纽带,到境外国外发展。根据松坪华侨农场侨联的资料,从1972到1994年,全农场共有458位归侨侨眷离境,绝大部分到了香港,约占87.6%(401人), 17人到澳门, 31人到加拿大, 5人到美国, 3人到英国, 1人到澳大利亚。根据我们的初步调查,印尼归侨一般是通过亲属关系申请出境出国的。由于印尼一直对中国人入境定居实行严格限制,因此,大多印尼归侨出境后都留居香港。越南归侨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他们或通过亲缘关系投奔被安置在发达国家的亲友,或利用七八十年代时国际社会对“越南船民”提供的特殊援助,经广西北海出境到香港,以“难民”身份或留居香港,或转道它国。 近年来每年都有松坪归侨子女通过跨境联姻、通过国外亲友资助自费留学等方式移居国外。松坪本土的核心家庭结构基本趋于稳定,但松坪的海外网络,还在拓展。 (三) 社区文化:特性与融合 农场的归侨家庭或多或少都带回了东南亚国家的一些风俗习惯,使得松坪农场的社区文化风俗颇具特色。 在饮食方面,归侨家庭喜欢吃辣、炸、烤食物,煮菜喜欢放黄姜、香茅、胡椒等天然香料。逢年过节,许多归侨家庭的女主人都会拿出自制的九层糕、片、饼干等带有印尼风味的特色点心招待客人。归侨胡先生在农场的中心点开了一家饭店,打出的招牌就是“印尼饭店”,提供菜谱中罗列着多种别具印尼风味的菜肴,如:巴东牛肉、咖喱鸡饭、烤糯米条、黄金饭。 在服饰方面,刚回国时许多归侨带回了“沙笼”等具有印尼民族风格的服装,经过几十年的变迁,此类服饰已带有特别的象征意义,即每逢节日表演或有重要客人来访,一些归侨们就会穿上东南亚的民族服装,并来上一段东南亚的音乐舞蹈。 在语言上,松坪华侨农场更显出它复杂的特点。农场中的本地村民家庭通用闽南方言,在归侨中,普通话是人们日常交往的基本语言,但印尼归侨之间也常用印尼话交流,越南归侨之间则常用越南语交谈。松坪归侨的祖籍地分属广东、广西、福建、山东等地,有的老一代归侨还保持着在家中讲家乡话的习俗,因此,归侨家庭内部的语言更是异彩纷呈,除了普通话和原侨居国语言外,也夹杂着闽南话、广东话、广西话、客家话、莆仙话等等。在松坪生活40多年后,尤其是在松坪长大的年轻一代,绝大部分已学会了闽南话。 在宗教信仰上,与本地的老百姓相比,归侨们的神佛观念比较淡薄,所以常被本地人称为“番”,说他们不懂人情世故。闽南一带农村宗族势力强大,民间信仰盛行,宗祠庙宇随处可见,家家户户都有神龛佛像,拜神求佛的节日很多,人情往来也很频繁。相对而言,归侨的人情往来就少多了,但是,出于入乡随俗的考虑,有些老归侨也学着当地人在家中设个神龛,烧香拜拜祖先和土地公,有时也去本地人拜神的北山求个平安。 在性格上,归侨大多比较直爽,率真坦诚。我们在农场调研期间,访问了许多归侨侨眷,不管是有文化的干部教师,还是没读过什么书的家庭妇女,说起话来往往知无不言,滔滔不绝。这大概与他们比较丰富的生活经历有关吧。 调研中我们还注意到,归侨侨眷十分关心国际国内时事,尤其关注原侨居国的情况。从松坪农场1998年的资料看,归侨的总体文化水平并不高,文化程度达到初中的占39.4%(180人),小学及初小占35.2%(161人),文盲占12.0%(55人),高中以上程度的仅占13.3%(61人)。但是,由于他们自身及家庭的特殊经历,往往与若干国家的时政紧紧联系在一起,因此他们特别关心国事天下事,比一般农村社区人们的见识要广得多。如笔者访谈过的归侨江传仁先生,年近70岁,仅读过几年小学,但他不仅关心农场行政隶属关系的改变对农场发展的影响,也关心从苏哈托、瓦希德到梅加瓦蒂的印尼政局,他坦言,印尼在其心中留下了难忘的记忆,所以他总是特别关注印尼政局的变化与发展。 松坪华侨农场是中国政府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了妥善安置归难侨而特别建立的,它在接待安置归难侨、开发地方、发展经济等方面都做出过贡献。作为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个政策性社区,农场曾长期受到政府的特别扶持。经过40多年的发展,松坪农场已初步具备了一定的经济规模和实力,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点。进入21世纪之际,松坪农场伴随着体制改革向松坪经济开发区转化的过程中,已取得一定成效。然而,如同全国各地同类性质的华侨农场一样,松坪也还面临着如何立足本地,自力更生,发挥自身特长,在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中生存发展的一系列考验。 END 原文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2003年第2期，注释从略。 编辑丨郭燕平 审核丨钱源初 侨乡文化研究 第266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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