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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父亲 ——父亲去世二十周年祭 （散文）   我的父亲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到今年一月六日，去世整整二十周年了。二十年来，我无数次在梦里遇到他，他的面容仍是那么慈祥，他的目光仍是那样充满对我们的牵挂。 记得父亲在世时候，看过他的身份证，生于1917年2月，具体是哪天记不得了。记得有人说过：父母都能记住每个子女的生日，可子女却很少有记清父母生日的，现在想想也是一生的遗憾。父亲的身份证，在他去世时叫乡亲给带到坟上烧了，真应该留下来做个纪念。 从小听母亲讲：在父亲九岁的时候，爷爷去世了。父亲上面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奶奶带着四个未成年的儿女，在那兵荒马乱，苦难深重，满目疮痍的年代，其艰辛、艰难是无法想象的。由于大伯和大姑去世的较早，对于他们的经历知道的甚少。只知道二姑在十多岁的时候，就被奶奶送到小沙村做童养媳。父亲在爷爷去世后，先跟着奶奶，在村西的庙里打短工。那时候，庙里有八十亩地，是庙里和尚的顾命田。奶奶为庙里的僧人做饭，父亲就跟着和尚在地里干活。家里没有吃的了，就一人出去讨饭，还被财主家的狗咬过。农闲时候，就去小口村的大姑奶家。大姑奶家家境比较富裕，家里养了两条“黄花船”。父亲曾不止一次的讲过：他几岁的时候，去小口大姑奶家里，为了混口饭吃。帮着打扫院子，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大姑奶的婆婆，怕父亲因家里穷，手不老实，考察父亲。有一天，有意将戴在手上的金戒指扔在院子里，看父亲扫院子时，拾到了会怎么做。父亲拾到后，送到老太太的手里说：表奶奶，俺也不知这是什么东西，扫院子捡到的，也不知有用没有用。老太太说：这是金遛子，可值钱了。我洗手撸下来忘记了。你这孩子行，不爱财，就在这里干吧。听你姑话，叫你做啥就做啥，饿不着你。“爱一文不值一文”，这是父亲年迈的时候，经常教诲我们的话语，教育我们无论在外面做什么，不要贪财占小便宜，这也是他一生的信条。家境再穷，不该是自己的，绝不拿绝不要。父亲童年时代都具备了这种难能可贵的品质。当姑的，没有不疼爱自己娘家侄子的。在大姑奶奶的关爱呵护下，父亲度过了艰难的童年。 父亲的青年时代，正是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全面侵略的时期。穷人家的孩子，过早地承担起了家庭的重担。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既要为生存奔波，又要避躲小鬼子、国民党、土匪的枪弹。父亲从十多岁开始，大姑和二姑已出嫁，大伯去山东闯宁海，只有他一人在家照顾年迈的奶奶。春夏秋季，靠给财主家里打短工维持生计。冬天农闲，和村里同龄人一起，贩私盐到山东做点小买卖养家。有一次和村里的王召早几人一起，走到山东遇到国民党抓壮丁，父亲他们几个人把小推车一扔跑了，逃命要紧。王召早实在，不舍得小推车和上面的东西，和抓壮丁的国民党兵，围着草垛转圈，最后被抓走了。从此杳无音信，死活不知。直到1992年，才孤身一人从台湾回到家乡。父亲听说后，第一个过去看望。两位七十六七岁的老人，对五六十年前，一起出门遇到抓壮丁时的情景记忆犹新。父亲还说，你当时怎不把车子扔了，和我们一起跑啊？王召早说：那小车子是租人家的，我跑了小车子瞎了，家里老娘拿什么还人家啊。好在抓去后，被押到南京看仓库，没有上战场，才捡了条命。1949年一起逃到了台湾，没有成家。两位同年代的人，想想当时只是一念之差，便有了迥然不同的命运。一个子孙满堂，一个孤苦伶仃。也就是父亲当时的精明，才逃过一劫。听说王召早从台湾回来带了不少钱，都分给了本家的侄子。 侄女海玲还开玩笑地说，俺爷爷当时也要被抓了去，俺们家现在也成台胞了，也有钱了。我说，如果你爷爷也被抓去了。也像王召早一样，光棍一条，也许死在战场上，还有你们？这是后话。 1939年，父亲23岁和17岁的老娘结婚成家了。1940年，父亲又逃过了生死一劫。5月20日龙王庙逢集，父亲给胡村姓周的财主家买农具，遇到一百多个日本鬼子追八路，机枪架在龙王河南岸，往北扫射，当场死了一百四十多人。父亲眼睁睁地看到身边的人，被枪击中当场没气死了。吓得挤出人群，一口气跑回家里。小沙村二嫂的老爹就是在这天遇难的。在多灾多难的旧中国，每个家庭的命运是和国家的命运休戚与共的。 小的时候，听他老人家讲的最多的，也是他年轻时候，推大盐到山东临沂等地，一路的艰辛和磨难。为了养家糊口，他用木头钴辘独轮车，推着上千斤的食盐，跋涉几百里路去贩卖。直到八十多岁时，还记得临沂东边的大桥是一千二百多步。他贩卖过虾酱，卖过布，做过小生意，艰难的岁月磨砺了意志和求生的本能。在从小目不识丁，没进过一天学门的父亲，无论做啥生意都能称落帐清，无半点差错。 到了1941年，父亲把跑了二趟临沂挣来的钱，在奶奶六十岁生日的时候，为奶奶做了口二寸五的棺材，作为奶奶的六十大寿的礼物。那时候，父母只要是过了六十岁，儿子都要给准备好棺材，棺材做好后，上面放一只公鸡，还要用一块大红布盖着，叫喜材，也叫寿材。这是儿女送给父母的最好寿物。父亲每年春天都要用桐油给上二遍油。我记事的时候，奶奶的棺材睁黑发亮，前边雕刻着一个大大“寿”字。每年春节，都是贴上一个“福”字。1976年6月29日，97岁的奶奶去世了。出殡那天，帮忙的八个壮劳力没有把奶奶的棺材给抬出来，太重了。最后是小沙村来上礼的，二嫂的五老爹出点子才给抬了出来。 父亲和老娘结婚后，一连二个孩子都夭折了。有一天，老娘在唐庄老坟地傍拾草，听到路过的二人指着俺家的祖坟说：这也不知谁家的祖坟，东北角地方汪水，有孩子也保不住。老娘听到后，回家告诉了父亲，也就这年清明节，父亲兄弟几个一起把祖坟汪水的地方垫了起来，也许真的灵验，1944年有了大哥，1949年有了二哥，接着我们兄妹五个全保住了。1947年以前，父亲为了养活全家，提着性命在外奔波。遇到过土匪，叫青年队（汉奸队）抓过，都死里逃生。直到1947年我们村土改解放，才过上了安生的日子。1948年，父亲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参加了淮海战役小车支前队。父亲最后悔的一件事，在土改的时候，没有把做小生意的小推车归公，不然也成了站柜台的公家人。 解放后，无论是互助组，还是高级社，都积极参加，作为从旧社会过来的父亲，是共产党把穷苦人救出苦海，听党话，感党恩。在我记事的时候，家里正堂屋大桌当中，放着一个宝书台，上面放着二套《毛泽东选集》，一套书皮是大红版本，一套是白色版本。我问老娘，这些书哪来的？老娘告诉我：那是县里奖的。1958年县里调动全县百姓，修建石梁河水库，父亲那时40多岁，正是身强力壮的年龄，修筑水库大坝，用小车子推土，别人推二个娄子，他推三个娄子。小车子一边一个娄子，上面还横放着一个，上千斤的重量。由此可见，当时的激情和对党和政府的感情。因表现突出，县里奖励两套《毛选》还有裤头、钢笔之类的奖品，这在当时，可是最高的政治荣誉。 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后，父亲被生产队社员选为饲养员兼生产队仓库保管。那年他42岁，一直到1983年大包干，生产队解散后，在长达25年的时间了，父亲兢兢业业，任劳任怨。 在当时，耕牛作为生产队主要生产力和生产工具，是全队社员的宝贝。在那阶级斗争为纲，防止”地富反坏右”搞破坏的年代，每个生产队里的“四大员”:饲养员、保管员、记工员、司称员都是三代贫农，根正苗红必须是”三热爱”：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人民公社的人。 从我记事的时候，父亲都是和他的搭档住在牛棚里，看护着二十多头耕牛和生产队粮食仓库。我从七八岁的时候，跟父亲也住在牛棚里。因为冬天好多牛栓在一起，牛身上散发的热量，使屋里象生了炉子一样暖和，比家里舒服多了。记得父亲的搭档开始是王为新，后来王为新不知啥原因，患了精神分裂症，换成了潘文法。父亲和他们二人配合的都很默契，没见过他们吵过架红过脸。他们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先是把牛一天吃的草料轧好，这时天就放亮了。再把每头牛牵到院子里，栓到每个牛槽傍，放上草料。然后，二人抬着抬筐开始打扫牛棚里粪便，打扫干净后，再盖上新土。这一通活下来，已是日出竿高了。春耕时节，得等到使牛的人来把耕牛牵走，他们才回家吃早饭。 农忙耕地的时候，耕牛一般中午是不牵回来的。父亲他们，在家里吃过早饭后，就开始准备往地里给牛中午吃的饲料。看到在地里干活的人，中午好收工回来了，他们就推着饲料往地里走。来到地里，为牛卸下耕地的梨耙绳索，栓在地头的小树上，给每头牛跟前放上草料，看着它们吃好，再它们牵到河沟里饮水。一切收拾完毕，回家吃午饭的人也开始上工了，这时父亲才推着小车回家吃午饭，午饭母亲都是给留在锅里。那时也没有什么好吃的，无非是煮地瓜，白水煮萝卜和白菜，连点油都没有。有时候是小麦煎饼母亲怕偷我吃，总是藏在盆底下，给父亲留着。 吃过午饭，父亲就到牛园，烧上一壶开水，泡上五毛钱一斤的“朱蓝”茶叶，喝得津津乐道，这算是一天最好的休息。喝过茶后，又开始给牛准备晚上的饲料。劳作了一天的耕牛，晚餐是最丰盛，在那缺吃少穿的年代，比人吃的都好。一般是黑豆磨成糊糊，黄豆、大麦炒得香喷喷的，在磨成粉，搅拌到草料里。小时候，看到父亲开始炒黄豆和大麦的时候，就在那里等着，等炒好了，上去抢一把就跑，少不了挨父亲一顿臭骂。那时候，尽管他管着生产队仓库的钥匙，生产队的东西他是从不往家里带一点，更不准我们靠前去抓点捞点。 记得那时放学后，同龄的孩子，都跑到牛园的花生秧垛上摘拉下的花生，父亲看到我就训叱。小的时候我们最盼的是生产队里死牛，因死牛后可以喝牛肉汤，啃牛骨头。一听说哪个生产队又死牛了，我们比过年还要高兴。放学后，几十个孩子都老早地拥到牛园里等着。有时，一直等到半夜。为了喝那碗牛肉汤，啃一块牛骨头。记得有一年冬天，我们队一连死了三头水牛，对于我们这些想啃牛骨头的孩子来说，是高兴的事。可对我们生产队，就是灾难了。父亲给这三头水牛起的名字叫“大吨”“二吨”和“三吨”，这三头水牛，父亲饲养了近二十年，是我们生产队的主劳力。那时候，那个生产队要是私自杀一头牛可是要判刑的。队里把死去的老牛扒皮后，牛皮做成耕地用的绳索，牛肉抬到龙王庙集市上卖了，牛骨头下水啥的，就在生产队的牛园里，用阵锅煮熟了，每家每户分一点。我们孩子，就在那里等着啃骨头，喝汤。记得在煳牛骨头时候，没看到父亲靠前一次，有时看到我在跟前，也是训斥叫我回家。 在我记事的时候，父亲拖着长长的旱烟袋，玉石的烟嘴，黄铜做的烟袋锅子，烟管是用腊条做的，当中用铁丝钻成空心，足足有二尺长，上面挂着一个用牛皮做的烟袋包子。那时候，他们那代人，把烟袋作为时尚品，就像现代人的手机一样，装饰得很漂亮，谁有一支精美的旱烟袋，谁都显得很荣耀。新媳妇过门回亲，先得给公公绣一只漂亮的烟包子。 记得父亲的烟包里，除里装着自己种的旱烟叶子外，还装着打火石，火刀和一截烧过秫桔杆。那时候，因火柴紧缺，他们抽烟是不用火柴的，抽烟的时候，将烟叶子按在烟袋锅子里，然后再将按一些烧糊的秫秸灰上面。打火石就是在地上捡来的火石头，砸成一厘米大小，火刀是用小推车的轴承叫铁匠打造的。左手捏着烟袋锅子，把火石头放在上面，右手用火刀碰击石头，产生的火花点燃秫桔灰后，再点燃烟叶。一袋烟，他们也就吧吧哒哒地抽六七口就完了，然后对着鞋底磕去烟灰。小时候我就喜欢在一边闻他们吐出的烟味，真的好香。 父亲是在56岁时候得了一场重病后，彻底把烟戒了。父亲得病的那天，我至今记忆犹新。我从七岁上一年级开始，就跟着父亲睡在牛园的热炕头上。记得那天夜里，父亲突然肚子疼，疼得很厉害，因看我年龄小，也没舍得叫我起来去找村里的医生。一直撑到亮，等一起喂牛的王为新来了，去把大哥，还有叔平大哥找来。他们叫来村赤脚医生，村赤脚医生看后说：病得不轻，还是去公社医院吧。大哥和叔平哥把父亲用小推车推到公社医院，公社医院也诊断不出什么病，就叫了救护车直接拉到县医院。后来听大哥说，到县医院好几个医生也没有诊断出是什么病，那时候没有现在的医疗设备这么先进，医生诊断病人全凭一个听诊器和经验。最后找到一个五六十岁的医生，在父亲的腹部用听诊器听了后说：是肠梗阻。随后又叫几个年轻的医生，听完老医生对病情的讲解后，才一致确诊是肠梗阻。接着便开始挂水，一天二三十瓶的挂。父亲在县医院住了七八天，治好病出院，就彻底把用了多年的旱烟袋扔了，从此不在抽烟。以后的岁月，父亲身体一直很好，连头疼感冒都很少有过，直到去世，是无疾而终。 从我记事时候起，印象中父亲是严厉的，对儿女的疼爱埋藏在心里，从不流露半点。有时我调皮。时常地拎起巴掌，把我屁股打得指痕淋沥。急眼的时候，我会躲藏在谁家的草垛空里不出来，叫全家人找个半夜。记得那时候，父亲的威严是容不得家人挑战的。有时候大哥和二哥一句话不合他老人家心意，就张口大骂。大姐和二姐，在父亲面前更是不敢说话。1974年，大侄女玲子二三岁，大哥在村前盖了三间土屋，要分家让出东头二间屋给二哥说媳妇用。分家的那天晚上，父亲找来生产队长、村书记几个人，炒了个豆腐菜，打了瓶七毛四一斤的散酒，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父亲先开口了：老大也成家有孩子了，屋也盖好了。老二也到说亲的年龄了，也是应分家的时候了。家里总共家产就这五间屋，西头三间留给小三，东头二间给老二。二张床，一张新的，一张旧的，新的留给小三，旧的给老二。临时老大分家先把那张旧床搬去，等老二娶媳妇时再搬回来。其它家什啥的，也就二口大缸，一张大桌子和一张吃饭桌子，还有院子里的几棵槐树，都留给小三。老大现在能挣了，小三还小，说不上那天我不在了，你也不要攀了。 父亲先把话说开了，其它人也不好插嘴，大哥也只好顺从。我在一旁听了也暗喜，心想：看来父亲还是疼我的，所有值钱的东西都留给我了。 就这样，第二天天不亮，大哥大嫂带着大侄女搬到新房子去了，算分家了。三间空屋，一张床，连个坐的凳子都没有。大嫂叫大侄女回来搬了二个小凳子，父亲又发火了，说好留给小顿的，还回来拿。大嫂委屈地说：总得有个坐的东西吧，家里来人总不能叫人家坐在地上吧。父亲听后不说话了。二哥结婚后，叫父亲骂了一次，父亲拿着扁担追着打，为的是二哥要砍院子里的槐树做家具。父亲发火了，那是小三的，谁也不能动。父亲最后一次动手打大哥，是到了1991年我结婚后。那年父亲75岁，大哥46岁。麦子收了脱粒完后，父亲帮着扬场，大哥路过后说一句：你还能干啊?,其实大哥也是好心，认为父亲老了，扬场是个体力活。父亲一听就火了，提起扫把就朝大哥砸去，一边骂一边训斥道：你是不是看我偏心了，没给你家干！！大哥也没生气，一边笑一边跑，旁边在干活的邻居看老头发这么大火，追着打儿子，也都笑了，有的说：你看这个老头，还这么大脾气。 直到我十四岁以后，父亲就不再打我了。那年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年，1978年。我初中毕业，全村二十多个学生参加中考，只我和另外一个同学考上了。往年上高中都是村里推荐的，从我们这届开始，正儿八经的凭考试成绩录取。凡是录取的学生名单，用大红纸贴在公社党委的大门口。发榜那天，我步走七八里路，跑到公社去看自己的录取成绩。父亲听说后，第一次看到他那么高兴和激动。从没有给我买过东西的父亲，花二元七毛钱，到西边供销社给我买了个在当时很时尚的军用黄书包。 两年的高中生涯很快就结束了，非常悲哀的是四个高中班剃了光头，没有一人考上大学。回家务农，也没有什么遗憾，那年我16岁。每天随生产队干点随活，休息的时候，几个人在田间地头，一副扑克打得热火朝天，也其乐融融。中午每到收工的时候，就看到父亲推一车草料来到地头，为劳作的耕牛准备午餐。17岁的时候，我开始跟着生产队的壮劳力干活，父亲专门从生产队给买了辆旧的小推车，花二十一块钱，在西边供销社买了个新车脚子。春天，跟着成年劳力往地里送粪，农忙的时候，收割庄稼往打谷场上运。记得1981年麦收，生产队长把要收割的麦子分给每人一方，要求收割完后并负责推运到麦打场上。所以割麦子的时候，每个人去得都比较早，去捡个麦子长得稀的地块，割的时候轻松，搬运的时候也省事。麦子收割完了也到天晌了，装车往回走的时候已是精疲力竭了。这时，六十多岁的父亲，总是到地里去接我，他把装好的一车麦子给推送到场上。那时，从内心里感受到父亲的疼爱。1982年，生产队安排我看庄稼，也算是个最轻松的活计，农忙时也就不用父亲跟着劳累了。1983年实行大包干后，俺家三口人分了三亩六分地，耕种都是我和父亲一起。这年夏天，我到了公社酒厂打工，日常管理全是他一人。六十五六岁了，还推着小车往地里送粪，打药，拔草。收粮食的时候，大哥和二哥都要过去帮忙，看到收成不错，大哥和二哥都要给估算一下粮食的产量，父亲总是很严肃地说，莫虚呼了。好像打下的粮食有人会抢去似的。 农闲的时候，父亲每天老早地起来，先是到自留田的菜园里，特别是秋季大白菜种好后，每天几十担水的挑着浇灌。吃过早饭后，打猪食喂猪。然后，在到地里看看庄稼长得怎样。中午吃饭前的功夫，坐在门口的门楼底下，要么编网兜子，要么找些布条搓小推车用的绳子。春天，他总会在院子里，找几个破筐子啥的，育点泥豆、辣椒、茄子苗之类，挑到五六里外的龙王庙集市上去卖，一毛钱十棵二十棵，一个集空也就卖个三五块钱。几十斤的担子，大清早挑到龙王庙是很劳累的，但他老人家乐不思蜀。回来时候总是买块龙王庙的小饼，自己舍不得吃留给孙子。这个习惯一直持续到他老人家走不动了，不能在赶龙庙集了才结束。 最使我难以忘怀的是，1987年的春节年三十的晚上，母亲炒了一盘豆腐、一盘猪肉，还有鱼之类的共四个菜。爷俩面对面坐在吃饭桌前，一瓶我从龙河酒厂带回的松河白酒，分别倒了两杯，望着家徒四壁的几间空屋，几分凄凉，几分惆怅涌上心头。窗外已响起连绵不断的鞭炮声，而我们家却看不到半点过年的喜庆，端起酒杯不禁怆然泪下。父亲端着酒杯问我：小三是不是有心事？ 我无从回答。看到村里同龄人父母年轻，都给盖好了瓦房，而且都买了双卡录音机、电视机等时尚的电器。望着年迈、苍老的父母，那种无助、纠结无法对父亲表达，更不能抱怨。父亲好像读懂了我的内心，深深地叹息着，父子俩就这样无语地对酌着。 过了会，大哥和二哥来了，爷四个又喝了几杯后，家里总算有了点过年的欢声笑语。这个年我永生难忘。
1987年4月，我进供电站工作，每个月九十元工资，家境总算有了些改善，成亲后盖房子的事也提到议程。按村里规划，我们家和前排，必需得搬走一排。毕竟我们家是六间老屋，是祖产，父亲不愿意搬走让给别人。意思先结婚在那里靠着，把前边二家靠走了我们再盖。二哥的意思，必须得先盖屋再结婚。最后想了折中的办法，找人和前排一家商议，把六间屋让给他们，我们在他家三间老屋上翻盖，商议来商议去人家还是不同意。二哥最后出面找村里要了块宅基地，可父亲和大哥硬是不同意搬走，父亲说：你们要是拆老屋到西边翻盖，我就死在这老屋里。 对于父亲的想法我也颇为理解，毕竟这是祖宅，又是父亲用血汗盖起的几间茅屋。1962龙王河发大水，村里多数人家的房屋都倒塌了，我们家的房屋仍然完好，为此在村里发放救灾款时，没有我们家的份。村里同样还有几家房屋没有倒塌的人家，有的人家却领到了救灾款，显然是分配不公，父亲为此对个别大队干部一直耿耿于怀。由于过去房屋都是土坯墙，经过了一场大水渗泡后，房屋的根基受到了损坏。六一二年前后，苏联逼债，加上三年自然灾害，百姓连吃的都困难，更别说拿钱翻盖房屋了。一直到了1965年年头有了点好转，父亲带着大哥、二哥起五更睡半夜，从村西的庙台上推土，总算又翻盖了五间房屋。房屋盖好后，还没有搬进去，我便降生在西边的锅屋里。奶奶说：这屋也盖好了，小三也降生了，就起名“安顿”吧。由此，有了伴我一生的乳名。 如今要搬迁离开父亲从小长大，且成家立业居住了几十年的地方，自然难舍难分。可如果不搬走，我们家的房屋又不在规划的排行上，只有靠到前边二家搬走了，等人家让出宅基地来，才能翻盖。可人家如果不让，也就白等了。 尽管看到村里同龄人，结婚都有父母给盖好了瓦房，我始终没有自卑过，更没有埋怨自己父母。反而不断激励自己，要努力发奋，出人头地，让年迈的父母有个幸福的晚年。每天晚上，练习写作，没有桌子，把家里退下来的门板支起来，垫上报纸当书桌，投稿退稿从没有放弃过。毕竟到了说亲的年龄，尽管也有不少给提亲的，当人家看到父母年迈，和家里空空的六间土屋，大多都说句，小孩好小孩，就是家里太穷了。人，毕竟是现实的。 看到二哥每天下班后和父亲为盖房子的事争吵，又无力改变现实，那种左右为难的痛苦和折磨，至今难忘。好在父亲是开明的，在众人的劝说下，他不再坚持了，总算同意了搬走盖屋。但他的内心也是痛苦的，房子从打地基到动工，他都没有到现场去看一下。当墙基用石头砌到一米高的时候，有天中午，盖房子的瓦工们都回去吃饭了，我一人在那里看工地，看到父亲在垒好的墙基上走走停停转了一圈。当时我在一旁，他没有看到我。等他走后，我沿着他走过的地方仔细寻找着，当时心想：俺大是来干啥的？终于在门旁的地方看到了端倪，发现门二旁的墙缝里都有他两个重重的手指印子，我在他手指印子的地方挑开，便露出了红纸。我用手扣了出来，见红纸里包着的一个清朝带龙的铜币。我延着垒好的地基寻找，父亲分别在四个墙角也都放了一个。我们都不知道这东西他在哪里得到的，父亲就是用这种特殊的方式，默默地为儿女做着一切。此时，我深切地感受到“父爱如山”的含义。这件事他一直没有告诉我，我也装作不知道，一直到他老人家去世，都没有说开，成为爷俩心中坚守的秘密。 房子盖好后，旧屋只拆了东边的三间。父亲仍在西边的旧屋里住了二三年。记得我第一个孩子出生的那天早晨，天还没亮，我兴匆匆地跑去告诉父亲：你又得了个孙子。父亲听后高兴地说：好好，这我一死眼也闭盯盯的。 因爱好文学，看到自己的每一篇文章发表，感觉像自己的孩子诞生，心境充满阳光丽日。所以给第一个孩子起名——文阳。随着文阳呀呀学语，到步履蹒跚地开始学会走路。父亲对小孙子的溺爱，到了叫人看不下去的地步。春天，老娘买了几只小鸡，放在篮子里，精心地呵护。夜晚用布盖着怕冻死，白天也不敢放开，怕老鼠老猫的叼去，只有喂食的时候，才把盖着的布掀开，撒点浸泡好的小米。家里养几只鸡，对于母亲那代人来说，相当于家里零开支的银行一样，母鸡下蛋了，拿到供销社卖了，换盒火柴及零用钱，一般是舍不得炒个鸡蛋吃的。公鸡等喂到到八月十五和过年时，才杀了到祖坟上祭祖。等到给小鸡喂食的时候，年幼顽皮的文阳，爬在篮子一边，看到“喳喳”叫唤的小鸡，抓到一只，手一用劲就给捏死了。当再要抓时，老娘赶忙把鸡篮抢走了。父亲在一边不乐意了，说道：不就抓死个鸡吗，小孩要耍给他耍是了。秋天院子里晒着玉米棒子，西院邻居下地干活了，把和文阳同般大的女孩放在俺家里，叫父母给照看着。文阳拿起玉米棒子就向人家女孩的脑袋砸去，把人家女孩打得哇哇直哭，父亲装作没有看见。更为严重的一次，女孩坐在椅子上，文阳从身后一下把椅子推倒，女孩脸磕在水泥地上，满脸是血。母亲训斥文阳，父亲却在一边说：小孩不知好歹，你吓唬他干啥！可文阳要哭一声，就像扎他的心一样，有时会毫无道理地训斥老娘：是不是你又打了。对于父亲的这种不讲道理，母亲已习以为常了，有时候他在家里找一样东西找不到，也会说：是不是你又拿给你兄弟了？作为儿女，只能认为是父亲的一种黑色幽默，因他也知道，母亲是不会打孙子的，更不会将家里的东西拿给她弟弟。 1995年秋，二哥查出得了不治之症，全家人都瞒着父亲，没叫知道。其实，从父亲的日常行为中，明显感觉到他心里明白。看到他一下子苍老了许多，更加不善言语了。每天早上独自一人站在大街口，看着过往的行人车辆，有时一站就是一二个小时，特别是冬天，寒风瑟瑟，鼻涕冻得有时流到了嘴边。1997年12月27日，与病魔抗争了二年零五个月的二哥，还是被无情地夺去了生命。那天早晨，父亲在二姐的搀扶下，向二哥家走去，去看儿子最后一眼。他脚已迈不动了，老泪纵横：“我儿没命了！我儿没命了！”那哭喊声，撕心裂肺，在场左邻右舍的邻居无不动容。年逾八十的父亲啊，怎能经受得住老来丧子的打击。 二哥去世后，父亲变得更加沉默寡言，而且很少出门了。1998年我们搬到县城居住后，每次回家，他都恋恋不舍。老娘总是把我们送到老远，并一再嘱咐我；没事带孩子多来家，陪你大说说话。 2000年春节除夕，单位放假后急匆匆地往老家赶。每年都是这个样子，单位都要等年三十才放假。回到家再急忙忙地开始做年夜饭，自从结婚后，感觉父母年迈了，每年除夕做好年夜饭，把俺大俺妈叫到桌前围坐在一起，过个团圆年。然后大哥二哥都过来。给大、妈来拜年。这年，俺大仍然坐在走廊下晒着太阳。看到文静文阳回来了显得很高兴，拉着文静的手问这问哪 。这年文静三岁，文阳十岁。 天快要黑了，年夜饭做好了，邻居家已响起了鞭炮声。我过去扶俺大：俺大，饭做好了，进屋吃饭吧。 俺大说：我试着身体不舒服，不过去了，扶我上床吧。这时感觉俺大步履蹒跚 ，腿已迈不动了。 我把老人家扶到床上。把刚煮熟的对虾夹了几个，先端到俺大的床前，把皮给剥了，送到他嘴边，只吃了二只对虾，就说不吃了。 这年除夕大年夜，尽管没有感觉到与往年有啥不同，但总感觉老人家没有坐在桌前，气份显得有些暗淡。正吃饭的时候，大哥过来了，看到俺大没有坐在桌前，喝了二杯酒后就去了老人家的房间，和俺大拉呱去了。 这一夜，村里辞年的鞭炮声依旧是连绵不断。这一夜，俺大却反常于往年，唠叨了一夜。前三百年后五百载，半夜的时候掉下床来，是俺妈费了好大劲才扶上床去，也没舍得叫我。大年初一，多年形成的习惯，请几个嫂子来家坐坐，一年到头，很难有机会坐在一起叙叙亲情。白天，认为天冷，老人家年龄大了，不能起床，也没有在意。初二，天空飘起了雪花，天气格外寒冷。老人家还是没有起床。夜里只听到唠叨了一夜没有停声。初三，因到单位值班，也没能顾得去老人家床前看看。晚上在县城接到家里电话，说父亲不行了，搬到堂屋外间了。赶紧借了辆摩托车赶了回来，到家已是快十一点了。到家后看到父亲已被搬到堂屋了，心情无比的沉重，那种马上要与父亲生死离别的感觉袭上心头。我连叫了几声：大，感觉怎样？父亲神智清醒。我还对大哥说：没事吧？大哥在一边问父亲：大，你怕吗？父亲说：怕也不当，这条路早晚要走。这就是父亲，面对生命尽头，显得很坦然。第二天，大年初四，左邻右舍的邻居听说父亲快不行了，一齐来看望，这时父亲尽管神智清醒，但明显舌头已短了，说话含糊不清。来看望他的人都还认识，东边的三舅姆过来，父亲还说：你家三哥走了六年了吧。到了夜里，父亲已不能言语了，手脚凉得一点温度都没有，我和大哥还有大伯家大哥守着，直到年初六的中午，辛苦了一辈子，八十四岁的老父亲很平静地走了，也算是无疾而终，孩子们都放假，儿孙都围绕在身边。 转眼之间父亲离开我们已二十年了，但总感觉他离去的没有那么久远，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一言一行仍是那么清晰，仍是那么历历在目。在世时候并没有感觉到父亲多么的可亲、可爱与可敬，就像行程中路边的风景一样，匆匆而过，没有过多的关注。日子是那么地平淡，时光像流水一样悄无声息地流淌，孩子在一天天地长大，自己也在整日的忙碌中一天天地消耗着岁月。突然有一天，年迈的父母悴然而去，结束了他们人生的旅途。自己从此也没有了父母的牵挂，结束了做儿子的使命。这时在悲怆中才感觉到，对父母有好多好多的亏欠和遗憾，失去的才感觉到珍贵。这种刺心切肤的痛，无时不在心头缭绕。如果人生可从头在来，一定会倍加珍惜和父母的每时每刻，少一点埋怨，多一点关爱；少一点不满，多一点孝顺。父亲尽管没有给我们子孙留下什么家产，但他们那种吃苦耐劳、勤俭持家、为人正直的精神，是我们后辈永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古人云：“富不过三代穷不过五服。”一个优良家风的传承，才是一个家族久经不衰的传家之宝。 在父亲四十八岁的那年，我来到这个世界。对父亲的印象是他严厉，不善言语，但吃苦耐劳，而且为人正派，疾恶如仇，从不会阿谀逢迎。是那种把爱埋在心里，把看不习惯的事情写在脸上的人。 看到同般大的孩子，他们的父亲不是背着就是抱着，真的好羡慕。终于在一个下雨天的早晨，我肚子突然疼得好像肠子扭在了一起，在地上打着滚地叫唤。父亲背起我就往俺表叔的家里跑，那个表叔是村里的土医生，据说还是神仙。村里谁有个头疼发烧，都去找他，拔个罐下根针，马上就好。我们小的时候，满村里跑，谁家里都去。有一次看他给村里一人拔罐，放在肚脐眼的地方，肠子都吸出来了，吓得我撒腿就往外跑。父亲把我背到他家里，他给把了下脉说，是“起疮”了，下一针就好。他拿出银针，在我肚脐眼周围下了几针，不一会就止疼了，还真的很灵。那时候只要肚子疼多数是“起疮”了，现在也不知医院管“起疮”叫啥病。回家的路上，趴在父亲宽厚的背上，那种幸福的感觉，真好。至今记忆犹新，难以忘怀，这也是父亲在我有记忆中唯一背过我的一次。 亲爱的父亲，你最疼爱的小孙子文阳也已娶妻生子，我也已做爷爷了，如果你在天之灵能够知道，一定会无比地高兴，也一定会保佑全家和孩子平安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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